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路线论文,实事求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胜利走过了自1921年7月成立以来至今75 年的曲折历程。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党的75年历史的一条红线、一条轴心线、一条生命线！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首先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如果没有这条思想路线，可以肯定地说，我党决不会有今天。“‘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6页）。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5周年之际， 回顾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于今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坚持贯彻这一思想路线，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应当说，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党的幼年时期，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自觉地提出来。自觉地探寻思想路线，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古田会议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替代唯心的方法。1929年12月，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会议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的唯心观念。认为对政治形势的唯心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加以纠正的方法，第一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第二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2页）。这两条方法的提出，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思想的先声。
马列主义本本要学，但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1930年5月， 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针对本本主义者照搬苏联、一切“拿本本来”的作法，鲜明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观点，指出马列主义的“本本”一定要学，“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初步形成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通篇所强调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指出实现这种结合，只有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作调查。“不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第一次见诸于世。他说：为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必须有“正确的阶级估量”，而正确的阶级估量，来自对“社会的经济调查”。
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力求做到主观符合客观。从1936年至1937年，毛泽东同志连续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的哲学著作，系统地论证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全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提出奠定了哲学基础。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不仅提供了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理论和实践，而且提出了在打仗或工作的实践中“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的思想。文章分析说：“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9 页）。怎样才能做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呢？在战争中，就要“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9页）。强调主观要符合客观， 既不能忽视或否认客观条件而夸大主观指导作用，也不能夸大客观条件而无视主观因素的作用。为了生动地说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把影响军事活动的客观物资条件比做“舞台”，把军事指挥员比做“导演”，他们可以凭着客观物资条件的“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2页）。
《实践论》是针对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国际共运中以及党内盛行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而写的。可以说，这篇名著就是这种斗争经验和曲折复杂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在哲学认识上的概括、结晶和升华。《实践论》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它以实践为基本线索，结合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和革命斗争的实际，全面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和发展过程、认识的标准、认识的目的的理论，具体地分析了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错误倾向。
分析和处理矛盾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出发，对各种事物进行具体的矛盾分析，是《矛盾论》的一个基本思想。矛盾不但是普遍的，而且是客观的。“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1页）。某种事物包含什么样的矛盾， 这种矛盾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特点，都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人们既不能随意地抹煞它，也不能任意地虚构它。“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地反映它和解决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1页）。这就必须从实际出发， 如实地反映事物本身固有的矛盾及其属性， “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319页）。解决矛盾的特殊性要在普遍性的指导下进行。 因为矛盾的普遍性就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二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0 页）。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也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支持。
在“两论”之后，党的思想路线开始清晰起来。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在《共产党人》创刊号上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第一次以最完备的形态提了出来。随后，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并作了科学解释，党的思想路线至此已经形成。 延安整风就是用这条思想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1942年，毛泽东为进一步强化、明确党的思想路线，应延安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同志之请，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以后，又为“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题词。
毛泽东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作过这样的概括：我们党二十年的历史问题，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是唯物辩证法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1927年上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是机械唯物论时期。立三路线与苏维埃时期，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遵义会议以后，又恢复按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从抗战四年以来，我党阶级自觉性比五四更高了，党更加生动活泼，更能灵活运用辩证法（参见1987年第3 期《党史研究》：《关于中共党史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53年，毛泽东找薄一波谈话，回顾历史时又说：1942年全党整风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根本的指导原则，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这就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 就是实事求是（参见1981年7月3日《人民日报》薄一波文章：《崇敬与怀念》）。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先提出了实事求是思想，并作了系统的理论论证，形成了我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其贡献是卓著的。
新中国成立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继续贯彻和发展，但也经历过大的背离和践踏。邓小平总结说：“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0页）。 “当中那些年”就是指从大跃进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的二十一年。大跃进运动，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致使“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后来又发展到反右扩大化，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主观唯心主义盛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被肆意践踏，给党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建国初期（也就是头八年），毛泽东仍一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他在这个时期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代表作。这一时期，“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3页），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经历了大跃进运动背离思想路线出现的挫折后，毛泽东同志又重新提出要进行调查研究，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他甚至提出建议：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党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然而，这种恢复不久又受干扰，发生反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又被抛弃，终于孕育出了人民不愿看到的历史悲剧。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还未出来工作，就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率先反对和冲破“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致力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页）。
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以系统的论述和丰富的实践，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新的内容。
首先，邓小平同志深化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和前提条件。认为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因此，他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出发，而决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也决不能从本本出发。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从实际出发，还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 理论只有深入实际，联系实际，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从实际出发就有可能陷入片面性、表面性和盲目性，就不可能正确地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实践中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说：“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3—114页）。这说明，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一个根本要求。
其次，邓小平同志阐明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同解放思想的一致性。从本质上看，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从内容上看， 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邓小平同志在许多讲话中，都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阐述，甚至把解放思想放在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之中，把党的思想路线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这里，解放思想成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内在要求。把“解放思想”纳入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突出贡献。从作用上看，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能共同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143页）。从两者的关系上看，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摆脱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勇于和善于探索客观世界的规律，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使解放思想符合客观实际，避免“左”的或右的两种偏差，使解放思想沿着科学正确的轨道前进。
再次，邓小平同志论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政治路线的关键作用。他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1页）。不实事求是， 就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政治路线，即使产生了，也不可能保证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比如，“八大”在确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由于以后党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八大”提出的政治路线就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可见，“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1页）。思想路线是指导人的，思想路线发生偏差，人的实践必定也会发生编差，而且往往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邓小平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十分丰富、全面。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叙述，我们就可以看到，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推动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了伟大贡献。又是邓小平同志不懈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可以这样说，新时期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创举，就不可能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和深化的过程， 不断探索和拓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都是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伴随的。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