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模式与苏东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模式论文,关系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一部苏东关系的历史（1945—1991），既是苏联从最初推行苏联模式、继而维护苏联模式到最后放弃苏联模式的过程，同时也是东欧从最初接受苏联模式、继而反感苏联模式和改造苏联模式，最后推翻苏联模式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既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东欧从最初建立、发展，继而出现危机，到最后全面失败的过程，也是东欧国家民族主义从最初在某种程度上遭到压抑，继而逐渐积聚和上升，最后全面复兴的过程。各个过程是互动的，复杂曲折的，风云激荡的，它们的共同作用决定了苏东从“牢不可破的友谊”到全面断绝关系。
【关键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苏联模式 国家民族主义 苏东关系
苏联模式是苏联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苏联模式在东欧的建立也是战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部苏东同盟的历史，既是苏联从最初推行苏联模式、继而维护苏联模式到最后放弃苏联模式的过程，同时也是东欧从最初接受苏联模式、继而反感苏联模式和改造苏联模式，最后推翻苏联模式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既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东欧从最初建立、发展，继而出现危机，到最后全面失败的过程，也是东欧国家民族主义从最初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压抑，继而逐渐聚积和上升，最后全面复兴的过程。[①a]当然，这些过程是互动的，复杂、曲折的，风云激荡的。
一、何谓苏联模式
关于苏联模式，国内外学者迄今没有一致的看法。[②a]笔者认为，要弄清苏联模式，首先必须区分清楚模式与制度这两个概念的关系。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模式是指方法，表面的、具体的形式；而制度则是指内在的、本质的结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包括：共产党的领导；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等等。基本制度规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本质属性和主要特征，而具体形式、模式则是为基本制度服务的。因此，苏联模式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形式，后者是指本质。苏联模式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苏联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后者则指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所谓苏联模式，应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形式，其特点是高度集中。表现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表现在经济上是指令性计划体制，行政管理方法，片面强调高速、优先地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农业全盘集体化，忽视人民生活急需的轻工业和农业，忽视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表现在思想文化上，是用阶级斗争和行政命令手段实行统治。苏联模式萌芽于20年代，形成于30年代，二战后达到极盛，同时危机也开始露头。苏联模式主要在战争年代、战争环境下，在国内外“谁战胜谁”的激烈斗争中形成的，因而表现为一种备战体制。苏联模式有其历史的功绩，也有其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以斯大林为代表人物，因而又称为斯大林模式。但苏联模式并非以斯大林上台而开始，也并非随斯大林去世而结束。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苏联模式对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东欧建立的三阶段（1945—1952）
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由于国际因素的影响，东欧各国基本上都是按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其主要内容一是民族革命：消灭德意法西斯和推翻本国法西斯反动统治，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二是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势力和各种反动势力，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各国代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各个阶级阶层的政党联合执政，共产党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不占绝对的优势，经济上，包括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封建的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史称东欧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其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无产阶级政党全面掌权，多党联合政府为无产阶级专政所取代，人民民主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实行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原来多成份的混合经济向程度不同的公有制转化。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大多数国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在有的国家，如民主德国，苏联帮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苏联的帮助和影响下，东欧各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终于于1947—1948年期间先后赢得了大选的胜利，成功地把资产阶级政党和其它反对派赶出了政府。
第三阶段，在各国党内清除“铁托主义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反对“民族共产主义”，确立了各国党内“国际派（莫斯科派）”的掌权地位，按苏联模式通过了新宪法。各国开始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与此同时，各国在农村展开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并且普遍采取了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的方式。
这样，在经过了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党内反对“铁托主义”的斗争三阶段后，东欧各国在政治上先后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经济上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计划经济形式。除了民主德国和波兰在时间上稍晚外，其它东欧国家以苏联宪法为模式，通过了新宪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三、苏联模式在东欧的危机的萌芽与苏南冲突（1948）
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是苏联模式在东欧危机的萌芽。苏南矛盾的激发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南在被开除出情报局以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在当时适合于南斯拉夫本国特点的自治的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模式。
1、苏南冲突的根源
苏南冲突是有一个过程的。在1948年以前，两国的基本社会政治目标和主要民族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南共长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另一方面，两国个别具体任务、特殊要求和利益有所不同。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其一是对待南流亡政府的态度问题。南共反对流亡政府。其二是苏军在南的表现极差，引起南的不满。其三是的里雅斯特问题。的里雅斯特是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交界处的、其归属权有争议的一块地区，南不顾意大利的反对，努力要把英美手中的该地区合并进南斯拉夫，但斯大林没有支持南的行动。南怀疑是苏与西方大国达成了交易。苏南冲突还与战后建立南保联盟的问题有关。斯大林以粗暴的口气指责南保领导人没有经苏联同意就擅自行动，把苏联置于既成事实面前，对南未同苏商量就把军队开进阿尔巴尼亚大为恼火。与此同时，两国在经济上也出现了矛盾。苏不能容忍南执行比较独立的内外政策[①b]，指责南共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没有搞阶级斗争，没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政治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没有起领导作用。南共产党处于半合法状态。等等[②b]。针对苏与情报局的指责，南共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立场，说明“我们正在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③b]由于两国关系的恶化，苏军事专家和文职人员先后从南撤走，1948年6月，苏操纵情报局开除了南斯拉夫。此后，南斯拉夫人被迫开始探索一条新的南斯拉夫模式的社会主义自治道路。
2、从苏联模式到南斯拉夫模式
南斯拉夫是东欧国家中第一个制订五年计划（1947—1951）的国家。这个计划典型地反映了苏联模式的特点。直至苏南冲突爆发前的1948春，西方观察家还认为南在东欧国家中似乎最为亲苏，最彻底地“共产化”而且最无情。他们把南斯拉夫看作一个典型的卫星国。[④b]苏南关系破裂以后，南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从社会主义后退，驳斥苏和情报局的无理指责，以行政高压手段加速实行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在政治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牢牢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实行这种苏联模式，虽然1949—1951年加速集体化在数量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生产水平下降，农民屠宰牲畜现象很严重，逃避交税，农业生产和城市需要的供应仍然处于困难的状态[⑤b]。南党和人民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重新学习马列主义的运动，从经典作家关于“权力分散”、“工人自治”、“非官僚化”的思想中得到了启发。1950年6月，南颁布了“工人自治法”，创立了工人自治委员会的管理形式。自治形式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展开，然后逐渐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及其它非生产性领域[⑥b]。南将市场结构引入并逐步代替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自主权，个人劳动报酬与经济效益挂钩；1953年3月，政府又颁布法令解散已经建立的、实行集权管理体制的集体农庄，允许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规定农民可退社。鼓励个体农业和多种经营。在工业的发展路线上，轻工业和重工业二者并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企业与市场直接挂钩，甚至可以到西方市场上去出售商品。与此同时，南共的领导方法也发生了某些变化，试图逐渐取消党的工作的行政方法，而代之以说服教育的方法。党的工作机构急剧地减少了，从1950年的11930个减到1952年的4599个。该年，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同一思想者的联盟。南斯拉夫不是直接实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通过南共联盟起主导作用[①c]。铁托后来检讨说：“（以前）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也犯了错误，因为我们照抄了苏联的方法。我们仿效苏联的榜样，而且是错误地仿效”[②c]。这以后，铁托关于批判苏联模式的思想更加明确和系统化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刚一平息，铁托就对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苏共领导“错误地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问题，而个人崇拜实际是一种制度问题”，“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不断地坚持地根除的东西，而这也是最难做到的事”[③c]。
苏南冲突的实质是斯大林企图把苏联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而南斯拉夫不愿接受，并走出了自己的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模式。苏南冲突及其以后形成的南斯拉夫模式动摇了苏联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标志着苏联模式危机的萌芽，为社会主义从单一模式走向多样化开辟了道路。
四、苏联模式危机的连锁爆发和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顽强表现（1953—1988）
这一阶段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89年东欧巨变以前，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东欧国家民族主义这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处于巨变、积累时期。标志着苏联模式危机的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层次上由浅而深；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力量在不断地聚积和上升，程度上由小而大，形成了对苏联模式的数轮冲击。
（一）东欧国家对苏联模式的三轮冲击
第一轮：捷克斯洛伐克比尔森事件和民主德国东柏林事件（1953）：表现了对俄国人、对斯大林的反感，这是民族情绪、民族感情层次上的，带有街头政治的色彩。
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构成了这两起事件的国际大气候。比尔森事件发生在6月1日，东柏林事件发生在6月17日。捷克的小气候是，部分地由于对政治的清洗所产生的恐惧和紧张气氛，部分由于抗议币制改革，6月1日，在比尔森斯柯达汽车厂发生了工人的骚动，把斯大林、哥特瓦尔德等的塑像抛出窗外，还同警察、公安部队发生了冲突，酿成了流血事件。事后很多事件的参加者遭到了逮捕和惩罚[④c]。半个月后在民主德国发生的东柏林事件，其直接原因是提高劳动定额问题。由于工人们的不满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16日，东柏林5000多名建筑工人首先发动罢工，举行示威游行。次日，罢工浪潮席卷了整个民主德国，有30万人卷入了罢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5%[⑤c]。民德政府已无法控制局势，最后不得不由苏联驻军出动一个装甲师和大批坦克来驱散人群。但苏军的行动十分克制。据统计，死亡人数为21名，近400人受伤。
东柏林事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民德成立后，不但要照样支付苏联巨额赔款，而且要处处照搬苏联的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消费品和农业生产的结果使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全盘苏化，唯苏独尊，伤害了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加深了他们的抵触和反感情绪。无独有偶，比尔森也是捷克的著名工业城市，在二战中是由美国军队解放的，其居民比大多数本国人民更为亲西方一些，对俄罗斯民族有文化上的优越感[①d]。虽然这两起事件都没有明确地提出反苏的口号，但可以说第一次在东欧推行苏联模式的国家中显露出反对推行苏联模式的迹象，表现了对斯大林、对俄罗斯人的不满和反感，是民族情绪民族感情层次上的，带有街头政治的色彩。但这些事件本质上不是要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对斯大林主义即苏联模式表示不满[②d]。苏当然也觉察到了捷克特别是民主德国的反苏情绪。这次事件以后，苏主动免除了民德尚未还清的25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还把33个大企业移交给民德。德国统一社会党也检讨了自己工作的错误，决定减少重工业的生产而增加食品工业、民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并且暂时停止了农业集体化。
第二轮：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56）：表现了对苏联模式的怀疑与拒绝，主张走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民族特色、民族道路层次上的，带有精英政治的色彩。
这两起事件有许多共同点：都发生在1956年，时间上几乎是前后衔接和交叉的。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构成了两者共同的国际大环境。波匈是两个极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民族，战后贝鲁特、拉科西等领导人极力在本国推行苏联模式，积累了很深的矛盾，造成了政治、经济危机，这是共同的国内小气候。在这两起事件中两国民族道路的代表人物、以前还因此受过迫害的哥穆尔卡和纳吉被重新推上了历史舞台。直接针对苏联，是两起事件的共同特点之一。反过来，苏联也对两国进行了种种威胁，施加了不同的压力和影响。
但这两起事件的不同点也是很多的：波事件基本只限于波兹南地区，最先工人们提出的经济要求，由于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解决，后来才上升为政治事件。死亡人数74人，伤575人。由于该事件而东山再起、重新担任党的第一书记的哥穆尔卡正确地处理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一方面，顶住了赫鲁晓夫的压力，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反对照搬苏联模式，坚持独立自主的“波兰道路”；另一方面，又维护波苏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团结和友谊，维护苏联和苏共的声誉，不使那些有政治阴谋的人得逞[③d]。而在匈牙利事件中，由于纳吉面对瞬息万变的复杂局势表现得束手无策和优柔寡断，缺乏果敢和应变能力，一味妥协、退让，不加分析地满足一些人不合理的要求，在政治上取消一党制，恢复多党联合政府；在军事上提出苏军撤出匈牙利，匈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中立，并寻求联合国保护。各种反动势力趁机浑水摸鱼，制造混乱。事件席卷了匈牙利全境而无法收拾，苏军两次出兵，终致酿成全民的大悲剧。
最重要的还有两起事件的后果不同：哥穆尔卡强调“波兰道路”，波兰的历史特征和民族特点，其实也是对传统苏联模式的改革，希望走出一条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波兹南事件后，波兰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改变传统的重轻农发展次序，对农业合作化进行了整顿。在政治方面，加强与教会及其它党派的合作与联盟，在人民政权中第一次出现了非共产党人担任部长的情况；发展工人委员会形式。但由于遇到巨大的困难和障碍，哥穆尔卡很快就从改革方针后退，他重新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恢复了集中管理体制，同时加强思想控制。甚至1968年支持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①e]。哥穆尔卡在内政外交上追随苏联亦步亦趋，放弃了独立自主的波兰道路，重新又回到了苏联模式的窠臼。因而他既成为波兰战后第一次危机的战胜者，又成为1970年第二次危机的制造者而黯然下台。
匈牙利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兰事件的影响下，人们对拉科西不顾匈牙利国情盲目照搬苏联模式不满，要求“匈牙利道路”的代表人物纳吉·伊姆雷上台。上台伊始的纳吉宣布匈政治上取消一党制，恢复多党联合政府，这与他原来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形式”的思想也基本上是一致的[②e]；也体现了匈牙利人民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满。后来由于各种势力的卷入使事态的发展复杂化了。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有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开始觉醒，他们发出了“这并不是我们原来的意愿”的声音。工人和正直的共产党员开始自动地组织起来，用工具和石块向手持武器的暴徒进行反击。纳吉后来事实上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而是被动地被事件推着走。失去控制后的匈牙利事件演变成了暴乱，确有推翻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苏联出兵平息了匈牙利事件，扶持卡达尔建立新政府，另创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恢复苏联模式。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第三轮：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匈牙利改革（1968）。对苏联模式的偏离。这是对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层次上的，带有精英政治和政党政治相结合的色彩。
如果说波匈事件因为要走民族特色道路，在运动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反苏的言论的话，那么“布拉格之春”的整个过程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1968年4月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党中央通过了标题为《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行动纲领，是赫鲁晓夫“新政”在东欧激起的最后一次高潮，标志着“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的、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的出现。该模式的主要内容有：政治上扩大民主，“要大力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以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过去的专制方式”，加强法制，党政分开[③e]，宣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在对外关系上，宣布要用捷克的观点去阐述和对待一系列国际问题，采取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④e]。在经济上，表示要重视农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重视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进行经济改革。在文化上要增加外国报刊的进口与发行”[⑤e]。这个纲领带有捷克斯洛伐克民主的民族特性和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色彩，主要表现为一场政治的和思想的运动。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苏联模式有根本之不同。苏领导人认为，捷的实质是在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捷领导人第一步是要把捷变为南斯拉夫，然后在转变成类似奥地利式的国家[⑥e]。苏与民德、波、匈、保等东欧国家多次向捷施加压力，华约的军队也以演习为名开进了捷克。如果说1956年波匈事件尤其是匈牙利的局势确实有失控的危险的话，1968年的捷克则不存在这种危险，但苏联反而对捷克的局势特别的担忧，最后动用华约五国的力量碾碎了“布拉格之春”。捷克事件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也特别大，如果说出于阵营对抗思想东欧各国是一致赞成苏联出兵匈牙利的话（铁托反对第二次出兵），那么出于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之不同去镇压捷克，却引起了苏东国家的分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是坚决反对华约五国出兵的。苏波匈内部也有人同情布拉格，反对入侵捷克，苏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在莫斯科红场组织游行。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如果说苏是“应邀”到匈牙利“镇压反革命”的话，那么华约五国入侵捷克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一年后，苏联扶植胡萨克上台，全盘否定1968年的改革，称赞苏联的“国际主义援助”[①f]。捷克又恢复了苏联模式。而且旨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维护苏联模式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也出笼了，成为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系统的理论工具。但是人们是不会忘记历史的：1991年底在布拉格召开了一次题为“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发展及其国际后果”的学术研讨会。当年“布拉格之春”的主要领导人杜布切克等人也参加了。会上有人分析了捷共改革圈子，认为捷共依靠战前的民主传统和自己队伍中广泛的知识分子阶层，响应了时代的召唤。这是摆脱极权的僵死的斯大林体制的现实机遇[②f]。杜布切克强调了1968之春的伟大意义，谴责华约五国的武力入侵不仅是把当时的捷往后拖，而且实质上是使“现实社会主义”萌芽夭折了[③f]。在捷克发生“布拉格之春”前夕，波兰也出现了民族主义复兴，有人认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波兰的出现“不是必然的”[④f]。这也说明，布拉格之春这种基于与苏联对社会主义认识不同的改革，在东欧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土壤的，苏联担心失控，担心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模式会动摇自己在东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必欲去之而后快。
与捷克失败的改革相比，匈牙利卡达尔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平息以后，新政府立即着手整顿秩序和恢复社会治安；在经济上，改变国民经济中的有关比例关系，调整重工业中的比例失调现象，增加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生产。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卡达尔公开宣称他代表的共产主义是“新型的共产主义……我们的共产主义是匈牙利式的。它有点象第三条道路，它是匈牙利的民族共产主义……这‘第三条路线’来源于我们的革命”[⑤f]。从1968年始，匈牙利开始改革。匈的改革与捷克基本同时，但匈改革的重点是在经济领域，且在此之前作了较充分的酝酿，重在“实干”而不在“宣扬”。匈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发展小企业经济形式，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满足人民的需要[⑥f]。在政治上，始终不渝地强调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发展国家生活和社会主义民主。匈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人民生活明显提高。匈牙利的改革一度被视为成功的范例，人们称之为“匈牙利模式”或“匈牙利的独特道路”。卡达尔悄悄地偏离苏联模式，但又掌握好“度”和“分寸”，极度谨慎，不致于越轨，并没有完全脱离苏联模式，而是在苏联模式范围内的改革、完善和发展。因而又能成功地与苏联保持紧密的“友好关系”。苏联也能容忍、默许其偏离正统的苏联模式的行为。为此，卡达尔也付出了代价，他曾违心地追随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改革，并对国内改革的力度和深度适时地进行调整，灵活地作出让步。
（二）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首次挑战—波兰战后的第三次危机1980—1981）：政党政治开始露头
如果说，1956年波兹南工人走上街头是为了抗议苏联模式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波兰1970年事件只是对1956年事件的重演，那么1980年波兰事件则情况严重得多，工人们一改过去上街示威的战术而改为静坐罢工和占据工厂，并且与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了[①g]。在国民经济一团糟的波兰成立的团结工会，意义则非同小可。这是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工人阶级成立的公开的、合法的、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它一成立会员人数就达数百万，最多时达到1000多万，其中有100多万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员。其中包括1/3的党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②g]。团结工会还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公开的大力的支持。对于正统的苏联模式和传统的意识形态来说，必须绝对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权。团结工会对共产党构成了直接的、强有力的挑战，波兰自此形成了两大政治力量争夺政权的局面[③g]。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推动下，团结工会自成立时起取代统一工人党夺权的企图就初露端倪，声称“要创建我们所理想的波兰”。团结工会的矛头不仅是针对苏联模式的，而且是针对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的。而1980年开始的骚乱与前二次不同，它反映了一种严重得多的病症，已经不是新领导上台和满足人民的暂时利益所能医治的了”[④g]。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积极支持团结工会，企图覆颠波兰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也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苏塔斯社谴责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81）是一场“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闹剧”，《真理报》把团结工会称之为“反革命”，谴责波兰党的领导一再向反革命势力妥协、让步，“波兰的形势不仅危险，而且濒于危机的边缘”，强调波兰对“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承担着“义务”[⑤g]，担心波兰会脱离苏联模式，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美苏对波兰事件的态度虽截然相反，看法却非常相似。为了击败团结工会极端分子“肢解社会主义波兰国体的明目张胆的欲望”，避免“一代人的成果、从灰烬中建立起来的波兰家园再变成废墟”[⑥g]，在苏联的支持下，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党和政府断然采取强硬措施，实行军管，取缔团结工会。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为愤怒，对波兰实行了经济制裁，“自由欧洲”、“美国之音”等西方电台喋喋不休地进行反波反共宣传，煽动波兰人民起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波兰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苏联和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向波兰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波兰人民克服了困难。波兰社会主义制度保住了，但隐藏的政治危机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五、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与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全面复兴（1989—1991）：政党政治拉开序幕
在有利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下，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从量到质的转变，把苏联模式连同本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起扔掉了。由于东欧都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地缘政治等原因发生了连锁反应。这次雪崩式的激变是本质上的、根本性的。从广度来讲，以波兰和匈牙利肇其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终其端，波及到整个东欧八国，除了罗马尼亚发生了流血的军事政变、波黑发生内战外，中欧各国均采取了和平的“天鹅绒革命”的形式，其特点是上层的变化比下层的变化来得快[①h]。从深度来看，政治上，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不民主的、官僚式的极权体制”，建立以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模式；经济上，以私有制为目标，实行私有化，甚至休克疗法，按照西方经济模式改造原有经济体制；外交上全盘倒向西方，对苏联疏远与冷淡。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分裂，改名，沦为反对党甚至受迫害的对象，财产被没收，活动遭禁止。原来各国的反对派，如波团结工会，匈民主论坛，捷公民论坛，纷纷上台执政。各国竞相更改国名、国歌、国徽，修改宪法，把“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字样去掉，恢复其历史上的原来面目，有的恢复了原来的国家机关枢密院（议会）[②h]或总统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修改了宪法，国家改变了性质，国旗改变了颜色，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③h]。
波兰统一工人党党中央第一书记拉莫夫斯基在大选失败后总结教训说：“强加于我们并被我们接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如此大的范围内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④h]。因为苏联模式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形象。在1989年的这场政治巨变中，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与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复兴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比如在波兰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囊括全国居民的90%以上的天主教会，在激变中支持了团结工会。过去在国际冷战格局和苏联的高压下，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受到了压制；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新思维”改革，主动放弃东欧的苏联模式和国际形势缓和的形势下，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力量如火山、雪崩爆发，不可遏止。这集中表现在东欧国家急于摆脱苏联的控制和人民的反苏情绪上。一些国家把苏联模式看成是苏对东欧“苏联化”的表现。东欧民族意识、民族情绪抬头，有些国家的群众（如波兰）甚至对俄语都很反感，以苏联国徽为样板的匈牙利国徽换上了1849年人民起义的旗帜。东欧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还表现在东欧各国纷纷更改国庆日。这些国家对苏联的敌意是明显的。1991年，联结苏东的两条纽带—华沙条约和经互会解散了。苏东从战后的全面结盟此时彻底分道扬镳。
正如飞去来器原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对东欧苏联模式的放弃，导致了苏联模式连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东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反过来又作用于苏联模式的大本营—苏联自身，苏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迅猛高涨。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宣布政治上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经济上搞“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东欧突变促进了苏联模式在其故乡寿终正寝。自此，前东欧苏联地区先后进入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体制过渡和模式转换时期。
注释：
①a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是指与国家利益相吻合或一致的，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它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内容，是一种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恒常起作用的，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因素。国家意识与公民意识是其主要载体。国家民族主义是与国内民族主义相对而言的，它与通常说的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含义也不同，是一个中性概念。详见李兴：《论国家民族主义概念》，《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南京《社科信息》1995年第11期摘编了其主要论点。
②a关于对苏联模式的看法，请参见〔南〕马尔科维奇、〔美〕塔克等著，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中国苏联学者学术座谈会：《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考察—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改革与新思维〉》，《世界历史》1977年第4期，等。
①b参见《苏共中央致南共中央的秘密信》，〔俄〕《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
②b《苏共中央致南共中央的秘密信》，〔俄〕《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第146—148页。
③b参见《苏南1948年秘密通信》，〔俄〕《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
④b〔美〕丹尼森·拉西诺：《南斯拉夫的新实验1948—197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⑤b弗·贾古连科：“南斯拉夫农业的发展”，莫斯科1981年版，第19—20页。转引自《近现代史》1990年第1期，第17页。
⑥b参见《中东欧社会基础建设》，第338页；〔苏〕《经济问题》1988年第10期，第41—42页。
①c马拉施科：《中欧和东南欧社会主义基础建设》，莫斯科，1989年，第341页。
②c〔南〕兹冯科·施陶布林格：《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③c《关于匈牙利事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02页。
④c参见〔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149—153页。
⑤c姜琦、张月明：《东欧三十五年》，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226页。
①d参见〔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②d参见多恩伯格：《共产主义的万花筒》，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0页。
③d〔波〕杨·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8—55页。
①e参见《离开真理哪里也不去——关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材料》，〔俄〕《肯塔费尔》1993年第4期，第80页。
②e参见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第33页。
③e《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摘要），转引自〔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诺·亚·麦德维杰夫：《政治日记·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④e〔美〕怀特·塔德：《‘布拉格之春’前后》，第480页。
⑤e《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摘要），转引自〔苏〕麦德维杰夫：《政治日记·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⑥eP·比霍亚：《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5年第1期，第36页。
①f《苏共与捷共的国际主义合作历史与现状》1984年俄文版。
②f《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教训》，〔俄〕《近现代史》1992年第6期，第213页。
③f《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教训》，〔俄〕《近现代史》1992年第6期，第212—213页。
④f乔治·西孟兹：《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时代苏联的民族主义和东欧》，1975年英文版，第375页。
⑤f〔英〕威廉·肖克罗斯《罪行与妥协—卡达尔·亚诺什和革命以来的匈牙利政治》，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⑥f参见T·杰别尔、B·伊奇托夫根：《匈牙利的小经济形式》，〔俄〕《经济问题》1988年第8期。
①g参见〔美〕S·比亚勒：《波兰与苏联的统治》，《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年第1辑，第51页。
②g刘祖熙：《波兰战后的第三次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东欧局势的演变与前景》，第42页。
③g参见〔联邦德国〕彼德·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④g〔美〕约翰·莱夫特韦奇·柯里：《波兰危机与生存策略》，《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年第二辑，第46页。
⑤g参见不破哲三：《斯大林与大国主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107页。
⑥g《雅鲁泽尔斯基选集1981—1987》，1989年，第55—56页。
①h参见〈俄〉C·洛沃巴什：《80年代以来的东欧：趋势与问题》，〔俄〕《历史问题》1995年第4期；〔俄〕格·缅耶尔：《东欧的政治文化》，《莫斯科大学学报社会政治研究》1994年第5期，第5页。
②h《东欧的民主革命原因与后果》，《共产党人》1990年第14期，第109—110页。
③h《历史转折关头的东欧1989—1990》，《东欧的改宪1989—1990》，莫斯科，1991年。
④h1990年1月29日〔波〕《代表大会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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