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艺术教育的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现状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的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其艺术上的重大成就与其艺术教育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历来在艺术教育这个问题上争论不断，有很多问题被提了出来（艺术教育有什么用处？学习艺术表现手法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能培养艺术家吗？等等，法国艺术史家埃利·富尔这样说：“当然，艺术是可以教授的，又是不能教授的。”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了艺术本质及其本体论的问题）。从艺术和历史的继承来看，自19世纪以来，艺术教育的结构和运作可以说一直是较正常的，从国家直到地方在文化方面的财政投入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断投入来看，人们已经有了共识：那就是艺术教育是文化教育的一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假如还对艺术教育的存在提出疑问似乎是不应当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认为艺术学校的存在是必要的话，我们就必须按它的本来面目去观察它、认识它。
17世纪中叶，油画和雕塑皇家学院的创立宣告了中世纪同业行会体系的结束，这使得艺术家的职业自由似乎有了某些保障，皇家艺术学院反对同业行会的最后残余圣吕克学院对艺术教育实行了垄断，皇家艺术学院对学生实行开放性培养，并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到对口的机构实习等等。可以说，艺术教育是获得审美观的最好途径。知识分子、艺术家、支持皇家艺术学院的收藏家，还有皇家博物馆的总监，他们都依赖于艺术教育去获得他们同时代人的审美观并重振历史画风。自1747年始，即拉封·德·至伊耶纳的宣言书《在大科贝尔的保护下》发表的翌年，皇家艺术学院对外更加开放，设立了美术学校，扩建图书馆，组织理论讲座，开设画室，加强对学生智力的培养等等。皇家行政部门在各方面都开始了改革，法国小说家小克雷皮翁指出：“艺术应该使人的精神再生。”人民群众也有呼声，要求历史画和道德教育相结合，而后一代人则热情更高，结果形成了以法国画家大卫为代表的大卫艺术和大卫时代，他非常强调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可以说，大卫在艺术上的成就来源于“学校制度”。
艺术学校在这个微观社会里只是一个演员，而要使这个演员富有生命力则是对当代艺术的争论。探索性的艺术批评，知识分子、政权代表、收藏家等全源于同一个有机的微观社会，而艺术界这一整套意识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自1793年起，美术学院隶属于国家机构法兰西研究院，它对文艺创作进行检查和奖罚，美术学院的评审委员会并非是拥有众多成员的反映巴黎开明大众意见的美术学院的“整体”，他们只不过是极少数艺术家，虽然它是通过加入旧制度的法兰西研究院而取得了合法地位，然而它与研究院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既是艺术教育的裁判员和准许进入官方沙龙评委会委员，也是法兰西美术学院派驻罗马代表的评审员。正因为奖罚均取决于法兰西研究院的艺术家，艺术学院的教育就得迎合这些人的口味，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某种僵化，而由于这些特殊条例所赋予法兰西研究院的权力，使得在近一个半世纪里，通过美术学校和沙龙，极大地影响和左右了法国的艺术创造力和鉴赏力，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直到20世纪中叶，艺术学校有了强烈的反应，它抛弃了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潮流，各种自由沙龙和艺术团体纷纷出现，反映了当时的现代主义和官方教育脱离当代现实的状况。
1970年代初，在当时的法国文化部长、作家、政治家马尔罗的积极推动下，以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为代表的国家政府与现代艺术进行了和解，结束了巴黎艺术学校在艺术教育方面的霸主地位，在过去的学院的废墟上推行了重开艺术局面的唯意志论政策，希望重建新的艺术教育体制，借以纠正国家机构与现代艺术体制之间的差距，从而努力使当代艺术创作与艺术学校以及艺术团体之间取得协调。这一改革还落实到了具体处，如对学生培养以及文凭颁发实行分散布局和统一的平衡，与以往的画室式的技巧传授实行彻底的决裂，把发展普通文化教育与理论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且努力使之现代化。打破封闭，把国际现代潮流真正引入艺术学校，在法国的艺术教育史上，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改革，虽然随后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阻力，例如美术学院挑起的论战，还有乔治·马纪乔1978年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强烈要求把艺术教育置于美术学院的监督之下，另外还有在财政拨款方面等的原因。所有这些问题曾使局面动荡不安，而后经过多年的探索，政府不断地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改革措施，逐步纠正了一些所谓的惯例及不良积习，使得艺术教育呈现出了总的布局较为协调的局面， 而后在1988 年的教学改革和1991年新出台的措施又使1972年这场改革运动得到延续和发展。
这场改革运动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也作出了不少新的举措，使得人们对它的目标的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革新后的艺术学校提出：用开放的方法来培养学生，教育必须专业化，要真正做到全面提高教学水平，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使改革目标落实到实处，这其中包括了加强艺术史和人文科学的普通文化的教育，同时把学习一门现代外语列为了必修课，对基础造型与技巧教学进行重新评价，不断推进各种教学方法的革新，像开办暑假美术班，组织各种专业的学习，举办各种展览会和学术讨论会，出版定期刊物，邀请国内外艺术家来校讲学、交流等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交流，不夜郎自大，也不闭关自守，使法国教育真正的与国际潮流息息相通，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当然，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不仅仅是在内部的一些改革，而是在于与艺术界、文化界和经济界有真正的互相沟通、交流，这样对于学生的学习及日后的工作才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
“欧洲时刻”到来之际，法国文化部很清醒地作出一些新的决定，决定从1991年起，要把艺术教育再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法国政府已认识到，其邻国，特别是德国、英国、荷兰等国家的教学环境、设备。以及师资队伍都较法国优越，甚至要在法国开设他们的教育分支机构，这一强有力的挑战已引起了法国政府高度的重视，意识到必须作出新的努力，甚至是大的变动与改革，否则，法国的艺术教育就不能在欧洲甚至国际上占有应有的地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艺术学校的发展变化以及它们与艺术世界的相互关系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改革知识要素，而这种知识已不仅仅是一般概论或技巧讨论。可以说，艺术教育的现状是对遗产的批判和继承的成果，也是由于经过历届政府的不懈努力的结果。
要重视艺术学校的建设，已成为法国政府及大众的共识。然而，要取得改革的成功仍有很多工作有待去做，譬如改革条文的有效执行，教员应有的地位以及招聘方式等等看来尚未能得到完全的落实，因此这就给改革目标的实现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在学校五年的学习时间里，学生们要修完62个学分，这颇不容易，学分体制的沉重与复杂性令人吃惊，照抄传统大学教育，这与艺术教育的独特性能协调起来吗？以往人们曾热切期望赋予艺术教育崇高的地位并努力提高其教学水平，然而这种管理体制与社会现实能协调吗？学校的某些作法实际上与改革的意愿有相违背之处，且不利于开阔视野，吸引国内外优秀艺术家，把学校大门向现代艺术的舞台敞开，往往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并使人感到沮丧。
艺术学校教师的工资较低（与普通大学相比也是偏低，因此导致教师的不满）。另外，教师队伍年龄老化的问题也较严重，教师之间沟通不够，甚至可以说是各自为政，互不往来，这对于教学来说不是一件好事。还有，对教员采取的公务员制也严重束缚了科研活力和内容，很多计划得不到实施。为了保证日常管理，保证教学内容的连续性与严肃性，需要在学校高层里取得意见的一致，这样才不至于使教师队伍里的教学矛盾激化，逐渐取得共识。在教学中，把基础技巧教学同造型艺术研究和基础研究简单地分割开来是不可取的，因为现代的艺术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技能和方法，虽然这样说并非因为人们把技能和方法摆在下等的地位，而是人们往往会把注意力投向材料、质感或工具的使用方面，这种状况已经影响了很多艺术学院的学生。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想法显然不符合艺术创作的原则，大家都应清楚认识到，技巧往往包含着作者的意图，技巧与诗意紧密地联系着，人们不应忽视。
为了使艺术学校充满活力，学校应多举办展览会、出版杂志、组织丰富多彩的学术讨论会，把有水平的专家请到学校里来，多一些接待外面较有影响的人，甚至是一些与艺术教育无关系的人和机构，因为学校与社会各界的交流对学校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而有些潜在的作用与益处则是较长时间后才逐渐显示出来。目前，艺术学校已拥有艺术机构拥有的手段与作用，甚至可以取而代之，在国家艺术机构中，“正在形成”亦即是实验成分已经越来越少，这样，艺术学校可能就会把艺术中心的功能取代，特别是当新一代的财产管理者和批评家不能再象他们的前辈那样，把建设体现个人计划的艺术中心或博物馆实施时。这种假设的取代便会成为现实，青年一代急切期望能与国际接轨，往往对现状都会表示不满，而国家在财政方面的投资往往又不能满足改革的需要，因为相比之下，法国政府对艺术机构的投入明显少于国外的同类机构，艺术家们的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艺术学校则是可以经常组织各类活动及开展国际交流的较好场所，可以这样认为，日渐成为多功能的文化场地的艺术学校可以令艺术机构去考虑模仿艺术学校及反省自己的价值标准。
艺术学校并非孤立地存在于社会当中，它和艺术界及城市生活早已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所无法回避及应正视的事实。在当下社会里，如何评价艺术的科学性，以及如何看待艺术、科学、技术三者间的关系，如何去看待多媒体或录像？面对这些问题，应该指出，由于技术和工艺的革新，人们还得不断更新多媒体设备，学习则成了某些人的负担，而多媒体却是那么的诱人，它已成为复制用语言才能传授的技艺和秘诀的优越工具，尽管它花费了大部分投入的经费。如何去解决某些学校教育的这种特殊性，教师队伍中也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大学课程的规定架构影响了教学内容，教学自主的范围已被大大缩小了。
改革后的法国艺术舞台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面对重组教师队伍、重新估价艺术学科文凭及已形成制度的当代艺术家的培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成立了20世纪艺术委员会，人们有理由把已经改革的艺术舞台比喻为国际级的完善的宗教式的裁判所。艺术学校已经成为艺术舞台上的一员，然而在各个艺术部门中，博物馆仍是重点，艺术学府在被人偏爱一个时期以后，摩尼教的等级制度在艺术学府与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就已经被颠倒过来了。文化部在1991年发表的《欧洲时刻的艺术学校》里指出：“为了发展和巩固艺术学校与其他艺术机构的互相交流、艺术学校和博物馆之间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些协议的原则在于利用学校和博物馆之间的互补性质并考虑到它们之间的互相需要。”由于有了这个协议，艺术学校的学生们就能在博物馆馆长的管理监督下参加一些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展览筹备工作，这样学生们可以接触到他们日后在工作中可能会用到的技艺与设备，这对于学生们来说是很重要而有意义的。此外，艺术学校和博物馆之间还可有其他方面的合作，譬如艺术史的研究、资料收集、档案工作、艺术品的修复、作品的镶框等等。当然，这种协议实际掩盖了一种经济关系。对博物馆来说，花很少钱就可以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对艺术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既可从中学到技艺和获得经验，又可从中获得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从实践效果来看，艺术学校学生经常到博物馆去是很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博物馆的开放不仅仅是单位与学校之间的关系，而应是学生—未来艺术家—与博物馆的关系，显然，与20世纪作品直接的接触，与为大众服务的合法机构—博物馆—直接接触是至关重要的，从博物馆方面来讲，博物馆的使命就是创立和保护遗产，就是扩大博物馆精确的知识机器（收藏品目录），就是组织科学的历史性的展览，就是成为尽可能多的观众的中介者和培养者。从博物馆的历史和它在观众、经济、声誉这三位一体中所肩负的越来越重要的使命来看，现在新的艺术形式在博物馆正在构成，正在出现，因此博物馆的工作必须持续下去。历史告诉我们，新的艺术形式不断打破传统划定的理论和实践的本体论的界线，艺术已成为现代的、后现代的或者今天别的什么，这已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艺术学校与社会的结合自然是可取的。随着艺术学校向社会的开放，向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开放，不少政治家、行政官员及企业家都进入了校董会，成了学校的赞助者，但其如此社会化令人怀疑学校在城市内部的位置会否受到影响。一般来说，大部分艺术学校均处于各城市市长的监控下，国家鼓励市长们增加对艺术学校的财政预算投入。然而，当市长们把注意力投向经济问题时，就会发现艺术学校在社会及经济中的重要性，但同时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一个城市往往当其财政较紧张的状况下，人们会认为是由于国家解除了承担经济任务之故或者由于这些地方财政预算时缺乏现实主义。为了抬高各市的知名度，各个城市之间的相互竞争往往很激烈，在此种情况下，他们也许在想：艺术学校的社会和经济功能到底是什么？而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它的代价又是什么？谁去付出这一代价？
从1980年代末文化部的一份统计报告中可以看出，只有极少数（约5%）的艺术学校学生毕业后从事职业性的艺术活动。可以说， 艺术学校的职能首先是对学生进行艺术教育，其目的是传授艺术技能，而如果把艺术学校的职能建立于培养艺术家的基础上，那么可以说它的效益是非常低的。自1970年代以来，综合大学也开设了造型艺术教学和研究单位，也有为中学培养艺术教师的。因此，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综合大学同样具有传授艺术技能和培养艺术师资的职能，因此可以说艺术学校教育与综合大学的艺术教育是重迭的，而这种重迭的有利方往往是综合大学，据统计显示，毕业于综合大学造型艺术教学与研究单位从事艺术职业的约有11%，明显这个比例高于艺术学校的毕业生，甚至有这样一种情况，在同一城市的综合大学和艺术学校里，教师竟是同一班人马，连教学内容也是相同的，每年各自举办学生的作品展，形成了一种竞争，然而，综合大学在国家教育中是可以优先为自己的毕业生找到职位的，相反艺术学校却无这种优先权，虽然也许也会有少数毕业生可找到一些待遇较差的空位，从实际情况来看，艺术学校过于一般化的职能对这种模棱两可是有利的，也就是说有利于两种艺术教育的重迭。
从各个城市其他机构出现文化的补充职能对艺术学校职能是否造成一种冲击或者说是混乱，艺术学校的实质性工作是否还可得以继续维持，这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来，地方整体总的发展趋势是与目前的教育布局相悖的，从不少中等城市所出现的情况看来足可证明，而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争论亦表明了各地宁愿充实原有的机构而不愿做一些新的改动，他们倾向于重新搞集中，也就是说，把政策集中到一种架构上去，因为他们不愿意到处增加投入。实际上，从国家精简一些机构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时，各市亦纷纷效仿，将要求这些艺术学校明确自己的任务，到底是进行艺术教育或是培养未来的艺术家或是文化园地。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求艺术学校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不论如何，改革总是令人高兴的事，是无可争辨的历史进步，虽然说来这些改革已算是姗姗来迟，本理应尽早把法国艺术家推上国际大舞台，实际上，如果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以及国际地位，考虑到艺术社会化所造成的结果，艺术教育的改革是否会有更大的成效呢，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当然，它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它的普遍性及历史意义。
1997年6月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