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视野中的舆论意识与舆论影响能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论论文,视野论文,意识论文,能力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兴衰的因素中，一定有一些是在意识和文化层面的东西。否则，就难以很好地解释，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为什么一些国家和民族得以崛起，而另外一些却衰弱下去。观察近二百年来大国兴衰更替的轨迹，可以清晰地感觉历史给当代人们留下了许多谜语等待破译。除了人们所关注的趋势把握、战略选择、制度安排、创新意识、经济实力之外，一些决定人们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基础性禀赋一定在发挥作用。这些禀赋潜藏于人们心底，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遵守的价值判断标准与行为规则，影响着人们如何把握趋势、确定战略、设计制度、应对变化。这其中，就包括政治文化。
在一些学者的眼中，“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过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①（p.29）但从大国兴衰更替的轨迹推演，政治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之中，就在发挥着深刻影响，就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文化意味着一个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对政治的反应态度模式以及支配人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政治思维定势。
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变动，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不断进行的特殊的博弈过程。这个过程中，新闻舆论对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毕竟，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就是人们根据外界信息做出选择与判断的过程。人们既是根据一定的反应态度模式与政治思维定势做出选择与判断，与外界的信息交换，又同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政治文化。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在信息全球流动的条件下，新闻舆论对政治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具有其他因素所难以比拟的作用。
因而，从政治文化的视野观察人们的舆论意识与舆论影响能力，就有了特殊意义。与人们习惯的在舆论学框架中研究舆论意识和舆论影响能力相比较，可以给人们新的启示。
一、舆论意识：不同群体的不同思维方式
现代社会，人们总是会对特定事物或现象形成相对接近的看法，人们的看法、反应、认识、意见的集合，就构成了舆论。因为表达途径、质素的不同，分别表现为口头舆论场、新闻舆论场等，或表现为不同群体内部的舆论场。这些舆论总是会有一定的相交集区域，于是，舆论特别是新闻舆论场与口头舆论场的汇集，就会产生强烈的影响。不仅影响更多人们的认识，强化或是改变，而且会影响到政治的运作。人们会看到，政治家越来越多地选择通过新闻舆论去深刻而巧妙地影响人们的想法与意见，改变人们的口头舆论，从而获取更大程度的支持。也就是说，是自觉而又有目的地利用、操控舆论的影响实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这样的舆论意识已经是现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和基本支撑。没有这样的舆论意识，没有对于新闻舆论影响的掌控能力，很难完成政治运作。政治家或领导者的思维方式中就应当体现出舆论意识。有没有足够高水平的舆论意识，是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尺。
舆论意识实际上折射着不同群体的思维方式。观察现实社会，不同群体舆论意识总是存在差别，这正是现实政治文化中色彩斑斓处所在。而如何看待舆论，如何应对舆论力量，又体现着其政治文化的特点。可以说，一个社会一定的政治文化特点，决定着一个社会多方面的运作方式和水平。
普通百姓的看法与意见构成了口头舆论场的主体，也形成新闻舆论场的主干部分。但在现代社会，百姓的大多数都被现代传媒所覆盖，人们对外部世界事务的认识，对于发展大势等等的把握，除了其知识背景、思维方式、判断能力在起作用外，很大程度上受新闻传媒提供的信息的影响，新闻媒介的模板效应在起作用。人们可能以为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形成的看法是“自己的”看法，即使人们得出相反的结论，舆论也完成了影响人们的注意方向、控制人们注意力的目的。至少在一个特定时间段，让人们主要注意了某个问题，而忽略另外的问题。普通人可能并不认可这样的现象与规律，但它就在现实地发生。
这样的过程，对政治家而言，就是调控舆论而影响人的过程，也就是政治文化中所说的舆论影响过程。让舆论产生所希望产生的影响，即“调制”舆论，是世界各国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至于其效果是否如其所愿，则是另一回事情，既与舆论意识、调控技巧有关，又与政治文化是否认同有关。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比较抵触舆论的左右，虽然舆论仍然会发生影响，但效果总是会有很大差异。政治文化如果处在这样的水平，在大多数人们不能正视并深刻地认识舆论影响的情况下，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推进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二、把握人心与意愿：执政能力的体现重点
一个执政党怎样才能实现长期执政，必有其规律所在。但要准确把握这样的规律，需要我们打破思维惯性与习惯认识，从更有助于应对现实问题的角度去体悟，把一些分散于各个领域的认识整合起来；需要我们着眼当代世界现实，从战略层面把握执政能力的基本内涵；需要把这样的战略思考与应对挑战整合在一起，形成有助于提高执政水平的切入口和着力点。
1.对执政能力的解读 什么是执政能力？它应当包括以下部分：首先应当是对执政地位的掌控能力。对执政党来说，一旦失去了执政地位，执政能力就演变为一种潜质和理想，而不能现实地发挥作用。对执政地位的掌控能力不仅是执政能力的最直接表现，还是执政能力实施的结果。执政能力其他部分的强弱与实施效果，最终会反映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着执政地位。世界各国诸多执政党的实践表明了这一点。其次，是对历史与现实、外部与自身变化趋势的判断能力。这样的判断能力的外在体现，就是掌控形势、驾驭全局的能力；其内在体现，就是理论创新、自我调整的能力。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教训，可以说，没有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和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是失去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正像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所指出的：“一个执政党，如果缺乏理论创新和自我革新的能力，就必然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失去活力和生命力；如果缺乏科学判断形势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就必然在各种挑战和危机面前处于被动，无法应对市场经济和国际环境带来的复杂局面，丧失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动权。”②第三，是处在执政地位时对一个国家物质、精神资源的配置能力。这是一个执政党执政行为的基本体现。对一个国家物质资源的配置，是执政者本能的施政重点。但对一个国家精神资源的配置能力与水平，是决定其执政地位与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基础性条件。第四，是作为执政集团与外部世界的竞合能力。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任何民族与国家都是在竞争中实现生存，而对历史与现实、外部与自身变化趋势的判断，对一个国家物质、精神资源的配置，都要落脚于实现在竞争中生存、胜出。但竞争在很多时候体现为合作，或者把合作当作竞争的特殊状态与更高水平的竞争。因而，执政能力体现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就是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特殊协调。第五，执政能力的核心，是对人民个体与集体意愿的把握能力，或者说，是对人心的凝聚能力。这样的把握和凝聚，既表现为一种整合、统摄，即发现、掌握人民个体与集体不断变化的意愿，并将其最集中的部分突显出来，形成执政党的意志，从而使自己成为人民集体意愿的代表者；也表现为一种运用和强化，即通过把执政党的意志以适当方式与人民个体意愿融合为一，来强化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从而使执政党有更为雄厚的执政基础，而获得更为强大的执政能力，体现出更高的执政水平。因而，对人民个体与集体意愿的把握能力，从掌控执政地位的目的说，更强烈而直接地体现为对人心向背的判断、影响、控制能力。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人们，人心向背决定着执政党的命运。
2.争取人心、把握意愿：施政实践的历史与现实分析 第一，施政实践的历史分析：从施政实践看，执政实践最终集中体现于实现执政党的意志与选择。这样的意志与选择，是根据对于历史趋势与社会现实的判断形成，根据对物质与精神资源的占有情况与配置能力做出，根据对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要求的协调与整合实施，但最终能否实现，还要看其信息获取能力与应对策略。这里的信息获取，虽然包括各个方面的信息，但起关键制约作用的，是人们是否容纳、接受、支持甚至拥护；这里的应对策略，更集中地体现为对集中人民意志与愿望、统摄人们利益要求与选择的策略与行动。一个执政党能否实现自己的意志，归根结底，不在于手中所握有的权力，而在于人心的支持。观察、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及现代国际政治现实，执政能力都集中地体现为谋求通过运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获取人心支持，至少是实现人民的接纳、容忍而不是排斥、抗拒。在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人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论述。特别是“载舟覆舟”的思想，更是集中体现了对于人心向背的感悟。纵观王朝更替的历史与每一个新朝代最先选择的政策，都可以看出收拾人心这一主轴。当代国际社会诸多政党活动的焦点，也是以争取选民支持的形式争取最大限度的民意支持。政党的重大决策，处在执政地位的政党对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的配置，虽然很多时候通过不同议员或参政者所代表的不同利益集团博弈来体现，但会起到争取人心支持的作用。这样的为选区选民谋取利益的冲动，每逢大选时就会放大，甚至会超越国内政治放大到国际政治范畴来。美国议员们的行为方式与思维习惯就鲜明地呈现这个特点。因而，这个因素又常常被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所利用。中美关于农业问题的谈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可以说，对人心向背的判断、影响能力，标志着执政能力的强弱。
第二，从现实政治运行角度看执政能力：从执政角度说，提高福利水平是获取人心支持的重要手段。毕竟，利益是人们做出结盟与取舍决策的最重要、最直接、最敏感的因素与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益因素的需求弹性越来越大。满足人们的利益要求的水平越高，或至少其行动趋向于满足水平会越高，人们就会更大程度地表现支持。这就是每逢竞选时人们会听到一连串许诺、而且以特别许诺争取一些群体投票的原因所在。
但世界历史不断告诉人们，一些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事实也告诉人们，通过执政党的努力，使人们的物质要求得到较高水平满足或不断得到满足，并不直接等同于可以增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或帮助稳固其执政地位。有时甚至相反。这是因为，人们民主的诉求、平等参与的愿望、甚至分享权力的要求，一定会随着物质利益满足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财富与财富分配水平纵向对比在增加的同时，一定会相应催生相对富裕起来的人们其他方面的要求，以及某些现实条件难以满足的一定群体没有或不愿看到限制的要求。这一系列要求，会驱使人们选择新的代言人或领导者。因而，即使是领导人民从生死之战中挣扎出来的执政党和领导人，也可能在战后立即被换下来。因为，此时人们的利益诉求重点已发生质的变化。因而，执政能力一般地表现为为本国及其民众谋取利益等的能力，本质上表现为争取与稳固人民支持力度的能力。
三、舆论影响能力：执政能力的重要构成
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可以从很多角度解读。既是人类创造财富能力及财富累积不断增长的过程，也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及自身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既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与合作的历史，也是不同思想体系在竞争中不断演化的历史。
但，从一个特殊角度，我们可以找到贯穿历史与现实、解读执政方式与重点转换的钥匙，那就是如何处理与公众有关的信息。从控制信息传播渠道与范围，到在信息全球流动背景下努力在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多种信息渠道中传播体现自己意愿的信息，实现信息强势。从而既影响新闻舆论场，又通过新闻舆论影响人们的口头舆论场与各群体内部舆论场。这样的转换，存在于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执政方式与重点的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执政能力基本构成的舆论影响能力，正是可以贯穿历史与现实、战略与对策认识执政规律和政治文化的切入点与着力点。
1.一直体现为施政重点的信息获取与控制 第一，信息传布秩序与权力传递顺序：人类历史进程的大轮廓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执政能力的体现方式发生着明显阶段性变化，但信息获取与控制能力一直是执政者的关注与努力重点。无论是出于防御外部敌人还是出于稳定内部，都是如此。人们所熟知的烽火连万里是封建统治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与方式之一，象征着传统统治者的信息获取与控制能力。国事信息通过类似方式汇集到京城，由统治者决定分享范围。被统治者最多是被动地分享信息。那时，对社会的控制，就相对容易得多。从2003年的考古重大发现里耶简牍中，人们可以发现当时邮传驿站的运作信息，而这样的驿站，就是当时情况下高效的信息传递渠道，体现了只有统治者可以享有的信息控制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信息传布秩序与权力传递顺序的高度一致。信息传递方向与散布范围都可以由统治者有效控制。正是因为信息传布秩序与权力传递顺序相一致，社会缺少有效的横向信息传布渠道与方式，使得那时的中央政府可以以如此缓慢的反应决策速度统治范围广袤的地区。可以说，历代的统治者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信息获取控制能力建设历来是施政要务之一。驿站制度的形成，就是信息传送制度的相对进化，就是信息获取能力的增强。
第二，信息传布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变化：从政治学的角度说，以共同价值观作为人们思想的基础，是维护社会秩序、体现执政能力的基本内容；通过努力使信息、知识与思想的传播按照自己的意志有序化，来维护共同价值观，是体现执政能力的重要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信息传布秩序日益被新的需求，特别是新的科技发明所打破。新的发明会催生新的信息传播工具，从而产生新的信息传布方式。一系列新的科技发明和新的信息传布秩序的诞生，给执政者提供新的施加影响、体现意愿便利；同时，对执政者来说，也对统摄人们的思想与意愿增加了新的困难，被迫调整执政方式与重点。从巩固执政地位出发观察，就会使执政能力的构成与体现方式发生新的变化。造纸术及印刷术的发明，所带来的不仅是知识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更使得信息、知识和思想的传播更加便利。人们有了更方便的可以超越时空的手段来大规模地传递信息、知识和思想。而这些信息、知识和思想，可以是执政者所推崇、容忍或不反对的，也可能是不认同或坚决不允许传播的。在封建社会，很长时间里可以超越时空、超越人际传播范围的比较便利的信息传布方式，还主要是书籍。正因为有书籍的深远影响存在，才会在历史上多次出现焚书的悲剧。造纸术及印刷术的发明，不仅使学富五车有了新内涵，更拓展了书籍的影响。信息、知识与思想都更丰富也更容易传播，更不容易被控制了。
历史地看，更让执政者费神的，对维护社会秩序、体现执政能力的影响最大的，还不只是科技发明，而是依托于这些发明的信息传布方式。在只有书籍的时代，信息传递还是不定向、不定期、不定量、不广泛的，相对还比较容易控制。只要控制住了书籍传播，就可以解决相当问题。但伴随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产生了效率更高、影响更为深远的信息传布方式——大众传媒。信息、知识与思想通过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广泛传播，开启了民智，催生了活力，也迫使执政重点和方式发生根本的变化。正像革命政党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舆论一样，影响舆论就成为有了大众传媒时代的执政重点和执政方式。
造纸术及印刷术的发明，最初只是产生了个人信息生产模式，即主要是一个人按照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著书立说；集体著大书，只有皇帝做了决定才能做得到。而报纸、杂志的发明，已经是基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的信息收集传播方式。它对社会与施政方式的影响深远，使社会更加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在没有大众传媒的时代，封建统治者也会选择发布信息，发布官方信息公报的方式，来形成信息主渠道，以影响民间信息传播，影响舆论与人们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古代新闻史上著名的唐朝“邸报”就可以得出新的认识。为什么唐朝“邸报”没有导出现代意义上的报纸，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杂志是多从海外传进来的？那是因为，唐朝“邸报”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传播信息、知识和思想服务的，而是为影响甚至控制舆论服务的。
第三，信息消费习惯：必须面对的更复杂课题。与依托于科技发明的信息传布方式相比，影响更为深远而又常常不为人们关注的重大变化，是人们的信息利用方式。在现代，人们的信息利用方式又直接地表现为信息消费习惯。信息消费习惯更对执政难度影响重大。
促使人们的信息消费习惯发生深远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电子传媒的出现。最初，无线电广播的出现，就使公众与执政者可以共同获知重大事件的进展，也使任何执政者都失去了对信息的独占权。电视的出现，特别是电视直播的风行，使得执政者与公众同时“亲临”现场，从而部分失去了对信息流动与传布的直接控制权。而互联网特别是短信的出现，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发布者，控制信息流动与传布成为几乎难以有效实施的事。电子传媒的影响力日益强盛，从总体上改变了传统的信息散布秩序，已使信息增加了大量的横向传递、交互传递或逆向传递，与权力传递顺序大不吻合。每个人都可以方便地超越时空阻隔发布、获取信息，这样的“诱惑”改变了人们心底对于信息发布与获取的态度。相应的信息消费习惯改变，不仅反映在人们不再只依据单一事实与信息就做出反应，更反映在人们习惯于一定要从多渠道获取信息，进行比较后再做判断；不仅反映在人们会习惯性地选择电子传媒，更反映在人们会本能地选择他们习惯的表达方式；不仅反映在信息消费地点不再只是办公室、家庭而增加了路途中，更反映在人们对于他们所选择的信息提供渠道产生更强的依赖。人们的信息消费习惯的变化，真正标识社会心理、公众需求与社会运行方式正发生的最隐秘变化。忽视这样的变化，就会发现，与这个最有活力的群体，如年轻人，如城市白领阶层，难以沟通。不同的信息消费习惯会催生不同的语汇和符号体系。不掌握这样的符号体系，想沟通都难以实施。最终，就会削弱掌控能力与对人心向背的判断、影响、控制能力。因而，任何想有效保持沟通与控制能力的执政者，都必须使自己的执政思维从信息控制转向谋求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体现自己意图的信息强势。在执政中有效地判断、影响、控制人心向背，争取更大限度的支持，是最重要的执政目标。这个目标又集中体现在如何处理可能影响人们意愿、判断、行为的信息。新的历史环境下，执政能力体现重点必须从控制信息流动方向与范围到保持体现自己意愿的信息强势。如果不能完成这样的转换，任何执政目标的实现都会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困难。
2.保持信息强势：现代化进程对执政者的严肃要求 新的发明催生新的信息传播工具是不可阻挡的，数字技术已经并还将带来更新的信息传布方式和信息消费习惯。因而，公众分享信息获取与控制能力仍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信息获取与控制能力已经被分享，要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不断改善自己的信息获取与控制能力，改善自己的意志与主张的传播和影响能力，改善自己的舆论引导与传媒运用能力，并通过多种手段，在全球流动的信息浪潮中保持体现自己意志与愿望的信息流的强势地位。保持信息强势，就是现代化进程对执政者提出的严肃要求。
现代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就表现为政府权力不断被限制。政府权力被限制的同时，通过更新的手段与思想武器影响人的意志与愿望，成为被限制了的政府权力的特殊补偿。影响人心向背是体现执政能力的最重要目标，因而，现代化也可以体现为对人心向背的影响能力与效率不断被增强的过程。
这样的过程不是自然到来，不是自然而然地给执政者以帮助和优惠。谁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谁才能够跟上时代步伐。谁善于做到，谁才能保持牢固的支配或主导地位。现代传播手段与方式，也会提高执政者对各群体意愿的获知与影响能力、对不同群体的整合能力、对各个部分的控制能力。这些手段与方式中，最有效的，就是包括传统报纸、杂志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兴传媒在内的新闻媒介。
因而，谁拥有更强的传媒运用能力和舆论影响能力，谁就可以有更强的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