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伯格的亲社会道德理论简介〔1〕〔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格论文,道德论文,理论论文,简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艾森伯格认为，柯尔伯格研究所用的两难情境在内容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她区分并设计出亲社会道德两难情境，并用来研究儿童的亲社会道德发展。本文扼要地介绍了艾森伯格关于儿童亲社会道德判断的研究及其理论，并把该理论与柯尔伯格的儿童道德理论做了比较。
关键词 艾森伯格，道德两难情境，亲社会道德思想范畴，亲社会道德判断
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是美国当前较有影响的儿童心理学家，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自1977 年她与马森（Paul Mussen）合著《关心、分享和助人之源》以后， 一直从事儿童亲社会领域的研究，相继发表80多篇论文和论著章节，成为该领域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基础上，她和她的合作者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儿童亲社会道德判断发展的实验研究，创立了亲社会道德理论。近十多年来，我国心理学界对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多有评介和专题研究，但对艾森伯格的亲社会道德理论尚无专题介绍。目前，我国有诸多儿童心理学工作者正致力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而儿童亲社会方面的发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对艾森伯格的亲社会道德理论作一简单的介绍，是不无裨益的。
1 儿童道德判断的研究与理论
儿童的道德发展作为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心理学家研究的一个课题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真正引起心理学界重视这一课题的是本世纪20、30年代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开创性研究。 皮亚杰采用对偶故事法进行研究，概括出儿童道德判断是从他律发展到自律。本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则对皮亚杰的理论框架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的扩充。一方面，他对皮亚杰的理论给与了高度的评价，另一方面也指出皮亚杰研究方法中存在的某些局限性，例如，对偶故事中造成较坏后果的往往不是故意的，造成较轻后果的往往是有意的；利用对偶故事不能很好地揭示儿童道德推理的过程；皮亚杰研究儿童道德判断的内容维度较窄，有些对偶故事只研究儿童道德判断的一个方面等。柯尔伯格从古代哲学家常用的假设两难情境得到启发，决定采用“开放式”的两难故事作为引发儿童道德判断的工具。儿童对两难故事中的问题既可作肯定的回答，又可作否定回答。柯尔伯格真正关心的不是儿童作出哪一种回答，而是儿童证明其回答时所提出的理由[1]。 研究者通过利用一套标准问题评估系统（stan dard issue scoring）来评估儿童所提出的理由。具体的评估过程分为4步：（1）划分为问题；（2）划入规范；（3）划入要素；（4）把儿童回答的理由划入某一阶段[2]。柯尔伯格认为，研究者利用这一套评估系统来评估儿童的回答时，可将阶段结构（即阶段形式）从内容中区分出来，即儿童对具体道德问题的判断中概括出其道德判断形式（水平）。柯尔伯格对儿童的道德判断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把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判断的两种水平扩充为3种水平6个阶段：1、前世俗水平。阶段1：以惩罚和服从为定向；阶段2：以比较行为的工具作用为定向。2、世俗水平。阶段3：以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到别人的喜爱或赞扬为定向；阶段4：以维护权威和秩序为定向。3、后世俗水平。阶段5：以社会契约为定向；阶段6：以普遍的道德原则为定向。柯尔伯格认为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都是按顺序经过这几个阶段的，不能超越，只能循序渐进[3]。但在60年代到70年代初，柯尔伯格所做的许多实际研究发现，该阶段理论与儿童道德判断的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如只有少数成人（甚至大学生）达到阶段5，达到阶段6的更少见，在儿童道德判断中存在着某些回归现象等等。因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柯尔伯格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正，增加了一些“过渡阶段”，如阶段1和阶段2之间存在过渡阶段1/2，阶段2和阶段3之间存在过渡阶段2/3等等。但从整体上看，他的基本阶段模式没有变化[4]。
柯尔伯格关于儿童道德判断发展阶段的理论丰富、发展了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的理论，开阔、加深了人们对儿童道德判断这一领域的认识和了解。该理论还得到许多跨文化研究的支持。因此，柯尔伯格断言：“尽管不同文化的道德行为和道德风俗似乎很不相同，但在这些不同道德习俗背后，却似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判断和评价形式。”但特里尔（Turiul）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柯尔伯格没有很好地区分习俗和道德，把两者混为一谈。特里尔在深入地研究了儿童关于社会习俗的判断的基础上，揭示出了关于社会习俗判断的发展情况，进而证明社会习俗和道德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儿童的习俗判断和道德判断的发展规律也各不相同。这表明，柯尔伯格的道德理论并不适合于儿童的习俗判断[1]。
2 艾森伯格关于儿童亲社会道德判断的研究与理论
2.1亲社会道德理论的提出
柯尔伯格的理论是否正确地概括了儿童道德判断这一领域的全貌呢？他本人认为他的理论适用于儿童对各种不同类型道德冲突所做的推理。许多人对此提出异议，其中较有代表的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南希·艾森伯格所持的观点。她认为，道德作为一个总的领域，包括许多不尽相同的具体方面，儿童对这些具体方面的判断会有所不同。科尔伯格研究所用的两难故事在内容上几乎都涉及到法律、权威或正规的责任等问题。如海涅该不该偷药的故事中，海涅必须在偷药和妻子死亡之间作出选择，偷药就会犯法，而保护妻子免于死亡又是每一个丈夫的责任。这些法律、责任等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儿童对故事冲突所作的推理。因此，柯尔伯格运用其两难故事只是研究了儿童道德判断推理的一个方面——禁令取向的推理（prohibition oriented reasoning）。艾森伯格则区分并设计出不同于柯尔伯格两难情境的另一种道德两难情境——亲社会道德两难情境（prosocial moral dilemmas）来研究儿童的亲社会道德判断。亲社会两难情境的特点是“一个人必须在满足自己的愿望、需要和（或）价值与满足他人的愿望、需要和（或）价值之间作出选择”[5]， 助人者的个人利益和接受帮助者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一个城镇的居民必须在是否与另一个城镇遭受洪水灾害的灾民分享食物之间作出选择，一个人必须在帮助一个遭抢劫的妇女和保护自己之间作出选择等等。在亲社会两难情境中，故事的主人公是唯一能提供帮助的人，但助人就意味着自我牺牲。这种助人行为是“职责以外的行为”（acts of supererogation）[2]， 它高于一个人正规的责任、源于公平考虑的责任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艾森伯格认为，在亲社会两难情境中并不强调法律、惩罚、权威和正规的责任，这也正是亲社会两难情境与柯尔伯格的两难情境之区别所在。
2.2亲社会道德判断的研究方法
艾森伯格同柯尔伯格一样，都是用两难故事作为研究儿童道德判断的工具，用个别交谈法来引发儿童的判断推理过程。但他们两人的研究有重大的区别：第一，如前所述，作为研究工具的两难故事在内容上不同。第二，理论基础不同。柯尔伯格认为，儿童的道德判断作为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方面，有它独特的内在结构，要根据儿童的这一独特结构来描述、说明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情况，确定道德判断的阶段及其先后顺序。柯尔伯格通过实验搜集年龄趋势的资料来证明其理论前提。而艾森伯格并没有预先假定儿童的亲社会道德判断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结构，更没有设想根据儿童的这一结构来确定其亲社会判断的阶段。她只是设想柯尔伯格理论可能没有概括出儿童道德发展的全貌，因此，她利用亲社会道德两难故事作为工具，通过实验研究来总结、概括儿童的亲社会道德判断的年龄变化趋势[2]。第三，对实验材料的评估方式不同。在柯尔伯格的最新评估系统中，对儿童回答的评估分四步（如前所述），即问题k＞规范k＞要素k＞阶段。 艾森伯格则把儿童的回答划分为几十种不同的道德思想范畴（moral consideration categories），然后进行一系列的统计处理和经验归纳，最后概括出儿童亲社会道德判断的年龄变化趋势。艾森伯格常用的亲社会道德思想范畴有如下几种：
（一）对权威和（或）惩罚的畏惧与迷信避免惩罚和无条件地服从权威本身就是价值。儿童不管人的价值或需要如何，而是仅以行为对身体所产生的后果来决定行为的好坏。
（二）享乐主义的推理
（1）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自我得益观。儿童以自己的个人得益为定向。
（2）直接的互惠。以来自行为受惠者的个人得益为定向。
（3）情感关系。儿童考虑的是他（她）对一个人的认同，他（她）喜欢这个人，或者这个人与自己的需要有关系。
（三）对他人需要的关注
（1）对他人身体和物质需要的关注。以他人身体和物质的需要为定向。
（2）对他人心理需要的关注。以他人的心理需要和情感状态为定向。
（四）定型推理
（1）好人或坏人的定型形象。以好人或坏人的定型形象为定向。
（2）大多数行为的定型形象。以“自然的”行为和大多数人的所做所为为定向[6]。……
共有近30种道德思想范畴，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
2.3亲社会道德判断的发展阶段
艾森伯格及其合作者进行了许多纵向和横向研究，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了关于儿童亲社会道德判断的5个阶段：[7-8]
阶段1：享乐主义的、自我关注的推理。 助人与不助人的理由包括个人的直接得益、将来的互惠，或者是由于自己需要或喜欢某人才关心他（她）。
阶段2：需要取向的推理。当他人的需要与自己的需要发生冲突时，儿童对他人的身体的、物质的和心理的需要表示关注。儿童仅仅是对他人的需要表示简单的关注，并没有表现出自我投射性的角色采择、同情的言语等。
阶段3：赞许和人际取向、定型取向的推理。 儿童在证明其助人与不助人的行为时所提出的理由是好人或坏人、善行或恶行定型形象，他人的赞许和认可等。
阶段4：分为两个阶段
阶段4a：自我投射性的移情推理。儿童的判断中出现自我投射性的同情反应或角色采择，他们关注他人的人权，注意到与一个人的行为后果相联系的内疚感或肯定情感。
阶段4b：过渡阶段。儿童选择助人与不助人的理由涉及到内化了的价值观、规范、责任和义务，对社会状况的关心，或者是提到保护他人权利和尊严的必要性等。但是，儿童并没有清晰而强烈地表述出这些思想来。
阶段5：强有力的内化推理。 儿童决定是否助人的主要依据是他们内化了的价值观、规范或责任，尽个人和社会契约性的义务、改善社会状况的愿望等。此外，儿童还提到与实践自己价值观相联系的否定或肯定情感。
艾森伯格对亲社会道德判断的这5个阶段做了比较谨慎的说明， 她没有把它们看作是具有普遍性的，也没有把它们之间的顺序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她仅认为自己勾画出了“美国中产阶级儿童发展的（一种）描述性的与年龄有关的顺序”。但是，国外许多心理学工作者（如Fuchs、Biegbke、Sakagami、Tietjen）利用艾森伯格的亲社会两难故事在德国、以色列、日本和西太平洋的巴布亚k k新几内亚等地所做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尽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的亲社会道德判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的亲社会道德判断发展过程与艾森伯格提出的关于儿童亲社会道德判断的发展阶段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艾森伯格的关于儿童亲社会道德判断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跨文化研究的支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3
亲社会道德判断的发展阶段与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之比较
从以上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到，艾森伯格所提出的关于儿童亲社会道德判断的发展阶段与柯尔伯格的阶段理论不尽相同。柯尔伯格认为，儿童的道德判断所经历的第1阶段是以惩罚和服从为定向， 即儿童把避免惩罚和权威的强力作为其判断的理由。艾森伯格在对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做了充分的实验研究基础上指出，在儿童（甚至是学龄前儿童）的亲社会道德判断中的确也不存在柯尔伯格的第1阶段，也就是说， 儿童并不或极少把避免惩罚和权威的强力作为其亲社会道德判断的理由[6]。柯尔伯格的第2阶段是比较行为的工具作用为定向， 他把儿童对个人需要的满足和对他人需要的满足都归纳在同一发展阶段里。艾森伯格的研究发现，在儿童的亲社会道德判断中，儿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忽视他人的需要时表现为一种自私、享乐主义的思想，而满足他人的需要时表现为一种利他的思想，儿童的这种自私的推理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下降趋势，而儿童满足他人需要的利他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前者成为儿童亲社会道德判断的最低阶段——享乐主义的推理，后者为第2阶段——需要取向的推理[9-10]。柯尔伯格提出的第3阶段与艾森伯格亲社会道德判断的第3阶段一致， 即儿童都是以外在于他们的“好人”和“坏人”的定型形象、他人的赞许等作为其判断的理由。柯尔伯格的后3个阶段与儿童亲社会道德判断的后2个阶段不同。
这样看来，不同的道德判断内容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儿童的道德判断。柯尔伯格认为他所提出的儿童道德判断的3种水平6个阶段不受道德内容的影响，其理由是他在研究儿童的道德判断时把儿童道德判断的形式（阶段）与道德判断的内容区分开来了。把道德判断的形式与道德判断内容完全区分开来只是一种理论设想，能否在具体研究中完全做到这一点值得进一步探讨。艾森伯格对儿童亲社会道德判断的研究表明，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并没有完全概括出儿童整个道德判断的全貌，也可以说他的理论只揭示出了儿童对某些道德问题的判断发展情况。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柯尔伯格的两难故事与亲社会道德两难故事不同，这两种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同，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所揭示的关于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情况也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如儿童对个人和他人的需要表示关注，然后又都把好人的定型形象，他人的赞许等外在于他们的东西作为其判断的理由，年龄再大些的儿童都开始以个人内在的思想、价值观等作为其判断的理由等。这说明柯尔伯格的理论也揭示出了儿童道德判断发展中的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以上简要介绍了艾森伯格的亲社会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并把这一理论与柯尔伯格的道德阶段理论作了比较，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相同和相异之点。如何评价艾森伯格的这一理论？如何客观地评价柯尔伯格的理论？如何客观地确定、看待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作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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