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张载《正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张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载(1020-1077)是北宋理学奠基人之一，朱熹(1130-1200)则是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与张载之间有着重要的思想联系，但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朱熹一生不断收集北宋四子之遗文，并对收集的文字做了编定工作，对其中一些重要内容做了注解。①对张载而言，朱熹亲自为张载《西铭》写过注解，名为《西铭解》；朱熹也留下大量有关《正蒙》的解说文字，后世儒者将其中部分内容附在《正蒙》之后，这就是现在学人们通称的朱熹注。对于这一文献，学界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由来是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张子正蒙注》序中说：朱熹给《正蒙》作过注解，“名《正蒙解》”②。1963年，张岱年先生对朱熹是否写过《正蒙解》提出了异议，认为朱熹没有写过《正蒙解》。③世纪之交，刘明对张先生的异议做出回应，认为不能“怀疑朱熹的著作权”④。由于以上三篇文章比较简短，没有展开充分论证，也缺乏对文献的考察，所以观点比较模糊，重要的论断缺乏支持，不能够清晰地说明问题。因此，必须做文献的考察才可能使这一问题得到澄清；以文献为基础，也才可能更有效地说明张载与朱熹之间的思想继承关系。
一、《正蒙》朱熹注源流考
《正蒙》是张载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约成书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正蒙》所集，是张载一生立言之精华，一向以难读著称。张载去世后即有阐释《正蒙》的散论出现，后世《正蒙》则出现多种注本。以时间而论，最早对《正蒙》进行大量解说的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以文献而论，《朱子语类》、《朱子文集》、《四书或问》等著作中有大量解释说明《正蒙》的内容；朱熹的解说文字被后世学者附在《正蒙》篇章后，成为《正蒙》朱熹注。《正蒙》朱熹注之形成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它并非形成于一个时期，也并非形成于一人之手，而是历经宋、元、明、清四代才最终呈现出现行《张子全书》(四部备要本)⑤中《正蒙》的样式，这是一个漫长的源流过程。
首先，《近思录》是《正蒙》朱熹注之起源。《近思录》是朱熹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也是其理学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之一。《近思录》的编著始于淳熙二年(1175)，时年，吕祖谦去寒泉精舍与朱熹会晤，二人共读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之著述，并从四子之书中“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⑥编成《近思录》一书。《近思录》是北宋理学思想的荟萃，可谓“北宋理学之大纲”⑦。此书之特点在于将四子思想分门别类加以编排，从微观到宏观，从待人接物到人生观、宇宙观无不涉及。它为初学者提供了进入理学殿堂的门径，树立了理学的精神。《近思录》被后世称为“性理之祖”，南宋的《西山读书记》、《朱子语类》，元代的《朱子成书》，明代的《性理大全》等无不受其影响。后世儒者比“《近思录》于经书”⑧，他们把《近思录》或作为引用的主要经典，或作为诠释的重要内容。《近思录》涉及《正蒙》⑨的内容有12篇31章，可以说是朱熹对《正蒙》作注释的一个准备。这三十多章的内容，加之朱熹对它们所发表的议论或说明，就成为《正蒙》朱熹注之起源。
其次，《西山读书记》最早在《正蒙》相关章节后附上朱熹注。《西山读书记》是南宋真德秀(1178-1235)的著书，⑩其成书是在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此书特点是仿效《近思录》的体例，分门别类编著，将儒家经典中的有关章节(包括《近思录》)提取出来，并在章节后罗列北宋先儒之解释，之后是朱熹之解释。有些章节加了作者本人的按语。文献对比表明，《西山读书记》中的“朱子曰”大体来源于《朱子语类》。现行《朱子语类》是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由黎靖德编成，也就是说《西山读书记》成书早于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这里存在着时差的问题，其涉及到《朱子语类》的成书。朱熹去世后不久，其语录开始流传，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第一部《朱子语录》已刊行，宋宁宗嘉定十二年第一部《朱子语类》也已刊行。真德秀在编写《西山读书记》时，一定参考过当时的《朱子语录》或《朱子语类》，因为《西山读书记》中的“朱子曰”绝大部分在《朱子语类》中能够找到相应语句。黎靖德在汇编《朱子语类》时收集整理了所有版本的《语录》、《语类》，可以推断，真德秀所参考的《语录》、《语类》也在黎靖德编排的范围之内。《朱子语类》中关于《正蒙》的内容，囊括了所有17篇，共涉及89章的内容，约280多条(11)，成为后世编纂者为《正蒙》作附录的主体文献来源。
《西山读书记》中涉及《正蒙》的内容有30多章，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只引《正蒙》章节，没附“朱子曰”；第二、所引《正蒙》章节之后有“朱子曰”，但《朱子成书》没有选录；第三、所引《正蒙》章节之后有“朱子曰”，且《朱子成书》引录，这一部分所占比例最多，也是与本文最相关的内容。从第三种类型看，《西山读书记》的《正蒙》章节与《朱子成书》的《正蒙》章节有完全相同或相近的“朱子曰”共涉及6篇、13章、26条，以《正蒙·太和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章为例予以说明：
《西山读书记》所引“朱子曰”条数和顺序如下：
朱子曰：“伊川谓‘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横渠所谓‘二气之良能’。盖程说固好，但只浑沦在这里，张说分明便见有个阴阳在。”
问：“良能之义？”曰：“只是二气之自然者耳。屈伸往来，是二气自然能如此”。问：“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气之方来皆属阳，是神；气之反皆属阴，是鬼。午前是神，午后是鬼。初一以后是神，十六以后是鬼。草木方发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壮是神，衰老是鬼。嘘是神，吸是鬼，风雷鼓动是神，收敛是鬼。”
上蔡谢氏曰：“横渠说得别，这个便是天地间妙用”。(《西山读书记》卷四十)
这些释文前两条与《朱子语类》同，第三条是程门高弟谢良佐之语，而《朱子成书》将这三条全部引录，且顺序一样。这段引文一方面说明《西山读书记》“朱子曰”来源于《朱子语类》；另一方面也为《西山读书记》是《朱子成书》的依据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其实，我们在《朱子成书》版《正蒙》中所看到的“程子曰”、“邵子曰”、“勉斋黄氏曰”、“上蔡谢氏曰”、“西山真氏曰”都能在《西山读书记》中找到来源，这里所引只是一例而已。
再次，《朱子成书》是《正蒙》朱熹注之基本完成。《朱子成书》是元代黄瑞节依朱熹著作编纂的一套性理丛书，其成书约在元惠宗至正元年(1341年)。《朱子成书》中《正蒙》注释的特点是先附录北宋诸子之注释，如“程子曰”、“邵子曰”；接着附“朱子曰”；之后再附其他学者之注释，如“上蔡谢氏曰”、“西山真氏曰”等。另外，在有些篇章后加了编者大量按语。《朱子成书》中全部收录《正蒙》，且题有“横渠先生张载子厚撰，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的字样，这里所谓的“校正”就是附在《正蒙》章节后的“朱子曰”。文献对比显示，《朱子成书》中的《正蒙》“朱子曰”一方面是以《西山读书记》中的《正蒙》“朱子曰”为基础，另一方面从《朱子语类》中又摘录了大量的语句附在《正蒙》章节之后，而择选的章节又多出自《近思录》。
《朱子成书》中涉及《正蒙》的内容有12篇、37章、75条。将这些篇章与《西山读书记》、《近思录》中《正蒙》相同的部分进行比较：重复的章数是20章，重复的比率在54％以上，这明确显示三书之间的渊源继承关系。此外，《朱子成书》版《正蒙》“朱子曰”比《西山读书记》中的《正蒙》“朱子曰”在篇章与条数上都有大量增加。从章数说，多出24章，由13章增加到37章；从条数说，增加了49条，由26条(《西山读书记》中《正蒙》的第三种类型)增加到75条。这就是说在《西山读书记》的基础上，《朱子成书》中的《正蒙》“朱子曰”增加了24章、49条的内容，增加的比例约是三倍，这又显示出两书之间的流变发展关系。以《正蒙·太和篇》“气坱然太虚”章为例以示说明：
《西山读书记》所引“朱子曰”的条数和顺序如下：
朱子曰：“气坱然太虚，此张子所为虚空即气也。盖天在四畔，地居其中，减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气，但人不见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则已成形者，若融结糟粕煨烬，即是气之查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
“升降飞扬，所以生人物者未尝止息，但人不见耳”。(《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七)
《朱子成书》按以上顺序又依次增加了以下三条(这三条都出自《朱子语类》)：
问：“言机言始，莫是说理否？”曰：“此本只是说气，理自在其中。一动一静，便是机处。”
问：“始字之义如何？”曰：“始是如生物底母子相似，万物都从这里生出去。升降飞扬，便合这虚实动静两句。所以虚实、动静、阴阳、刚柔者，便是这升降飞扬者为之，非两般也。”
“无非教也，教便是说理。《礼记》中‘天道至教’，‘圣人至德’，与孔子‘予欲无言’，天地与圣人都一般。精底都从粗底上发见，道理都从气上流行。虽至粗底物，无非是道理发见，天地与圣人皆然。此等语言，都是经锻炼底语，须熟念细看”。(《朱子成书》第三册)
以上引文显示了《朱子成书》对于《西山读书记》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最后，《性理大全》是《正蒙》朱熹注之最后完成。《性理大全》是明代胡广(1370-1418)据四书五经编纂的一套性理丛书，其成书于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性理大全》收录了《正蒙》并在《朱子成书》的基础上对《正蒙》附录作了进一步补充，其涉及《正蒙》的内容共有12篇、41章、88条。比《朱子成书》版《正蒙》“朱子曰”只增加了4章、13条。两书中《正蒙》“朱子曰”重复的内容：篇数比率是100％，章数比率是90％，条数比率是86％之多。这些数字说明《性理大全》与《朱子成书》中的《正蒙》“朱子曰”内容几乎相同。
为了系统连贯地展示《西山读书记》、《朱子成书》、《性理大全》中《正蒙》“朱子曰”之源流关系，以《正蒙·参两篇》“一物两体”章为例进行说明：
《西山读书记》中朱熹注为一条：
朱子曰：“此语极精，‘一故神’，自注云‘两在故不测’，只是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间。如阴阳屈伸、往来上下、以至于行乎十百千万之中，无非这一个物事，所以谓‘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云‘推行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且如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虽是两，要之亦推行乎此一尔。”(《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七)
《朱子成书》补充朱熹注两条：
“一是一个道理，却有两端，用处不同。譬如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
“两者，阴阳消长进退。非一，则阴阳消长无自而见；非阴阳消长，则一不可得而见。”(《朱子成书》第三册)
《性理大全》又补充朱熹注一条：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体皆一物，故触之而无不觉，不待心使至此而后觉也。此所谓‘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发于心，达于气，天地与吾身共只是一团物事。所谓鬼神者，只是自家气，自家心下思虑才动，这气即敷于外，自然有所感通。”(《性理大全》卷五)
这样在《性理大全》中，朱熹注共为四条，这就是现行《张子全书·正蒙》中成型的朱熹注。
概言之，《正蒙》朱熹注之源流的全部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南宋朱熹、吕祖谦合编《近思录》，其中所引《正蒙》篇章是《正蒙》朱熹注之起源。其次，南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最早在《正蒙》相关章节后附上朱熹注；《朱子语类》涉及大量有关《正蒙》的内容，是《正蒙》朱熹注之主体来源。第三，元代黄瑞节所编《朱子成书》中《正蒙》是《正蒙》朱熹注之成型；而明代胡广所编《性理大全》中《正蒙》则是《正蒙》朱熹注之完成。到了清代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朱轼重刻《张子全书》时将《性理大全》中“朱子曰”全部引录；而直到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所刊四部备要本《张子全书》时，《正蒙》中才多加了“晦翁朱熹注释，后学朱轼可亭、段志熙百惟仝校”的字样，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正蒙》朱熹注。(12)
经过如上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现行《张子全书·正蒙》之后的“朱子曰”是后世学者经历宋、元、明、清不同时代将朱熹对《正蒙》发表的大量解说附在章节后而形成；编者所做的工作只是有所选择，并将语言精练化。换句话说就是，朱熹没有逐章逐条地为《正蒙》作注释，也没有亲自将他的解说附在《正蒙》之后。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一文献呢？这里首先需要讲明一个观点：即古人在成书方面不同于今人。宋代学人成书的一般情况是：弟子收集老师在世时的言论、文章、书信等汇编而成。也就是说，大多情况下著者与编者并非一人。《正蒙》朱熹注解的形成与朱熹的其它成书比起来，经历了更长的时间，经过更多编者之手，但最终的归属权仍应该是朱熹，因为虽非出自朱熹之笔，但却出自朱熹之口。至此，我们可以回到前文来解决现存的争议问题。其实，如果抛开时代的原因，从根本上讲，学者们的说法未必全错。张岱年先生认为朱熹没有亲自写过《正蒙解》，其意在于“并非出自朱熹之笔”，事实诚然如此；刘明先生认为《正蒙》朱熹注的归属权应该是朱熹，其意在于“语言文字毕竟出自朱熹之口”，这也不错，这些争议只是各执一词而已。其实，学者们都承认朱熹解释《正蒙》的大量文字之存在，而分歧的关键则在于对这些文字如何命名的问题。如果说《正蒙解》、《正蒙注》等命名容易产生误解，则不妨称之为《朱熹〈正蒙解说〉》。
二、朱熹对张载《正蒙》思想的继承
朱熹作为南宋理学集大成者，其前提在于收集、整理、编集、诠释北宋四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之遗文、语录等，在不断消化吸收诸学派思想的过程中，成就自身成熟的理学形态。所以，朱熹解说《正蒙》并非单纯为解而解，实在于消化吸收张载思想而成就自己的理学体系。《朱熹〈正蒙解说〉》是研究朱熹与张载《正蒙》思想关系的重要文献。现仅从以上文献涉及的内容做初步研究。
首先，在宇宙论哲学方面朱熹主要吸收了张载的“气化”思想。朱熹理学思想的贡献之一在于“理气关系”之厘清。(13)理气关系是朱熹哲学体系之基石，其解决的是宇宙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之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建构是在消化吸收二程“天理”观、周敦颐“太极”观、张载“气化”思想，综合创新而来。朱熹继承《正蒙》多在宇宙生成、阴阳五行之化生处。(14)
张载气论在理学家中最为突出，它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宇宙生成图景。张载的气化思想其实与其太虚观紧密联在一起。(15)朱熹认为张载用太虚界定“道体”不够精粹，所以对太虚观多有批评。他曾说：“横渠说道，止于形器中拣个好底说。”(《朱子语类》卷九十九)又说：“横渠云‘清虚一大’…本要说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与此处不分明”。(《朱子语类》卷九十九)“‘清虚一大’，形容道体如此。道兼虚实言，虚只说得一边。”(《朱子语类》卷九十九)“清虚一大”是二程对张载道体的概括，朱熹沿用这一说法，并认为张载对道体的说明不够完备，存在偏差。与此相反，朱熹对张载的“气化”思想则非常赞同。一、朱熹对张载的神化观非常推崇。他说“‘神、化’二字，虽程子说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横渠推出来”。(《朱子语类》卷九十八)认为神化思想张载说得最精当。朱熹在解释《正蒙·参两篇》“一物两体”章说：“横渠说的极好。…‘一故神’，自注云‘两在故不测’，只是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间。如阴阳屈伸、往来上下、以至于行乎十百千万之中，无非这一个物事，所以谓‘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云‘推行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且如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虽是两，要之亦推行乎此一尔。”(《朱子语类》卷九十八)这里所谓的一是指理，两是指气；理无形无象，只有通过气才能得以体现，所以他又说：“两者，阴阳、消长、进退。…非一，则阴阳、消长无自而见；非阴阳、消长，则一不可得而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八)这表明朱熹在解说此章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理气观，认为在宇宙生成的层面，理气依存、理气不离。二、朱熹对张载的鬼神观极其赞赏。以继承程颐思想为主的朱熹在鬼神观方面则认为程颐不及张载。他说：“伊川谓‘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横渠所谓‘二气之良能’。…程子之说固好，但只浑沦在这里。张子之说分明，便见有个阴阳在”。(《朱子语类》卷六十三)朱熹认为程颐的观点说得也好，但不如张载之说生动分明，张载说出了鬼神的本质是阴阳二气之变化功能。朱熹的鬼神观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张载思想而来。三、朱熹对张载论天地结构、天体运行、风雷云雨等自然气象以及五行之说非常赞同。他说：“《正蒙》中‘地纯阴，天浮阳’一段，说日月五星甚密。”(《朱子语类》卷九十九)“横渠曰：‘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矣。’此说好”(《朱子语类》卷九十九)。“椹渠《正蒙》论风雷云雨之说最分晓。”(《朱子语类》卷二)“五行之说，《正蒙》中说得好。……水火不出于土，《正蒙》一段说得最好，不肯乱下一字。”(《朱子语类》卷一)(16)在诠释张载气化思想的过程中，朱熹深入地吸收了张载的诸多观点，形成自身丰富的宇宙生成论思想。
其次，在人性论方面朱熹主要继承了张载二重人性论思想，并有进一步总结与分疏。理学家中张载首先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重人性论思想。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返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篇》)这是说人在形体产生之后才有气质之性，只有通过“返”的工夫，人才能实现天地之性。张载认为天地之性根源于太虚本体，是完美至善的状态；它既是万物生成的根源，又是道德价值的超越根据。气质之性则来源于气化，处于善恶相间状态，它是现实生活之实然状态；因为气之聚散变化的状态万殊不一，所以人物生成的状态千差万别。张载二重结构人性论为儒家解决人性善恶问题的争论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得到理学家的认可。二程也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河南程氏遗书》卷六)。朱熹解释说：“若不论那气，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备。若只论气禀，这个善，这个恶，却不论那一原处只是这个道理，又却不明。”(《朱子语类》卷四)所以论性一定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合而论之才是完备周全，才能合理有效地说明善恶来源问题。朱熹说：“气质之说，…起于张程，…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朱子语类》卷四)对张载、二程在儒家人性理论方面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朱熹并非简单地沿用张载之说，而是从理气关系的角度对二重人性论做进一步分疏。天地之性朱熹又称为天命之性、本然之性，主要指生物所禀受的天地之理。气质之性则指天地之理从宇宙界下落而进入人生界的天气地质之性。他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而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朱子语类》卷四)“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阴阳五行处，便有气质之性，于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朱熹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给予明确的界说，就是天地之性是纯然的理，气质之性是就阴阳五行处说。朱熹所说的气质之性其实就是本然之性的转化形态，指受到天气地质熏染的本然之性；而本然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并非是与气质之性并立的、在气质之性以外、与气质之性共同构成人性的性。(17)他说：“气质是阴阳五行所为，性则太极之全体。但论气质之性，则此全体在气质之中耳，非别有一性也”(《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朱熹以理坠入气这样的结构予以解释，与张载以“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正蒙·太和》)的“合两”之性之解释是不同的。对善恶的说明朱熹也是从理气角度出发的，他认为“理固无不善，才赋于气质，便有清浊、偏正、刚柔、缓急之不同。”(《朱子语类》卷四)天地之性是理，纯然至善；但理赋予气质之中，受到气质的遮蔽就有了善恶之别。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是因为气质所禀各有不同。概言之，从本体角度而言只有天地之性，从生成角度而言则是气质之性；理与气杂是从实然的角度说明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不可分离，天地之性通过气质之性得以体现。二重人性论是朱熹理气关系在人生界的落实。
再次，在工夫论方面，朱熹与张载思想都表现出“合内外”的特点，即从内、外两方面做工夫。朱熹的“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大体继承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而来，这与张载以“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为主的修养工夫有很大不同。但在一些具体的修为方法上，例如，承认见闻之知在认知方面的作用，对读书、穷理的重视等方面仍有共通之处；在强调道德修为的重要性方面也是一致的。朱熹很赞成张载一些具体的修为观点。例如：朱熹赞同张载“以德胜气”之观点，在诠释《正蒙·诚明》“德不胜气”章，朱熹说：“张子只是说性与气皆从上面流下来。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胜其气，则只是承当得他那所赋之气。若是德有以胜其气，则我之所以受其赋予者，皆是德。故穷理尽性，则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赋予我者，皆天之理。气之不可变者，惟死生修夭而已。盖死生修夭，富贵贫贱，这却还他气。至‘义之于君臣，仁之于父子，’所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个却须由我，不由他了。”(《朱子语类》卷九十八)这里所谓的“胜”者，“是指人做处。”(《朱子语类》卷四)就是通过道德修养工夫克服天生气禀之偏杂。如果工夫修养胜过气禀，则人的层次就达到纯是天德的境界，这时人除了死生修夭，富贵贫贱不由自己决定(仍由气禀决定)，其他都由自己的道德决定。“以德胜气”是张载强调道德工夫之重要，认为人作为万物之最灵，能够通过主体的自觉修为去实现天德之要求。朱熹通过对此章之诠释，重新阐明理学家对道德工夫的重视。最后特别指出，朱熹对张载的为学工夫非常赞佩。理学家中，张载为学以精思力索为特征，属于“大段用工夫”(《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三)之人。对于这样用工的前贤朱熹深表钦佩，他说：“横渠用工最亲切，直是可畏！学者用工，须是如此亲切。”(《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又说：“横渠之学苦心力索之功深”。(《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朱熹也属于大段用工之人，对张载的工夫论深有体会。他教导弟子们为学须下苦工夫，他说：“而今使未得优游和缓，须是苦心竭力下工夫方得。那个优游和缓，须是做得八分九分成了，方使得优游和缓”。(《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达到优游和缓的程度是在下了八九成苦工夫的基础上实现的。朱熹曾认为：“横渠说做工夫处，更精切似二程”。(《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三)
朱熹对张载思想之继承，大体可以归因于三个方面：一是个人之兴趣，如气化思想，朱熹从幼时起就对宇宙世界充满浓厚的兴趣。二是张载思想之精当，如二重人性论，为儒家人性善恶争论的解决提供有效方法。三是个人的经历体验与感悟，如修养工夫，张载与朱熹有较为相似的人生经历。总之，朱熹对张载的思想有不同程度的继承。
张载一生著述颇丰(18)，如果以文献为基础探讨张载与朱熹之间的思想关系，大体应从三方面进行。一是朱熹与张载《正蒙》，二是朱熹与张载《西铭》，三是朱熹与张载的其他著作。本文的研究只是第一个方面的一部分而已。因为现行《张子全书·正蒙》中的“朱子曰”只摘录了《朱子语类》中的一部分，而《朱子文集》、《四书或问》、《楚辞集注》中也有涉及《正蒙》的内容，所以真正的《朱熹〈正蒙解说〉》应是朱熹全部著作中涉及《正蒙》的内容，而本文只对《朱子语类》中有关《正蒙》的内容做了初步研究。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朱熹重视张载著作并给予解释与说明，对张载思想在后世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附录：《近思录》、《西山读书记》、《朱子成书》、《性理大全》、《张子全书》(19)中引用《正蒙》并有“朱子曰”的篇章对比表。
注释：
①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1—527页，对朱熹编定四子遗文有详细记录。
②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
③张岱年：《朱熹写过〈正蒙解〉么？》，载于《文史》1963年第3辑。
④刘明：《朱熹与〈正蒙〉》一文，载于徐德明等著《朱熹著作版本源流考》，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78-181页。
⑤现存《张子全书》的最早版本是明代徐必达所编《周张两先生全书》，此书《西铭》有朱熹注解，《正蒙》没有朱熹注解。参考四库存目丛书子部儒家类2卷，齐鲁书社，1997年。《张子全书》(四部备要本)是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以朱轼版为底本重印。
⑥朱熹，吕祖谦：《近思录》(朱子全书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序言。
⑦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⑧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页。
⑨《正蒙》全书共有17篇、514章，其篇、章数以《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为据；《正蒙·乾称篇》第一章是《西铭》，朱熹单独写过《西铭解》，本文不包括此章。
⑩陈荣捷：《朱子门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5页。据陈荣捷先生考证，真德秀乃朱熹之讲友。
(11)《西山读书记》、《朱子成书》、《性理大全》、《张子全书》中的《正蒙》“朱子曰”的条数都以《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为据。
(12)《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弟子们论学的成果，其中涉及《正蒙》的内容，相当于是给《正蒙》作注解。《正蒙》朱熹注解并非全部来自《朱子语类》，个别注文来自《朱子文集》、《楚辞集注》等。
(13)陈荣捷：《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载于《朱子论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第6页。
(14)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15)林乐昌：《张载理观探微》载于《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对朱熹理气观与张载虚气观之关系进行了细致论述。
(16)参考肖发荣：《朱熹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二章。
(17)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18)《近思录》目录所引张载书目有《横渠先生正蒙》、《横渠先生文集》、《横渠先生易说》、《横渠先生礼乐说》、《横渠先生论语说》、《横渠先生孟子说》、《横渠先生语录》，可惜的是除了《正蒙》、《语录》等，其他大都已佚。
(19)《近思录》采用《朱子全书》(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西山读书记》而采用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705-70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朱子成书》(第三册、第四册)采用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 子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性理大全》采用《孔子文化大全》，友谊出版社，1989年版；《张子全书》采用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9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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