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出版领域的“民国潮”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透视论文,领域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重印《民国开明国语课本》引发了至今未退的儿童出版领域的“民国潮”。一些出版机构纷纷迅速跟进，民国儿童读物竞相粉墨登场，其中的民国老课本的市场行情更是如火如荼。这股风潮的出现是因为民众集体怀旧，还是出版资源缺乏?究竟会持续多久?将给出版界、学术界带来何种启发?如何引导其健康发展?如何创造出当代的儿童读物经典?在这股出版热中需对这些问题进行冷思考。
一、“民国潮”的兴起原因及发展趋势
儿童出版领域出现“民国潮”主要有两大主要原因：一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而引发集体的怀旧情绪。前几年人们对现行新课标小学《语文》教科书编选存在的问题表示不满，如选文重思想、题材不真实、插图太呆板等，于是把眼光投向了民国这个我国儿童教育研究的兴盛阶段，希望能从历史里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最终引发了民国时期有代表性的教科书，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小学国语课本》等纷纷被再版的热潮。二是民国儿童读物质量确实很高，值得再版传播。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是时代的主题，所以教育，尤其是起始阶段的儿童教育一直被重视，甚至有人说“儿童是中国最后的救星”。[1]一些著名学者多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出发而对儿童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投入极大热情的，他们研究理论、编写教材、撰写读物、进行教学，而非如今天的一些学者多是为了报课题、评职称、加工资。如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并不是赶在1912年元月民国成立而是直到1912年秋季才出版，就是因张元济等人为了精益求精而推迟了出版时间(教科书的编写、修订程序十分复杂，需要经过多轮的打磨)，绝不为了牟取暴利而粗制滥造。1932年叶圣陶花了一整年的时间编写了初小6册、高小4册的《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他自己说，书中400多篇课文“大约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之所以花这么大力气自己编写课文，是因为在他看来，“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2]所以，这股“民国潮”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原创出版资源的紧缺。
就这股热潮的发展趋势来看，它至少还会持续10至20年，理由有三：一是近年来民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教育、儿童学等研究成为热点，人们从文学、教育、出版等各个角度对其开展研究，发掘其中的“现代”因素，随着这些论著的出版，一些新史料将相继面世，一些读物的价值将会得到确认。二是因民国儿童读物出版数量太多、范围太广，人们对其中的精品的整理、出版会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三是因2011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昭示了本土文化的创生和传播已经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它必将推动我国优秀文化、核心价值获得深入发掘和广泛传播，而民国先贤们立足于我国现实、放眼世界先进经验，通过借鉴、融会而创生出的作品、论著，将为今天儿童读物的编写、研究、出版等提供很好的借鉴和参照。
二、“民国潮”凸显出的民国儿童读物编辑出版理念的现代价值
经典重现，表明当时有些出版理念在今天也并未过时。从今昔对比的角度来看，当时出版机构的一些出版理念(办法)在今天可能被忽视了：一是出版机构以创造先进文化为己任。出版机构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肩负着文化创造的重任，甚至后者更为重要。如民国期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曾自己设立图书馆，搜集整理传统典籍；张元济不惜花费巨资影印出版《四部丛刊》；舒新城组织众多专家经年累月编纂《辞海》等。就儿童读物的出版来说，出版机构一直顺应了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并予以积极推动，如从清末开始，改革者就希望通过译介外国的儿童文学来建构现代国民的心理结构，民国期间文学研究会刚成立就提出要为儿童创造独立的文学样式以“立人”，出版机构为清末儿童读物的译介和民国期间我国儿童读物的出版都提供了基本保障。二是出版机构参与儿童教育的研究。如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蒋维乔、庄俞、高凤谦、张元济等人本身就是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学者，同时又是儿童教育的研究者，他们在编写我国第一本小学国文教科书《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时就常开“圆桌会议”，讨论教科书用字、选文等原则。后来，商务印书馆还办有供教育实验用的附属小学，聘请儿童教育专家如吴研因、沈百英等民国重要的童书编纂者负责该校的管理和教学工作。当时国内外最先进的教育方法都会在这所小学实验，在实验的过程中会了解当时儿童的阅读需要并策划、编写相应的儿童读物。三是出版机构兼办刊物以推介。民国儿童读物出版的主要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创办了《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这两份民国期间最重要的教育杂志，并借杂志发表有关儿童阅读心理、兴趣调查、读物编选方法等方面的文章，还曾征文并出版增刊集中探讨儿童读物编写问题，这样出版社就可从中了解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并按这些研究成果出版相应的读物。同时，这两份杂志还通过儿童读物的书评、广告等，评介、宣传各自所出的儿童读物。除此之外，这两家出版社还分别创办了专门供儿童阅读的刊物《儿童世界》和《小朋友》，除发表供儿童阅读的各类作品外，还根据市场的需要将这些单篇作品结集成书出版。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出版机构组织自己的编辑人员参加课程标准的制订，或聘请课程专家参与儿童读物的出版，也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的经营策略。现在随着出版机构集团化和国家新闻出版政策的逐步调整，一些出版机构可尝试参与儿童教育研究，或创办刊物，退而求其次是联合一些学术机构或专家参与图书的出版。
另外，“大家小书”的理念的失落更值得当今学界深思。上文说过，民国读物重印受追捧，除了大家普遍对当前的语文教材不满外，还与民国读物编写者多是大学者、名作家有关。导致目前“大家小书”缺失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儿童研究不受重视。清末虽然改革者已将儿童的发展与民族的振兴联系在一起而重视儿童教育，但是多数将儿童视为“缩小的成人”。“五四”时期“妇女”和“儿童”被发现，儿童被视为与成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存在着差异的独立的个体，所以研究儿童、培育儿童被认为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一些大学者编小书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一些大学者也是儿童研究专家，小书也可编成精品。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的研究和培育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相对其他年龄段的个体来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就教育来说，1938年有人埋怨道：“吾国师法泰西，改革学制，垂四十年。其间不乏魁儒硕士，尽瘁斯业。然大抵学问愈博，资望愈高，愈多致力于中学以上专门深造之教育，其能专心小学校教育者，盖难其人。”[3]这种漠视儿童研究的状况直到今天仍没得到根本的改观。二是评价机制欠妥。不重视儿童研究与评价机制的不客观直接相关。目前，无论是社会一般评价还是同行学术评价，对那些儿童读物的编写者或儿童教育的研究者的评价都存有偏见，认为这是“小儿科”，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大学问”。正因为以上两点原因，导致许多大学者根本就不了解儿童，所以即便他们有人愿意去编小书也难以编好。“从娃娃抓起”的文化大战略之一就是让大学者重视、参与儿童的研究与培育，然后采用“编小书”的形式予以落实，在逐渐形成风气之后，儿童读物编写的质量必将会显著提高。受学者“名人效应”的带动，有读物本身的质量保证，这种读物必然会受到儿童和家长的欢迎。
三、“民国潮”中民国儿童读物出版机制的建设
为确保这股热潮走上理性、良性的发展之路，有三点要引起出版机构和主管部门的注意：
1.确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建立重印准入制度。目前民国资源的出版呈现出一定的乱象，许多在当时就不是经典的图书被贴上“经典”的标签，再通过一些媒体的炒作，就变成了“经典”。为了遏制这种混乱的局面，我们在整理民国出版资源时，要确立一定的标准然后去衡量取舍。就儿童读物来说，首先是要建立儿童读物评价机构，成员由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和不同行业的读者组成。其次是要开发儿童读物评价工具。对儿童读物的内容和形式要分项、细化评价类别，量化评价结果。最后确立儿童读物评价程序。对民国儿童读物的出版，应进行两轮评审，首先是出版机构申请出版项目，然后组织专家对此进行评审，通过后，先编辑样书，然后组织专家对此进行评审，最后才准予出版。
2.扩大出版范围，精选各类经典。除儿童文学作品、教科书外，还有四类书可重点出版：一是学术著作，如当时研究儿童文学水平较高的就有《儿童文学概论》《儿童文学研究》等，研究小学教学法的著作有《小学国语科教学法》《小学教材和教学法》等。二是教学参考书。除抗战和内战期间出版的小学教科书没有与之配套的教学参考书外，其他时间段的任何小学教科书均配有“教授法”和“教学法”之类的教学参考书，这些参考书对每篇课文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和方法均作了详细的解说。如果仅凭教科书，我们就很难全面、深入地了解某套教科书的教学理念。三是各学科的教材或著作。目前所出版的学术著作多是通论、概论性质的，学科教材多是国文、国语教科书，笔者认为可以拓展到其他学科，如修身、历史、地理、数学等学科。四是中学教材或著作。当时一些中学教材也很有代表性，而研究中学学科教育的著作学术水平更高。如果确立了科学的评价体系，而又建立了这四类图书资源库，那么真正的经典必将被筛选出并得以再版。
3.开展学理研究，创造时代经典。目前出版界对民国图书的出版还处在单纯翻印阶段，这当然很有必要。因为首先要摸清家底，然后分类整理，最后出版发行以让其中的精品重见天日，但这显然还不够，无论从其价值发掘还是从推动此类图书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说，下一步均应是深入地开展学理研究，总结某一现象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掘其当代价值。所以，应对今人关于研究民国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予以大力支持。学理研究可为评判“乱象”提供理据。怀旧情绪使人们习惯于拿历史上的长处和现实中的不足进行对比，所以出现了当下缺啥补啥的现象，重印以文言、实用文章为主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大概是因当下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内容太重兴趣、语言过于低幼的原因；重印以纯美的儿童文学为主的《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大概是因为当下一些小学语文的课文太重“训诫”的缘故。不过，如果从教育的角度客观地说，《共和国教科书国文》中实用文章过多，充斥着各科知识，《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则过于儿童文学化。民国教科书编纂最为成熟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而此前的教科书编写受实用主义思潮影响、此后的教科书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比较大，出现了许多符合形势发展但违背了基本教育规律的教科书。3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些教科书，多是编者对前期多种多轮教育争论辩证地分析后，取长去短而编成的，如1931-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小、高小《复兴国语教科书》，就注意到情趣和思想兼顾(主旨)、审美和实用兼顾(内容)、文章与文学兼顾(文体)、文言和白话兼顾(语体)、艺术与科学兼顾(用字)等。如果从教科书评价标准来看，这套书则比前两套更为经典。
学理研究也为当代经典的创造提供参考。当然，今天的社会在变化，儿童的阅读兴趣也在变化，一味地重印那些远离当下生活的读物并不能满足当下儿童的阅读需要，盲目效仿前人也不会创造出当代的经典，所以要将民国儿童读物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当下读物的编写和出版中，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当下儿童的阅读需要，创造出这个时代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