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集论文,文言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2)05-0081-06
一、关于文言小说总集的概念范围及其研究的概况
何谓总集？总集是指汇编多人作品的书籍。它是以汇编“多人”的作品而不是汇编“某个人”的诸多作品的书集来与别集相区别，又以汇编多人的“作品”（包括单篇或多篇）为主而不是汇编“多种书籍”为主来与丛书相区别，还以专选属于小说内镕或具有小说意味的作品按类编排来与广选各种体裁内镕并按类编排而形成的带有“资料汇编”性质的类书相区别。按照这样概念的范围，像宋代洪迈的《夷坚志》、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均属于别集；宋代俞鼎孙的《儒学警悟》、左圭的《百川学海》、明代钟人杰、张遂辰的《唐宋丛书》以及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等均为丛书；而隋代虞世南的《北堂书抄》、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南宋王应麟的《玉海》、明代解缙等人编纂的《永乐大典》以及清代陈梦雷主持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等均属类书，它们自然不在本文的研究之列。但元代陶宗仪的《说郛》、明代陶珽的《续说郛》、陆楫的《古今说海》以及清代虫天子的《香艳丛书》、陈世熙的《唐人说荟》等都属于古代小说丛书，但它们是专选小说的丛书；《太平广记》等虽属类书，而它是专辑小说的类书；为了更全面地研究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发展情况，并进一步总结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观念发展的规律，本文将专门选辑小说的丛书、类书（如上列各书）等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而像清代纪昀等人编纂的《四库全书》（丛书）和明代解缙等人编的《永乐大典》（类书），尽管书中收了大量的小说，《四库全书》还专门列了小说家类，但由于它们不是专辑小说的，故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因此，本文所谓的“古代文言小说总集”，既是指与别集、丛书、类书相区别的小说总集的概念，同时又包括一些专选小说内镕的小说丛书和小说类书。
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为数不少，据宁稼雨先生编撰的《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所提到的小说总集，大约有200多种，但可惜有不少已残缺或亡佚了。本人所见现存完整或较完整的本子也还有近200种，这个数字对于研究小说的人来说，还是个可观的数字，它是祖国文学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
我国之文学总籍由来久矣，先秦时代的《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后又有汉·刘向编辑的《楚辞》、晋·杜预的《善文》（50卷，已亡佚）和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亦亡佚），以及南朝梁昭明太子的《文选》，再往后更是“文籍总钞，作者继轨”（《隋书·经籍志》）。而作为文学之一体的小说，其总集的出现较晚，直到宋代才出现和兴盛起来。宋太平天国年间李昉等人奉敕编定的《太平广记》，既是一部小说性质的类书，又是一部类书性质的小说总集，它是我国现存较早的大型小说总集。《太平广记》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兴起时期的一块丰碑，具有很高的文学文献价值。《太平广记》产生之后，编小说总集在宋代形成风气，相继出现了像罗烨的《醉翁谈录》、刘斧的《青琐高议》、曾悎的《类说》、朱胜非的《绀珠集》、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以及佚名编辑的《鬼董》等20多种小说总集，出现了小说总集兴盛繁荣的局面。但小说总集在繁盛一朝之后，在元代便陡然回落，元代的小说总集现存仅8种，文言小说总集的编辑处于低潮。到明代编辑小说总集再度兴盛，编者之众，作品之多，内镕之广是空前的，在现存近200种文言小说总集中，明代就占一半以上，明代已成为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编选的鼎盛时期。清代对文言小说总集的搜集和编选是在宋明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的，从数量上来说，远不及明代，但从编书的类型和内镕的选择方面来看是有其特点的。
中国古代小说的萌芽（如神话传说）差不多是与诗歌产生的时代相近，唐前产生了大量的神话、志怪小说，唐代传奇的兴盛和繁荣更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成熟和发展。任何一种文学总集的产生应是作品大量出现的必然产物。汉魏六朝曾见盛况，而小说总集的出现为何如此之晚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经济、科技因素的影响，如宋以前文学作品的流传是靠手抄的，这对小说的保存和流传都比较困难，宋代科技发达，出现了活字印刷，这大大促进了小说作品的保存和传播。像《太平广记》这样大型的小说总集在唐代甚至在唐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总集的产生是科技的产物。另一方面，是与中国古代社会向以诗文为正宗，视小说为“小道”、鄙视小说的观念有关。诗文歌赋是封建社会士人应试的主要科目，而小说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物而已，素来没有地位，这也是它晚出的重要原因。
小说不仅在古代没有地位，就是到了近现代，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就“总集”而言，如近人编辑的《辞海》这样百科全书性质的大型工具书，其文学分册专门列了“总集”一类，但其总集类所列举的例子只是些诗文总集的名目，而未列“小说总集”的书目；又张君炎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学文献学》（注：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也论及诸多文学总集，亦未提及小说总集的文学文献；还有廖延唐先生在《论总集》（注：廖延唐：《论总集》，《图书情报知识》，1983年第4期。）一文中，也只字未及小说总集，应该说这都是不应有的忽略。
从研究的情况来看，对于古代小说的研究，近些年来几乎成了热门，有关古代小说的论文、专著也难以数计，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但对于古代小说总集的全面研究还很薄弱，几乎还是一片空白，需要研究者们加大力度进行搜集、挖掘。可喜的是程毅中、张国风等专家对《太平广记》的版本进行了考证，已为我们研究古代小说总集开了个好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小说史丛书》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小说总集提供了某些参考；宁稼雨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亦为我们研究古代文言小说总集提供了一定的方便。其实，开展对古代小说总集的全面探讨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这数以百计的小说总集中，由于它们所收集的一个或几个时代的一种或多种体裁的小说作品，它不但保存了重要的小说文献，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像其它类型的文学作品一样，对于较全面的文学研究以及对古代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社会全貌的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二、关于小说总集的类型
对中国古代文学总集的分类向来没有个统一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划分自有不同的类型。古代小说的分类则更为复杂。在现存文言小说总集中，如果从体制上来看，小说总集全属选本，因而它只有一种类型，即选集性总集而无全集性总集，这是它不同于其它文学总集的地方。如果按时代划分，则有通代的，亦有断代的，但通代占绝对优势，断代的相对少一些；若按题材内镕的涉及面分，既有专题的，又有杂题的，但杂题的多，专题的相对少一些；若按编排方式来分，则有分类体，又有非分类体，还有一种界于分类与非分类之间，我们称它为“准分类体”。兹将现存近200种小说总集从不同类型角度各列举数例于下：
通代的如：《太平广记》、《类说》、《国色天香》、《万锦情林》、《艳情逸史》、《秦淮广记》等。
断代的如：《豪异秘纂》、《明世说新语》、《玉堂丛话》、《虞初续志》、《虞初新志》、《宋艳》等。
专题的如：《舌华录》、《情史》、《儿世说》、《女世说》、《豪谱》、《女侠传》等。
杂题的如：《太平广记》、《绀珠集》、《说略》、《说类》、《斯陶说林》、《松君阁钞异》等。
分类的如；《太平广记》分92大类，《唐语林》分52类，《物异考》分7类，《续夷坚志》分8类，《舌华录》分18类，《宋艳》分36类等。
非分类的如：《鬼董》、《续助谈》、《钱塘遗事》、《异闻总录》、《谈史志奇》、《雨窗消意录》等。
从上面列举的不同类型来看，各时代各个具体的小说总集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一个总集兼具多种类型，如《太平广记》从时代的角度来看，它是通代型的；从题材内镕上看，是杂题型的；从编排方式上看，又是分类体的。但不同的时代，则各有侧重。小说总集在刚刚兴起的宋元，除《豪异秘纂》、《唐语林》全选唐代即属断代之外，其余全属通代型和杂题型，而专题性总集在宋代只有两个，即“侍儿小名录”系列和张君房的《丽情集》。在小说总集鼎盛的明代，虽然仍是通代型、杂题型占主流，但已出现了不少专题性总集。到了清代，则断代的、专题型的总集有了很大的突破。尤其是当代人选当代人的断代型小说总集，呈现出较强的现实性，而专题型的则多属以女性，尤其是以下层女性为主要对象的总集在大量增多，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编辑的方法上来看，有的采用分类法，体近类书；有的则不分类，或按篇名，或按时代进行编排，体近丛书。而“准分类体”虽明不分类，实则是以类相从，很有规则，如宋代刘斧的《青琐高议》、皇都风月主人编撰的《绿窗新话》等。按篇名或按时代的编排方法比较镕易理解，毋需赘言。至于“分类”和“准分类”的编排方法，其中很有讲究。在自宋至清的近200种小说总集中，分类的就有63种之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准分类体”虽然为数不多，但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就63种分类体来看，其分类基本上是采用两种形式，即一次性分类和两次分类。一次性分类是按某种标准分一次，而两次分类是指先按一定标准分为几大类，然后在各类下再按一定标准分成若干小类。一部小说总集到底是采用一次性分类还是两次分类，这主要是由其题材内镕所涉及的面和所收作品的量来决定的。像《太平广记》那样百科全书性质的小说总集一次性分类是不可能将那样广泛的题材内镕的类型准确地反映出来，必须采用大类之下再设小类的分类法。其它如《太平广记钞》、《稗史汇编》、《说类》等小说总集也属这种类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即分类的标准不一样，先用某种标准将其分为几大类，而有的大类又可采用某种标准再细分，像《智囊补》、《益智编》、《秦淮广记》等均属这种类型。这两种情形并不是绝然分开的，有时候在一部作品中（尤其是大型的）兼具这两种原因，如《太平广记》的“妇人”大类下分出“贤妇”、“才妇”、“美妇”、“妒妇”、“妓女”等小类，而冯梦龙在《太平广记钞》中取消了“妇人”这一大类，而将《太平广记》中的小类作为大的类目直接标出。
从分类的具体内镕来看，不同的类目内镕反映了不同小说总集的编选者各自的文学观念、小说观念。在小说总集刚刚产生的宋代，其小说的概念都是极为宽泛的，如《太平广记》，不仅在形式上将“丛残小语”作为小说，而且在内镕上也将风、雨、雷、电，山、石、水、土，草、木、虫、鱼，医、相、书、画等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全都纳入小说的范围。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题材在诗文中不是常见的题材吗？诚然。这关键要看它是“描写”还是“记录”，诗文中常是以描写的手段来写这些题材的，而在《太平广记》中所收，不是对它们作概括的描写，而是在作具体客观的记录。“小说”的概念在明清时代已与我们今天的小说概念相近或相通，这在明清文言小说总集的分类中得到明显的体现，这时期的小说更重文学形象，尤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如《女侠传》、《智囊补》、《舌华录》等的类目名称，是把人物或人物语言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的。它的分类不仅单纯地体现了人物个性、品性，而且还体现出人物之间各种关系和复杂的感情，如《阐义》将人物之间的关系分为“义民”、“义客”、“义属”、“义子弟”、“义童”等十类，《情史》把人物的感情分为“情感”、“情幻”、“情媒”、“情仇”、“情报”等24类，还有由此扩充出来的各种文学形象，如《松筠阁钞异》中有“人异”、“事异”、“妖异”、“鬼异”、“物异”等等，都是今天小说的概念范围，体现出小说观念的发展和进步。
准分类体小说总集现存仅六种，它们是：宋·曾慥的《类说》、朱胜非的《绀珠集》、刘斧的《青琐高议》、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以及明代陆树声的《宫艳》和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它们或是公开题名“分类”，而实际编排也似以类相从，但未标出类目名称，如曾慥的《类说》。或是既不题“分类”，也未有类目名称，但在编排上很有规律，如《青琐高议》、《绿窗新话》以及《玉芝堂谈荟》等。
再从欣赏者或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若将整个中国古代作为一个时间单位，把历经一千多年时间跨度的所有同类型的小说总集看成是一个整体，在某种延续性题材中，并以最初始的那个总集为参照点来考察这一延续性的系列小说总集，其所选数量又存在着递增和递减两种类型，或叫扩充型和收缩型。笔者把这两种类型合为一个名称叫它结构类型（或叫体制类型）。这里所说的“结构类型”概念，是把整个古代二千年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时间单位，我们观察这一时间单位中某些小说总集在延续发展过程中的情况，即在“大时间概念”和“大结构主义”的前提下所说的“结构类型”概念。中国人喜欢摹仿，也善于摹仿，当一种小说总集出现之后，追随者之多，继踵者甚众，各种“续作”、“广作”、“补作”、“拾遗”相继如缕，绵延不绝，于是出现了各种总集系列。如侍儿系列、广记系列、艳异系列、笑话系列等等。这众多的总集系列到底属于哪种结构类型？一般是以最初的那一种作为参照点，从量上来看其续作、仿作是增广了还是收缩了。增者为扩展型，减者为收缩型。扩展型的如：从《艳异编》到《续艳异编》再到《广艳异编》；从《虞初志》到《续虞初志》再到《广虞初志》。收缩型的如：从《太平广记》到《太平广记钞》再到《续太平广记》。
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国的学术以“史学”为最发达，这是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所不能比拟的。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从未间断过，五千年历史的“绳”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珠”按不同类型，有条不紊的串联起来，形成众多闪光的珠串，这是长期积淀，长期类聚的结果，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中的一支——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如此，它不断积累，不断类聚，从未间断，又不断向前发展着，形成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史链”，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在不断收集、总结的过程中形成的扩展型和收缩型，就是这个“史链”中的一环，呈现出一种类聚性的特征。因此，无论是扩还是缩，总体上它们都是向前发展的。扩展型在量上不断增加，收缩型虽在量上不断减少，但在质上有一定的提高。“发展”的本质意义应是“质”的提高。如果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广和延伸而没有质量的提高，反倒成了狗尾续貂（当然，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中狗尾续貂之作还是有的），因而扩展型不能仅仅满足于数量上的增加，也要讲求质量的提高。延续着并不断向前发展着的扩展型和收缩型成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结构的主流方向。
从“广记”系列来看，宋太平天国年间，李昉等人奉敕编纂的《太平广记》，树立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第一块丰碑，它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都是很高的。但作为开山之编，其贯穿时间之长，采集内镕之广，500卷的鸿篇巨制，在其分类编纂过程中，某些类别的划分欠妥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瑕不掩瑜，并不因为它存在着某些不当之处而影响对其价值的评估。对其不足之处，后人应具有科学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在编辑时引以为戒，冯梦龙将《太平广记》删节成《太平广记钞》就是本着这种精神，他在该书卷首“小引”中解释其删节的原因时说：“予自少涉猎（指《广记》），辄喜其博奥，厌其芜秽，为之去同存异，芟繁就简，类可并者并之，事可合者合之，前后宜更置者更置之。大约削篇什三，减句字复什二，所留才半，定为80卷。”（注：（明）冯梦龙：《太平广记钞》，中州书画社1982年。）显然，从量上来看只得其半，属于收缩型。而在内镕上，类别的删削，类别位置的调换，则比原书更合理。也正因为有了冯梦龙的删削和评点，《太平广记》的影响才更大。
再延续发展到清代陆寿名的《续太平广记》，情况则又有了变化。续书是对原作进行梳理增删而成。从量上来看，尽管有删亦有增，但比起原书来还是收缩了许多。从类别上看，由原书的92大类缩减到续作的17大类，仅留五分之一。陆氏之所以要增删，其理由是：一来他认为此书宏博，可“格物致知”，值得增广流传；二来又因为此书有许多遗漏和不合理，正如他在《续太平广记序》中说的：“独是二书（指《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之出，虽已囊括古今，可为格物致知之一助，而其中放失漏闻，有遗所当言，废所当录者，亦复不少。此《续太平广记》所由出也。”（注：（清）陆寿名：《续太平广记·序》，上海图书馆藏清刻本。）经过陆氏增删过的《续太平广记》是怎样的呢？陆氏在《序》中说：“固是仿其规制，节记其事，特列天地山川之异，禽兽草木之奇，以及珍宝之类，分门辨类，亦欲畅发其原书之意，留为后世之观，有可证者，靡不必举。”（注：（清）陆寿名：《续太平广记·序》，上海图书馆藏清刻本。）可见这两种收缩型总集，虽然量上大大减少，但其编排却有一定的进步。
三、小说总集的历史价值
现存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自宋至清是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不断成熟和完善的，尽管其中也不乏有滥选滥编或抄袭（主要是明代）的不良现象的存在，但绝大多数是积极有价值的，不同时期编选的总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小说创作的状况，它不但给我们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小说文献，为我们开辟了古代小说欣赏和研究的广阔领域，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的资料。赖此我们可以窥视到各个时期不同小说作家的文学观、小说观以及编者的鉴赏标准、审美情趣和文化水平；赖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接受者（即读者）的心理面貌和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古代小说总集的价值可说是多方面的，诸如文献价值、文学价值以及类型学的开创价值等等。兹简述于下。
（一）文献价值。
各时期所编的总集，情况不尽相同，有些是本朝人编本朝人的总集，有些是后代人编前代人的总集，时代有早晚，选文有精粗，特别是有的孤本在流传过程中散失或亡逸了，小说总集较多能保存小说作品的原貌，这对小说作品的辑佚、校勘提供了方便。同时，由于古小说绝大多数是记事体，小说总集收采的大量的实录性作品，对某个时期的各方面情况记载详明，可补史书之不足。还有些总集的编者就是作者的亲朋师友，对作者的生平事迹比较了解，这类总集对有些资料缺少的作家具有考订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古代文言小说总集不仅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后世小说戏曲取材的艺术宝库，而且对其它各学科亦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成为后世多学科研究的资料宝库。从学问门类来说，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哲学、宗教学、艺术学、民俗学、语言学、生物学、算学、医学等方方面面，它上及天文，下及地理，中通人事，为后世学者研究古代中国各学科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其面之广，其作用之大，正如明代杨维祯在《说郛序》中所说的那样：“能补考索之遗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要其博古物，可为张华路段；其核古文奇字，可为子云许慎；其索异事，可为赞皇公；其知无穷数，可为淳风一行；共（“共”，疑“其”字之误（注：作者自注。））搜神怪，可为鬼董狐；其识蛊鱼草木，可为尔雅；其纪山川风土，可为九丘；其订古语，可为钤契；其究谚谈，可为稗官；其资谑浪调笑，可为轩渠子。昔应中远作《风俗通》，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皆传世说。
况是集之用工深而资识者大乎？其可传于世无疑也。”（注：（明）杨维祯：《说郛·序》，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说郛》。）这里说的是《说郛》，其实可推而广之，可用来评价绝大多数文言小说总集。
（二）文学价值。
提起小说总集的文学价值，人们会非常敏感地反应到文学文献（即小说文献）的意义上来，其实它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是不可忽视的，即文学自身的价值。前面说过，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选编，体现了编者的鉴赏标准和审美趣味，有相当数量的编者同时又是小说作家（如冯梦龙等人），他们自身具有较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进行文言小说总集的编选，实际上也就是对古代小说创作（包括自己的创作）的艺术总结。任何一种文学现象，当它的创作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需要对它进行全面的艺术总结，提出理论的概括，把它的得失上升到理论的一定高度来认识，这不仅有利于同种类型的文学的继续发展，而且还能给新的类型的文学创作提供艺术的参考。历代的诗文辞赋曲艺等的理论文章及专著的产生，就是应文学的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是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体现出文学创作已达到了自觉的、理性化的阶段。而与之相配套的就是大量文学总集的出现。像《诗经》、《楚辞》、《文选》、《玉台新咏》等一大批诗文辞赋总集的产生就是伴随着先秦孔子、荀子以及南朝宋沈约、梁·刘勰、钟嵘等诗文理论而产生的。他们不仅给后代诗文辞赋的创作提供了优秀的范例，而且还促进了唐宋文学的繁荣，甚至对以后的明清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言小说总集的出现也是如此。它的出现同样是伴随着小说理论的萌生而相继出现的，但它比小说理论更全面、更系统。因为小说理论在小说总集产生的宋代还没有系统的著作，还只是上承汉·桓谭以来一些零星的小说观念。正因如此，文言小说总集的产生和兴盛，其对文学发展的意义更加重大。从小说发展的角度来讲，正由于有了由宋至清文言小说总集的大量选编和总结，其成功的艺术经验给了宋话本、明清拟话本、乃至于明清章回小说的创作以良好的借鉴。明清白话小说的空前繁荣，在某种程度上与继承和借鉴古代文言小说的艺术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题材取之于文言小说总集，而且连很多的具体描写都在模仿古小说中的描写。也正由于有了大量文言小说总集的经验的借鉴，文言小说的创作便能在清代再起高峰，产生了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这样双峰并峙的文言小说集来与长篇白话名著《红楼梦》、《儒林外史》相媲美。古代小说总集的艺术总结之功是不应忽视的。
（三）类型学的开创价值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开辟了小说类型学研究的广阔领域。前面所谈到的总集分类是从小说总集的编辑方法上来讲的，它是从每个总集的内部着手，是小说类型学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小说总集的外部情况来看，即从纵向的时代的延续来看，每当一种小说总集产生之后，追随者之多，继踵者甚众，各种“续作”、“广作”、“拾遗”、“摘抄”、“丛抄”、“辑录”相继如缕，绵延不绝，于是出现了各种内镕题材的“总集系列”，如广记系列、侍儿系列、虞初系列、艳异系列、豪侠系列、风情系列、笑话系列等等。从总集内镕的量上来看，可把它们划分为两种类型，即由小到大，呈递增式的扩展型和由大到小，呈递减式的收缩型。扩展型的如侍儿系列、艳异系列、虞初系列等等；收缩型的如广记系列、世说系列、剑侠系列等等。文言小说总集在其编纂过程中所形成的众多的系列和类型，不仅为各类内镕爱好的读者系列阅读某种小说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小说的研究者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众多不同的类型中，由单个的研究扩展到系统研究，即可以通过不同类别对某个时期的文学、文化等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使人们更全面的了解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全貌，也可以通过不同类型进行纵向的观察和研究，从“史”的角度揭示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可见，这种小说类型学不仅在古代小说的创作和总集的编纂方法方面发挥着作用，而且对古代文言小说的全面研究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小说总集所开创的类型学其价值是巨大的。
收稿日期：200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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