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三省长官皆宰相——《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宰相论文,门下论文,长官论文,唐代论文,三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刊载了《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一文，主要论点谓尚书省长官从唐初起就不是宰相。在此文的开端，就说史学界流行着“三省制”这种说法不对：“即所谓：唐承隋制，三省长官并为宰相，中书草诏，门下封驳，尚书执行。却全然不顾唐代尚书省长官已退出宰相行列的史实。”接着，在此文第一部分的开始就说：“披阅史籍，唐代宰相三省制的说法不见于唐人的史著，肇端于宋人欧阳修所编《新唐书·百官志》。”于是就节录了《新唐书》卷46《百官一》中论宰相之职的一段，大加批判，并下结论说：“原来唐朝并不实行宰相三省制，尚书省自唐初便被削夺了宰相机构的职能。”此文的第二部分又说：“入唐以后，几乎是在尚书令被虚废的同时，左右仆射也失去了昔日当然宰相的资格，其标志就是仆射必须加衔方可行施宰相职权，否则只是‘总领六部庶务，不关军国机务’的‘省务官’。……左、右仆射加衔为相始于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当时由于李世民亲任尚书令，裴寂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知政事作为加衔始于此时。贞观以后，左右仆射加衔为相成为定制，终唐未变。”从上引各段，就可看到此文提出了不少问题，主要有：1.唐代尚书省长官已退出宰相行列；2.唐代三省长官是宰相不见于唐人史籍，是宋人欧阳修提出来的；3.唐代尚书令被虚废的同时，左右仆射也失去了昔日当然宰相的资格；4.左右仆射加衔方为宰相，始于武德元年六月裴寂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以后仆射加衔为相成为定制。此外，还有什么唐代宰相“二省制”、“三省制”和“三公制”、“两府制”等，就不多赘。兹就以上所举的四点略予讨论，而先从第四点谈起。
第四点谓唐代仆射加衔开始于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新唐书》卷1《高祖纪》确实记载着武德元年“六月甲戌，赵国公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同书卷61《宰相表上》及《唐会要》卷51，也都记载着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可是，《旧唐书》卷1《高祖纪》却无“知政事”三字，其文如下：“六月甲戌，太宗为尚书令，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相国府司马刘文静为纳言，隋民部尚书萧、相国府司录窦威并为内史令。”（《册府元龟》卷72亦无加衔）此处纳言以后改为侍中，内史令改为中书令。李渊于武德元年五月称帝，六月甲戌即任命以上诸人为宰相，其顺序为尚书令、尚书右仆射、纳言、内史令，而仆射下没有“知政事”这样的加衔。不仅《旧唐书·高祖纪》没有加衔的记载，旧、新《唐书》的《裴寂传》也都只载“拜尚书右仆射”，没有“知政事”这个加衔。我国纪传体史书经常是纪载其纲，传详其事，而两《唐书》的《裴寂传》均无“知政事”这一加衔，这就很可怀疑了。
不仅如此，再看武德六年（623年）以后和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逝世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任命尚书仆射时均无“知政事”这个加衔，试列举如下：1.武德六年（623年）四月：以尚书右仆射魏国公裴寂为左仆射，中书令宋国公萧为右仆射。2.武德九年（626年）七月：萧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3.贞观元年（627年）六月：萧为尚书左仆射。七月，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右仆射。4.贞观三年（629年）二月：中书令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兵部尚书检校侍中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5.贞观四年（630年）八月：兵部尚书李靖为尚书右仆射。6.贞观十年（636年）六月：中书令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7.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吏部尚书高士廉为尚书右仆射。8.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九月：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武德、贞观时八次任命仆射，皆不加“知政事”，唯第八次加“同中书门下三品”。
试再看《唐大诏令集》所收武德、贞观时任命尚书仆射的制书，如此书卷44《命相一》所载《裴寂萧左右仆射制》、《长孙无忌右仆射制》、《房玄龄杜如晦左右仆射制》、《李靖右仆射制》、《温彦博右仆射制》、《高士廉左仆射制》等，也都没有“知政事”的加衔。
从上所列举史籍来看，认为唐代仆射加衔“知政事”方可行施相权开始于武德元年，是不符合史实的。一则史书记载不一致，即使《新唐书》的纪和传也不相同，纪有加衔而传则无。再则仆射加衔“知政事”即使在武德元年确有其事，但仅此一次，空前绝后，又如何能说唐代仆射加衔“知政事”开始于武德元年呢？因为自武德元年以后到唐太宗去世以前，在30年左右的时间中，任命仆射既无“知政事”的加衔，更无其他的加衔，已具见于上举记载了。
那么，为什么武德元年任命裴寂为右仆射时会有“知政事”的加衔呢？这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如作推测，可能是衍文；也可能同时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右仆射，仆射本为令之副，令即宰相，副手加上“知政事”明其也是宰相，这系由于令、仆同时任命之故。以后尚书令虚悬其名而不实授，仆射即为尚书省长官，故不用加衔即为当然宰相了。这正如《通典》卷22《仆射》条下所言：“大唐左、右二仆射，因前代，本副尚书令。自尚书令废阙，二仆射则为宰相。故唐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洞开耳目，访求才贤，是为宰相弘益之道。……”这是唐人杜佑的著作，他明确说明尚书令废阙时，“二仆射则为宰相”。唐太宗也对房、杜二人说明二人既为仆射，应弘益宰相之道。再如唐人吴兢所著《贞观政要》卷2，记载贞观三年，拜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论者称为良相焉”。同书同卷又载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与房玄龄共掌朝政”，“时称房杜焉”。房、杜任左、右仆射，皆无“知政事”的加衔，更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加衔，而上自唐太宗，下至唐朝大臣和史官，皆确认他们为宰相。所以，认为自唐武德元年起，亦即唐朝一开始，尚书仆射必须加衔“知政事”，方可行施宰相职权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不符合史实的。因为自武德元年以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逝世以前，30年间，任命的尚书仆射皆无加衔，而这些仆射皆为宰相，履行着宰相的职责。
贞观二十三年九月，高宗继立后，任命李斀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此后仆射必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加衔,成为定制,才是宰相.但如《通典》卷22《仆射》条所言：“然为仆射者，亦无不加焉。”直到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尚书左、右仆射一直为宰相之职。
第四点既经阐明，就上推到第三点，亦即尚书令被虚废的同时，尚书左右仆射也失去了昔日当然宰相的资格，这一说法也不对。在讨论第四点时，已引了唐人杜佑《通典》卷22的记载，即唐自“尚书令废阙，二仆射则为宰相”。此即可证尚书令虚废时，仆射就是宰相，而不是失去了当然宰相的资格。
对此，还可略加申述。首先说明尚书令的虚废。武德时，如《旧唐书》卷43《职官二》所载，尚书令一员，“正二品，武德中，太宗为之，自是阙而不置”。直到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如《新唐书》卷46《百官一》所载，“废尚书令”。是则从武德时唐太宗李世民任尚书令以后，尚书令有官名而不实授，即虚存官称四十年左右，到龙朔时才废此官（按《通典》卷22作龙朔三年“制废尚书令”）。不过，尚书令并未完全废止。如宝应元年（762年），代宗继立后，曾封皇子雍王李适为尚书令；广德二年（764年），又曾封郭子仪为尚书令，子仪上表，以太宗在藩邸曾任此职，皇太子李适为雍王时亦曾任之，故坚持不受。代宗两次任命尚书令，可说是龙朔时虽废此职而未绝。但此时尚书仆射早已不是宰相之职。而自武德时唐太宗曾任尚书令后此职虚悬，及龙朔时废去尚书令后，担任尚书仆射者，皆为宰相之职，直至武则天末年，都是这样，诸史所载略同。
只是以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去世为界线，在此前者，不必加衔即是宰相，已见上述。在此后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如上引《通典》卷22所言，凡为仆射者，没有不加此衔的。而到开元时，“则罕有加者”，即到开元时，尚书仆射不是宰相之职，已成定局了。
太宗死后，高宗以来，尚书仆射加同中书门下者，如《旧唐书》卷4《高宗纪》永徽二年（651年）八月，“侍中、燕国公于志宁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兼刑部尚书、北平县公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犹不入衔”。“犹不入衔”则说明尚书仆射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还未成正式制度，成为正式的定制还在此后。附说一下，史籍记载上还有些特殊情况，如《新唐书·宰相表上》载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八月庚子，文瓘为侍中，处俊为中书令，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仁轨为尚书左仆射，至德为右仆射。”检阅《旧唐书·高宗纪下》及《册府元龟》卷72，可知刘仁轨为左仆射下，误脱“同中书门下三品”，因此二书皆有此加衔。至于侍中、中书令之下，反而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当非误载，《新唐书·则天皇后纪》也载有“裴炎为中书令，刘齐贤为侍中，同中书门下三品”。侍中为门下省长官，中书令为中书省长官，二者皆为正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者，即同于侍中、中书令三品的宰相。既已为侍中、中书令，而还要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真有点荒唐。故《唐会要》卷51《名称》引苏氏驳曰：“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创有此号。原夫立号之意，以侍中、中书令是中书、门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及望杂不等，故立此号，与之同等也。勣至二十三年七月，迁开府仪同三司，八（？九）月，又改尚书左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且开府是从一品，仆射是从二品，又令同者，岂不与立号之意乖乎！……永隆二年（681年，即开耀元年）闰七月，崔知温、薛元超除中书令，并云同中书门下三品（案两《唐书·高宗纪》无此加衔），又大乖也。”大概在高宗、武则天时，政府机构和官员名号多所变化，至此差池，亦无可知。高宗继立以来，侍中、中书令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屋上架屋的怪事，而尚书仆射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则为经常之制。尚书仆射在太宗死前不另加衔就是宰相，高宗立后仆射加衔同中书门下三品也必然为宰相，所谓尚书令虚废的同时，尚书仆射也就失去了当然宰相的资格，这种说法违背了当时的史实。
唐代三省长官是宰相这个论点，系宋人欧阳修提出的，不见于唐人史籍，这一说法亦不对。不妨先引证于史籍。《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所引欧阳修《新唐书》卷46《百官一》中的一段如下：“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这段记载为欧阳修所开始提出的吗？《旧唐书》卷43《职官二》记载唐初置尚书令一员，因武德中“太宗为之，自是阙而不置”。同书同卷中书省下还有一段说：“武德、贞观故事，以尚书省左右仆射各一人及侍中、中书令各二人，为知政事官。其时以他官预议国政者，云与宰相参议朝政，或云平章国计，或云专典机密，或参议政事。贞观十七年（643年），李勣为太子詹事，特诏同知政事，始谓同中书门下三品。自是仆射常带此称（案在贞观二十三年太宗死后，仆射方带此称）。自余非两省长官预知政事者，亦皆以此为名。……自天后以后，两省长官及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平章事。为宰相。其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者，但厘尚书省而已。”唐初设尚书令，前引《旧唐书……高祖纪》载明李渊称帝后的武德元年六月，即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后改为侍中），萧瑀为内史令（后改为尚书令），是唐初三省长官即为宰相，并非欧阳修的创造，而是如实的记载。
接着再比较上引两《唐书》的记载，即自太宗曾任尚书令后，尚书仆射与侍中、中书令并为宰相，或云知政事，两者所记相同，亦非《新唐书·百官一》的创造。其下新书的志说因仆射及侍中、中书令品位高崇，不轻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而旧书的志文说，以他官参预国政的，或云参议朝政，或云平章国计，或云专典机密等，这就是以他官知政事者假以这些名号，使居宰相之职，此两志文正可互相印证。这一点，在上引《新唐书·百官一》一段下，就有直接的说明。不过为避免疑虑，就另引比《新唐书》早的《唐会要》卷51《名称》的一段如下：“武德元年六月，裴寂除尚书左（？右）仆射知政事。贞观元年（627年）九月，御史大夫杜淹除参议朝政。三年（629年）二月，魏征除秘书监、参议朝政。四年（630年）二月，萧瑀除御史大夫，与宰相参议朝政。戴胄除民部尚书，与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同平章国计。七年（633年）十二月，岑文本兼中书侍郎、专典机密。八年（634年）十一月，诏李靖加特进，患若小瘳，每三日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九年（635年）十一月，萧瑀特进、参议政事。十月六日，魏征改特进、知门下省事，朝章国典，参议得失。十三年（639年）十一月，刘洎除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十七年（643年）正月，李勣除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些就是以他官而假以参议朝政、专典机密、参议政事、参知政事、平章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而居宰相之职的。文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即贞观四年下，戴胄任民部尚书，“与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同平章国计”，这里列举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民部尚书戴胄与此三者平章国计，则是此时三省长官皆为宰相的又一明确证据，并无模糊不清之处。又上引旧书志文之末，言及武则天以后，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者，即非宰相。即唐代仆射为宰相，始于武德元年，止于则天死后，下面还要谈到。
《旧唐书》修成于五代后晋时，《唐会要》一节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正月进上，此两书早于《新唐书》百年或百余年。且《旧唐书》多据唐人所修唐史，长庆以前，叙事详瞻有典则。王溥所修《唐会要》，实据唐人苏冕苏弁兄弟所撰《会要》40卷、杨绍复《续会要》40卷，他本人又采宣宗以后事，修成共100卷的《唐会要》。故此两书多存唐人文笔。不过，还非唐人所编著的书，再就唐人著作谈谈。
前面讨论第四点时，已引唐人杜佑《通典·仆射》条所载：“大唐左右二仆射，因隋代，本副尚书令，自尚书令废阙，二仆射则为宰相。”这里唐人已载明自尚书令废阙时，尚书仆射就是宰相。同上书卷21《宰相》条下说：“大唐侍中、中书令是真宰相”，文下自注云：“尚书左右仆射亦尝为宰相。”杜佑《通典》修成了于唐贞元时，此时尚书仆射早已不是宰相，但杜佑在写《仆射》时，用正文叙明其曾为宰相；在写《宰相》时，用注文注明仆射曾为宰相。
再看玄宗时所修《唐六典》，经过张说、张九龄、李林甫等人负责主持，由毋煚、陆善经、苑咸等多人经手修成，于开元二十七年《大唐新语》作二十六年（738年），《唐会要》作二十七年（739年）进上。此书卷1《尚书都省》条下说：“尚书左丞相一人、右丞相一人，并从二品。”“左右丞相，本左右仆射也。……开元初，改为左右丞相。”“左右丞相掌总领六官，纪纲百揆，以贰令之职，令阙，则专统焉。”“初亦宰相之职也，开元中，张说兼之，罢知政犹为丞相。自此以后，遂不知国政。”修《唐六典》时，尚书仆射已于开元初年改称左右丞相，不复知政事，而《唐六典》仍写明左右仆射“初亦宰相之职也”，只是到开元初才不知政事。
反对唐朝三省长官就是宰相的论者，关键就是反对尚书左右仆射曾为宰相，所以提出宰相“二省制”以反对“三省制”。只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尚书二仆射确曾为宰相，那么，唐初三省长官并为宰相这一史实就是不可动摇的，当然也就不是宋人欧阳修所肇端、所创造出的。
如上所论列，五代到宋朝刚建立初所写的《旧唐书》、《唐会要》，皆载明唐朝时三省长官曾并为宰相，此两书早于《新唐书》百年左右，足见唐三省长官曾为宰相不是欧阳修所捏造的。特别是唐人著作《唐六典》、《通典》，皆成书于仆射已非宰相之职时，仍写明仆射曾是宰相之职，如实纪载史事，则更可证明唐朝三省长官曾并为宰相，绝非欧阳修所凭空捏造的。
我们从第四点逐步上推，阐明尚书仆射必须加衔方为宰相，并非始于武德元年六月；尚书令虚废时，左右仆射并没有失去当然宰相的资格；唐朝三省长官就是宰相绝非宋人欧阳修所创说，早见于《通典》、《旧唐书》等记载。至此，则第一点“唐代尚书省长官已退出宰相行列”的说法，可以不攻自破。因为大量史实记载，证明尚书二仆射在唐朝前期八九十年间，一直担任着宰相之职。这里不妨再举两例。《唐会要》卷57《左右仆射》条说：“尚书左右仆射，自武德至长安四年以前（618～704年），并是正宰相。初，豆卢钦望自开府仪同三司拜左仆射，既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数日后，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至景云二年（711年）十月，韦安石除左仆射、东都留守，不带同三品。自是空除仆射，不是宰相，遂为故事。”宋钱易于真宗时所成《南部新书》卷甲说：“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尚书左右仆射并是正宰相。初，豆卢钦望拜左仆射，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朝政，数日后，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至景云二年，韦安石除仆射，不带同三品。自后空除仆射，不是宰相，遂为故事。”两书所记唐朝仆射为宰相事，只是字句略有差异，而内容大致相同。两书皆言自武德至长安末年八十多年间，唐朝左右仆射并是正宰相。至豆卢钦望拜左仆射而未加同三品衔，即不敢参议朝政，说明仆射为宰相之职已经动摇，因为《通典》曾说过，自贞观末仆射加同三品方为宰相，“然为仆射者，亦无不加焉”。而至此竟有未加的情况出现，反映仆射未必即为宰相，数日后虽追加衔头，但已可看出其不稳定性，这是神龙元年（705年）之事。及至睿宗景云二年（711年），韦安石为尚书左仆射、东都留守，不带同三品。至此，尚书仆射为宰相之职才告终止。不过，前曾引《唐六典》，谓张说罢为尚书丞相（即仆射改称），自此而仆射就不知国政。原来开元初仆射改称丞相时，空头仆射就不知政事，改称丞相而实非丞相，当时就是这样名不副实的。《通典》卷22也说到“开元以来，始有单为仆射不兼宰相者”。景云二年（711年）到开元元年（713年），中间只隔一年。故《唐会要·左右仆射》及《南部新书》卷甲所言，自景云二年后，“空除仆射，不是宰相”，还是符合史实的。
总之，自武德元年起，尚书令和尚书仆射皆为宰相。以后尚书令废阙不置，尚书二仆射一直为宰相之职，只是唐太宗逝世之前仆射不须加衔，高宗继立后仆射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平章事，方为宰相，然亦没有不加衔的。故自武德至长安末，尚书仆射并是正宰相。至神龙元年，出现了不加衔之事，至景云二年，不加衔的仆射不是宰相，成为定例。从此，唐代尚书仆射才非宰相之职。此前，特别是自武德元年至长安四年的八十多年中，仆射皆为宰相之职。认为“唐代尚书省长官已退出宰相行列”，才是“全然不顾史实”的错误说法。
《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又说大历二年（767年），将中书令、侍中从正三品提升到正二品，这是“在法令上确认了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的最新架构”；尚书二仆射仍为从二品，“成为二省之下的行政部门的长官，而不是宰相之职”。这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已知，自长安四年后就有仆射不加同三品衔的，尤其在景云二年后，只任尚书仆射者即不是宰相，格局已定，又何必等到半个多世纪后的大历二年！侍中、中书令的提高品级，是提高这两者的威望，与仆射不是宰相无关。再者，既言“唐朝尚书省长官已退出宰相行列”，又说到大历二年尚书仆射才“不是宰相之职”，另一处又说“唐初九十年间，左右仆射加衔为相的惯例”等，这些都是该文自相矛盾的地方。
如果这样表述：武德元年后到唐太宗去世，尚书仆射不加衔即为宰相。高宗继位后到武则天去世，仆射须加同三品等衔方为宰相，然没有不加衔的，这是将三省长官以外官员加衔为相之法用到尚书仆射身上，使仆射仍为宰相之职。及至神龙、景云时，仆射有不加衔者即不能履行相职，终至于空头仆射即非宰相。唐朝尚书仆射是这样逐步被排出宰相之列的。也许这是比较符合史实的说法。
以上只是从《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一文所提唐代尚书省长官已经退出宰相行列、唐代三省长官皆宰相是宋人欧阳修的创说、唐代尚书令废阙的同时尚书仆射即失去当然宰相的资格、仆射加衔为相始于武德元年六月等四点，略予讨论，不同意这些说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如上。此外，对这篇文章中的提法，也有若干疑问，这里只简略提出几点谈谈。
一、此文一开始就提出中国史上有所谓“宰相集体制”，并说这是“封建政治制度史的一个基本特征”，于是列举了秦汉有三公制，隋有三省制、宋有两府制，并论证唐为两省制。检阅史籍，秦朝从秦始皇到秦二世，经常只有宰相一二人。如始皇初为秦王时，吕不韦为相国。攻灭嫪灭毒时，有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时,只见丞相绾.秦始皇晚年及二世继位时,有丞相冯去疾、丞相李斯。及二世杀李斯、去疾自杀后，又只有丞相赵高。汉高祖时只有丞相萧何一人。惠帝初亦只萧何一人，何死而曹参继任，亦只一人，参死后才用王陵、陈平二人为相。吕后时亦用左右二相，但文帝初又改变二相为一相，历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到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都只高设丞相一人。绥和元年始以三公皆为宰相， 时已近西汉末年了。后汉时虽地云以三公为宰相，但如《通典》卷22《尚书令》条下所言，“三公但受成事而已”，而尚书令“总领纲纪，无所不统”。那么。所谓“宰相集体制”下的秦汉三公制又是什么宰相集体呢？至于宋朝的两府，指宰相所在的中书省和枢密使所在的枢密院，枢密使并非宰相，这怎么是“宰相集体制的两府制呢？
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权与相权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相权在皇权指挥下行使权力，但相权有时又会侵蚀皇权，故每当相权膨胀时，皇帝即设法削弱之，或虚悬相名，而以他官行宰相事；或同时用较多人为相，或另设机构名目，以分相权。如果设置宰相集体制，岂非皇帝自己替自己树立强大的对手吗！
二、此文对历史文献的解释说明，不少是凭己意作随意的解说，而非原文本意。兹略举数例。其一，此文第一部分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74的一段，据以说明王鸣盛对欧阳修《新唐书·职官一》所载唐三省长官皆为宰相之说提出怀疑。阅王原文，没有此意。并且，王氏在《十七史商榷》卷81《宰相位号》一段中，还明白指明新志这段说法很明确，略引于下：“宰相之职，自汉以来，位号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云云。此段剖断宰相之职与名，颇为明析。其谓仆射与侍中、中书令为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轻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此说初唐制也。”足见王鸣盛对欧阳修这段记载的肯定，没有怀疑之处，更谈不上什么“越谈越乱”。
其二，此文有大段谈政事堂者，撇开政事堂出现时间不谈，而说政事堂“实际上是‘宰相三省’制破坏以后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适应‘宰相二省制’格局的附生制度”，主要是中书、门下“二省议政的联席会议”，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则更为明确。这些都是此文的推测或主观意见。请先看一下《全唐文》卷316李华《中书政事堂记》的一段话：“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起复授司空，房玄龄起复授左仆射，魏征授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李文谓政事堂起于武德时，以他官参议政事者皆可参加政事堂议政，包括贞观时未加衔的仆射在内，所以名为政事堂；何尝主要是中书、门下二省的联席会议！至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时，这时空头仆射已非宰相，尚书省长官退出了宰相行列，才能成此改变的。主张唐朝“宰相二省制”的作者，并非未见李华文章和不知张说改名时情况，可能为了自圆其说，故作如是之论吧！
其三，对韩愈文的片面解释。此文为了说明宰相权“不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而是所谓的出纳王命”，于是引韩愈文“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接着就说宰相一旦“被赋予了‘佐定政令’的使命，它便参预了君权的运行”，相权只是君权的附庸，只是佐天子发号令。可是，宰相是臣，韩愈同时说到臣是“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此文于此却闭口不言，其用意很明显，即否定宰相有行政或执行权力，从而确立其行政机构尚书省的长官仆射不是宰相的论点。但宰相既是臣，便应有“行君之令”的职责。两省制论者却只利用韩文“君者出令”上一句，却撇开“臣者行君之令”下一句，合于己意者利用之，不合己意者阉割之。
其四，此文论避讳一段，尤其是很随意的解释。中国史上经常有避讳之事，如此文中言子避父讳，臣避君讳。李贺父名晋肃，时人认为李贺不得举进士，因晋、进同音，有时且同义，肃、士发音同而音近，子应避父名讳。而此文引申说：“李渊既已做过尚书令，李世民作为儿子就该依礼避让，事实上他继任了父亲曾担任过的尚书令，岂不有悖礼制？”这一引申就离了谱。李渊名渊，“渊”字与“尚书令”三字，无论形、声、义皆无同者，尚书令三字无一字是李渊之名或字，儿子李世民为什么要避之。而且按中国史上的记载，子孙能继父祖之业或继任父祖官职，被视为荣耀之事。如西汉石奋，官至二千石，其四子亦皆官至二千石，汉景帝因呼石奋为万石君，世以为荣。又如西汉韦贤官至宰相，其子韦玄成袭父爵，官亦至宰相，当世也以为荣。就以唐朝事来说，张嘉贞、张延赏、张弘靖祖孙三代相继为宰相，时人呼其家为“三相张家”。可见对避讳作随意的解说，只能闹出笑话，而远离原意。
责任编辑注：《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一文载于本专题1996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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