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困顿——论“历史热”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顿论文,史学论文,作用论文,苏联解体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和动荡中，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随着经济、政治改革的推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历史热”，它与当时苏联社会上各种自由主义思潮汇聚在一起，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猛烈的冲击，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对业已显现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推波助澜，对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和苏联解体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来，历史学只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可是，苏联晚期出现的全民性的“历史热”，竟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这不但是人们所始料未及，也使众多的学者深感迷惘和困惑。这一事实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意识形态与社会变迁会产生巨大的共振和互动。
陷入教条、僵化泥潭的苏联时期史学
1987年，戈尔巴乔夫提出“历史上不留下空白点”的口号，为冲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史学研究中的封闭、僵化、教条化倾向开启了闸门。
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开始形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学派，建立起一些历史学研究机构，涌现了M·H·波克罗夫斯基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并编写沙皇俄国历史、俄国共产党历史、以及各种专业史（革命史、地方史、专业史、人物传记等）。尽管当时苏联史学研究尚属初创时期，研究还较为肤浅，在革命激情迸发的年代也有相当的片面性，但总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研究环境也比较宽松，学者们可以独立开展思考和研究，保持着一种自由探讨的学术气氛。
20年代末，当斯大林战胜各种反对派确立并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后，全国城乡普遍开展“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运动，意识形态领域对各种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日甚一日。首当其冲的是哲学，但历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很快受到严重的冲击。波克罗夫斯基虽已去世，仍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帽子挨批。从此，史学的研究领域长期被禁锢，丧失了创造性和科学性。
其一，扼杀史学领域的独立探索和平等讨论。
1930年第6期《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发表历史学家斯卢茨基一篇题为《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论文，文中评析列宁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某些分歧，认为列宁对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性“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对领袖人物历史上功过是非的评价和议论，本应属于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20年代也不罕见。可是，1931年10月，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亲自给该杂志编辑部写信，对杂志刊登这篇文章提出“坚决抗议”，并给论文作者扣上“反党”、“托洛茨基的伪造者”的帽子，认为该杂志刊登这篇文章，“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注：《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6—91页。）的错误。结果，《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被勒令停刊一年，编辑部被改组；并开始对全国所有已出版和准备出版的史学著作进行审查。论文作者斯卢茨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注：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斯卢茨基事件的影响十分巨大和恶劣。首先，由党的最高领袖直接出面批判一个普通学者，并且将学术问题上纲上线，上升为政治问题加以扼杀，使学术研究完全屈从于政治需要，可以任意编造和篡改。其次，学者因发表学术论文受到批判，还受到十分严厉的处分，极大地挫伤了学者的独立思考和科学探索精神，使人文社会科学在苏联变成纯粹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再次，由斯卢茨基事件株连了一大批人。在斯大林的信中，还点名批判了其他一些史学家也犯了“贩卖托洛茨基主义私货”的原则性错误。由史学界掀起的这场批判运动，很快波及其他学术领域，甚至波及会计学、音乐界等领域，造成整个学术界“万马齐暗”的局面。
其二，直接干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对重大历史事件“统一口径”。
历史教科书对教育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对统一人们的认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30年代起，苏联官方就重视统一编纂历史教科书。从政治需要出发，斯大林直接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划框定调。1934年5月，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作出决议，在一年内统一编纂“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苏联史”及“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的近代史”等五本历史教科书，供各学校统一使用。同年8月，由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三位党的领导人联名对“苏联史”、“近代史”教科书纲要提出“意见书”，强调历史教科书要讲述“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和“对托洛茨基主义，即对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表现的斗争”；将十月革命意义界定为“人类历史上开辟了新纪元”，并将世界近代史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并规定不能容许把1789年法国革命简单地称为“大革命”，而应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容许把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简单地称为“十月革命”，而应称为“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等等。（注：该《意见书》写于1934年8月8、9日，刊于《真理报》1936年1月27日。引自《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4页。）
统一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未能如期完成，原因是不符合党中央领导人的意图，书中存在“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缺点和错误。为此，1936年1月，《真理报》发表专论，并决定在报上公布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三人的“意见书”。专论强调指出，出现这种毛病的根源在于史学家没有抛弃波克罗夫斯基历史学派“对历史科学的取消主义和反科学的观点”。（注：波克罗夫斯基作为苏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主要代表，已于1932年逝世。此刻重提并对其进行批判和贬斥，目的是为了贯彻斯大林等领导人的意图。）
其三，学术上“定于一尊”和“大一统”现象的形成。
在对学术界“纷乱”的思想进行整肃之后，必须要有一个权威的并且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著述来统一人们的思想，禁锢学者的头脑。在个人崇拜盛行的条件下，要树立党的领袖的绝对权威，使之成为“真理的化身”。有褒必有贬。在“神化”一两个领袖人物的同时，把所有的反对派领袖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竭力“鬼化”，抹杀他们的任何历史功绩，甚至不允许对他们进行严肃的研究，这是30年代苏联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显著特征。
斯大林“亲自”关心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相继发表许多“重要意见”。1937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9期又刊登了斯大林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一封信，强调党史要把重点放在同党内各种派别和集团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倾向进行斗争上。突出这一“重点”，就是要把党的历史归结为“派别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为此，斯大林又一次强调要运用恩格斯1882年给伯恩施坦信中的思想，说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斯大林说：“如果不作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流派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纠纷和好打架的人。”（注：《斯大林文选》（上），第153页。）斯大林还亲自开列了《联共（布）党史》的编写提纲。1938年斯大林亲自主持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本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实际上是一本钦定的党史教科书。此书一出版，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发出通知，要求联共（布）全体党员和各国共产党人都要认真学习，并将书中的口径作为理解苏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唯一范本。
联共（布）中央决议指出：《教程》的出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生活中的重大实践”；由于《教程》的问世，“党得到了新的强有力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武器，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党史教程是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科学历史，它阐述了和总结了共产党的伟大经验，像这样伟大的经验过去或现在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所没有的”。（注：《苏共决议汇编》第四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1页。）
这本在内容上充满谬误、但在叙述上通俗易懂的《教程》，在当时苏共党内个人崇拜气氛弥漫，“大清洗”又造成国内政治生活极度扭曲的环境下，很快就成为共产党员、大专院校的学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阅读的一本书。《教程》在苏联发行总量达4300万册，实际上是对亿万苏联人民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教材。正如有学者所评述的：“在30年代形成的对苏联人民进行教育的整个体系中，这本书占据了中心位置。”（注：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中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460页。）
《教程》的出版对共产国际各国党也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不长的时间内，《教程》就被译成31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共约4.7亿册，这在政治书籍出版史上也是罕见的。1938～1941年，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抗日战争十分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在解放区和敌占区分别有三种译本问世，发行总数达10万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教程》的结束语还被规定为必读的整风文献之一。
《教程》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是其他著作无法比拟的。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它实际上是一本以历史著作面目出现的政治理论读物。本来，任何一种科学著作都应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可是，在苏联，科学却必须“服从政治需要”；而所谓“政治需要”，就是听命于个别领导人的旨意。为此，可以任意掩盖、歪曲事实真相，可以把领导人的意志作为党的意志、阶级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强加给全社会；稍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就加以压制和制裁。《教程》就成了制造“舆论一律”、统一人们思想的范本，也就成了禁锢人们头脑、不准学者进行独立的科学检索和研究的工具。《教程》在史学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30年代中期，尤其是《教程》出版之后，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思想文化领域也完全被控制起来，党内党外，思想界、学术界，都只能有一个声音，形成表面上“大一统”的局面，头脑禁锢，思想僵化，万马齐喑，学术领域完全被教条主义所窒息。
在苏联史研究中，史学家们所依据的第一手资料——历史档案材料往往被政治家们看作是“潘多拉的盒子”。苏联每年都将数量可观的“不需要的”以及“危险的”档案材料销毁。据统计，1945年、1950年、1955年、1957年和1959年，苏联各档案机构分别销毁档案870万件、3070万件、6810万件、8710万件和8780万件。60～70年代，又销毁档案2500万件。截止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联邦各大档案馆所剩档案总数仅为9000万件，苏共档案馆所存档案总数不足8000万件。（注：T.霍尔霍尔金娜：《祖国历史与档案，（1917—80年代）》，莫斯科俄文版，1994年，第296—297页。转引自戴桂菊：《近十年来的俄罗斯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危害，对推动思想解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苏联国内也出现一股“解冻”的气息；但好景不长，由于赫鲁晓夫未能对苏共历史作出比较全面并客观的评价，史学研究始终未能冲破僵化教条的束缚，局面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政治上平庸停滞，中止了对历史冤案的平反工作，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基本上回复到斯大林时期，一切都陷于沉寂。但在表面的沉寂背后，苏联社会开始涌动一股地下的烈焰。从70年代以后，苏联出现一批“持不同政见者”，这一“运动”首先在政治界、文学界和史学界兴起。其中，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阿·阿夫托尔哈诺夫的《权力学》、《党治制的由来》等著作用新的视角对苏联史进行审视，披露不少新史料，提出许多完全不同于官方的见解，尽管史料的真实性和观点的科学性还有许多商讨之处，但这些著作无异于在死水一潭中投下一块石头，引发了一连串涟漪，在广大群众中广为流传，某种程度上为推进史学的转变作了准备。
令人迷惘的苏联“历史热”
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了改革的历程。改革，要打破传统体制的重重阻力，首先要扫除人们头脑中的疑虑和障碍。对历史问题重新审视，无疑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切入点。为当时“改革”的需要服务，首先对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案件和历史事件进行重新审视，这一行动实际上是由戈尔巴乔夫本人推动的。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着手对赫鲁晓夫时期未平反的案件进行甄别调查，公开号召对历史重新审视，唤起了民众对历史问题的关切。在1986年11月召开的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在讲话中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各类社会科学的教科书都存在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枯燥无味的毛病，因此必须重写。（注：参见《苏共27大和社会科学教研室的任务》，1987年莫斯科俄文版。）1987年初，在编辑和其它媒体领导人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承认，在苏联历史的研究和评论中确实存在许多“禁区”，提出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注：[苏]《真理报》1987年1月28日。）他还说：“历史应如实地看待，那里什么都有，有错误，有艰辛，但是国家在前进，以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为例，这是现实，是生活，这是人民的命运，矛盾重重，成功与错误并存的命运。”（注：[苏]《真理报》，1987年2月14日。）
戈尔巴乔夫提出历史中不应该有“空白点”，以及在他的“新思维”、“民主化”、“公开性”等口号的推动下，苏联出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历史热”。苏联各个时期的历史几乎都受到重新审视，原先的史学研究被大加挞伐，人们纷纷以谈论历史问题为时髦，于是一大批“历史作品”应运而生，充斥于书店书亭，其中绝大部分均非出自专业历史学者之手。一大批揭露斯大林体制给苏联社会和人民带来损害和灾难的文学作品也相继推出，其中影响最大的如亚历山大·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回忆的权利》，是写诗人的父亲在1931年被作为富农而流放的遭遇。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纪念她于1937年被捕的儿子的诗《安魂曲》、格鲁吉亚影片《忏悔》、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的儿女们》、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等等这些作品的解禁出版，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驱使人们去关注苏联过去的历史。据报道，一周一期的《文学报》，1987年每期的印数达310万份，仍无法满足需要，“人们从早晨6时起就排着长队去购买这些出版物，然后一个一个地传着阅读”。（注：[苏]《文学报》，1988年9月14日。）《消息报》称，到1988年底，有6000部以前被称为“特殊作品”的著作将可以同读者见面。（注：Michael Kort，The Soviet Colossu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SSR，3d ed，Armonk，New York，London，England，1993，P 308.）此外，苏联历史上长期尘封的一些政治人物，如托洛茨基、索科夫、克伦斯基、邓尼金等人的著作也得以重见天日。在“公开性”的推动下，一些报刊如《星火》、《莫斯科新闻》等大量刊载以前被视为禁忌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
大批政治案件陆续平反，一系列文艺作品解禁，填补“历史空白点”的逐渐推开，“历史热”不断升温。这个时期出版的种种关于历史问题的著作、文章、回忆录、言论，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良莠混杂，泥沙俱下。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的“禁区”被打破，历史档案不断开放，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撩开了面纱，不能不引起广泛的反响和对历史的兴趣；另一方面，进一步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是戈尔巴乔夫推进改革的重要内容，“历史热”正好能冲破过去的僵化体制、与过去的错误领导划清界线，为改革扫除障碍。“历史热”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特别是千百万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感到困惑和欣喜，也引发他们的思考和兴趣。“历史热”也给社会吹进了空前自由和清新的空气，激发了人们对“公开性”、“民主化”改革的期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重新考察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神话般的梦里觉醒过来”。
伴随着以揭露阴暗面为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和非正式的史学作品的涌现，苏联最高当局着手对历史案件和历史人物甄别平反也达到高潮。1987年9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建立一个委员会，专门对有关30～40年代及50年代初期的有关案件进行进一步审查。先后对布哈林、李可夫、拉科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等人平反昭雪。上述负责审查历史案件的专门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在那个时代，实际上不存在任何“集团”和“中心”。（注：B.A.Поцелуе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 Х столетия，М.，1997，c.453.）这些著名的政治人物中，有与列宁长期共事的战友，有身居高位的领袖人物，有战功卓著的军事将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这些沉冤几十年的反对派政治人物的平反昭雪，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反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必须改写整部苏联历史，尤其是20～30年代的历史。至此，苏联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只剩下托洛茨基一人未作出正式结论。托洛茨基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于20年代末被逐出苏联后，国内几乎所有重大政治案件，都认为是接受托洛茨基在境外指使和派遣的阴谋破坏活动有关，他被斯大林斥之为罪魁祸首，只是因为流亡国外，未在国内立案受审，也就谈不上平反昭雪。历史学家沃尔格戈诺夫在题为《革命的魔鬼》一文中认为，有证据表明，托洛茨基在他为党积极工作的年代（1912～1924年）并不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敌人。他写道：“必须公正地对待托洛茨基。他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被斯大林的专政制服。他到生命终止都是尊敬列宁的。”（注：《真理报》1988年9月9日。）
30年代的“大清洗”所造成的一连串冤假错案，尽管在赫鲁晓夫年代已平反了不少，但后来的二十多年里，几乎又被人遗忘了；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吹起“改革”之风，进行新一轮的更彻底的平反冤假错案时，“历史热”又以各种形式广为传播的（包括某些夸大、编造的）案情细节，大加渲染，两者交互作用，“热”浪滚滚。在这股“热”浪中，斯大林问题自然是中心议题。据有人从1985～1988年苏联32种报纸、97种杂志上收集的与斯大林有关的作品共717篇，其中1986年仅有1篇，1987年为56篇，1988年共发表660篇。可见，1988年“历史热”达到了高潮。（注：E.A.马雷舍娃编：《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苏联社会的历史（1986—1988年）作品目录索引》，1988年俄文版。）
在这些作品中，不乏捕风捉影、缺乏事实、哗众取宠的情形。如有人说，在集体化运动中，在2500万农户中有八分之一到六分之一遭受迫害，这意味着有310～420万户约1600～2100万人受到迫害。这个数字是无据可证实的。比较客观的学者指出了这一点，达尼洛夫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当年被迫害的农户约为100～150万户，涉及500～600万农民。他说：“不幸的是，一些作者尽可能把数字拔高，根本不顾及它是否可靠和合不合逻辑。他们希望用1300万或1500万的死亡人数来给读者以震惊。在他们看来，如果人数只有400或者说500万，那对我们彻底谴责斯大林对农民的迫害是不够的。”（注：参见[苏]《星期》，1998年第15期；[苏]《真理报》1988年9月16日。）阿列克谢耶娃也撰文指出，80年代下半期，主要是新闻记者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对苏联历史的解说，一般说来，“带有极端片断的、目光狭隘的性质，兴趣集中于负面的事实和现象，在没有考虑整个发展过程及其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大写特写不同活动家的悲剧命运。……缺乏对形势、历史传统、社会经济过程复杂性的深刻知识”。（注：[苏]阿列克谢耶娃：《历史 意识形态 政治（20—30年代）》。转引自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在“历史热”中，真正有学术含量的历史论文很少，大量的是有关历史题材的各类作品，如政论文、访谈录、小说、诗歌、资料等等，由于这些作品披露从前被视为“禁区”的材料，或以辛辣的笔调抨击时局，议论公众关心的问题，因而使历史问题成为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据不完全统计，在4～5年间，提出要填补的历史“空白点”竟达150个之多，内容涉及苏联历史上所有重大事件，如十月革命、内战、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饥荒、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发展道路等等；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引起广泛的争议，真伪难辨，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取消这学期的中小学历史课考试。这样做无异于表明，官方公开承认，对整部苏联历史都要重新审定。
但是“公开性”很快显示了它的双刃剑作用。正如西方学者麦肯齐和柯伦所指出的，“努力挖掘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导致了对列宁主义的批评”，“不知不觉地，戈尔巴乔夫打开了揭露性地潘朵拉盒子，这使整个苏联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被破坏的威胁”。（注：David Mackenzie and Michael W.Curran，A History of 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Beyond，4thed，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3，P818。）俄国学者也指出：“在短短的时间内，清洗历史‘空白点’，变成了几乎将全部苏维埃历史涂成黑色。”（注：维·茹拉夫斯基等主编：《当代俄罗斯历史》第33页。）对苏共历史的批判从个别时期扩及到几乎整个苏联历史，从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到开始指向苏联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列宁，从批判个别事件扩及到经济、政治、民族、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正是在全盘否定苏共历史的运动中，群众的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公开性把对现存秩序的不满提高到新的水平。
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原意，“填补空白点”应是“如实地看待历史”，既不掩饰历史真相，也不歪曲历史真相，也就是说有一定的限度。可是，这股“热”浪一旦掀起，就难以控制。由于当时苏联政坛和政局十分复杂，有人希望党中央对“历史热”加以限制，但戈尔巴乔夫认为把恢复历史真相看作“给社会主义抹黑”是不对的。他强调指出，绝不允许改革和公开性被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绊脚石绊倒，被某些人的偏见和个人野心绊倒。这一表态，无疑是给“历史热”再度加温，遂使这股“热”浪完全失去了控制。
“历史热”高潮在苏联持续到1989年。在几乎所有苏联时期的历史都遭到置疑，人们已无法相信任何一种说法时，必然对“空白点”本身提出置疑——这些“空白点”是怎样产生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历史学家如何看待这些“空白点”？在这种情况下，史学工作者不能不参与到这股“热”潮中。可是，“禁区”虽已打破，却缺乏科学的思想指导和充足的资料准备，历史学家的作品同样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情况更加混乱。这时，必然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对整个社会制度、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置疑。这就大大超过了填补“空白点”的初衷，甚至超出了推进改革的初衷。这也许是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许多人所始料未及的。其后果是，“历史热”激起社会上各种思潮泛滥，许多善良的人们感到迷惘，无所适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社会的思想大混乱，成为苏联演变的根源之一。
以“历史热”的掀起为标志，意味着传统的苏联史学体系和框架已被冲破。在一个大国，如此多的社会人士广泛地参与拷问历史的活动，是十分罕见的。尽管所涉及的历史问题远不是全面的，主要限于苏联时期的社会、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领域，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历史热”并不起源于历史科学研究本身的需要，而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产物。
参与“历史热”的主体是一大批怀有变革情绪和要求的知识精英，在学术界被称为“60年代的人物”，即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开始踏上社会、寻找历史真相的知识分子。他们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出于对过去时代的阴暗面及其所犯错误的激愤，希望在对历史的反思和总结基础上，与过去决裂，通过改革寻找一条完善社会主义的新路。另一类是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信心，他们参与历史题材的写作，为了唤起人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信任，以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后一类人物的代表，如曾主管过苏联舆论宣传工作的Ю·阿法纳西耶夫，他是“历史热”期间少有的积极参与的历史学家。在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文章，批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鼓吹西方民主制，宣扬新自由主义。
对社会大众来说，“历史热”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通过文学作品的渲染和典型化，激发了人们对过去时代错误的愤懑，满足了许多人挣脱束缚和压抑后的感情宣泄。对涉世不深的年轻一代来说，“历史热”重演了他们父辈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悲剧。极大地冲毁了他们原先就不坚定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进入更加剧了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失落。“历史热”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揭露，与其说是引起人们对历史问题的兴趣，不如说是唤起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助长了人们否定历史、怀疑一切的言行。
在苏联，不乏一些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他们对“历史热”中表现的各种眼花瞭乱的现象感到迷惑不解，他们既对历史上所出现的错误以及学术领域的思想禁锢表示痛切，又对眼前“热浪”中表现出来的对历史无根据的捏造、杜撰感到不满；因此，在“历史热”中，大部分严谨的学者，包括一大批历史学家保持了沉默。
对苏联“历史热”的理性思考
1990年以后，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民族危机全面爆发，戈尔巴乔夫无力化解上述危机，他想通过“西方化”（如实行总统制，将共产党执政权力转向全苏人民代表大会，实行多党制）和“社会民主党化”（如全面推行多元化改革，提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纲领，主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等途径实行改革，结果使改革走入迷途，丧失了正确的目标和原则，改革变成了“转向”，使原有的危机更加积重难返。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反对派的崛起和对戈尔巴乔夫的发难，使得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更加摇摇欲坠。在政治舞台上经历几次搏击以后，特别是1991年“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终于穷途末路，他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苏共也就此丧失了执政地位。1991年底，苏联作为一个联盟国家，宣告解体。此后，俄罗斯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叶利钦的领导下，开始了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当时，包括叶利钦在内的政界要员和激进的改革派分子以为只要反对苏联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对外政策，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切旧的灾难性的东西就会迅速地消失，新的、美好的东西就会很快地确立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既然可以公开地、全面地咒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必借助于历史来影射和抨击时政；于是，“历史热”开始消退。当时社会上形成一种风气，凡是过去肯定的现在就否定，凡是过去否定的现在就肯定。这种极端的简单做法使得史学的科学性丧失殆尽。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世界历史所所长丘巴里扬认为，这是一个“极端的时期”，“甚至一些编辑审读文章时一看见马克思主义的行文就通通删掉”。（注：丘巴里扬教授1997年访华时所作学术报告的观点。引自《世界历史》1998年第1期。）
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后，各类从事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的学术机构被撤销，研究人员大批转行甚至失业，历史学学者也面临同样的厄运，苏联传统史学随之进入空前的危机状态。剧烈的社会震动使苏联几十年间成长起来的史学家的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瞬间化为乌有，成为一堆废纸。他们既感到困惑不解，又感到无所适从。“历史热”中提出的大量“空白点”要求历史学家去填补、去解释，他们不能不在各方压力下转变观念，对历史学的体系、观点、方法做根本的调整，这在苏联史研究领域中尤为明显。然而，几十年在僵化、教条状态下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一旦抛弃旧的观点和方法，往往会走向另一极端，正如H·C·皮达瓦罗夫通讯院士所说，“在这些条件下，科学大大变形了”，不少人“‘自动’地袭用西方科学，把西方科学的模式、理论、术语、概念搬到俄罗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用西方科学成就描述俄罗斯的现实，用西方科学研究非西方型的社会”。（注：丘巴里扬教授1997年访华时所作学术报告的观点。引自《世界历史》1998年第1期。）
俄罗斯独立初期，由于国家制度的急剧转变，国内社会状况的动荡不安，特别是经济状况的重重困难和危机。使科学研究工作难以开展和取得成效，历史学的进展也受到很大的制约，表现出明显的转折时期常见的“阵痛”。俄罗斯历史学家经历了困惑、彷徨和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逐渐走出困境，作出新的选择；至90年代中期，阵痛期才逐渐过去，加上学术环境的改善，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俄罗斯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回顾苏联解体前后“历史热”的兴起和消退，给人们留下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意识形态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和共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标，自然是要冲破原有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适合时代要求的、以新科技为内涵的现代生产力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主义体制，实现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如此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撑。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中，提出了“历史不留下空白点”、“公开性”、“民主化”等一系列改革的“新思维”，都反映了改革寻求意识形态的支持。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因其极端僵化、教条化，无法适应时代主题和改革要求而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刚性和惯性，必须依靠坚毅的努力和灵巧的策略才能加以改变，引导得法，才能消除其消极方面，防止其失控而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瓦解。这就要求改革的领导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才能驾驭改革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引导意识形态的更新和改革的顺利进展。戈尔巴乔夫提出填补“空白点”的初衷，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恢复历史的真相，而是通过进一步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揭露和抨击传统体制的弊端，唤起人们的改革热情，冲破教条、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樊篱，为政治改革开辟道路。可是，一个长期被传统意识形态教条化的社会，一旦真的发起政治改革，意识形态的目标很可能发生扭曲和变形，“历史热”的兴起，正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苏共为清理和纠正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行动，被延伸为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全盘否定，进而对整个苏联时期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全面否定；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扩展到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十月革命也成为一种“原罪”，成为“中断俄国历史的正常发展”、给国家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的总根源。这样一来，“历史热”所引发的对苏联历史的拷问，使主流意识形态无力招架，也使苏共的政治威信和执政能力大为减退，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意识形态的失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面对这种局面，戈尔巴乔夫不是旗帜鲜明地坚守方向和阵地，而是步步退却。他的改革理念从“更新社会主义”到“中立化”，再到“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注：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载《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伴随这一过程的，是苏联晚期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不断恶化，直至最后丢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自行放弃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推行“多党制”和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接受指导思想“多元化”原则。这样一来，改革全面转向“西方化”和“社会民主党化”的轨道，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也成了无可避免的结局。
从这一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和共振。冲破传统经济、政治体制，构建新的体制和机制，需要意识形态鸣锣开道，但改革既然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所需的意识形态就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可是，“历史热”的兴起，却是一些人利用“中性化”的口号，煽起群众揭露阴暗面的情绪，矛头直指主流意识形态和基本社会制度，其结果只能是迅速冲垮传统意识形态的堤坝，消蚀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削弱执政党的社会控制力，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这一期间，苏共与戈尔巴乔夫无所作为，放任各种思潮和政派泛起，直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改革走入死胡同，意识形态也失去了支撑改革的功能。1989年底，哲学家齐普科撰写《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根源》一文，将斯大林模式的一切弊端直接归咎于马克思主义，这篇长文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齐普科本人，不久以后却被戈尔巴乔夫聘为总统私人顾问。戈尔巴乔夫自身的不断右倾，使他既得不到传统力量的支持，与激进派的对立和冲突又日趋激烈；他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失去了协调和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的空间和余地，最终断送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地位，自己也落得个黯然下台的结局。
第二，政治与学术的联系和区别。政治与学术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就以历史学而言，历史学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上的科学属性，而且具有政治属性，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它对某一政治进程发生直接的、间接的、正面的、负面的影响。所谓“以史为鉴”、“借古鉴今”，就是要求历史学为现实的政治统治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据。反过来，历史学的发展与政治、社会环境也有密切关系，因此，有“盛世修史”之说。而乱世只会出现各种历史的怪胎，80年代后期苏联兴起的“历史热”，就属于这一类。开始，“历史热”并没有引起史学界响应，在严肃的史学工作者看来，填补“空白点”和改写历史的要求，只是政治上的某种需要，而不是真正对历史问题感兴趣，更谈不上严谨的科学研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沃洛布耶夫1989年初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他说：“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的，不是我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我们的政论家、作家、经济学家，正是他们把历史变成它现在成为的那种社会力量。至于职业历史学家，积极卷入这个工作的，真是屈指可数。”（注：[苏]《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借用学术的名义搞政治，这是“历史热”的真谛。
然而，这种现象也可理解为斯大林时期“以政治压学术”、“学术无条件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的一种反弹，两者的背景、内容和方法有很大不同，但将政治与学术相混淆，使学术成为政治的奴婢，使学术的功能异化，则如出一辙。20～30年代苏联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处于严重扭曲的状态。例如，当年出现的一系列冤假错案，是一种政治上的丑行，可是当时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整个学术界，几乎都在政治的高压下，处在一种麻木的状态，或噤若寒蝉、是非颠倒，或隐瞒真相、伪造历史，以致留下那么多的“空白点”。然而，“历史热”的兴起，反对派同样是利用学术搞政治，以重评历史为“突破口”，丑化共产党领导，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为改旗易帜制造舆论。戈尔巴乔夫要为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可是他和苏共缺乏处理纠正自身错误的机制和能力，因而在“历史热”面前招架无力，处处被动，任凭各种错误言行泛滥。可见，像历史学那样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学科，完全置身于社会变革之外，与政治隔绝，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这里，不仅需要在史学与政治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而且史学本身的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之间也要保持一定的张力。历史学既然是一门学科，应该追求自身的独立性和科学性，有它特定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有它自身的科学性，由于研究者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不同，他们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各异，因而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但一门学科一旦完全屈从于“政治需要”，甚至不惜歪曲史实、伪造历史来为政治服务的时候，学科便失去了独立性，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科学性。发生在苏联两个不同时期的情形，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史学危机的双重效应。应该承认，由于苏联解体前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研究自由，没有了任何禁区，没有了党组织和政府对学术研究的任何限制，也没有了意识形态的任何束缚，“历史热”所引发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危机的迸发，在苏联解体前后造成俄罗斯在史学领域中出现一个“断层”阶段，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产生出任何权威性的力作来。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国内到国外，从政治家、学者到普通老百姓，都对苏联解体这一历史巨变发表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历史学家当然也不例外。但由于各人的经历、遭遇、地位、处境、命运不尽相同，现时的观点、倾向、立场、状况、态度又有所差异，因此很自然会作不同的思考，持不同的看法；尤其在涉及到苏联历史上的许多具体问题时就更明显。
历史巨变本身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会摧毁许多东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危机和困难，造成各个方面的强大震动。对俄罗斯的人文社会科学，带来的冲击也是十分巨大的。它冲垮原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堤坝，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也使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感到迷惑不解，无所适从。他们必须在社会转型时期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历史学家不但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传统观点进行甄别和重新思考，而且要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批判，这一切，都要求史学家自身进行深刻的观念转变。于是，既表现为这一时期史学危机的凸现和围绕一系列问题的持续不断的争论，也造成这一时期史学著作乃至历史教科书的“空缺”。
但另一方面，历史的剧烈震动又以其摧枯拉朽的巨大力量打破了长年沉寂不变的局面，撕破了一切陈规旧律，摧毁了各种“禁区”和戒条，使过去长期被掩盖着的各种秘密、谜底浮出水面，有可能呈现出其本来面目，并推动人们去思考，去求新，去改革，去创造。这就为思想家和学者们提供了难得的研究过去很难研究或无法研究的问题的机会。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历史学家，像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可以完全有理由地断定，他获得了闻所未闻的有利条件：因为他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即他的国家遭遇到的地震震荡使最深的历史层面得以暴露出来，并把其中蕴藏的力量释放到表面。这种机遇是不多见的。对企图弄清事物进程被掩盖着的动因的研究人员来说，俄国成了某种大的‘实验室’。”（注：A·я·戈列维奇：《历史学家的双重责任》，[俄]《近现代史》1997年第5期。）这种机遇对于以社会为对象的研究工作者来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社会的“裂变”把本身的很多隐藏极深的问题暴露了出来，也消除了过去阻碍进行研究的各种禁忌，从而为深入探讨问题提供了可能。
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可以更自由地进行历史研究的有利条件，这是俄国不同派别的历史学家都承认的，但有利条件本身并不能自动带来丰硕的肯定的成果。只有当社会转型走上正轨，社会科学界在经历了历史巨变的“阵痛”，经过严肃认真的反思以后，俄罗斯史学才能走出困惑，才能摆脱教条主义和“历史热”的阴影，新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才会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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