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斌[1]2003年在《略论江泽民对邓小平权力观的丰富和发展》文中认为在政治学领域中，对权力的研究可谓既深入又广泛，但在我国民主政治的现实构建过程中，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建设，实际上是以邓小平、江泽民的政治思想为指导的。应该说，对邓小平、江泽民的权力观及其传承关系进行研究，比较能更准确地把握我国民主政治的现实发展。 本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邓小平的权力观进行总结；第二部分，从众多论述中梳理出了江泽民的权力观；第叁部分，从六个方面，以比较的方法，研究了江泽民对邓小平权力观的丰富和发展；第四部分，分五个方面揭示了学习研究邓小平、江泽民权力观的现实意义。 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权力的价值取向，是邓小平权力观的本质内涵。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权力行使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保证权力的正向运行，从而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邓小平认为，权力的服务性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与官僚主义权力观的根本区别。权力运行过程中必须遵循大局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指出，我国政治领域权力运行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这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我国体制的弊端导致的结果。权力集中出现了权力的越位和缺位，其危害是巨大的。为了使我国政治权力的行使适度，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进行整合。邓小平详细分析了权力嬗变的危险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制度、法律为主线的权力制约机制。 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权力观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们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具有人民性、社会性、公共性等特征。权力行使过程中必须遵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民主，法治，程序，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原则。江泽民深刻揭示了权力违规运作的表现、根源和危害。他认为，权力违规运作的主要表现是以权钱交易为核心的腐败行为。国内外腐朽思想的影响、商潮的冲击、转型期体制的不完善、监督机制的缺陷以及思想教育的失误等是其主要原因。这种现象对党的执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造成了潜在威胁，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和制约。具体办法是加强权力授予监督、重视抓好内部监督、建立健全外部监督、进一步完善社会监督、实现权力运行法治化、加强制度监督、合理配置权力。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实践中，江泽民既坚持、继承和科学地运用了邓小平的权力观，又立足于“一个中心、叁个着眼于”，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权力观。江泽民首次提出了“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观点，是对邓小平权力观的集中概括、提炼和升华；明确提出了执政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实践中强调要做好“叁个代表”，努力扩大和拓展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强化了邓小平以道德规范权力的思想，并将之提到了“以德治国”的高度：深化了邓小平以法制权的思想，并在以制度制约权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和探索；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全面推动了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进程；他关于权力违规运作根源的深刻揭示及其“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思想对我们反对权力腐败，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所有这些富有独创性的新概括和新思想，为邓小平的权力观增添了新内容，成为我党发展邓小平理论的现实依掂。 学习研究邓小平、汪泽民的权力观，对于我们用制度硬化风气、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充分实现社会秩序的道德整合、促进我国政治体系权力总量的增量发展、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法治化以及我国政治的砚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樊红兰[2]2013年在《江泽民领导干部道德观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向来以德治国,也注重对领导干部进行教育,其道德观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国际环境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则面临着严重挫折,一些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失去了政权。国内的经济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等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党的历史方位和领导干部队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领导干部是我国社会主义重要的建设者和组织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以说领导干部中大多数人是可以成为道德模范者的,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基于此,江泽民强调要对领导干部进行道德观教育。江泽民领导干部道德教育观思想的内容较为丰富,主要有正确权力观的教育,这是对领导干部道德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讲正气”的人格品质教育,这既是对普通公民的要求,更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四自”、“五慎”的道德修养教育,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更是其思想的一大特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伦理教育是其领导干部道德观教育思想的一个核心点,任何要求都是对这一核心点的具体体现。领导干部道德观教育的主要方法也回到了逻辑原点,是对如何教育进行了一个阐述。其中包括领导干部道德观教育要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坚持重点与一般相结合,坚持教育与制度、监督相结合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江泽民的领导干部道德观教育思想对如今教育的开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有利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利于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
潘锦全[3]2013年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力观探析》文中提出权力问题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在国家的全部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如何掌好权、用好权,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永保党的先进性、使党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的命题。作为建国以后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最主要代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同志,围绕这一重大命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形成了非常丰富、各具特色、传承发展的权力观。全面、系统地梳理和分析研究他们的权力观,探索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掌权用权的规律性认识,以更好地指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论文在对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权力观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主客观依据以及主要特色进行回顾总结的基础上,主要选取有关权力的来源与本质、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权力的配置、权力的制约监督这样几个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这几个问题的内在逻辑是：权力从哪里来、怎样合法存在、如何合理配置、怎样有效制衡。西方和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权力的来源与本质问题提出了诸多学说,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从唯心史观和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未能正确揭示出权力存在及运行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阶级本质。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出发来分析和理解权力问题。在此科学认识基础上,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权力来源与本质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总结他们的观点,在权力来源上,都充分强调了权力来自于人民；在权力本质问题上,都充分强调了权力的阶级性、人民性、责任性、服务性等本质特征。“合法性”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尤其是运用于对权力的评价方面。它是决定权力体系存在、持续、稳定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权力合法性进行了不断的探寻。毛泽东时代,权力的合法性主要建构在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意识形态的魅力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斗争中积累的组织资源。毛泽东时代以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不断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对当局者的人格魅力提出更高要求;文化的世俗化极大地激活了个人的利益驱动意识；腐败现象使党执政的道德基础有所削弱;改革引发的“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构成合法性的隐患。为此,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的变化对权力合法性继续作了积极的有益的探索：邓小平主要从重新确立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加强经济建设、重视民主与法制等方面探索巩固权力的合法性；江泽民主要从推进经济建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等方面探索巩固权力的合法性；胡锦涛主要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方面探索巩固权力的合法性。总结他们巩固权力合法性的的探索与思考,主要有加强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发挥政治社会化作用、加强经济建设、坚持执政为民、加强制度建设、加快民主化进程等等这样一些不断重建合法性基础的选择路径和长期行动。权力配置即权力如何分工或分配的问题,也可称为权力结构问题。权力的配置格局有其历史发展过程。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党、国家和社会叁位一体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形式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主要集中体现在国家权力配置的不尽合理上,并进而导致社会缺乏自主性、缺少监督机制、国家权威不足。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言,突出表现为社会利益结构,作为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之间的中介,对权力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为个人权利逐步得到确认、公民权利不断扩张和国家权力不断收缩、法治建设得到很大发展等方面。因此,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政治民主化,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国家权力结构的合理安排,从而增强国家的权威性。对权力实施有效的制约监督是保证权力正确运行的关键环节。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作为公共权力,一旦由社会自身的力量变成客观的异己的力量,这就是权力的异化,并进而产生诸多危害。权力的制约监督有其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的基础之上,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权力制约监督进行了理论与其践的积极探索：毛泽东在理论上主要强调通过人民群众、民主党派、理想信念、法制、新闻舆论、实行民主集中制等方面制约监督权力,在实践上主要通过建立政治协商和纪委监察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约监督权力；邓小平在理论上主要强调通过法制、权利、分仅、加强党内民主等方面制约监督权力,在实践上主要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权、加强党外人士监督、恢复重建和发展各种制约监督机构等方面制约监督权力：江泽民在理论上主要强调以法以德标本兼治制约监督权利,在实践上重点强调拓宽人民群众监督的力度和渠道、合理分散权力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胡锦涛在理论上主要强调加强道德和廉政文化、构建惩防体系、整合监督主体形成监督合力以制约监督权力,在实践上主要强调健全完善政务和信息公开、规范重要领域权力运行制度、完善行政执法管理制度等等方面制约监督权力。他们的权力制约监督思想有着传承与创新的历史发展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腐败问题有其成因,必须要从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和世界的眼光正确认识。从理论的和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以制度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及通过权利、法律和伦理制约权力等等的基本理论模式与实践路径。执政和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诸多考验、承担着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权力观的基本价值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作为权力主体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切实提高思想境界、加强思想修养、增强党性修养、牢记根本宗旨、加强作风建设,这样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王强[4]2010年在《现代化图景中邓小平行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这表明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开始由引进外智向本土化转变,注重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出发构建理论体系和管理模式。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特色行政体制的奠基者,因此,研究邓小平行政思想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指导；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逻辑图式；以邓小平行政实践为现实基础；以近20多年学术界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研究的成果为学术支撑；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原则,既立足全球化视野,又根植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具体国情,通过现代化对行政的外在压力和行政现代化的内在诉求两个视域来透视邓小平行政思想,力图勾勒出邓小平行政思想的逻辑框架和发展脉络,冀望对邓小平行政思想有所感悟。根据系统科学“总分合”的原则,本文首先对现代化图景中邓小平行政思想进行总体观照；然后分高效、规范、民主、廉洁四个向度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的现代化表征进行论析；最后对邓小平行政思想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比较,并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的再实践和发展进行论述,形成一个严密的结构体系。这样本文涵括导言、总体观照、理论主体、比较研究、尾论五个部分。导言部分简要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主要通过中国现代化进程、世情国情、邓小平行政实践、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四个方面总体观照邓小平行政思想形成的图景。第叁部分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主要通过高效化的目标向度、规范化的科学向度、民主化的价值向度、廉洁化的德性向度四个方面论证邓小平行政思想的逻辑框架和主要表征；第四部分主要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使邓小平行政思想与西方行政改革和中国传统行政思想进行对话沟通,以突显邓小平行政思想的现代化特质和中国特色；第五部分主要对邓小平以后中国行政发展的绵延和再实践进行论述。本文认为邓小平行政思想并非妙想勃发,而是基于理性、合乎理性的产物,撮其概要,邓小平行政思想至少涵摄叁重理性意蕴：一是“高效规范”的工具理性意蕴。面对“文革”后的无序状态,邓小平首先强调效率问题、秩序问题,并通过科学化、规范化的路径提高行政效率,从而赢得了效率专家的美名。二是“民主廉洁”的价值理性意蕴。在强调“高效规范”的同时,邓小平一贯坚持“人民政府人民管理”的原则,推动“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基层生活民主化”进程,推动“廉洁行政”的发展。叁是“对话沟通”的交往理性意蕴。在现代化进程中,邓小平没有悬置与远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而是“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在“坚持”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实现“返本开新”；从“世界公民”出发,邓小平注重学习借鉴当今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超越”,实现“洋为中用”；在行政实践中,邓小平还注意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改铸”,实现“古为今用”。正是在与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西方行政学说、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对话沟通”中,邓小平行政思想达到“视域交融”的境界,从而使邓小平行政思想实现了“中国特色”和“世界图景”的统一。
李植[5]2009年在《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及其在中国的运用研究》文中指出权力制约和监督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经久不衰的热点,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当前,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表明,我们党和国家正处于并且还将长期处于腐败易发高发期,党和国家政权时刻面临着严峻的权力考验。权力腐败现象严重削弱了党与群众干部与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侵蚀着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威胁着社会的安全稳定。因此,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防范权力滥用和腐败是我们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一项迫切解决的历史任务,也是党和人民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梳理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分析我国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合实际的对策以遏制权力腐败与滥用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极其迫切的。本文立足于解决中国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现实问题,按照从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经典着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的基本结构—当代中国权力制约监督思想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逻辑顺序进行布局。首先,本文首先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的理论渊源。此后,本文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问题的内容,接着分析了我国权力制约和监督现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权力制约和监督实践的基本思路。本文由绪论、正文、结束语叁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主要评析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其不足,展望该研究的趋势,接着介绍该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思路;第二章至第叁章首先对权力制约与监督概念进行界定并介绍其功能,接着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进行简单的梳理,在此基础上详细的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制约监督思想的内容的基本结构;第四章论述了权力制约监督思想在当代中国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第五章结束语在回顾全文论述的基础上,强调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必须坚持,并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赵爽[6]2017年在《村级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综合治理的方针,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村级党员干部群体是基层党委和行政最基本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基层最为坚实的领导力量,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基层社会的"代言人",村级党员干部群体成为反腐的重要群体。加强村级党员干部群体的廉政教育,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不仅是实现农村基层稳定,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保证,而且对基层社会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一般来说,村级党员干部廉政教育是以党、国家机关为主体,对村级党员干部开展的,以清廉从政、规范用权等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致力于培养广大村级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养成一种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政治道德自觉。加强村级党员干部群体的廉政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的革命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宝贵历史经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几代领导人十分注重党内反腐工作,把廉政教育实践活动视为基层反腐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把反腐问题上升到关系民心向背的战略高度,在廉政建设与廉政教育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新方法,对当前的村级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近年来,尽管村级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事业取得了不小进步。但从整体上看,还存在着廉政教育活动组织不多、内容空泛、手段单调、管理不够等与时代不相适应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村级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实际效果。从本性上说,廉政教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法将直接决定廉政教育的成败。当前廉政教育活动需要与时俱进,创新教育方法,紧跟时代步伐;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问题为导向,针对农村廉政教育的实际情况,科学有效地推进农村廉政教育工作。由此,本论文聚焦于当前村级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具体研究农村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比归纳法及筛查取样法等研究方法,充分梳理了国内外廉政教育相关理论的研究状况,总结、提炼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廉政教育思想,再以抽样调研的方式把握当前村级党员干部群体廉政教育的现状,提出构建科学、合理的村级党员干部廉政教育路径。
曲建华[7]2010年在《简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群众观》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科学认识人民群众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它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出发,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本文紧紧围绕人民群众观这一核心概念和范畴,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一国与多国、继承与创新、现实与未来等多个维度考量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的形成、发展和实践状态。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理论渊源的分析,揭示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从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转变；通过回顾总结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历史,揭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的新贡献,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通过梳理、分析苏东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及西方国家政党的人民群众观,阐述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的极端重要性。本文尝试地初步构建以人民群众主体论、人民群众至上论、人民群众实践论、人民群众利益论、人民群众价值论、人民群众教育论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群众观的理论框架,阐述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本文采用实然与应然相结合、批判与构建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群众观的实现形式和路径进行了分析。
佘明薇[8]2018年在《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理想观是人们对于理想问题的总的看法与根本观点,是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本质的鲜明表现。理想观研究的意义并非在于就理想而谈理想,而是要看以何种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对待和解决理想问题,能否指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判定某一种理想观意义的核心在于是否以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理想,是否以全人类的解放与幸福为旨归。马克思主义理想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人类理想形成、发展、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是对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理想观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想学说的一门整体性学问,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继承者有关理想的总的论述和根本观点,具体来说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看待理想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理想问题的基本原则。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人类历史上其他理想观来看,马克思主义理想观是顶天立地的理想观,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最崇高、最科学的理想观,实现了人类理想观的伟大变革,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并且是不断开放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类文明的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同时也变革了人的理想观,实现了对人类理想精神家园的重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党立国的理论基础,更是解决个人理想信念问题的理论支柱。马克思主义理想观以科学的方式来理解、认识理想信念,并通过科学的途径来解决理想的实现问题,把理想信念所依托的个人价值、生命不朽和终极关怀奠立在历史发展的不朽,并强调个人通过自我超越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现实性,在此基础上归结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归结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归结为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理想观既向人们展示了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应有之景,又为人们指明了通往这一理想社会的科学路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科学的理想观;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一系列重大胜利和辉煌成就的精神密码。马克思主义理想观既将理想上升为全人类解放的最高境界,又关注每一个人的需要和理想的实现;既将对理想的认识放置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高度,又能将理想深入到每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解决理想信念问题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问题的真正出路在于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全面确立。本论文涉及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研究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综合体,由导论和六章内容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研究提出的缘由、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观概述,是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研究的首要任务,主要是界定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基本概念,提炼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重要特征,把握其基本要求。第二章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出场与展开,是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研究的重要基础,主要从叁个方面展开: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理想观形成与发展的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继承与发展。第叁章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结构与功能进行解剖,是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重要视阈。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结构和功能范畴是揭示其内部的构成方式和外部的动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并要求从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上去考察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第四章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观面临的现实挑战,从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问卷调研入手,分析当今社会人们理想观的特点与对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基本认识。进而结合当今中国理想领域的现状,归纳马克思主义理想观在全社会确立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阻力与面临的问题,并对这些主要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第五章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培育机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培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应对种种挑战的破解之策,是马克思主义理想观中国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主题,其内在机制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人民的理想认识与理想实践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过程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机理,主要由创设机制、内生机制、保障机制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叁个方面组成,共同作用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培育与发展的进程。第六章为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当代价值突出表现为作为观察当代理想问题和解决当代理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价值。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的价值熔铸于指导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的生活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主要体现为理想引领、理想激励和理想推进叁个方面。
张伟光, 耿彦新[9]2003年在《略论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思想的贡献——学习十六大精神的一点体会》文中研究说明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全面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对邓小平理论的诸多方面新探索、新经验、新贡献中,以对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丰富发展为最深入和最具特色。这些思想贡献贯穿始终的是“叁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叁个代表”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基本完成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课题的研究.形成了较完整的政治理念和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文化建设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思考和指导党的建设,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全国的思想解放,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强大生命力,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思想的新突破、新发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就一定会建设得更加伟大坚强,我们的事业就能不断向前推进。
徐文慧[10]2012年在《江泽民社会主义程序民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进一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重要政治保证和制度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化进程逐步推进,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具体落实民主制度的程序还不很完善,限制了人民民主权益的充分享有,限制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党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将“程序”这一概念引入民主的范畴,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一思想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民主观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程序民主就是将各项民主制度按照一定的步骤、规章、秩序、途径固定下来,确保民主制度的有效实施。它是一种从追求实体民主到实质民主的过程。实体民主是民主的目标,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实质民主是民主的落实,一种具体措施。程序民主的目标就是在制度和法制的规范下按照一定秩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真正实现人民的各项政治利益,确保人民根本利益的广泛实现。本文以江泽民社会主义程序民主思想为研究对象,本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分别从江泽民社会主义程序民主思想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研究。通过研究得出：江泽民社会主义程序民主思想是符合我国民主政治发展阶段的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江泽民社会主义程序民主思想是人民民主这一实体民主内容得以真正贯彻落实的具体程序保障；江泽民社会主义程序民主思想提高了人民的民主素质、程序民主技能和政治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民主继续前进与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与智力保障。江泽民社会主义程序民主思想是我党关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重要创新与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应有之义,是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根本保障,是我国领导人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思路、新境界。社会主义程序民主的充分实施大大加快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保证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 略论江泽民对邓小平权力观的丰富和发展[D]. 孙斌. 陕西师范大学. 2003
[2]. 江泽民领导干部道德观教育思想研究[D]. 樊红兰.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3].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力观探析[D]. 潘锦全. 南京大学. 2013
[4]. 现代化图景中邓小平行政思想研究[D]. 王强. 西北大学. 2010
[5]. 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监督思想及其在中国的运用研究[D]. 李植. 电子科技大学. 2009
[6]. 村级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研究[D]. 赵爽.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7]. 简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群众观[D]. 曲建华. 天津师范大学. 2010
[8]. 马克思主义理想观研究[D]. 佘明薇. 苏州大学. 2018
[9]. 略论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思想的贡献——学习十六大精神的一点体会[J]. 张伟光, 耿彦新. 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10]. 江泽民社会主义程序民主思想研究[D]. 徐文慧. 扬州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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