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与存在论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ST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2-057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科学的社会研究》杂志出版了一期专刊，题为《科学技术论的存在论转向？》。这组文章可以追溯至2008年，当时牛津大学围绕类似主题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作者们一致同意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确越来越多地涉及存在论，但在何谓存在论、是否发生了转向及其意义等方面表现出诸多分歧。与所有学术讨论一样，达成共识是相当困难的。然而，举办研讨会及出版专刊表明，存在论正在成为STS的核心论题之一。 这种趋势并非近期才出现，上世纪90年代存在论业已成为STS的关注点。1995年，A.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出版《实践的搅合》，其主要思想后来被表述为生成存在论(ontology of becoming)。作为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首创者，B.拉图尔(Bruno Latour)坦言“我的真正兴趣是形而上学”。①女性主义者K.芭拉德(Karen Barad)倡导能动实在论，将其作为综合认识论与存在论议题的框架。此外，A.莫尔(Annemarie Mol)在《多重的身体》(The Body Multiple)中对“实践中的存在论”作了细致探讨。甚至，我们可以将这种趋势追溯至I.哈金(Ian Hacking)1983年的经典著作《表象与介入》。 能否将这些进展表述为“存在论转向”？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无疑，任何关于“转向”的提法无不带有强烈的修辞学色彩。它与其说是对历史的客观描述，毋宁说表达着对特定取向的偏爱。抛开语词之争，本文尝试探讨几个基本问题：90年代之后STS发生了怎样的嬗变？人们为何涉及存在论？存在论转向的意义为何？这种存在论的特色是什么？ 一、STS的嬗变与“后社会建构论”的兴起 提起STS，人们立刻会联想到“科学技术的社会建构”。确实，社会建构论是STS最醒目的标签，它“足以将STS与更加一般的科学技术史区别开来，与科学哲学的理性主义方案区别开来，与技术哲学的现象学传统区别开来，与有局限的科学制度社会学区别开来”。②不同于传统的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社会建构论坚持如下几项核心主张：第一，科学本质上是一项社会活动；第二，自然或对象不足以决定知识命题的真假；第三，理解科学知识必须诉诸社会要素，比如利益、共识、协商等；第四，社会学说明是自然主义的，应当放弃规范认识论。历史地看，建构思想并非STS的独创，它可以追溯至康德：“康德是建构的伟大先驱”，“所有[建构论学派]，包括社会建构论，似乎都源于康德”。③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社会建构论为导向的STS发生了显著变化。1992年，皮克林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在他看来，80年代以来科学论的关键进展是“研究科学实践，研究科学家实际在做什么”。④1993年，M.林奇(Michael Lynch)用“后建构论”(postconstructivist)来刻画社会建构论之后的各种发展。在他看来，由强纲领开辟的新科学社会学已经呈现碎片化局面，对科学内容进行社会学说明的研究议程被诸种争论所撕裂。⑤下面，本文拟对“后社会建构论”的兴起作选择性概述。 由拉图尔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STS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受惠于爱丁堡学派，但ANT在理论起点上全然不同于社会建构论。1986年拉图尔与S.伍尔伽(Steve Woolgar)在《实验室生活》第二版删除副标题“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中的“社会”，有意与社会建构论保持距离。1992年，拉图尔发表“社会转向之后的新转向”，对ANT与SSK之间的分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ANT拒绝接受“社会实在论”——把“社会”设定为解释科学的依据，借助于社会结构、利益等要素说明科学知识。“我们[行动者网络理论家]将对称性原理拓展至社会科学，并且我们主张它们是我们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答案。”⑥这样，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做法变得相当可疑，社会学不足以充当认识论的基础，因为“社会”自身恰恰有待解释。由此，ANT选择了一条与社会建构论全然不同的理论路线。 在库恩、拉图尔等人的影响下，皮克林逐步从早期的社会建构论立场走向“作为实践的科学”。他曾经是SSK的支持者，而库恩提出的如下问题促使他逐渐改变了态度：“对于科学家之间的协商，你这位强纲领派很在行，那科学家与自然之间的协商呢？”⑦此外，他也为拉图尔对“社会”的批判所吸引。这一切最终促使他提出“实践的搅合”(mangle of practice)模型。在皮克林看来，SSK打破了传统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的局限，但同时“它也阻碍了发展一种彻底施行性地理解科学的方式”，因为“SSK使得人们无法严肃对待物质能动性”。⑧在解释知识的过程中绝不能忽略自然或对象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建构论的开创性成就，即科学是一项社会活动。相反，它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自然或物质维度，甚至不惜修改社会建构论的理论预设。在《实践的搅合》中，皮克林系统阐发了自己的设想，即实践的搅合或能动性之舞(dance of agency)。它具体表现为人的能动性与物的能动性之间的抵抗与适应的辩证法。结果，不仅SSK的第一个S(社会学)成了问题，K(知识)也不再是自明的，因为科学首先是一项实践活动而非理论知识体系。 作为女性主义科学论者，芭拉德敏锐地发现了社会建构论的理论缺陷。在她看来，强调科学与社会文化的相关性没错，但不能忽略物质要素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力量。社会建构论的错误在于它坚持表象主义及认识论的优先性。为此，她在玻尔的量子力学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据以综合认识论与存在论的“能动实在论”，将其视为摆脱科学实在论/社会建构论的出路。这里，核心点在于芭拉德确立了先于主客体的原始存在方式即现象：“按照我的能动实在论阐释，现象不仅仅代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在认识论上的不可分性；而是说现象是能动性的互动‘成分’之间在存在论上的不可分性。”⑨结果，近代以来的二元论形而上学以及相应的表象主义认识论都成了问题。在芭拉德看来，看似激进的社会建构论恰恰植根于上述传统，它对知识的社会学说明默认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性。 接着讨论一位STS局外人，比利时科学哲学家I.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斯唐热认为，新科学社会学对科学与社会的分离提出挑战，这是一大进步，但它的如下论断使得自己处于危险境地：科学的自主性、客观性与中立性等规范本身“是空洞的，任何科学都是‘不纯粹的’，这不是因为偏离了理想，而出于本性”。⑩在她看来，对科学进行社会学分析不应忽略科学之为科学的独特性，否则将无法区别科学实践与政治实践、经济实践。为此，她试图构建一种与众不同的科学独特性概念。这不是要回到理性主义科学观念：“我的规划并不因此试图为科学的特权奠基，后者将完全逃避社会学分析。”(11)斯唐热主张，近代科学的独特性在于它有能力将自身区别于其他实践。比如，近代科学尽管是虚构——相对于普遍必然性，但它依然现实地将自身确立为一种有别于其他虚构的独特虚构。这种独特性不是先天的，而恰恰是科学实践的现实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科学没有特权，依然可以具有独特性。社会建构论的错误是在解构科学特权的同时连带放弃了科学独特性，走向了知识相对主义。 二、认识论的“经验化”与“社会化” 前面粗略刻画了STS的历史嬗变与“后社会建构论”路线的一些概貌。这一刻画表明，90年代之后STS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建构论渐行渐远。然而，历史叙事无法取代学理分析，下面着手对这种转变作理论分析。 20世纪70年代SSK兴起伊始便带有强烈的哲学抱负，尽管它对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也不表同情。“强纲领从一开始旨在对抗的更多的是科学哲学而非科学社会学，强纲领的任务是用社会学取代哲学。”(12)这种激进态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和库恩：《哲学研究》力图将抽象的哲学问题转换成具体的经验问题，《科学革命的结构》则颠覆了规范认识论，为科学增添了历史和文化的维度。在此背景下，布鲁尔提出了强纲领的四信条：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与反身性。对称性要求人们将发现与辩护置于同一层面，规范认识论的探究方式被抛弃，信念的真假成为经验问题。因果性信条则具体指明，对知识的经验说明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在布鲁尔看来，使得信念成为真假的条件应当或者主要应当是社会的。对此，林奇评论道：“布鲁尔的因果主义倡议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并没有被全盘接受，但他关于公正性与对称性(原则2和3)的建议在所有主要的建构论和话语—分析研究路线中得到了持续拥护。”(13) 对科学知识采取后天的、经验的、描述的路线是STS的一大特色。无论是实验室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还是女性主义，都接受上述原则。在强纲领之后，研究者们不再构造据以判断知识合理性的先天标准，而偏爱通过案例研究描述知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构造过程。对此，P.迪尔(Peter Dear)称为“知识记录学”(epistemography)，以区别于知识论：“知识记录学力图‘在现场’探究科学，即追问这样的问题：什么算作科学知识？这样的知识是如何制造和验证的？它以什么方式被运用和评价？”(14)这得到了林奇的认可，后者以类似方式建议用“-graphy”取代“-ology”，将抽象的哲学问题转化为具体的经验问题。在他看来，如果将认识论作为STS的一项研究规划，它实际上回到了知识“得以建立、客观化、道德化、传播或被废除的各种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条件”。(15)对此，我称之为认识论的“经验化”。 认识论的经验化得到了STS研究者的广泛认同。但是，它并不能代表社会建构论的全部哲学企图。强纲领的第一个信条表明，这种“经验化”首先是“社会化”，造成信念真假的条件首先是社会条件。正是“社会化”将SSK与奎因提倡的“认识论的自然化”区别开来。与SSK一样，认识论的自然化也反对规范认识论，侧重对知识进行经验说明。因此，二者均属于广义自然主义，以区别于先验主义。然而，奎因式的自然主义与SSK的最大差别是，前者对知识的经验说明诉诸的是自然科学而非社会学科。因此，除了坚持“认识论的经验化”这一方法论策略外，社会建构论进一步将认识论奠基于社会学，或用社会学取代认识论。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明白为何早期STS被概括为“社会建构论”——探究知识之为知识的社会条件。对此，我称之为认识论的“社会化”。 建构论思想可以追溯到康德，而认识论的社会化或社会建构论是一种社会学化的康德主义。与康德一样，社会建构论主张客体应当围绕主体转，因而紧密追随“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康德不同，社会建构论主张认识论的基础不是“我思”而是“社会”，为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奠基的不是主体性根据，而是社会学根据。可以看到，尽管SSK研究者一再声称自己只认同方法论的相对主义，即悬置有关真假的先天判断，但其内在学理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因为作为知识建构条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是历史的、可变的，不具有先天必然性。 概言之，认识论的“经验化”并不等于“社会化”：认识论的社会化必然认同经验化，但认识论的经验化无需认同社会化。如果经验化是一种方法论，那么社会化无疑代表一种有关科学知识的实质性立场，即一种独特的认识论观念。正因为如此，坚持认识论经验化的人未必会拥护社会化，拉图尔、林奇、皮克林都是如此。例如，关于常人方法论与SSK的差异，林奇说道：“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一样，常人方法论者力图将认识论中的传统主题转换为经验研究论题。但是，常人方法论者并不提倡‘社会学转向’——为哲学问题提供社会学说明，而发起一场‘实践学转向’(praxiological turn)……”(16) 三、从认识论的社会化到存在论的科学观念 作为方法论策略，认识论的经验化因为坚持经验描述、反对规范式而得到STS研究者的持久拥护。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独特的认识论观念，社会化则招致诸多非议，正是这种争议推动着STS向“后社会建构论”转变。本节打算对认识论社会化的缺陷进行分析，以说明STS为何走向存在论。 库恩曾经在《结构之后的路》对强纲领提出批评：“有人认为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是一个发疯的解构实例，我就是其中一员……这些新的表述坦率承认对自然的观察在科学发展中的确起作用。但它们对此几乎完全没有提供信息。”(17)这与他向皮克林提出的问题是一致的。在确立知识与社会的相关性方面，社会建构论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因此斩断知识与对象的联系。然而，社会建构论因为继承了康德主义而无法提供这样的通道，正如康德本人无法提供通往物自体的入口一样。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后达尔文式的康德主义者”，库恩亦无法解答他本人提出的问题，因为原则上一切事物都须经由范式才能被给予。根据认识论的社会化原则，任何输入都必须以社会范畴为中介，直接通往对象的大门是关闭的。拉图尔曾指出，布鲁尔肯定感知经验与康德设定物自体的做法很类似：“如果我们列举出事物或感觉输入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叙事中起到的全部作用，我们将震惊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并没有太多的作用。正像康德那样，而且也完全是出于同一个原因，物自体在那里就是为了证实某人不是唯心论者……”(18) 这连带导致第二个问题即返身性。我们知道，康德诉诸先验主体性为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奠基，这种做法本身是可以自我辩护的。先验哲学既能提供知识的先天条件，同时又能论证这些条件的必然性，它无需在自身之外寻找根据。然而，当社会建构论试图用社会学根据取代主体性根据时，便丧失了自我辩护的能力。一方面，强纲领主张一切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都相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另一方面，当我们将上述主张运用于强纲领自身时，后者就丧失了有效性。与一切认识论相对主义一样，社会建构论无法避免自我反驳的困境。斯唐热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SSK摆错了自己的位置。社会建构论试图站在复杂的科学实践之外作出如下判断：知识社会建构的，真理与谬误、客观与主观之间的表面差异最终可以归因于同一类社会要素。SSK尽管激进地反对规范认识论，但它与后者一样试图扮演“元科学”角色，即为科学提供外在的、还原主义的说明。为了克服上述困境，恰当的做法不是寻找新的元科学，而应当取消元科学本身。这意味着研究活动与研究对象应处于同一个层面，对科学的说明不应游离于科学实践过程之外。倘若如此，社会建构论将不能合法地宣称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还原的做法将被禁止。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独立于社会情境。相反，任何诸如此类的判断只能奠基于科学实践自身，而不能依赖于元科学。进一步说，倘若社会学不能扮演元科学角色，那么“社会”也无法承担康德式的“范畴”功能，库恩提出的自然如何介入知识的问题应当采取其他方式解答。 取消元科学意味着拒绝对科学作任何外在性判断，并坚持通过描述科学实践来说明科学知识。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议题：应该首先将科学视为一项实践活动还是知识体系？社会建构论与理性主义科学哲学一样延续了“认识论的科学观念”。根据该观念，知识或者与对象相符，或者是认知主体的构造——无论它是先验主体抑或社会共同体。倘若将科学首先视为动态的实践过程，对它采取施行性、实践性理解，知识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知识不再是表象，它将成为科学实践的构造物；为了理解知识，应该将相应的科学实践进程展示出来，该进程表现为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政治的等异质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我们将摆脱一切形式的还原主义，无论是社会学还原还是自然科学还原(社会化与自然化)。对于认识论的科学观念与作为实践的科学观念之间的差异，杜威在20世纪初做了精辟表述：“旧的中心是心灵，它凭借完全在自身内的一套力量去认识……新的中心是发生在自然进程内的不确定的相互作用，该进程并不是固定的、完成了的……”(19)杜威宣称这种转变的意义不亚于一场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而拉图尔则不无戏谑地称之为“哥白尼式的反革命”。 依据上述思路，应当抛弃主体/客体或者自然/社会的二元论形而上学，将科学视为一个由异质性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场。这是一个生成的场所，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知识与对象等等都应当作为生成的结果，而不是理解生成的非生成根据。知识不再是关于存在的表象，而成为一种特定的存在方式。对于这样的思想路线，我称之为“存在论的科学观念”。就此而论，无论是皮克林的搅合模型，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还是芭拉德的能动实在论，都应算作对科学实践场的生成机制的刻画，它们提供了完全不同于主客体二元论的存在论图像，并有力推动着STS向存在论靠拢。 四、“存在论转向”的两种含义 让我们回到存在论转向。开篇曾指出，STS如今越来越多地涉及存在论。对于这种现象，伍尔伽指出：“在科学技术论中，新的存在论研究最明确的推动力是要避免陷入对‘视角’的描述与规定。它努力绕开认识论以及与之相伴的表象语言，而赞成更直接涉及世界之构成的进路。”(20)J.劳(John Law)甚至认为，STS“有着经验性地研究实践中的存在论的悠久传统”(21)。但是，有人会提出疑问：STS确实越来越多地从事存在论探索，但这不够为“存在论转向”提供学理支持。为明晰起见，我打算从两个层面探讨：它们分别对应于认识论的“经验化”与“社会化”。本文的结论是：如果将STS的存在论研究看作“经验化”的拓展，就无所谓转向；如果将它们看作“社会化”的替代性方案，转向便成立。 经验描述的自然主义方法是STS的鲜明特色。长期以来，STS的焦点是知识。如今，研究者们对存在论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进而采取类似的经验方法探讨特定存在物在科学实践中的构造过程。从知识研究到存在研究的转变只代表主题的转移，作为方法论的经验化策略被全盘保留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本无所谓“转向”，当前的STS研究只是将存在论主题化而已。林奇典型地持这种见解：“关于存在论论题的经验研究进路为STS研究提供了前景，但我没有发现这与之前STS对认识论以及其他经典哲学主题的处理之间存在深刻断裂。”(22)对于事实、真理、实在、知识等经典概念，STS的一贯作风是远离哲学思辨，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下讨论。为此，林奇仿照迪尔，用“存在记录学”取代“存在论”。与知识记录学一样，存在记录学“涉及到同样寻常的(mundane)、紧缩的转换”(23)。总之，从知识记录学到存在记录学只代表主题的变更，“存在论转向”不成立。 上述看法的确言之成理，但不应忽略第二重含义——作为“社会化”的替代性方案。20世纪90年代STS发生嬗变的原因不在于“经验化”，它背后的推动力是对“社会化”的不满，这最终将我们引向“存在论的科学观念”。在劳看来，在STS中“一部分[研究]牢牢坚持存在唯一有序的基础这个假设，另一部分[研究]则力图扫除该假设，并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24)。这是两种不同的存在论传统。一种传统认为，世界由确定的实体组成，宇宙是有序的。它很大程度上对应于历史悠久的实体主义。另一种传统认为宇宙秩序并不是先天的，而是由现实的实践生成的，对特定存在物的研究应当基于对生成过程的描述。这两种传统反映了古希腊以来存在与生成之间的对峙。 作为认识论社会化的替代方案，“存在论的科学观念”力图重构的正是前者的存在论预设，即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这种重构体现在不同的研究中，而存在论转向则以明确的形式将其凸现出来，“存在论转向也许是彻底展现许多其他转向之内涵的一种方式”。(25)如果这样，那么存在论探究代表的就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认识论社会化的新方案——在社会建构论与科学实在论之外构建一种后二元论的存在论架构。这一架构不再支撑“认识论的科学观念”，因为认知主体与对象的二元性恰恰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论的科学观念”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为STS提供新的学理基础，将其称作“转向”丝毫不为过。只是，与其说它是对过去的总结，毋宁说它代表着对未来的期待。 五、结语：存在的定制 那么，这种存在论具有怎样的特色？STS的存在论研究一如既往地坚持“经验化”方法，拒绝先天地规定存在的种类及结构。从这个角度说，它接近于“存在记录学”，即通过经验描述去考察特定存在物在特定情境下的构成。然而，它并未止步于“经验化”，而实质性地坚持某种存在论态度。当前，STS的存在论探究很大程度上对二元存在论持批判立场，这本身已经体现出某种存在论态度。进一步说，存在论之所以能够经验化，实际上预设了特定的存在论立场。在拉图尔、皮克林等人的探索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存在论的核心特征：生成决定存在，或过程决定实在。这种存在论主张，存在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存在什么”取决于“如何生成”。要理解某物，必须将它的生成过程经验性地展示出来。因此，它不仅坚持经验化策略，同时为经验化提供了辩护：存在论之所以能够经验化，只因为生成的过程决定存在的本质。 这样，“定制”在STS中显得相当重要，它“在STS运用的存在论词典里是关键术语”。(26)这个词所表达的是一种生成存在论或实践存在论。原则上，我们可以将任何存在物都看作是在实践中被定制或制造出来的。同时，实践绝不是特定主体可以掌控的，它代表的是异质性能动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主体只是参与者之一。所谓“存在论的科学观念”就是将科学首先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异质性的实践场。无论是对象、知识还是科学家，都是在该实践场中被定制的。如果说科学哲学因为秉承认识论传统而在普遍主义/相对主义之间摇摆不定，那么“存在的定制”则敦促我们摆脱这一传统，将科学置于存在论架构加以重思。 我将借助伍尔伽对实践性定制的论述来结束本文。(27)实践性定制具有如下重要特征。第一，探讨对象如何在实践中被定制，这意味着拒绝把“情境”作为说明工具或描述工具，因为情境与内容是不可分的。第二，定制突出强调了实践对于实在的构成力量，存在论研究的焦点是制造世界而不是表象世界。第三，定制模式的多样性将导致对象的多重性。第四，这并不意味着对象不具有同一性，而是将同一性同样视为定制的结果。第五，原则上一切存在物都是定制，包括对象、事实、理论等等。当前STS的存在论研究主要集中于生命与物质对象，但原则上可以拓展到其他议题。第六，这种定制存在论带有明确的政治与规范维度。世界的存在方式并不是被给予的。作为实践的参与者，我们应当对“事物的秩序”负责。如何改变当前的存在秩序？如何定制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这是每个实践参与者必须思索的问题。 ①Bruno Latour,"Interview",in Chasing Technoscience,Don Ihde and Evan Selinger ed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3,p.16. ②Sergio Sismondo,"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nd an Engaged Program",in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Edward Hackett et al.eds.,The MIT Press,2008,p.17. ③Ian Hacking,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41. ④Andrew Pickering,"From Science as Knowledge to Science as Practice",in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Andrew Pickering e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2. ⑤Michael Lynch,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112. ⑥Bruno Latour,"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in 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Mario Biagioli ed.,Routledge,1999,p.278. ⑦Andrew Pickering,"Interview",in Chasing Technoscience,p.84. ⑧Andrew Pickering,The Mangle of Practic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10. ⑨Karen Barad,"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in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vol.28,no.3,2003,p.815. ⑩Isabelle Stengers,The Invention of Modern Scienc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2. (11)Ibid.,p.57. (12)John Zammito,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stem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137. (13)Michael Lynch,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pp.74-75. (14)Peter Dear,"Science Studies as Epistemography",in The One Culture? A Conversation about Science,Jay Labinger and Harry Collins ed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p.130. (15)Michael Lynch,"Ontography:Investigating the Production of Things,Deflating Ontology",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43,no.3,2013,p.451. (16)Michael Lynch,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p.162. (17)Thomas 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110. (18)拉图尔：《答复D.布鲁尔的〈反拉图尔〉》，张敦敏译，载于《世界哲学》，2008年，第4期，第73-74页。 (19)John Dewey,The Quest for Certainty,Minton,Balch & Company,1929,pp.290-291. (20)Steve Woolgar and Javier Lezaun,"The Wrong Bin Bag",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43,no.3,2013,p.322. (21)John Law and Marianne Lien,"Slippery:Field Notes in Empirical Ontology",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43,no.3,2013,p.365. (22)Michael Lynch,"Ontography",pp.445-446. (23)Ibid.,P.455. (24)John Law and Marianne Lien,"Slippery:Field Notes in Empirical Ontology",p.364. (25)Steve Woolgar and Javier Lezaun,"The Wrong Bin Bag",p.323. (26)Steve Woolgar and Javier Lezaun,"The Wrong Bin Bag",p.323. (27)Ibid.,pp.323-327.标签：存在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康德论文; 拉图尔论文; 社会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sts论文; ssk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