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领运动”：过程、特征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特征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7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87(2015)01-0083-10 2014年12月15日，随着铜锣湾占领区及立法会外分别清场，持续79天的香港“占领运动”正式落幕。在日常用语或大众传媒中，我们习惯将这场运动称为“占领中环”，但学理上需要进一步厘清。本文将2014年9月28日至2014年12月15日期间香港社会围绕普选香港行政长官而发起的一系列占领活动称为“占领运动”①。一方面，“占领中环”和“占领运动”属于不同的运动阶段，另一方面，当“占领运动”取代“占领中环”后，运动出现了一些新特征。本文试图从青年参与社会运动这个角度出发来剖析“占领运动”的特征及其反映出来的深层次问题。 一、“占领运动”的背景及过程 (一)“占领运动”发起背景 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决议关于香港循序渐进迈向普选的规定，2017年香港可以普选产生行政长官。中央对香港的政改持“一个立场、三个符合”，即坚定不移支持香港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立场不变；普选特首要符合香港本地实际情况、符合《基本法》及人大常委会规定，行政长官要符合爱国爱港标准②。一些香港学界和政界人士却意图突破上述宪制框架来寻求所谓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方案。其中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三人(“占中三子”)发起的“占领中环”运动(又称“占中”)就提出普选必须要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必须是“真普选”。该运动得到了香港部分泛民主人士的支持。 “占中”运动发起人认为，香港民众必须施以进一步的“具有大规模杀伤力”行动，威胁北京让步，唯此才能达到普选的目标。具体而言，就是要以所谓的“公民抗命”为理论指导，由示威者违法长期占据中环要道、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从而产生巨大的震慑力逼中央就范。相比于其现实的可行性，“占中”更注重潜在的威胁性和“道德的感召力”。“占中三子”为其所谓的“公民抗命”进行合法性论证，指其完全符合非暴力性、公开性、良心行为和穷尽正常的政治程序等原则，而且对于其所具有的违法性，也将因参与者的自首行为而得到补偿。 在操作层面，“占中”运动部署了四个阶段的行动方案；于2013年6月9日、2014年3月9日、2014年5月6日举行了三次“商讨日”；于2014年6月22日举行了所谓的“公投”，让市民选出了三个不符合《基本法》规定的含有“公民提名”成分的方案。7月2日，学联(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和学民思潮两个香港学生组织(以下并称为“双学”)号召“预演占中”的静坐集会。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普选问题作出决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简称“人大8·31决定”)，从宪制的高度否定了香港社会不合《基本法》的方案(包括“公民提名”)。一些泛民主派(包括“占中三子”)以“对话之路已尽”为由，开始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抗争行动。随着“双学”不断鼓动香港学界罢课，“占中”计划逐渐脱离其原始轨道。2014年9月26日晚上10时许，“双学”突然发动“重夺公民广场”③行动，令原本和平的罢课集会变得激进起来。戴耀廷遂于2014年9月28日凌晨1时40分宣布正式启动“占中”。但此“占中”已经不是“占领中环”，而是演变为包围政府总部的“占领金钟”。9月28日，警察为了驱散示威者而施放催泪弹，更多市民加入到运动中来，“占领行动”以金钟为主场，迅速扩散至旺角、铜锣湾，甚至尖沙咀等地。 此时运动的主要诉求由要求“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方案”变更为“撤销人大8·31决定，重启政改咨询”。值得注意的是，期间有人宣称这是一场“革命”，还有人“要求行政长官下台”，而媒体也不断揭露运动中有外部势力插手，从而使运动非常契合“颜色革命”的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占领运动”是因行政长官普选方案纷争而引发的一场运动，缘起于“占领中环”运动，但又取后者而代之。 (二)“占领运动”的过程 抛开“占领中环”运动不谈，“占领运动”可以分为前期酝酿期、爆发及高潮期、胶着期、衰亡期四个阶段。 前期酝酿期(9月22日至9月27日)。严格地讲，这个时期不属于“占领运动”，但却是“占领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该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双学”发起的9月22日至9月26日的学界罢课运动、9月26日在添美道及立法会露天广场举行罢课集会、集会后突然“重夺公民广场”、9月27日因部分参与学生被捕而引发大批支持者加入，等等。 爆发及高潮期(9月28日至10月8日)。9月28日示威者突破封锁，占领夏悫道，更将范围扩大到西至中环干诺道中近毕打街、东至湾仔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南至金钟红棉路。“占领运动”随即爆发，除了金钟外，示威者还建立了旺角和铜锣湾占领据点。随后运动进入高潮期，一度拥有添马舰—金钟—中环—湾仔、旺角-油麻地、铜锣湾、尖沙咀四大占领区。在此阶段，尽管反占领人士发起了“反占领运动”集会，但占领区仍然热情高涨；在与政府和警方的对峙中，占领人士占据优势，“双学”甚至于10月3日单方面搁置与政府的对话。 胶着期(10月9日至11月24日)。由于“占领运动”占据主要交通轨道，对市民影响较大，社会开始流露不满。反占领人士积极协助市民拆除路障等，与占领人士爆发多次激烈冲突。泛民主派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不断有人主张撤退，对于运动是否升级的争论日趋激烈，出现不同占领区人士的相互对骂；占领人士内部一度上演“捉鬼”(抓内奸)闹剧。10月8日香港大律师公会就“法治及公民抗命”发表声明，指占领行为可能触犯法律。自10月20日起，高院陆续颁发临时禁制令，禁止对一些地区的占领。“占领运动”此时已进退维谷，“双学”、“三子”及其他一些泛民主派人士遂提出举行广场投票，以寻求运动路向，但最后临时搁置。在前景不明的状况下，学联欲上京与中央直接谈判，不果。在发生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后，“占领运动”更跌入低谷。反观特区政府在此阶段则逐渐掌握主动权。10月9日，鉴于“双学”仍部署新一轮不合作运动，无对话诚意，政府主动搁置与其对话；10月21日重启对话后，政府仍坚持底线不动摇，并减少了与示威者的直接对抗，依托民意来制约“占领运动”。 衰亡期(11月25日至12月15日)。此阶段警方开始对各个占领区进行清场。旺角占领区进行了两轮清场，11月25日至26日清理亚皆老街，11月26日至27日清理弥敦道。尽管随后“双学”发起升级行动以及学民思潮发起绝食运动等活动，仍未能阻止运动的败象。12月11日警方对中环和金钟进行了清场，并于15日对铜锣湾和立法会外进行清场。清场过程总体平和，未遇激烈抵抗，国际社会对香港警方执法手段高度赞扬。有着固定据点的“占领运动”就此结束。 二、“占领运动”的若干新特征及其内部分化 相对于香港之前的多次社运，占领运动出现若干新的特征，特别是将社运内部的一些矛盾与裂痕显现出来。 (一)“占领运动”的若干新特征 1.青年、中产成为参与主体 当运动从“占领中环”转变为“占领运动”后，参与运动的主体也从排除未成年人参与转变为以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世代占据大多数。按照“占中三子”的设想，“占中”是一场公民觉醒运动，以违法然后自首的形式实现公义，必然会给参与者留下案底，故鼓励成年人来承担这份“社会责任”。然而，随着“占领运动”的发生，走在行动前列的都是学生，甚至包括许多未成年的中学生。年轻一代成为“占领运动”的骨干，61％的参与者为29岁或以下，24％介乎30至39岁，学生竟然占据了26％；参与者的社会经济背景方面，白领和自雇人士达到58％；教育方面，逾五成受访者拥有学士或研究院学历(55％)。因此，运动主体是广义的中产和高学历的青年④。 值得留意的是，不仅整场运动以青年为主，而且在吸收的社运“新血”中，也以青年人增幅最大。根据郑炜、袁玮熙的调查，15％受访者此前从未参与示威、集会或请愿，其中年轻人占比颇大，仅24岁以下的新人就占56％⑤。 青年的参与，尤其是学生的参与，让这场运动更具有“道德光环”，更易博得市民同情与参与，以及传媒的关注。面临撤退呼声的高涨，学民思潮几名中学生发起绝食行动也无非是再次打出“悲情牌”，意图延缓运动衰亡。 2.运动去领导化、碎片化 从运动领导权来看，占领行动凸显出拒绝“被领导”的特征。首先，在运动启动之时就已经将“占中三子”以及泛民主派大佬们边缘化。“占领运动”并没有按照“三子”及资深泛民主派预计地在国庆启动，而是提前启动，且地点不在中环。宣扬“公民抗命”理念颇久的“三子”在集会现场宣布启动“占中”时，就有大批市民和学生不满其骑劫学生罢课成果而相继离开。其次，在多次面临是否应该退场时，“双学”我行我素，置“三子”、陈日君、李柱铭等人的呼吁不顾。戴耀廷、陈健民的领导光环不再，转而复教。戴对媒体表示“现时是雨伞运动，不是和平占中”。可见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无法把握局面。再次，如果说“双学”在“占领运动”初期勉强被视为运动的领导，那么自政府主动提出搁置对话后，其已经表现出进退失据的迷茫，其后不断遭到运动参与者的否定。“双学不代表我”的标语和口号随处可见。 因领导权缺失，“占领运动”山头林立，日益走向碎片化。不同占领区有着不同的抗争意识形态，采用不同的斗争手段。例如，金钟占领区更像一场嘉年华，而旺角占领区则随时上演“武斗”。因此，金钟大台不断受到挑战，“拆大台”的呼声此起彼伏，由“支联会”义工担任的“占中纠察队”的合法性也面临质疑。“还政于民”及“解散纠察队”的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撼动着金钟主场在这场运动中的代表性。碎片化的另一表现，则是在“占领运动”中还夹杂着其他的诉求与批判。对“左胶”⑥的排斥也在运动中时隐时现，“双辉一叶”(陈景辉、林辉、叶宝琳)被禁止上台演说。“占领运动”越发凸显出乌合之众的群氓运动的特征。有论者认为，很多运动参与者拒绝被“领导”和“组织”，也不想将这种自上而下的形式加诸于他者，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控制”，更不是“失控”。 3.“公民抗命”的理念和方式遭否弃 从运动的理念来看，“占领运动”最初意图承接酝酿近两年的“占中运动”的非暴力“公民抗命”理念。然而，在现实中该理念却难以为继。 和平、非暴力的抗争形式被许多年轻人唾弃，一次又一次的暴力冲击见证了最初设计的“占中”的失败。2014年11月19日，数十名自称“高登仔”的蒙脸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撞毁玻璃门。虽然“双学”与主流泛民主派迅速与该行动划清界限，但社会对运动中暴力失控的担心逐渐演变成现实。11月30日，一向主张和平理性的“双学”也突然宣布行动升级，号召近千名集会者戴上头盔和眼罩等装备“对准政权，包围政总”。学生在运动策略的调整中迷失了最初和平非暴力的理念。此外，旺角占领区的异军突起，更是直接挑战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运动理念。 违法后再自首的“法治”补偿原则也未得到贯彻。“占领中环”运动希望得到万人参与并自首，最后约3000人签订“和平占中”意向书。然而，在“占领运动”中，“三子”于12月3日仅得62人相陪到中区警署自首。即便是12月11日金钟清场时，愿意留守待捕的人也寥寥可数。一位运动参与者记述道：“去到现场，我才发觉人数很少，坐着的也就二百来人，远较围在外面的记者和旁观者少。……这和我昨夜的想象很不一样。我本来以为，会有许多年轻人留下来的。”⑦ 4.民意基础薄弱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四轮调查(2014年9、10、11、12月各月中上旬)，除了2014年10月中上旬的那次调查外，其他几次调查都显示不支持“占领运动”的民众占多数，高于支持者约10个百分点⑧。10月份这次调查为什么会出现反转，与下述几个原因有关：一则是运动初期以学生为主，天然能博得同情；二则是9月28日警察施放了催泪弹，引发了市民的反弹；三则是此时运动仍和平理性，其对市民的经济民生影响尚未凸显。即便运动此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支持者仅超过反对者2个百分点。 “占领运动”后期，撤退与退场的呼声日益突出。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2014年11月和12月上旬就“占领人士应否现在全面撤离占领地点”做出两轮调查，支持“应该撤离”的百分比分别达到67.4％与76.3％⑨。这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下称港大民研)在11月的调查结果相若——70％的市民要求运动退场，尤其是年龄在30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压倒性地(70％～80％)认为应该结束占领，未参加占领的受访者对退场的要求更为强烈⑩。 因此，从上述民调可见，虽然占领人士认为为了寻求“真普选”，任何努力都是可以的，不管是突破了宪制框架，还是违背了“法治”原则，抑或是影响了他人的生计。但是，大部分市民仍然秉持理性务实的态度，要求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推进民主之路；不满运动参与者对法治的践踏——违法占领多个公众地方，藐视法院禁止令，并时有暴力冲击；不满占领者以自己的“政治诉求”来忽视他人的生计。随着占领时间的延长，范围的扩大，负面效应逐步显现，警方顺利清场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二)“占领运动”的内部分化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占领运动”也不例外地充斥着各种政治博弈。这场运动不仅是占领与反占领之争，也是香港社运界近年来逐步浮现的世代之争、话语权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特别是在漫长的拉锯中，香港社运内部的分歧与分裂表现得淋漓尽致。 1.社运领导：层级结构之间的矛盾 有香港评论员认为，香港泛民主派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形的架构。第一层是黎智英、李柱铭、陈日君等几个得到国际势力支持的代理人；第二层是受前者领导的政客集团；第三层是所谓的进步泛民、社运界及各政团中谋生工作的所谓左派；第四层是亲泛民的学界(包括“双学”)；第五层则是年轻“革命者”及普通市民。(11)是次“占领运动”可以视为第四层和第五层对前三层的反叛。泛民主派本想利用学运为“占中”打头阵，结果反为后者所骑劫，年轻一代成功“上位”。 这些青年不满过去政党和民间组织的社运模式，拒绝组织和领导，要求开放性，让民众参与公共讨论。这也是“双学”和泛民主派代表曾试图于10月26日开始发起广场投票(12)的原因。他们长期以来对泛民党团人物心存戒备，害怕被其利用。对他们而言，第一层大佬参与运动，会让运动有“国际势力”渗透之嫌；第二层的泛民政团，在30多年的抗争中未见明显成效；至于第三层已经腐败甚至失去理想，连梁国雄和李卓人都收取了黑金，必须与之切割。在他们看来，拒绝前三层的领导，发动市民多途径地进行自发动员，是保持运动纯洁性的不二法门，从而有利于争取社会大众的信任，使人相信运动不会为其他组织所骑劫。 从金钟清场时留下待捕的名单中可见，不少人都有政党和NGO背景，“独立人士”并不多(13)。因此青年参与者对运动遭骑劫的担心也是不无道理的。 2.社运理念：原则至上与灵活变通的争论 上述泛民主派内部层级之间的矛盾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运模式的世代之争。金字塔前三层代表着传统老泛民，他们中的多数人愿意在既有宪政框架下从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出发，从技术性的操作层面提出改进方案，若方案不获接纳，再发起抗争，接受“阶段性胜利”或者“见好就收”。(14)这在他们看来，是顾全大局、保存实力的体现，也是运动能够持续下去的关键。这种“阶段性胜利”就构成了其发起运动的退场机制。因此，能伸能屈成为其显著特征。在“占中三子”设想的“占领中环”中，运动将在各人被捕时结束，因为只要“公民抗命”的理念深入到人心，就是一种成功，哪怕追求的所谓“真普选”的目标并未达成。在“占领运动”后期，多位资深泛民主派人士，如陈日君、李柱铭等，就以“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呼吁占领人士撤离，但却为后者不齿。 冒起的年轻一代早已对上述模式深感厌倦。这些不满一直在高登、facebook上发酵。年轻一代认为传统抗争运动重复着一种宿命轮回：“集会—游行—喊口号—散场”，未有触动到制度环境之根本，其作用始终有限。寻求根本性变革是一个原则问题，不容以“阶段性胜利”为借口而妥协，否则这种技术性修补始终是小修小补，甚至出卖和背叛了民主的理想和原则。这种极端思维正是“占领运动”这类广场运动的缺陷所在，因为它不预设也不接受退场机制。任何退出或暂时妥协都被指责为出卖运动、出卖群众、出卖民主。运动参与者都害怕被扣上这样的帽子。退场机制的缺乏解释了为什么在占领区无数个类似“阿娟日记”(15)流出，却没有大规模退场的原因。 有论者指出，香港新社运风起云涌，而老泛民却患了不适应症，病症有四：“对中国立场不够强硬、不够‘坚持原则’、组织上倾向集权、在后物质议题上无甚贡献(16)”。这些均使老泛民受到极大冲击，其在话语权上的垄断权逐渐弥散消失。但另一方面，年轻一代这种只讲“理想”，不讲“实际”，更不计社会成本的做法也无法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同。 3.社运模式：“和理非非”与“勇武抗争”的对抗 尽管多国媒体都称赞整场“占领运动”和平、秩序，但运动内部“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与“勇武抗争”的纷争却不断，“左胶”与“法西斯”的相互指控也不停。 “和理非非”是香港多年来主流社运的抗争原则，为温和泛民和绝大部分普通民众所推崇。而“勇武抗争”的模式，如果单看回归后的发展的话，则可追溯到2006年年尾的保卫天星码头事件。然而引起广泛关注则是2010年1月的反高铁示威。“勇武抗争”支持者宣称“我理性，所以我勇武”(17)，认为勇武抗争就是“对政府武力以相应的适当武力自我防卫，在街头抗争中积极寻求一切实际而可行的手段，旨在直接施加压力予政府，并不惜以武力冲击防线、破坏建筑物，强行包围占领等方法达成抗争目的”(18)。显然，这些论述的目的就是要将暴力手段合法化。 旺角占领区的建立就可以视为对金钟占领区“和理非非”模式的反叛与抵制。“勇武抗争”者多为激进泛民政团热血公民、“人民力量”、社民连的成员及其支持者，他们认为金钟嘉年华式的抗争营造了过于浪漫的“乌托邦”，仅以唱唱“问谁未发声”等歌曲难以走出一条实用有效的抗争之路；他们进一步认为这种“自我陶醉、自我麻痹”的虚假抗争方式一事无成，对不起那些在旺角和铜锣湾每天与警察及反占领人士搏斗的示威者们，是对“革命同胞”的出卖。由此，这些激进分子不断呼吁“勿忘初冲”——正是9月26日冲入公民广场才开启了这场运动；正是9月28日冲出夏悫道，再冲湾仔、旺角、铜锣湾，才得以建立起各个占领区，达到运动高潮。总而言之，“冲”才有出路。 尽管“勇武派”不断丰富其论述，期望提高在民众中的认受性，但主流民众仍难以接受其暴力程度以及对长期以来和平理性社运文化的冲击，认为其所作所为不过是“搞事”、“作秀”。这种民意一直引领温和泛民派的行动纲领，于是在被人质疑9月26日冲进公民广场是违背了和平理性原则之时，学民思潮辩解“不伤一物、不伤一人，依然是非暴力”；当发生2014年11月19日暴力冲击立法会之事后，“双学”与多数泛民也迅速与之切割。 “勇武派”也明白，在短期内他们不可能在抗争模式之争上占据上风。因为传统社运界已经形成一个制度化的庞然大物，有资源、有组织、有公信力、有传媒影响力(19)。他们把持着社工、社福界、学生组织；接获各种机构和市民不少捐赠；有着资深专业人士充当“领头羊”；在主流媒体上充当意见领袖；等等。然而，“勇武派”深信自己的模式才可能取得成功，为了达到目标，他们甚至不在乎民心所向，视民意为浮云。在可预期的未来，“勇武抗争”会呈现抬头趋势。这与“茉莉花革命”、英国“青年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后的世界青年运动趋势相一致。 三、后占领时代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清场行动结束了“占领”，但“全面不合作”运动持续开展。体制内，立法会拉布将愈演愈烈；体制外，街头抗争开拓出“鸠呜”(20)等游击战形式。后占领时代，以下几个趋势值得关注。 (一)民主自决：社运指导思想激进化 香港社运文化转变的明显标志是越来越多“勇武抗争”的暴力运动，但更值得深忧的是社运指导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呈现出激进化趋势，比如“占中”宣扬的“公民抗命”以及近期甚嚣尘上的一些“港独”色彩的论调。“人大8·31决定”的通过以及“占领运动”无果而终，引发了一些人对香港过去30年来“民主回归”之路的反思，有人提出“民主回归终结”(21)，还有人认为未来“民主自决”会占据主流。 过渡期赞成“民主回归”的人士，大多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如其领军人物司徒华称，百余年来香港未能与祖国同胞一起经历各种灾难是一种遗憾；现在能有机会与内地同胞一起争取民主中国、建立共同感受，这是一件好事，因此他支持回归(22)。即便非常拒共，他们仍然接受香港乃中国的一部分，并愿意在这个框架内争取“高度自治”；深信自己负有改变中国、“建设民主中国”的义务。 然而，激进派害怕被“一国化”，将不满发泄在“民主回归派”身上，认为他们是“投降派”、“懦弱派”、“幼稚派”，阻断了当年的公投自决方案(23)，是香港民主进程中的“精神癌细胞”。2014年8月31日晚，50多名学者发表了《对话之路虽尽，民主之心不死——致全港市民书》(24)。一些不满“民主回归”者以及一些灰心者趁机将之视为“民主回归派”的寿终正寝，“香港政治将会进入大变动的年代，过去30年的政治格局、党派、人物、互动模式，将会逐一被淘汰和取代，新旧交替将快速完成”。(25)尽管“民主回归派”不会一夜间因愤慨而变成“本土派”、“城邦派”，但他们当中不少人却大有可能因此退隐。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更激烈、更强硬、更对抗的社运。(26) 由“民主回归派”的式微和“占领运动”引发的大规模抗争出发，有人认为香港将会出现政党激进化、抗争理念本土化、抗争行动常态化、自治独立正当化的迹象，即走上民主自决之路(27)。所谓“民主自决”，即是认为香港要实现民主，就不能再囿于“一国两制”的框架；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最终决定权只能在香港人民自己手中，自决即是民主；中国并无对香港地区的“全面管治权”，必要时，香港地区可以“独立”甚至“建国”。这种论调与“民族自决”异曲同工，认为香港人羞于称自己为“中国人”，一套成熟完整的论述是“本土、民主、抗共、自治、独立意识层层递进”；中国于香港而言是外部势力，可以考虑将香港“独立建国”排上日程(28)。从陈云的城邦论、邦联论、华夏文化复兴论到《学苑》“香港民族论”，再到“香港独立论”、“香港建国论”的演进轨迹，可以看到这类“港独”思潮的主旨就是要将传统“抗共(产党)”心态转变为“拒中(国)”心理。“拒中”又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可以在政治上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上不认同大中华，不接受“中国人”身份；另一方面，又可以选择认同“中华民国”、认同台湾、认同英国统治，甚至主张完全“自治”等(29)。 尽管许多社会调查都证明主流民意不赞成“港独”，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思维正迅速流窜在社交网络中，植入一些激进青年头脑中。此外，香港所谓的“民主运动”越来越复杂化，由传统的激进—温和一维光谱转化为多维光谱，将政治经济学上的左翼—右翼之分纳入其中，更将回归-拒中之分夹杂其中(30)。这些分野只会日益严重化。 一旦“民主自决”这类激进化思潮转化为社运指导思想，则后果堪虞。其一，“去中国化”会逐渐扩大市场，“港独”等分裂意识由隐到显，而社会却不觉察。例如特区政府在2015年《施政报告》中提及要警惕《学苑》“寻找一条自立自决的出路”的错误主张，随后遭到学界、传媒界的炮轰，指政府打压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其二，直接给特区政府管治带来困难，表现有二：一方面否定制度合法性，通过巧妙的关联，将具体问题与体制挂钩，夸大“结构性怨恨”。例如，将近年来香港发展缓慢归因于无民主，要求体制性变革。另一方面，越过正常的问题解决步骤，动辄诉诸于街头运动，堵塞市民与政府正常的沟通渠道。 (二)自发性运动增大失控的风险 社交网络的兴起给自发性社运提供了无限的空间，Facebook、Twitter、Instagram、Whatsapp、Tumblr在是次“占领运动”中使用得尤其频繁，糅合了通风报信、策划对策、动员行动等多种功能，给政府的社会控制带来诸多困难。 首先，运动源头“民间化”。这类社运往往通过朋友间转发分享而传播信息，将产生源头“民间化”，政府无从准备对策。即使一些政客政党趁机“抽水”，“骑劫”运动，却也难以掌握主导权。就如“占领运动”后期，谁也不承认运动有“领导”，使得政府协商的对象难以具体化，难以与政党社团进行“政治交易”以解决问题。 其次，运动诉求多元化。社交网络动员使运动随机性增加，随时有人加入或者撤出，参与者诉求各异，政府难以用统一的承诺满足所有人。例如，人将“占领运动”定义为一场纯粹的政治运动，只谈“民主普选、命运自主”；但有人希望这是一场更广义的社会运动，糅合贫富不均、两性平等、环保发展、阶级对抗等等议题，来一次社会矛盾“总爆发”。政府很难将各种相互矛盾的要求一一满足。而在博弈的过程中，任何对政府的不满都会在参与者之间相互传染，达到一种集体亢奋状态。当情绪主导运动时，失控风险大增。 再次，“人数效应”凸显。一般社运的逻辑是，参与人数越多，越能对政府施压。参与人数的多少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占领区白天驻守者寥寥无几，而夜晚总有市民“返工”加入。他们要向政府表明，仍有许多人支持运动。当市民觉得运动规模能够扩大或者继续保持下去的话，就越倾向于加入进来。 最后，运动形式多样化。只要网络能动员一些人，就能组织一场运动，而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游行、静坐等形式。后占领时代的“鸠呜”、“快闪”、“大直幡”，以游击方式流窜“作案”，令人防不胜防。如果坐视不管会令其气焰更加嚣张，跟踪追击的话，又成本高昂，而且通常在赶到现场时，肇事者早已逃之夭夭。 (三)青年团体政治化改变社运面貌 香港大部分青年社运团体组织松散，仅靠Facebook等网络媒体联系大众，但学联和学民思潮则高度组织化。学联由香港八大高校学生会组成，有秘书处、代表大会(并设有常务委员会)等一套完整的组织架构。学民思潮组织更为严密，架构分三层：第一层为拥有投票权的成员——所有决议需三分之二成员通过才可执行，又可细分为召集人、发言人、以及主管所有行政工作的秘书处；第二层为义工——有经验者经过面试并且获得三分之二成员投票通过，可以升为成员；第三层为地区行动组组员——最新加入组织的群体，在成员及义工的协助下，负责摆街站、派传单等一系列工作(31)。这种高度组织化为其以后转型为政团提供了便利。 学民思潮与学联参与了近几年不少大型社会运动，在青年之中产生巨大示范效应，引来不少青年竞相模仿：有人积极加入，例如，“占领运动”后，学民思潮义工增加了近200人；也有人张罗类似组织，如在占领区清场前夕，“学生前线”、“学生觉醒”、“稚言”等组织相继成立。 这种青年团体政治化模式正改变着香港社运面貌。上个世纪70年代，非政府组织(NGO)和社工往往是社会运动的承载者；回归后，政党和政团一度是社运的积极组织者；自反高铁运动以来，青年成为社运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组织，如香港独立媒体、土地正义联盟、本土行动、八十后反特权、学民思潮等等。一些青年组织在关注议题终结后就解散了，但许多团体转而关注政治议题，有的还准备通过选举手段参政，影响时局。随着本次运动中青年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凸显，未来香港的社运面貌和政治版图还会发生相应变化。 不管是对比之前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英国“青年骚乱”，或是同期美国因“弗格森事件”引发的“占领纽约时代广场运动”，香港政府和警方对“占领运动”的处理都值得称赞。但是，“占领运动”可能只是一个开端，其留下诸多问题值得深刻反思。尤其是在本次运动中，青年参与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与能量之大可谓前所未有；香港社运激进化、无组织化、失控性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这不仅给传统香港社运的组织领导权、指导思想及抗争手法带来重大挑战，更对如何处理好青年参政问题提出了新课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并非香港的独特现象，其背后反映出青年对社会普遍不满这一世界现象。 青年关心时事固然是好事，但投入过多的政治热情于运动中，始终是一个社会潜在的不安因素。一则是分散青年精力，未能专注于学业和事业以对社会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二则是青年看待事物较为从理想角度出发，不考虑实际情况而要求社会做“休克式”疗法，甚至不惜为此违法；三则是相较于中老年人，青年人参与运动更易采用激进暴力手段，带来社会失序。然而，寻求治本之道，如何为青年人成长提供更好的环境，消除其不满产生的土壤，无疑仍需政府和社会各方齐心合力。 注释： ①此外，“占领运动”还区别于“雨伞革命”和“雨伞运动”两个概念。首先，大部分香港市民仍然希望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寻求行政长官普选方案而不赞成“革命”之说。其次，“雨伞”不能作为运动的专用标志，因运动清场结束后，“鸠呜团”也以雨伞为象征。最后，在本文考察时间段，运动主要以固定的“占领区”为据点，而非游击战。综上，本文首选“占领运动”这一概念。 ②2014年3月6日，张德江委员长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小组会议时提出此原则。 ③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东翼前地被社运人士称为“公民广场”。2012年学民思潮曾发起运动占据此地。2014年9月，因施工，该地深夜11时至翌日清晨6时关闭。因此，这次进入“公民广场”被称为“重夺公民广场”。 ④⑤郑炜、袁玮熙：《后雨伞运动：告别政治冷感的年代》，香港：《明报》，2014年11月29日，第A32版。 ⑥“左胶”一词含义丰富，“占领运动”中指那些信奉“平等、公义”理念、“口喊民主，却意图垄断社运”且“行而无果”的人士。 ⑦周保松：《抗命者言(上)》，香港：《明报》，2014年12月21日，第P03版。 ⑧⑨参见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民意与政治发展”调查结果。 ⑩港大民研网站http：//hkupop.hku.hk/chinese/report/mpCEnOCCw7/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2月27日。 (11)王岸然：《这是新世代的革命》，http：//forum.hkej.com/node/119047，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2月22日。 (12)广场投票的内容为要求“民情报告能影响人大决定”及“多方平台不能只讨论2017年后的发展，要讨论2016和2017年的政制发展”。“双学”和“三子”试图通过此种方式获得市民授权向政府谈判。 (14)(16)刘绍麟：《老泛民与新社运》，香港：《明报》，2014年12月2日，第A25版。 (15)一名化名为阿娟的“占领运动”参与者在日记里记述许多参与者都想撤退，但“双学”的领导者不听取别人意见，并指责意图撤退者为“叛徒”之类，导致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撤退”。 (17)陈云：《我理性，所以我勇武》，香港：《AM730》，2011年5月24日。 (18)张翼：《“和理非非”V.S.“勇武派”》，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12/17/93649，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月13日。该文详细分析了“和理非非”与“勇武抗争”概念缘起与抗争发展。 (19)罗迅：《在社运建制和本土勇武之间，我永远站在本土勇武那方》，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12/23/94170，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月13日。 (20)“鸠呜”即普通话“购物”的谐音，指社运人士以购物为幌子实行“流动占领”的游击式抗争。 (21)方志恒：《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5635，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月13日。蔡子强：《路走到这里分手：民主回归派的落幕》，香港：《明报》，2014年9月4日，第A36版；陶杰：《“民主回归”之死》，香港：《苹果日报》，2014年9月6日，第E05版；《“民主回归”幻灭本土派势力抬头》，香港：《苹果日报》，2014年9月8日，第A05版；李峻嵘：《后“民主回归”的民主运动前路》，香港：《明报》，2014年9月10日，第A36版。 (22)转引自苏赓哲：《都市风云：最苦是民主回归派》，香港：《太阳报》，2014年9月8日，第A28版。 (23)陈健民当年曾在中大学生会会议上提出公投自决方案，但遭到否决。 (24)全文可参见http：//www2.hkej.com/instantnews/article/id/891224/，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月2日。 (25)方志恒：《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5635，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月13日。 (26)蔡子强：《路走到这里分手：民主回归派的落幕》，香港：《明报》，2014年9月4日，第A36版。 (27)(28)评论员桑普在《从民主回归到民主自决》一文中提出这种趋势。 (29)练乙铮：《“回归”的逆反意义“占中”的一体两面》，香港：《信报财经新闻》，2014年9月22日，第A20版。 (30)练乙铮：《细论民主失利与社运的转轨转型》，香港：《信报财经新闻》，2014年9月1日，第A22版。 (31)参见“进击的少年：学民思潮如何集结他们的粉丝与组织”，http：//scholarism.com/?p=3525，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