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待兴科举和废科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举考试制度肇端于隋炀帝大业年间，经唐、宋、元、明、清，至清末实行“新政”时宣布废除，历经整整1300年，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至今，刚好100年。兴科举、废科举都已成为历史，但似乎并未盖棺论定，关于兴科举的利弊得失，废科举的功过是非，在评价上仍然众说纷纭。近些年来，相关的争论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朗或隐蔽，其热度似有升高之势。
近来，拜读了部分研究科举考试制度的论著，零星翻阅了一些历史材料，断断续续思考了一些问题。适逢《湖北招生考试》邀稿，愿略陈陋见，和大家共同讨论。
一、历史地看待兴科举
科举考试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酝酿和萌芽、形成和发展，从逐步完善到日趋衰败，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地位、作用和影响是不断变化的，对它的评价应该有所不同。大体说来，隋唐、两宋利多于弊，得大于失；元、明、清逐渐转化，特别是明中叶后至清末，显然已经是弊多于利，失大于得，最终走向衰亡。我们不能以对科举考试制度在某一发展阶段利弊得失的考量，做出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整体评价，更不要以对前期的考量否定对后期的考量，反之亦然，这才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
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生，是总结吸取两汉推广荐举(察举)制度、魏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度(又称九品官人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
两汉的荐举(察举)制度，是朝廷为了广纳贤才，面向社会、选拔官员，改进吏治制度，通过朝廷确立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采用自下而上逐级推荐，自上而下逐级考查的办法，将遗逸流散人才，为朝廷所用。在初期，行之颇见成效，被称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制度遗文，后世莫及”①。至后期，由于科目过滥，地方官吏控权，考查渐成虚设，举人不实屡见不鲜。并且举人标准唯重品德，且以行为表现、典型事例为据，极易作伪造假；即便属实，品德良好，也不等于治事施政能力有保障。为此，曾提出改进办法，荐举加考试，依尚书令左雄的建议，“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②。但终因东汉末贵戚操纵，权门请托、贿赂公行愈演愈烈，葬送了荐举制度，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度(九品官人法)，依据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由吏部尚书陈群具体定例，州郡置中正官，兼顾德才和门第家世，品第人物，列为九等，然后按品级授官。九品中正制度(九品官人法)削弱了地方权势操纵，克服了专重品行不问才学的偏向，但同时却迎合了豪门世族的需求，演变为“计资(门资)定品”，门第身世决定着品级，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③“高门华阅，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近之路”这种状况。④ 于是，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九品中正制，遭到激烈的批评，有识之士要求废除，“罢九品，除中正，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⑤。面对这种局面，有人主张恢复两汉荐举(察举)制度，有人主张加强考试，并且进行了实际探索，结果是加强考试成为寻求“一代之美制”⑤ 的共识和必然选择。但是，两汉的荐举(察举)制度、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度(九品官人法)，都孕育着科举考试制度的端倪。
科举考试制度是朝廷确定科目和标准、规定内容和方式、制定程序和规则，自下而上逐级考试，依据考试成绩选拔人材，授以官职。从形式上看，科举考试制度公开考试、自由报考、平等竞争，克服了两汉荐举制度常由地方权贵操纵选举，造成举人不实、有材不举、举亲抑疏、弄虚作假的弊病，纠正了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度(九品官人法)专重门资，不问才学，豪门势族专权的偏差。从内容上看，科举考试制度以经史知识学问为考核重心，提高了人材的文化知识素养的要求，改变了单纯重视品德行为的倾向。从方法上看，增加了人材选拔标准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减少了主观性和随意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了人们读书为学的积极主动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科举考试制度同荐举(察举)制度和九品中正制度(九品官人法)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
科举考试制度存续1300年，科举考试制度的利弊得失同中国封建社会的盛衰兴亡是融为一体的。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从兴盛走向衰亡，科举考试制度也由利多于弊、得大于失，转化为弊多于利，失大于得。
科举考试制度保证了封建统治稳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文教繁荣；与此同时，又侵蚀和瓦解了封建统治，毒化了社会，造成经济停滞，文教衰废。科举考试制度扩展和深化了中国传统文明的传承力度，又加剧和强化了中国传统文明单一、保守、空疏、繁琐和僵化、呆板。科举考试制度激发了人们勤学苦读的热情和顽强不息的精神，推动了教育发展，形成了全社会尊师重教的风尚，也造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恶果，助长了“学而优则仕”、“望子成龙”追求功名利禄、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社会心态，促使学校教育变成科举考试的附庸，科举考试成为学校教育的指挥棒。科举考试制度提倡公开、公正、公平竞争，抑制了门阀权贵的特权，为贫寒之士提供了升达的机会，也诱发了为获取“金榜题名”的殊荣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而在应试中投机取巧、造假舞弊、侥幸骗取的鄙劣的心理和手段的出现。科举考试制度利弊得失是共存的，又有逐步转化的历史过程，评价科举考试制度必须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二、历史地看待废科举
科举考试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始终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推动。唐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进，喜形于色地赞叹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⑥，将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赵嘏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则相当生动深刻地揭示出历代统治者兴科举的真实意图。历代统治者都把科举考试制度作为笼络利用知识分子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原因正在于此。
然而，翻开科举考试制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科举考试制度自诞生之日起，批评、批判的言论始终未断，改革和废止的努力始终不绝，这是一个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话题。
稍加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批评和批判的言论、改革和废止的努力反映着不同社会阶层、不同集团之间权利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争夺，其具体指向有明显的差别。科举考试制度的兴废之争，追求的目标不同，带来的结果也各异。评价批评批判科举考试制度言论和改革废止科举考试制度的努力，判断其功过是非也应历史地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下定结论。
在唐代科举考试制度盛行之时，多次受到谴责，并要求废除。最典型的有两次：第一次是代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华阴大姓杨绾上疏称：“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原文为高祖，当为高宗之误)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试帖。以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而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能文，不越数家之集。……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祖司既深，奔竞为务……投刺于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望请依古制。其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侥幸。并近有道举，亦非理国之体，望请与明经、进士并停。”⑦ 第二次是文宗时郑覃、武宗时李德裕以“进士浮薄”“不根实艺”为由请罢进士科。据《新唐书·志三四》载：“是时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因得不罢。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德裕尝论公卿子弟艰于科举，武宗曰，‘向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进之路，昨黜杨知至、郑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识朕意，不放子弟，即过矣，但取实艺可也’。德裕曰：‘郑肃、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应举。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歧，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实艺。然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则子弟未易可轻。’”⑧ 杨绾世为华阴大姓，郑覃、李德裕均为北朝显贵士族后代，他们指责进土、明经“不根实艺”“务奔竞，图侥幸”之弊端，请罢科举，“请依古制”，其目的显然是为“艰于科举”的公卿子弟张目，维护公卿子弟永居显官的特权，堵塞寒士进身之阶，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至宋代以后，科举考试制度地位更重，影响更大，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病更加暴露和突出。批评科举、改革科举的主张和举措也层出不穷，其重点在于进一步改善和完备科举考试制度，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科举考试制度和学校教育制度的关系，考试科目和内容的调整、考试舞弊与防弊的斗争。北宋三次兴学运动，都对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病提出了批评和改革措施。范仲淹认为重科举轻学校，犹如“不务耕而求获”。⑨ 批评科举考试造成了“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提出士须在学三百日才许应试，科举考试罢帖经、墨义，先策论，简程式，问大义，使“文词者留心于治乱”，“宏博者得以驰骋”，“抛经者不专于记诵”。⑩ 王安石于熙宁年间变法兴学。他尖锐地批判科举考试制度，“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材异等，贤良方正”“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使“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11)“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为之，使通才之人，或见赘于时；高世之士，或见排于俗”“父兄勖其子弟，师长勖其门人，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12) 由此出现了“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材”(13) 的局面。于是提出废明经科，罢诗赋、帖经、墨义，而试以经义，并行“三舍法”，将养士取士汇于一途。南宋国势益衰，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科举、学校空疏无实，朱熹批评科举学校“但为声利之场，全无德性道艺之实”、“反而助长了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他认为，“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前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雋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之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14) 陆九渊批评科举学校皆教人“逐利忘义”，吕祖谦、张栻以及陈亮、叶适等，都批评科举考试学校，并进行程度不一的改革。于是另辟蹊径，立书院，聚徒讲学，倡明义理。这些批评言论和改革举动，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追求科举考试制度的完备和改进。但是，他们的心愿和努力并未能消除积弊，他们的最大贡献更多的是为后人了解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提供了历史依据。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愈见明显，急剧滑向绝境。明清之际，一批初具理性批判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把批判科举考试制度推向高潮，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八股取士。他们继承历史上对科举考试制度批评批判的成果，对之进行着总清算。黄宗羲说：“自科举之学盛，世不复知有书矣。……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剿袭之中，空华臭腐，人才阘葺。”(15) 顾炎武认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之所坑者。”(16) 王夫之更是认为取土制度已“日暮途穷”，其“坏人心，乱风俗”已达极点，造就的“无心无目”的俗儒遍于天下。(17) 颜元也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18)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也惊醒了中国人的迷梦，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呼声。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兴西学，立学堂，派游学，虽然对以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教育有所冲击，但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不可能动摇其根基。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震撼朝野。在变法图强的浪潮中，再次把希望寄托于废八股、变科举、兴学校、育人才之上。康有为指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认为“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材，得人材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19) 梁启超也指出，“欲兴学校，养人材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0) 严复更强调，“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然则变法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21) 于是，废八股，改科举，成为变法维新的重要内容。1898年6月23日光绪谕：自下科起，一律改试策论，并增设“经济特科”(法律、财政、外交、物理等实政实学)。慈禧太后虽扼杀了“百日维新”，但为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不得不宣布实施“新政”，改科举又成为“新政”的重要内容。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提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22)，1904年张百熙等人更具体建议“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23) 清政府予以采纳，科举考试制度日益式微。
自1862年创办洋务学堂起，新式学堂与科举考试就处于冲突对抗之中，随着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冲突对抗更为激烈尖锐。人们终于认识到，科举不废，学堂难兴。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联名奏请立停科举，“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校决无大兴之望”。在此种情况下，朝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上谕：“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24)
科举考试制度延续1300年，由改到废反复较量无数回合，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值得大书而特书。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最本质最深刻的意义，在于为新教育的发展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为中华民族从传统文明通向现代文明开辟了道路。
毋庸置疑，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引起的社会震动是巨大的、剧烈的。各色人等的反应自然是各不相同。有拍手称快、欢欣庆贺的，有失魂落魄、诋毁诅咒的，也有是非不清、疑惑难解的。这在当时是很难避免的。百年之后，再起争议，倒颇似感费解。有人提出废科举过急论，只破未立论，有人提出造成中国文化中断论、真空论，有人提出引发社会动荡论等，不一而足。所举事实似有所据，但细加推究，未必有足够的说服力。
应该肯定，科举考试制度在历史上确曾起到积极作用。明清之后弊端丛生，至清末已经变异为中国文化教育肌体上的恶性毒瘤，时人试探多种救治方案终无疗效，不得不采取措施，彻底挖除。挖除中会伤及某些健康肌体，但确有望挽救整体的生命。毒瘤挖掉后，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尽快康复，同时防止复发、扩散和转移，而不是再纠缠于是否该挖除的问题。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会使我们明白：不应当以科举考试制度最终被废除而全面否定其积极的历史贡献和价值，也不应该因肯定其积极的历史贡献和价值而否定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功绩和意义。对兴科举、废科举的评价考量都应掌握历史主义，才是真正的历史主义精神。
注释：
①《汉书·儿宽传》。
②《后汉书·左雄传》。
③《晋书·刘毅传》。
④屠隆：《鸿苞节录》。
⑤《晋书·刘毅传》。
⑥张舜民：《画墁集》，《说部》卷十八上。
⑦《旧唐书·杨绾传》。
⑧《新唐书·志三四》。
⑨《范文正公文集》，卷八。
⑩《文献通考》卷三一。
(11)(13)《临川先生文集·取材》。
(12)《临川先生文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14)《晦庵集·学校贡举私议》。
(15)黄宗羲：《传是楼藏书记》，《南雷文约》卷四。
(16)顾炎武：《日知录·科举》，
(1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
(18)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19)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
(20)梁启超：《论科举》，《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
(21)严复：《救亡决论》。
(22)张之洞、刘坤一：《会奏变法自强第一折》。
(23)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
(24)《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