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小说：从突围到迷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小说论文,到迷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历史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的登临已成为不可忽略的事实。关于如何界定新历史小说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将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小说都称为新历史小说，包括《曾国藩》等作品〔1〕； 另一种观点则将新时期以来持不同于正统历史小说之历史观、以新历史主义方法来描述历史的小说称为新历史小说。本文持后一种界定。历史小说作为一种以历史为叙述对象的话语样式，它所展示的历史图景既与本然的历史密切相关，同时它又体现特定文化情境下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当我们从历史本体与历史观的两相激荡中来考察新历史小说，便会发现新历史小说呈现于当代文坛的话语意义及其根本迷误。
凝定：社会政治历史图景
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一种不可变更的背景性存在，它为建国后的历史小说提供了这样一种历史语境：社会政治变革在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下从历史的总体图景中凸显出来，进而成为新中国建立之后普遍性的社会话语。这样，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建国后的历史小说，便会发现这儿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里有直接反映战争的《保卫延安》（杜鹏程）、《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和《红旗谱》（梁斌），也有描写知识分子革命化历程的《青春之歌》（杨沫）和《红岩》（罗广斌、杨益言），另外还有具有一定世俗化倾向的革命斗争历史小说《三家巷》（欧阳山）。这里“革命”无可推托地进行着它对历史的诠解，“革命化”的文本几乎成了建国后十七年历史小说的整体图景。毋庸置疑，这一“革命化”的话语形态反映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真实，既是人们对革命斗争历史的自然回顾，也体现着人们在社会进步意义上对革命的深刻的体认。
但是，随着以政治目的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的逐步确立，小说中的话语世界正日益凝化为单一的社会政治历史图景，从而使建国后正统历史小说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政治本位性。在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中，社会政治变革在历史小说中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社会历史全部的丰富性往往被抽象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形式出现于历史小说之中。这一政治本位特征使历史小说的题材往往局限于革命斗争历史题材之中，而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多关注阶级革命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工农兵题材”、“重大题材”被一再强调，而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一出现就遭到了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题材决定论”的出现也并非某单个人的意志而是有其现实的意识形态内在深因的。正是缘于原意识形态体系的政治本位特征，一度出现的《广陵散》（陈翔鹤）、《杜子美还家》（黄秋芸）等反映古代文人形象的历史小说立即遭到了批判，即使是反映农民革命领袖的《李自成》（姚雪垠）在1963年出版后也并未引起重视，当时受到重视的只是《艳阳天》（浩然）、《风雷》（陈登科）等作品，这些与原意识形态体系的政治本位性显然不无联系。
在原有的意识形态体系下，正统历史小说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则是以变革进步为精神内核的目的论价值观。在这一目的论体系中，它要求历史小说反映历史进步意义上的社会历史诸因素。这里反映历史进步的价值要求和反映历史本体的真实原则被强制地结合在一起，作为这一强制性结合的结果，“写真实”最终被要求为“写本质真实”，而“本质真实”则是体现社会发展的“社会光明面”，这样，“写真实”完全蜕化为一种简单的操作：对新社会的全面讴歌。应当说，价值要求无疑是第一位的，但价值又必须植根于历史之真的基础之上，如果价值要求无视历史本体的真实，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历史的“遮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暴露文学”是不受欢迎的，“主旋律”之外的“小插曲”也是不被提倡的，而在江青出面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历史本体的“遮蔽”在反对“文艺黑线专政”的名义下获得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写真实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等要求体现历史本体真实的观点赫然被列入“文艺黑线”代表性论点“黑八论”之中。在原有的政治目的论意识形态体系中，个体往往被扭结为庞大的政治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个人的价值要求也往往为外在的政治目的所掩盖。这样，在正统的历史小说中，个人性因素往往是被忽略的。作为个人性话语的爱情主题虽未被明令禁止，但它总是被绑在革命主题的边上，“革命+爱情”差不多成了固有的模式，而且正如杨沫《青春之歌》所遭遇的那样，作为个人性话语的爱情主题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受到了来自读者的批评，也许唯有像《刑场上的婚礼》那样的革命化爱情才是真正允许的。个人性非革命话语在正统历史小说中是不受鼓励的。应当说，在政治目的论意识形态体系中，正统历史小说正确地抓住了社会历史变动中最为核心的一面，但同时它又遭到了来自政治本位观和目的论价值观的双重挤压，使得有着现实的丰富性的历史在历史小说文本中凝化为单一的社会政治图景，被进行了“当代性的抽取与改造”。在这一意义上，“革命样板”一词不单可以用来描述现代京剧，它差不多成了包括历史小说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所遭受挤压的标识。
曾经有人尝试用“唯物史观”来概括建国后正统历史小说所秉持的历史观。但是，在“实践标准”确立之前，原有的意识形态体系是在一定的左倾路线支配下的政治目的论意识形态体系，它是远离“实践标准”的，因而也是远离“唯物史观”的。应当承认，在以变革进步为精神内核的政治目的论意识形态体系中，正统历史小说正确地捕捉到了历史变革进步这一最具核心和价值意义的本质特征，但这种“捕捉”是以牺牲历史总体的丰富性为代价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历史本体的某些“遮蔽”。由于客观的历史原因，历史小说的话语世界被挤压凝化成了单一的社会政治图景，当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历史前进的必然要求的时候，突破旧的政治目的论意识形态体系成了时代的必然召唤。
突围：意义的多元重构
随着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动和“实践标准”的确立，作为现实实践的历史本体开始脱离外在理论的束缚而确立了自身的本体地位，这为新历史小说的突围提供了直接的契机。
正如历史本身所证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动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首先是以其政治进步意义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的，因此，最初的新时期历史小说在精神内核上并未与以前的历史小说存在太多的区别，它继续秉持着变革、进步、爱国等历史价值观，甚至差不多可以视为前历史小说的延续——新时期十年的历史小说主要集中于描写农民起义和抗洋抗暴斗争：这儿有写唐末农民起义的《风萧萧》（蒋和森）、《九月菊》（杨书案），写宋金辽斗争的《金瓯缺》（徐兴业），写太平天国兴衰的《天国恨》、《大渡魂》（顾汶光、顾朴光），写清末农民战争的《义和拳》、《神灯》（冯骥才）、《庚子风云》（鲍昌）等，另外还有（醉卧长安）（马昭）、《戊戌喋血记》（任光椿）、《曹雪芹》（端木蕻良）等写古代知识分子升沉遭际的作品，以及这几年出现的《康熙大帝》第一部（凌力）、《九王夺嫡》（二月河）、《曾国藩》（唐浩明）等作品。新时期十年的历史小说，在历史观、价值观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它们除了在个别地方有所深入外，大多在历史进步的意义上尽可能地表现历史真实。应当说，这一类作品代表历史小说的主流。
在此类历史小说中，应该提一下的是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将目光投向历史上较为错综复杂的“皖南事变”，展示了作为新四军领导人物之一的项英这一悲剧性人物，既写了他家长制的恶劣作风、嫉贤妒能、信用奸佞，又写了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个人作风等，如此写一个新四军的领导人物，这在历史小说中是不乏突破意义的。在新近出版的唐浩明的《曾国藩》中，我们也同样地看到了历史小说中人物的复杂性。应当说，这一类小说尽管在精神内核上与正统历史小说一脉相承，但在对人的理解上，是颇为不同的。
新历史小说则比前一类历史小说走得更远，它在历史观、价值观上与正统历史小说大异其旨，使历史小说从政治目的论意义结构走向了多元意义结构，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它大胆突入政治目的论历史观形成的某些“遮蔽”，将笔触楔入了“正史”之外的“野史”题材之中。陈思和将历史小说的这一题材旨趣概括为“大致是包括了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2〕。 乔良的《灵旗》也许是最早意识到并大胆撕开权威意识形态话语这一“遮蔽”的第一部作品。湘江之战在权威意识形态中绝对是令人保持缄默的话题，在早期革命历史题材中被视为无比神圣的革命，战争在这儿却面临着充满悲观色彩的人文反思。而另一些新历史小说作品则频频涉入革命战争中解放区的肃反运动，对肃反现象表示了相当的关注。应当说，这种题材上的“解蔽”不仅只是对作为信史的“正史”的突破，在某种意义上它体现了更加真切地接近历史本体的要求。
随着对原有的意识形态体系的超越，旧的价值观正遭受着新历史小说的冲击。在政治目的论意识形态体系中，个人往往被视为庞大的政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个体的价值也往往被要求无条件地服从外在的整体目的。在新历史小说中，作为现实的历史主体的个体重新恢复了它自身的本体地位。个人的价值不再依附于外在的功能而回复为个体自身，个人的生命价值被提升到历史的面前重新加以审视。乔良《灵旗》的出现并非仅仅意味着接近历史真实，而是有其价值观意义的。战争在惨烈的湘江战役中不再是为了陈述某种胜利或失败的功利价值，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深入地思索个体生命。在李晓的《相会在K 市》等作品中，我们亦不难找到对个体生命的思索。
二、与正统历史小说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不同，新历史小说表现出了一种民间意识形态化的特点。新历史小说仰承寻根文学摒弃政治而转顾民间的抉择，表现出了素朴的民间文化色彩。自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开始，李锐的《旧址》、余华的《呼喊与细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纷纷表示了对民间的兴趣。作家们普遍以家族史、村史等来支撑起整部作品的故事框架，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不再是人们曾经很熟悉的“李向阳”们，而是地主、土匪、小妾等非“工农兵”形象，日常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婚丧嫁娶、邻里亲仇、家族争势等世俗生活画面开始代替政治事件被推置到了历史的前台，正统历史小说中的政治色彩被一再淡化，历史表现为世俗化、日常生活化、零碎化了的历史。
与新历史小说民间生活化的旨趣相联系，新历史小说作家们一反正统历史小说的政治功利化解释，而是以民间的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评判的坐标，试图以民间的、世俗的、宗法的价值取向来归结题旨。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八路军一次草率的伏击及其后中央军、土匪的搅浑水，引起了日本兵的血洗报复，面对遭受劫难的村子，村长跺着脚高声叫骂着：“老日本，李小武、张屎根、路小秃，我都×你活妈！”这里李小武、孙屎根、路小秃及其各自所代表的中央军、八路军、土匪等在村长眼中都与老日本一样，是使村子蒙受劫难的灾星，在“×你活妈”这一颇具民间色彩的话语面前，对抗日革命的正统政治意识形态评判显得与人们毫不相关，替代它的是朴素的民间价值观：对战争的厌恶和对生存、安定等现实存在最基本的需求。
三、随着新历史小说对民间文化的旨趣，传统文化精神亦开始引起作家们的关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建国后的“文革”，传统文化一直是受批判的对象。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意识的兴起和儒家文化在西方引起广泛重视，传统文化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王安忆的《小鲍庄》和阿城的《棋王》中，儒家文化的“仁义”和道家文化的放达开始受到新的审视。而在新历史小说中，传统文化精神开始潜入小说的话语世界进而成为支撑小说的精神内核。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在小说中，我们既可以从主人公白嘉轩奉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信条及其仁义兴邦的实践中看到传统的儒家人格，也可以从鹿子霖对白家的挟私报复中看到小农式的狭隘，更可以从关中大儒朱先生身上读到传统知识分子对现实功利的超脱和朴素的民本思想。对历史的阐释开始超越政治化读解而被赋予了更为深广的内涵，传统文化精神不再是简单的受批判的对象，相反，它越来越多地为新历史小说作家所倚重。
新历史小说突破了正统历史小说对历史的社会政治化解释，从而使新历史小说的价值抉择指向多元意义。一方面，它力图突破政治目的论“正史”所形成的遮蔽以求更进一步接近历史真实，另一方面，它以有着现实的丰富性的“文化图景”取代了正统历史小说的“社会政治图景”，从而表现出对世俗、民间、宗法、习俗等的旨趣。随着对政治本位历史图景的超越，新历史小说突破旧有的政治目的论价值观，在个体生命、民间生活、传统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了多元的价值关怀。
迷遁：走向虚无主义
新历史小说是以其反传统的姿态实现其突围的，这有其现实的历史意义，但新历史小说在泼倒脏水的同时执意“连婴儿也一同泼掉”，以致于在反传统的路上越走越远。一方面，新历史小说突破了正统历史小说的政治目的论意识形态体系，另一方面，它又同时抛弃了正统历史小说历史观中的合理内核——社会进步价值观，最终遁入了价值虚无主义的虚空。
新历史小说的虚无倾向缘起于政治目的论意识形态话语的畸形反弹。在原有的意识形态体系下，正统的历史小说不可避免地对历史进行了“当代性的抽取和改造”，这使新历史小说作家们开始怀疑作为“信史”的“正史”阐释，进而走向了历史阐释的相对论。在他们看来，历史是非当下的、先文本的存在，任何对历史的解释都不可能穷尽历史本身，而只能是在特定先在视野下对历史的“抽取和改造”。正是出于对历史阐释的这一理解，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3 〕的观点受到了新历史小说作家异乎寻常的顶礼膜拜。这种对“阐释”本身的怀疑使新历史小说作家们采取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既然任何阐释都只能是对历史的“歪曲”，就应该允许作家以任意的方式来阐释历史。（作家们这一历史阐释的相对主义后来被人们称为新历史主义。）新历史小说不满于正统历史小说的政治目的论解释，却又重新陷入了历史阐释的相对论。正如陈晓明所指出的，新历史小说作家们“企图改写历史，把历史引入一个疑难重重或似是而非的领域。”〔4〕历史不再是外在的、独立的存在而被当成了可以任其处置的材料，成了作家们借“历史”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的不确定的“他者”。
这样，在新历史小说中，历史的真实性正遭受着某种先在的历史虚无论的肢解，历史变成了“在某种寓言话语支配下的故事”。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广延性似乎为价值的探求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但在新历史小说中历史的时空却沦为了某种先在的虚无论的抽象演示。历史的无限广延繁复被凝缩为一种简单的非历史化终极追问，某种先在的虚无论被当作追问的结果移置于新历史小说的文本之中，这一先在的价值观念被强制地还原为某种所谓的“真实本相”，以至于所有人的生存最后只是为了印证这样一种先在体验：“从虚无来，向虚无去——这就是历史。”〔5〕
历史相对主义是新历史小说历史虚无论的表现之一。新历史小说作家们企图以相对主义来演绎其先在虚无观，用相对主义来消解历史本体的确定性。偶然性因素在新历史小说文本中被无限放大并赋予本质的意义，必然性遭到了这些作家无情的嘲讽乃至最后放逐了历史规律本身。历史的确定性正在无限消失以致于所谓的“新历史”最后成了某种历史相对主义的机械表述。李晓的《相会在K 市》表现了对历史偶然性因素的兴趣。小说主人公刘东是一名投身敌后抗日武装的青年大学生，但由于被误认为是上海敌特派来的奸细而被革命队伍“处决”了。小说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是不容否认的，但千百万青年投身革命参加抗日的历史事实作者似乎有意不予理会，却将历史的偶然性因素（误会）进行了极度放大，它从历史的底部浮上来使通常意义上的“抗日”、“革命”充满了令人困惑的迷雾。在先锋作家们的新历史主义文本中，历史完全成了不确定的历史，充满了虚无的荒诞感，偶然性因素被无限放大，最后淹没了历史本身。
与相对主义夸大偶然性因素正好相反，作家们对文化的偏嗜则走向了宿命——一种生命中无可遁逃的必然。历史作为人的历史本身潜含了丰富的文化意义，这既为作家们的文化搜寻提供了可能，同时它又成为某种吞没历史本体的机缘。作家们在表现永恒不变的文化审美价值和纷繁变动的历史这一点上陷入了两难，而作家们对文化审美意义的偏嗜往往忽略甚而掩盖纷繁变动的历史本身。这里文化开始成为目的，而人则成了手段。对文化的偏嗜往往使作家将历史抽象为某一恒定的文化实体，而面对历史现实的发展，作家们只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循环论，遁入神秘和宿命便成了新历史小说追求恒定文化之质的必然。在张炜的《古船》中，洼狸镇隋、赵、李三大家族权力争斗的升沉起伏使历史充满了循环论的迷雾；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严肃的历史完全成了充满喜剧色彩的家族间争来抢去的历史嬉戏；而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我们亦不难读到那种宿命般的悲观色彩。在新历史小说文本中，历史的进步意义在循环论的迷雾中一再受到消解，最终遁入了宿命般的虚无。
新历史小说将历史寓言化的方法，其非历史倾向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这样， 对人的考察不应诉诸抽象的寓言化图解，而必须通过历史的真实来加以解释。在新历史小说作家中，历史成了可以任意揉搓的面团，他们完全将历史变成了寓言化的故事，用以解释他们先在的虚无论——历史相对论和宿命观。新历史小说试图避开历史本体来寻找人类，试图通过一种任意的主观的解释来寻求人类价值，这未免使新历史小说的努力成了自欺欺人的把戏。
新历史小说在某种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支撑下正日益炫人眼目。在新历史主义者们看来，任何阐释都是人们的主观理解，人们所理解的历史也就成了主观的历史而非历史本身，这样新历史小说作家们也就找到了十分充足的理由来重构历史。尽管新历史小说对于突破旧有的政治工具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人们不得不怀疑：历史规律本身所具有的确定性遭到消解，历史事实受到任意肢解之后，新历史小说究竟还能走多远？
余论
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既和原意识形态话语的畸形反弹有关，同时它又与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相对论、文化保守主义、现代阐释学等思潮有着某种渊源。新历史小说的出现突破了正统历史小说对历史作的社会政治化解释，从而使历史复归为有着现实的丰富性的总体的历史，这对于我们更加接近历史本体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新历史小说对历史所持的相对主义态度，最终使自身离历史本体越来越远，乃至遁入了价值虚无主义。如何通过小说的本体话语来重建人文价值，这正是新历史小说所面临的课题。
注释：
〔1〕参见李阳春《新时期历史小说的走向》， 载《衡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
〔2〕参见陈思和《关于“新历史小说”》，载《文汇报》1992年9月2日版。
〔3〕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4〕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 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5〕【美】霍夫曼：《美国文学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年版，第23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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