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文坛“楚风”之崛起及其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万历论文,背景论文,楚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2)03-32-06
一
如今人们在探讨晚明以“性灵”为标志的文学新思潮时，似乎已经不太关注它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以某种地域文学的面目出现，而在当时文坛及稍后的文学批评中，关于这一现象是颇为引人瞩目的。范景文曰：
往者代生数人，相继以起，其议如波，……今则各在户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拟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彼此纷嚣，莫辨谁是。[1]
清叶燮在总结明代后期文学风尚之嬗变时更详加评议说：
五十年前，诗家群宗嘉隆七子之学，其学五古必汉、魏，七古及诸体必盛唐。……故百年之间，守其高曾，不敢改物，熟调肤辞，陈陈相因，而求一轶群之步，甀甔之材，盖未遇矣。于是楚风惩其弊，起而矫之。抹倒体裁、声调、气象、格力诸说，独辟蹊径，而栩栩然自是也。夫必主乎体裁诸说者或失，则固尽抹倒之，而入于琐屑滑稽、隐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异，其过殆又甚矣。[2]
范、叶二氏在此中的批评立场姑且不论，其谓“楚”、“楚风”之所指应该是清楚的，它并非一般的楚文学之概念，而是特指与嘉、隆以来后七子所标举的拟古一派相对立的公安、竟陵两派。前者将万历文坛简括成“后七子”阵营晚期、王世贞独主其盟的“吴”与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楚”两大流派之争，所谓“造新”的“楚”应当包括竟陵派，是因为葛一龙（字震甫）诗名成就的时代，竟陵派继公安派之后，已在文坛产生相当的影响，他本人的诗在当时即被认为受到竟陵派的淄染；后者所论本来就甚为详明，而所谓“琐屑滑稽、隐怪荆棘”，显然分别指目公安、竟陵两派的创作风格。
其实，类似“楚风”这样的概念，在公安派诞生之际即已被标举出来。兹举二例：
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3]
近日楚人之诗，不字字效盛唐；楚人之文，不言言法秦汉，而颇能言其意之所欲言，以为拣择太过，迫胁情景，而使之不得舒，真不如倒囷倾囊之为快也。本无言外之意，而又不能达意中之言，又何贵于言？楚人之文，不能为文中之中行，而亦必不为文中之乡愿，以真人而为真文，观于宗文氏之所集，可以知楚风矣。[4]
钱谦益在论及雷思霈诗风时曰：“何思（雷思霈字）与袁氏兄弟善，当公安扫除俗学，沿袭其风流，信心放笔，以刊落抹杀为能事，而不知约之以礼。石首曾可前字退如，何思之同年也，其诗亦仿佛何思。天启壬戌，闽人郑之玄亦入史馆，闻楚人之风而悦之，其趋愈下。”[5]所谓“楚人之风”，亦指公安派及其追随者而言。
随着竟陵派的崛起，“楚风”的概念便有所扩大，如前举范、叶二氏所论，常常兼指竟陵。即如公安袁中道，在一开始也确实有意识希望能在“楚”的名义下将钟惺等人牢笼于公安的麾下，使之成为共同抗衡嘉、隆七子之学的有效力量：
友人竟陵钟伯镜（按：“镜”当作“敬”，下同）意与予合，其为诗清绮邃逸，每推中郎，人多窃訾之。自伯镜之好尚出，而推中郎者愈众。湘中周伯孔，意又与伯镜及予合。伯孔与伯镜为同调，皆有绝人之才，出尘之韵，故其胸中无一酬应俗语。予三人誓相与宗中郎之所长，而去其短，意诗道其张于楚乎！[6]
从这一段话中亦颇可以看出竟陵派在崛起之初与公安派在诗学主张上的渊源关系，因为早在万历二十八年间，钟惺就曾尖锐地指出：“明诗无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7]他肯定公安之“真”，而斥七子拟古之“伪”，正如沈德符概括谭元春序钟惺《玄对斋集》所言：“欲还真大雅，必斥伪先正。”[8]在自觉抗矫七子似古之弊上，与公安派站在同一立场。也正因为如此，所谓“世之论者曰：‘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9]，应该也好理解。
而竟陵派盛行天下后，则又有全然指竟陵一家者，如陈子龙《遇桐城方密之于湖上归复相访赠之以诗》二：“汉体昔年称北地，楚风今日满南州。”其自注：“时多作竟陵体。”有意思的是，仍与七子一派相对举。
公安、竟陵两派的代表作家原属楚产，对他们所形成的流派及其创作以“楚”、“楚风”相指称，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当我们仔细辨察公安、竟陵代表作家有意标举“楚”、“楚风”之意义时，我们看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前举袁宏道《叙小修诗》，以“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为“楚风”之特质，无非是为其“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的“情至之语”张本，以此对抗“剿袭模拟，影响步趋”的“近代文人气习”；袁中道《淡成集叙》所谓“楚人之文，不能为文中之中行，而亦必不为文中之乡愿，以真人而为真文”，亦是以楚人特有的负气躁劲、褊急直率之气质相标榜，针砭拟古派创作的尺寸古法而不能做到“言其意之所欲言”。它显示出性灵派作家有意识以一种对地方文化强烈的自觉体认相号召，来冲击前后七子所欲建立的明诗文正统地位。钟惺在《周伯孔诗序》中以袁宏道及自己为“楚人”，而将七子一派称作“明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说的。
是以所谓的“楚风”，有其特定的内涵及价值标准。概而言之，一是如袁中道《淡成集叙》中以“能言其意之所欲言”为“楚人本色”，张扬“任性而发”、“直摅胸臆”之“真”，掊击时风拟古剿袭之“伪”。袁宏道《叙小修诗》谓“大抵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雷思霈《袁中郎全集序》谓“真者，精诚所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10]，钟惺《陪郎草序》谓“夫诗，道性情者也。发而为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谓其事之所不可无而必欲有言也”[11]，都是强调一己性情的真实呈露为文学创作之本原。一是如许学夷所说，“盖中郎、伯敬尚偏奇，黜雅正”[12]。袁中道《淡成集叙》谓“楚人之文，发挥有余，蕴藉不足。然直摅胸臆处，奇奇怪怪，几与潇湘九派同其吞吐”，江盈科《璧纬编序》谓“夫近世论文者，辄称复古贵崇正，而讳言奇，然有不奇而可言文者耶？夫正者文之脉，理从脉，而生息变化，时隐时见，时操时纵，时阖时辟，时阴时阳，时短时长，有自然之奇，然后尽文之态，而极虚明之变”[13]，钟惺更喜以“奇情孤习”（《周伯孔诗序》）、“奇情孤诣”（《问山亭诗序》）相标举，他们都着眼于性灵表现的各具独造、各尽极至，宁奇毋平，宁偏毋正。而这正与求“真”为一体之两面，故袁中道在《中郎先生全集序》中表彰袁宏道之功绩时又说，自其以性灵之说“出而振之”，令“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14]如此鲜明的标识并挟强劲之势，在令公安、竟陵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的同时，使得楚文学很快奠立起全国文坛重镇的地位。
二
这一现象同时引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何以在楚这一地域会在这个时代接连崛起影响全国的文学思潮与流派？首先，我们当然可以从该地域的人文传统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寻找其文学兴盛的原因。
说到楚地的人杰地灵，特别是悠久丰厚的文学传统，是该地域作家极其引为自豪的。与公安三袁、竟陵钟、谭同时代的楚产作家龙膺，在一篇为友人所作的序中，就曾如此这般地铺陈“惟楚有材”。他先以楚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山川泽薮及丰富物产释“材胡以独归楚也”，谓“而其扶舆灵秀睿
之晶英，率钟于文章倜傥忠愤之士”；接下来便历数前代才士在楚的述作之盛：
爰自鬻熊肇称倚相，嗣宗骚禘左徒，赋袷宋玉，遐平上矣。秦人隐学于大酉，汉史著业于浮湘，郭璞尔雅之台，昭明高齐之选，马融传经绛帐，庾信掞藻章华，朱陵藏邺侯之书，赤壁载坡仙之赋，流风逸韵，代不乏人。故琼邕虎步于江夏，杜孟凤举于襄樊，二欧济美于江潭，文考接武于南郡，群玉绝唱于澧浦，胡曾高咏于邵阳，潘武并响于武陵，罗含吞彩于耒水，彪柄前代，此其涯略云。[15]
充满自豪的举述不可谓之不详。即在后人以较为客观的研究眼光来看，楚文学的强大传统恐怕确也是其他地域的文学难以企及的。近人汪国垣在其探讨有关地域文学的著述《近代诗派与地域》中，就近代六大地域诗派中的湖湘派分析其渊源所自时，也曾于声诗概述道：
荆楚文学远肇《二南》，屈宋承风，光照环宇。楚声流播，至炎汉而弗衰，下逮宋齐，西声歌曲谱入清商，极少年行乐之情，写水乡离别之苦，远绍《风》《骚》，近开唐体，渊源一派，灼然可寻。
然而在事实上，强大的文学传统未必就能视作后代该地区作家繁盛的必然理由，这是文学史研究的一般常识，至少在明初较为发达的吴、越、闽、岭南、江右等若干地域文学及以地域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流派中，楚文学并不在其列，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对于明代楚文学的兴盛，明清两代的楚地作家一般皆溯至李东阳，以下所标举的如后七子中的吴国伦，公安袁宏道，竟陵钟、谭，虽说法不一，但都以为具有移易一代风气那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李维桢在为吴国伦所作的序中说：
盖文章之业，莫盛于明，而明初兴犹沿宋元之习。自长沙树帜，始从事于两汉三国、六朝三唐，然结习未尽除，符辙未尽合。自先生与五子中兴，而趋向一归于正，天下翕然从风，非西京以下、大历以上，盼睐唇吻所不及。……长沙、先生俱楚人也，明二百年而再见为天下楷模，故楚之有先生非偶也。[16]
邓显鹤在道光二十三年所作的《沅湘耆旧集序》中说：
有明之诗凡三变，而风会所趋，每转移于吾楚。文正主持文柄，为一代大宗固已。嘉隆七子气焰方盛，时海内求名之士，即有东走太仓，西走兴国之语。至公安、天门出，而王李之势遂衰，《诗归》一选，天下翕然宗之，亦哗然诋之。论者谓有明一代之诗，以茶陵倡于前，以竟陵殿其后。吾楚诗人至与国运盛衰相终始。[17]
其实，身为内阁重臣的李东阳所直接引发的是庙堂文学风气的转变，与楚一地之文学并无多大干系，虽然其派得名茶陵；而吴国伦（包括李维桢自己）作为后七子阵营的加盟者，与公安、竟陵公然树帜以“楚人”抗衡“明人”亦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作为对乡邦文献的一种表彰，这样的说法也不算过分，因为至少自成化、弘治之后，两湖地区的人文日盛，作家辈出，且有不少活跃于中心政坛、文坛，这是不争的事实。龙膺《白云山房集序》曾又举述说：
嘻吁盛矣，昭代郁郁，才士云蒸，述作诸家，直跻汉魏而上。石首杨文定，华容刘忠宣，茶陵李文正，彬州何司空，吾邑陈司马，安陆何司寇，汉东颜亳州，黄冈王吉士，沔阳童庶子，蒲圻魏观察，京山高长史，华容孙渔人，皆以文章诗赋名世。予生也晚，所私淑也。及束发以来，得游诸大人长者，则张文忠，吴明卿，陈玉叔，刘长卿，吾师事之。梅客生，周二鲁，郭美命，邹大泽，赵安甫，吾兄事之。陈立夫，袁伯修，中郎，江进之，则吾莫逆友。雷何思，吾神交也，溘焉千古，与先计部暨孝廉阿超并修文地下矣。今幸云杜李本宁太史，岿然为鲁灵光，称一代宗匠，亦甚以大业勖余，其一时以风雅相友善者，则费国聘，孙鹏初，孟义甫，彭季
，王襄父，朱食其，魏肖生，梅长公，苏全夫，袁小修，李长叔，钟伯敬，邱长孺，王不疑，邱当世，江伯通，周伯孔，与吾甥杨修龄，令子文弱，又雅慕谭友夏，而晚始得傅咨伯于晋宁。无不家握楚珩，人怀荆璞，羽仆词苑，鼓吹骚坛，所谓儒雅之邓林，名流之珠泽矣。
确实显示出“楚之工文章词赋之士”的强大实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处身的隆、万时代才真正算得上是楚文学趋于全盛的时代，由此我们多少可以窥见公安、竟陵派崛起而雄视天下的基础。
明成、弘之后湖广地区的人文之盛，当然与该区域城市经济的勃兴是有关系的。大量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特别是江西，有学者估计，两湖人口中有十之六七系江西移民的后裔）使得该区域人口密度骤增（李维桢、钟惺的祖上即在正德中由江西吉安府迁来）。而据有学者研究[18]，南宋以来，随着长江水系交通的发达，湖广省域中心逐渐由鄂北的襄阳、荆州东移至武昌；元明而下，本来分别作为州府治所的武昌与汉阳逐渐联为一体；明中叶汉阳以东又兴起了一个新的城区汉口，成为此后的商业活动中心：“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19]。其时德安、承天府等，均为交通要冲与都会。故清人陶澍在其《蜀輶日记》卷四述曰：“汉魏以来，襄、郢一带衣冠极盛，近则文风首推武、汉、黄三属，而安陆、荆州、德安、沔阳次之，襄阳远不逮矣。”则包括公安、竟陵之所在的湖广中东部地区不仅已发展成为长江流域的先进经济区，也是文化发达的区域。我们还可从这样一条材料看到万历中期之后整个湖广地区人文之盛的状况：
（万历四十三年九月）己亥，湖广巡抚梁见孟以全楚十五郡二州，人文繁盛，较阅难周，于是有增学臣之请，寻奉部咨据多官会议，奏言：“全楚学臣可添设，而清军、驿传、屯田、盐法各道未可归并。惟是画地分疆，则以武、汉、黄、承、德、郧、襄七府属一学道，仍驻武昌；以荆、岳、长、宝、衡、永、辰、常、郴、靖八府二州属一学道，于长沙府建置新署，则道里适均，人材相匹。各给敕印，分猷共念，以弘槱之化。[20]
然而此亦仅就大势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文化、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与环节极为复杂，况且还有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与其他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如江南地区）比较的问题，因此也很难将此看作是公安、竟陵派崛起的必然原因。袁宗道就曾说起过：“吾邑自洪、成以来，科第不乏，士大夫之有行者，亦复不少，独风雅一门，蓁芜未辟。士自蒙学以至白首，簏书中惟经书一部，烟熏指南，浅说数帙而已。其能诵十科策几段，及程墨后场几篇，则已高视阔步，自夸曰博奥，而乡里小儿惮之，亦不翅扬子云。”[21]所指出的便是其乡邑陋于文学的情形。或许这样的话有很强的倾向性与策略性，但毕竟提供的是一条反证。
三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释至晚明会在这一地区相继产生明确以强大的七子一派为敌手的文学新变思潮与流派呢？我想较为直接的致因，是与李贽在湖北黄安、麻城一带传播性命之学及异端思想的活动有关。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发现，学界在探讨公安派的“性灵”学说的渊源时，来自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已成定论，钱谦益也早就说过：“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旨实自卓吾发。”[22]它成为左派王学影响文学领域革新的一个中介，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它是经在湖广实际的传播途径而在这个区域造成了相当直接而广泛的影响的，不仅仅对袁氏兄弟，而且对整个该地域活跃的文人士夫，从哲学思想、生活观念到文学主张，都会产生强烈的撼动，尤其是在发生耿、李之争那场风波之后。
当阳明心学盛行大江南北之时，楚中比起其他地域来稍显滞后：
楚学之盛，惟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当阳明在时，其信从者尚少。……天台之派虽盛，反多破坏良知学脉。[23]
在黄宗羲看来，其学亦不见有多大价值，甚至于说天台的学说“不见本体，不免打入世情队中。”（同上）
李卓吾于万历九年正月抵黄安耿家，依耿氏兄弟居。十二年七月耿定理病逝后，天台与卓吾的争论便爆发了。十四年迁居麻城，论争趋于高潮，并持续六年。十九年，黄郡地方官公开张榜驱逐李贽，卓吾不得不避地衡阳、武昌，得湖广左布政使刘东星护养。应该说，这一段在湖广的经历，对此地的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大致交游、著述，民国版《麻城县志》据《康熙旧志》有一简明的记载：
李贽号卓吾，又号秃翁，温陵人。由甲科历仕姚安太守，弃官后依耿定向兄弟，讲学至麻城，喜龙湖风景，止焉。梅克生、周柳塘、邱长孺、周友山、僧无念、道一皆与之游。性卞急而洁，日惟读书洒扫，与人交，非其所好，对坐终日不语。其在龙湖所辑书曰《初潭》、《史纲》、《藏书》、《焚书》、《因果录》等，凡手录及所评点不下数百种。[24]
在这之前，就李贽自身来说，从四十岁至此，已经接受阳明心学的启迪而完成了人生的转折，并由王学而佛老，对生命的真实意义有了一整套思考与体悟。至这一阶段，则通过读书、论辩、讲学等形式，进一步加以清理与确认，并整理出诸多成果。特别是论争，使其个性更为激化而趋于异端。他在湖广所与交接，除耿定向、定理、定力兄弟外，在黄安尚有周思久（号柳塘）、周思敬（号友山）兄弟，以及管志道、杨起元、潘士藻、马逢旸等人，多为天台门下。自黄安徙麻城后，则有杨定见、刘近城、邱坦、夏大朋、曾中野、曾承庵、曾继泉、汪本钶诸人，从游读书。方外则有深有（号无念）、怀林、若无、常志、道一，及石洞道人、自信、明因、澄然、澹然、善因等。梅国桢（字克生）为麻城人，然卓吾早寓麻城时，二人相互知晓而不相识。其相识可能缘于梅之次女澹然[25]。
卓吾在此地的读书讲学，特别是与耿天台的论战（加上他的狂诞行为），虽屡招致祸患，亦为有的友人所疏远，但毕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号召力。《明儒学案》卷二十八《楚中王门学案》记耿定向曰：“因李卓吾鼓吹狂禅，学者靡然从风，故每每以实地为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带水，于佛学半信半不信，终无以压服卓吾。”知天台“以尽伦修行为学”[26]，终不敌卓吾以追求自我生命的解脱为目的的学问。上面所述的仅是可考知的与卓吾有直接交往的学者文人，且其所辐射，已不限于楚中之地，而在该地区间接受到其人其说影响的后学队伍当更为壮大，钟惺便为一例。在他的著作中，颇自以为知卓老者。如《读豫约》：
李老未忘骸，死前营夜壑。自谓出家儿，身世了无缚。灌灌身后谋，一塔申豫约。色身委圜扉，子神竟焉托？世无知我者，能杀亦云乐。偏逢高趣人，焚琴而煮鹤。
起首两句指卓吾在龙湖芝佛院建殿塔预为藏骨之室。“自谓”两句指卓吾在《豫约》中说世间有三种人决宜出家，而自比陶渊明一类人，惟“一念真实，受不得世间管束”。“灌灌”两句指其戒弟子守塔诸事，如“封塔后即祀木主，以百日为度，早晚俱焚香”，“我生平不爱人哭哀哀，……作妇人女子贱态”，“我爱书，四时祭祀必陈我所亲校正批点与纂集抄录之书”[27]，于身后事布置得相当周慎。后六句发感慨，其中末四句感佩其自我了结，而以“高趣人”相誉。袁宏道亦曾有相类的感喟：“近日得卓僧《豫约》诸书，读之痛快，恨我公不见耳。”[28]可见李贽之书传布之快，而读卓老书、谈生死了悟也是一种时尚。
当然，李贽对公安三袁（特别是袁宏道）的直接影响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事实。自袁宏道以册封归里，由焦竑介绍过龙湖与卓吾相会，袁氏兄弟自此与李氏常相往还，或遇武昌，或访龙湖，亦时托鲤雁，而李贽也曾在万历十八年游访公安。袁中道在为其兄所作的《行状》中一段相当文学化的描写是人们常常引述的：
时闻龙湖李子冥会教外之旨，走西陵质之。……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飞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29]
他于中郎如何经由向李贽问学，顿时改变思想作风，而在文学上毅然立论，以自我的“性灵”表现为宗旨，求真贵今，求新尚变，打破一切格套束缚的经过，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故言之凿凿。除了相与问学切磋，袁宏道在吴县任上还置一部《焚书》于床头，视之为“破颜”、“健脾”、“醒眼”之要药，次年便有了《叙小修诗》那样的宣言书。关于李贽与袁宏道在所倡言学说上诸多内质的联系及其异同比较，论者已多有详具的分析，这里不再多费笔墨。
李贽对于竟陵派代表作家的影响同样存在。据钟惺自述，他的悟道得益于进士试座主雷思霈（参见《告雷何思先生文》），而雷氏的学术渊源，又可上溯至赵贞吉。钟氏在《哭雷何思先生十首》之六曾曰：“侧听平时语，恒称赵大洲。及予窥述作，似不异源流。各负匡时气，同怀出世谋。惜哉殊秀实，易地道相侔。”确实，大洲之学，若以一言蔽之，可举“经世出世”以对，《明儒学案》载赵“杜门著述，拟作《二通》，以括今古之书。内篇曰《经世通》，外篇曰《出世通》。内篇又分二门：曰史，曰业。……外篇亦分二门：曰说，曰宗。……书虽未成，而其绪可寻也”[30]，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巧得很，当初李贽一开始接触阳明之学，就是在北京听赵贞吉讲学，赵氏以经世出世兼重的人生态度，对卓吾的影响是显著的。就钟惺而言，他的立志以经世、出世为“生人大业”，而于这两方面的著述并为著力，固然可以说是大洲而下一脉相承，然而毋宁说，来自李贽的影响更为直接。李贽经过对处身时局中的自我的估价，最终选择立言以作圣贤，其撰作《藏书》，“只与千古人为友”[31]，“程量古今，独出胸臆，无所规放”[32]，上下数千年是非，一切断以己意，自谓“盖我此书乃万世治平之书”[33]。紫柏大师曾讥笑李贽以静心为本的习禅是“叶公好龙”，因为其入世太深，六根不净[34]，其实钟惺又何尝不是如此。一部《史怀》，作为在“一官闲散，不操经世之权”[35]的境况下实现其经世怀抱的著述，从作意到史评形式，均袭自卓老，对自己的手眼也如同卓老一般自负，“上下数百年，扫理障，决群疑，洗沉冤，诛既死，是是非非，唯唯否否，一裁之道义经权，而各成其是”（同上）。他也同样将这种“程量古今，独出胸臆，无所规放”的批评法用之于文学方面，如他与谭元春共同编选的《诗归》，实在是以这种史评的手眼做成的，所谓“各以意弃取，锄莠除砾，笑哭由我，虽古人不之顾”[36]。曹学佺在批评该书有“好尽之累”时，就明确说到：“予友钟伯敬之《诗归》，予又病其学李卓吾。卓吾之评史则可，伯敬以之评诗则不可。”[37]我们从钟惺在《与蔡敬夫》中所标榜的“至手钞时，灯烛笔墨之下，虽古人未免听命，鬼泣于幽，谭郎或不能以其私为古人请命也”[38]，还真可以找到李贽“盖狂者下视古人，高视一身”[39]那样一种孤高狂傲、特立独行的批判精神。
［收稿日期］2002-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