新兴城市青年团体的对外传播与社会参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团体论文,青年论文,社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31 文献标识码：A
一、理论背景
社会资本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演变而来的，这一概念最早是作为经济学术语出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提到过，指的是与“个人资本”相对的无数个别资本的总和，是“社会总资本”。而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它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研究社会资本问题。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1980年，皮埃尔·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第二，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Coleman，1990：302)。这也是美国社会学界第一次明确使用社会资本概念。
随后，美国学者帕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中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特点，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的行动而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注重研究社会资本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他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北部许多地方政府的表现都比南部城市好。他发现在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的北部城市，市民热衷参与社团和公益事务，社会充满了互信和合作的风气，使得地方政府在政府的稳定、财政预算的制定、法律改革、社会服务的推行、工农业改革等方面都较其他社会资本较低的地区要好。帕特南写道(Putnam，2000：95)：“当哲学家提高声调在谈‘公民参与’和‘民主商议’的时候，我们倾向于想到社区团体和公共生活作为社会参与的高级形式。”
帕特南还将社会交往关系分作(帕特南，2001：203)横向和垂直两种。横向的联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诸如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运动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都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这些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中，此类网络越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与此不同，垂直的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这是因为，一方面信息的垂直流动，常常不如水平流动那么可靠，另一方面，那些支撑互惠规范的惩罚手段，不太可能向上实施。
国内学者燕继荣认为，围绕社会资本的讨论为我们理解和谐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础建设提供了帮助。复杂的个人关系，多重的成员身份，密集的社会网络，广泛的信任关系，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一个团体或整个社会，都是一种潜在的资源。中国社会通常被人们称为“关系社会”，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族观念深厚，缺乏家族以外的一般性社会信任。而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取代“家族”的是“单位”，人们被组织在功能齐全、内部联系强大而又相对封闭的各种“单位”之中，“单位”活动成为人们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的核心。燕继荣分析说，以家族、单位为核心的联系更多的是一种纵向“条状”的强联系。社会资本理论表明，横向联系要比纵向联系更能反应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质量。相对而言，介于家族和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弱联系”，这种横向的社会“弱联系”使处于各种社会网络边界的特异个体能够在群体之间迂回穿梭，并由此而成为新观点和信息的载体。因此要改良中国的社会资本，就要鼓励和发展公民的横向联系。而公民横向联系的纽带就是各种社团组织。因此，民间组织的发展是改善中国社会资本质量的有效途径。民间组织作为社会成员的组织机制和行为规范的供给者以及社会交往的平台，是社会信任与合作的酿造工场，鼓励民间组织的发展就等于投资社会资本。
根据上述理论，本文聚焦于本市新兴城市青年团体①，将他们作为实证的对象，论证此类社团对于社会建设的促进意义。
二、研究对象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对企业制度的改革，伴生出“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趋势，作为社会中最为活跃的分子，青年人当中各式团体辈出。街舞、涂鸦、嘻哈文化、街头篮球、滑板、电子游戏、漫画以及相关的角色扮演、形象设计等属于城市青年的新娱乐文化形式层出不穷。但遗憾的是，研究表明②这些文化形式以及代表这些文化的青年团体表演性倾向浓厚，体现为青年文化的表面化，体现为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疏远，体现为青年文化的非社会指向性，以表演性为主导的青年文化和青年团体带有情感宣泄的味道——“我表演给你(主流文化)看”。如今，在街头运动、动漫、COSPLAY依然吸引着低年龄段青年为主体的群体时，近年来③正在加速兴起成长的，以25岁到40岁之间的职业白领、自由职业者、中小私营企业主等为主体人群④，以交友、车友会、户外运动、特色文化、社会公益⑤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城市青年团体，已经越来越展现出区别于此前青年团体的特征，而积极的社会参与性就是一项显著的差别。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传统体制之外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广泛出现，这些组织也是青年人就业的集中领域，职业青年、创业青年聚集。脱离了原来的功能齐备但又天地狭小的“单位”，在个人走向社会以后，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参与社会的渠道，打破围绕在身边的以“邻里不往来”、关系疏离为特征的城市人际关系的坚硬外壳，寻找到志同道合者，寻找到归属。而新兴城市青年团体无疑是青年参与社会的一条崭新途径，这些团体也因为青年中存在的这种需求而得到快速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研究新兴城市青年团体的对外传播和社会参与，就是研究新的社会条件下青年参与社会的重要方式及其特征，这也是本次研究的意义所在。
本次调研，从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⑥掌握有信息的，在全市范围内具有较大规模、较大影响力的200多个青年民间团体中，按照交友类、车友类、户外运动类、特色文化类、公益类等五个目前新兴城市青年团体主要分布领域，每个类别随机挑选一定数量团体，五个类别共20个团体，通过对团体负责人进行电话访谈的形式开展调研，了解团体向社会公开展示形象、传播自身理念的意愿，调查团体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情况。
三、对外传播与社会参与
普遍重视外界对团体的评价。接受调研的20家青年民间团体在“是否重视外界对团体的评价”问题上，全部选择重视外界的评价。和此前的城市青年团体注重自我表演宣泄，疏离于主流文化相反，新兴城市青年团体重视自身在主流社会中的形象，希望得到来自社会的正面良好的评价和认可。
利用媒体积极拓展社会影响。在“一般以何种方式提高团体的社会影响力”问题上，绝大多数团体回答：“以组织团体活动并通过媒体报道，以及团体自己网站的宣传，这两种主要方式提高团体的知名度”。通过调研发现，这些团体的活动新颖时尚、比较符合媒体的新闻选择标准，比如“黑暗派对”、“枕头大战”等交友形式，比如“户外旅行时多背一公斤书籍给贫困地区的孩子”等公益形式，往往能够获得媒体的报道，一些具有创意的活动甚至能够引起媒体争相前来，广泛报道。在“团体活动有否被媒体报道”问题上，20家团体都选择“有”，其中16家团体有专门负责对外宣传或接待媒体的人员，15家团体开展活动时主动邀请过媒体记者前来采访，体现出强烈的主动扩大自身社会影响的意愿。
重视社会公益。除专门从事公益的青年团体以外，接受此次调研的其他团体，也全部组织或参加过社会公益类活动，而且不少团体参与公益活动的次数、频率都不低，有的团体其性质虽然不是以从事公益活动为主，但在交友、聚会、户外运动等主题活动之外，也有自己长期固定的公益项目。比如山魂户外(一个由户外运动爱好者自发组成的青年团体)长期在上海郊区从事民工子弟小学助学活动，逐渐衍生出“山魂公益”项目，并且聘请了专职人员，处理与公益事项相关的日常事务(公益活动筹备、公益资金管理等)。调研发现，目前许多专门从事公益的青年团体，其创始人和骨干大部分都是来自户外运动俱乐部、车友会、背包旅行爱好者团体，他们在户外运动、自驾游、背包旅游中结识，志同道合，都热衷社会公益，于是组成团队衍生出新的公益类团体。此外，在20个团体中，有18个团体与政府部门、共青团组织或者青联、专业协会等就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开展过合作。
注重自身资源的社会化、市场化运用。在“团体有没有利用过集体的力量让成员享受优惠服务，比如团购享受折扣”一项上，有14家团体表示“有”，比较典型的事例如车友会组织成员团购车险等，说明这些团体已经有意识地运用集体力量，在社会上为团体成员赢取利益。另外，有13家团体已经或者有计划运用自身在青年时尚文化领域的特色资源，进行商业开发，通过市场化经营，获取利润，促进团体进一步发展。调研中了解到，不少团体采用“俱乐部营造氛围吸引人气，注册实体公司负责商业开发运营”的模式，典型的如户外运动俱乐部，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对应的户外用品店，俱乐部组织活动，聚集人气，户外用品店经营获利(俱乐部会员比一般顾客享受更多优惠)。这一调研结果说明，这些新兴青年团体，在表达文化、生活方式的兴趣和态度之外，还具有较高的经济意识、经营意识，许多团体负责人都认为，青年时尚文化具有良好的产业化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的四个方面，可以看出近年来兴起的新兴城市青年团体具有显著的社会参与特性。同时，新兴城市青年团体在重大社会事件中的表现，也进一步印证了其积极参与社会的特征。例如2008年“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之后，上海的70余家新兴城市青年团体在共青团上海市委号召组织下，共同发起“心系家园”——上海青年民间组织联合行动，其中8个组织的200余人赶赴灾区一线，直接参与抗震救灾；在灾后重建中，12个组织在四川有自己的长期援助项目。在迎接上海世博会过程中，上海30余家车友会参加了由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发起的“小志在行动”文明行车宣传活动，三万多名私家车主承诺文明驾车。为了向国内外更好地宣传上海世博会，30余家车友会还联合组织起436辆私家车，在位于嘉定区的上海国际赛车场经统一调度后拼出上海世博会LOGO，创造基尼斯纪录。不少其他新兴城市青年团体也结合自身特点，设计了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项目，例如上海音速青年服务中心(一个青年军事爱好者团体)成立了世博应急支援服务队，作为民间应急补充力量接受官方的统一管理和调度。“多背一公斤”(一个以“户外+公益”为主题的青年团体)、“高远户外”等团体，开展了“世博及天涯”活动，其成员在旅行途中一路分发上海世博会宣传材料，邀请大家2010年来上海做客。通过参与重大社会事件，新兴城市青年团体在提供服务同时，也很好地抓住契机展示自身形象，获得了官方和社会的认可。
四、团体成员与社会参与
通过访谈以及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调研，可以勾勒出接受调研的新兴城市青年团体成员的大致范围：职业白领、中小私营业主、自由职业者是主力，此外还有不少的公务员、教师以及少量的大学生。主要成员的人群分布特征，应该是决定这些团体社会参与特性的主要原因。
职业白领、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人群享受到经济改革、社会更加开放与包容，而且社会保持稳定的好处。作为改革的受益者，思想意识形态上基本与主流一致。同时，作为新兴社会阶层，他们也有比较强烈的向社会展示自己，传播本阶层生活文化观念的意愿。调研中，“爱玩，但要玩得健康，玩得有意义”是接受访谈的团体领袖或者骨干们普遍传递出的一种观念。与此前宣泄性强烈，专注于自我价值观念的“表演”，有意疏离主流文化的城市青年团体不同，他们广泛地介入社会，重视外部评价，懂得利用大众传媒，不排斥与官方合作，在积极作为中展示新兴城市青年群体的形象。
调研发现，新兴城市青年团体中，被认为是传统领域人群的公务员和教师数量也占据了一定数量。可以说，正是因为新兴城市青年团体在价值观上与主流的一致性，使得他们具有吸纳公务员、教师等传统领域人群的基础。同时，又因为新兴城市青年团体组织形式、活动形式上的新颖活泼，使得他们吸引到为数不少的公务员、教师参加成为现实。
从年龄段来看，新兴城市青年团体的成员主要在25岁至40岁之间，教育背景好，拥有较高的知识文化素养，经济基础较好，具备良好的社会经验。同时，职业白领、中小私营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人群作为社会新兴阶层，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又具有明显的追求新颖讲究创造的要求，在行动上乐意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因此，与此前以表演、宣泄为主的城市青年时尚文化和城市青年团体相比，新兴城市青年团体对社会主流的影响也将更为有力。一个例子是，国内销量名列前茅的华润雪花啤酒在近年来的重大有奖促销活动中，奖品不再是传统的笔记本电脑或者出国旅游之类，而是与科学家以及Discovery摄制组一起，探险我国的边境线。该项促销活动有明显迎合新兴城市青年时尚文化及其群体的印记。而从官方的处理态度看，针对新兴城市青年团体蓬勃发展、积极参与社会的态势，共青团上海市委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下积极探索，从2005年起创办了“上海青年风尚节”这一品牌活动，成为官方许可的供此类团体集中展示的舞台，一年一度的青年风尚节，都有来自市精神文明办、民政、团委等系统的负责人到场祝贺、参观。此外，2006年，经民政部门登记许可，共青团上海市委注册成立民办非赢利机构“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期望对这部分传统体制之外的青年力量实现有效引导，并为其健康发展提供服务。
五、参与社会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在接受调研访谈的20家团体中，除3家团体成功地在民政局注册成为正式社团，其他4个团体采用工商注册成为公司，其余接受调研的13个团体，若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均不具备合法身份。13个团体中，12个团体表达了能够注册成为合法社团的愿望。目前青年民间团体要注册成正式社团，政策门槛很高，包括固定的场地、专职的人员，以及具备相当行政级别的主管单位。身份问题已经成为阻碍这些团体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社会活动的根本性制约。从本市来看，共青团上海市委成立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通过该机构对这些团体授信支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但根本性的政策制约依旧存在。部分注册成为公司的团体，也并非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组织，而是为了有合法身份，便于开展活动，不得以而采取的曲线措施。
和政府部门、共青团、专业协会等机构合作，是被调研的青年团体参与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因为这一形式不仅可以借用正式机构名义克服自身身份问题，广泛利用正式机构的资源（政策、资金、行政权等），更是让政府或具有官方色彩的机构快速了解自己、认可自己的最为直接的途径，这种认可对于团体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个团体中，3家团体表示与官方及具有官方色彩机构合作时比较愉快，有问题也都能克服。另外2家团体表示没有与上述机构深入合作的经历。其余15家团体，6家团体认为“双方的价值观差异会对合作造成负面效果”；10家团体表示“双方工作方式不同，会对合作产生不利影响”；10家团体觉得“合作时自身过多失去独立性”。比较典型的意见是“官方机构还是显得过于强势，工作方式往往会扼杀团体的自主性和积极性。⑦此外，20家团体中，有5家表示对国家在社团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甚了解，这对于他们参与社会开展活动，是个大的隐患。
调研访谈中还有事例显示，一些依托居民区业主论坛（网站）形成的青年团体，随着业主论坛在居民区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参与社区事务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微观但复杂的社区治理结构中，作为新兴的力量，往往遭受阻力，并因为民间团体的身份，缺乏制度的支持和保障，团体领袖个人遭受巨大的攻击，团体的活动空间被打压，而团体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和可以请求支持救济的渠道。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职业白领等新兴城市青年群体数量迅速增加，这是新兴城市青年团体登上时代舞台的阶层基础。在从“单位人”走向“社会人”过程中，为克服城市里个人原子化趋势衍生出的青年交流、交友需求，直接生发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兴青年团体，并成为“单位人”转向“社会人”过程中，帮助青年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形式。而团体成员的群体特征决定了其积极的社会参与性。同时，日益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社会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大，国家对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协助社会管理的日益重视，都为这些团体参与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然而，也要看到，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这些团体参与社会的外部环境还并不理想，既有政策限制，也有在与官方合作时遭遇的“强势”——官方部门往往把这些团体当作管理的对象而非合作的伙伴。政府部门或具有官方色彩的机构在与新兴城市青年团体交往中，需要进一步转变理念、转变工作形式，主动适应新的工作对象。
注释：
①指进入新世纪以后成立的，成员以职业白领、中小私营企业主等群体为主，由青年自主发起、自我管理的城市青年团体.
②何朝银.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表演性倾向[J].兰州学刊，2004(3).
③根据共青团上海市委2006年对沪上30家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新兴城市青年团体的调查显示，其中90％成立于2001年以后.
④⑤据共青团上海市委2006年《关于上海青年民间组织的现状调研》报告.
⑥共青团上海市委下属机构，系全市首个带有官方色彩的专门服务于青年民间团体的组织.
⑦(相关问题设置为可多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