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与琦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琦善论文,鸦片论文,林则徐论文,评价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统治集团对待英国侵略的态度，存在着抵抗与妥协两个不同的派别。林则徐和琦善，正是这两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总的来说，学者们多半对林则徐严厉禁烟与抗英持肯定态度，对琦善则多所责备。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甚至通过贬低林则徐来抬高琦善。
首倡此议者当推蒋廷黻。1931年10月，蒋氏在《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发表了《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认为“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他对战争是抱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意思是，他在外交上对英妥协是有理的。“林（则徐）于中外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对于蒋廷黻的观点，陶元珍于1935年5月2日，即在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77期发表《读〈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提出过批评。该文列举事实，指出“琦善在外交方面应受责备的地方似乎比值得称赞的地方还要多”。他对政府缺乏起码的诚实，对外人“不免卑屈”，对敌方的认识除了船炮的利害而外是“一无所知”，对汉奸式或烟棍式的人物鲍鹏“根本就不该用”。“琦善之未能坚持烟禁便是琦善外交的失败”。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
值得注意的是，60年前蒋廷黻提出并在当时就受到专家批评的、在外国侵略面前实行妥协路线的论调，60年后，在中国大陆居然被有的人当作“新发明”来加以鼓吹。因此，还有加以辩明的必要。
第一，关于禁烟。
严厉禁烟是由于英国鸦片贩子不顾中国当局三令五申禁止鸦片输入，顽固坚持鸦片走私贸易，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祸害引起的。1838年实行严厉禁烟，是清朝最高统治者道光帝的决策，而不能认为“促使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的，不是林则徐，而是琦善。”持此论者提出了两个论据：其一是1838年8月到11月，琦善共缴获鸦片15万余两，居全国第二位；其二是11月8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奏折，得知天津查获鸦片13万多两，感到情势严重，遂于11月9日下令调林则徐进京。
首先应该指出，道光帝对于禁烟，从即位起，十多年来一贯是很认真的，一直将它作为一项重要政务来处理。在这方面，只要稍稍翻阅道光元年以来的上谕、朱批，就不难得出结论。仅据1838年7月至1839年12月共18个月统计，道光帝就共计发布了83道有关禁烟奖惩的上谕，其中受到奖赏的文武官员共72人，受到各种惩罚的134人。时间不过一年半，受到奖惩的竟达200多人。
其次，禁烟中缴获鸦片的数量，不足以说明琦善是严禁派。琦善接任直隶总督是1831年3月，到1838年黄爵滋奏请严禁，在这7年的时间里，他对禁烟未建一言，未办一案。这表明他对这一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至少是漠不关心的。天津是华北的门户、鸦片走私华北的中转站，通过这里运销华北各地的鸦片，每年数量不少，据有人奏报：“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5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可见这里鸦片转贩、吸食是非常突出的。身为主管的琦善熟视无睹，还能称得上是严禁派吗？至于15万多两鸦片，是在道光于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五日、八月二十一日三次专门谕令琦善“严密查拿”的情况下才查获的，其中一次就在金广兴洋船上起出13万多两，证明只有鸦片销售量甚大，才有如此之多的鸦片运来。
再次，用十一月八日道光收到琦善奏报在天津拿获鸦片13万多两，9日即召林则徐来京，证明道光帝严禁鸦片是琦善促成，也难成立。前已谈到，道光是一贯主张严厉禁烟的，而且在此之前，道光已下了多道谕旨，推行严禁政策。如：七月十九日上谕，要求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贩烟吸烟之人，务须“严密查访，一经报官，立即征办”。（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4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九月八日，查明庄亲王等在尼僧庙吸食鸦片，立刻毫不留情地革去王爵。同日和第二天，又连下两道谕旨，要求直省将军督抚、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城等“严密访查，无论王公旗民，一体严拿”，“其贩卖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8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都足以证明，道光早已决定严禁，无须琦善促成。
至于谕令林则徐于十一月九日来京，不能说与琦善十一月八日的奏报毫无关系，但主要是由于林则徐禁烟认真，办事能干，得到道光帝赞赏。如十月五日，道光帝收到林在湖广查获大量鸦片的奏报，就在上谕中肯定：“所办甚属认真，可见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心查办，自可渐有成效。”（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90、36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十一月十三日，又在林则徐关于江汉安澜的奏折旁朱批：“凡事若能如是，有何不可挽回者，朕意在言外，卿其善体朕心，决意勉为之。”（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15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从这些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道光对林所寄予的厚望。
林则徐主张严禁鸦片，并实力推行禁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鸦片应不应禁？应否采取严厉措施，迫使外国烟贩缴出鸦片？是否是因林则徐禁烟才引起鸦片战争？
关于林则徐禁烟引起战争问题，国外有此说法，国内也有人这样说。当定海失守后，“已有蜚语上闻，言上年广东缴烟，先许价买，而后负约，以致激变者”。（注：《魏源集》上册第176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琦善到广东后也上奏说：“前督臣林则徐示令缴烟时，节次谕文批内，均有奏请赏犒，奏请奖励等字样，而其所赏何物，许值若干，均未指出。夷人惟利是图，其时颇存奢望。迨后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该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而又欲勒具以后再贩鸦片，船货入官，人即正法之甘结，迄未遵依，此衅之所由起也。”（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13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道光帝听了这类不实之词，竟误以为只要将林则徐等惩办，即可平息衅端。这说明琦善对英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毫不了解，没有“知彼”的功夫。道光同样受到影响。
关于禁烟引起战争的说法是倒果为因的诡辩。因为中国之所以禁烟，是由于英美等国鸦片贩子贩卖鸦片。没有鸦片贩子的贩卖鸦片，中国哪来禁烟！故此责任全在英美方面。当然，中国禁烟，使他们的血腥利益受到损害，于是，他们为了可耻的私利，悍然发动了“旨在维护鸦片贸易”的鸦片战争。那么，中国是否可以不禁鸦片呢？由于鸦片走私输入有增无已，给清政府、给中国社会和广大人民都带来了无法容忍的祸害。无论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还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着想，鸦片都是非禁不可的严重问题。所以，林则徐认真执行严禁政策，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应予充分肯定。
至于林用派兵围住商馆、撤退买办等手段迫使鸦片贩子缴出鸦片，也是无可非议的。当时不用这种严厉手段，就休想从鸦片贩子手里收缴到一两鸦片。必须指出的是，林则徐是在外国鸦片贩子集体对抗，拒不缴烟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才采取这种手段的；而且，他们一旦交出鸦片，就次第恢复供应，解除包围，准许正常贸易。所以，战争之起，根子和责任全在英国。正是外国鸦片贩子大肆贩卖鸦片，才迫使中国实行严厉禁烟。黑白不容颠倒，是非岂容混淆。中国禁烟是正义的。中国反抗英国武装侵华更是维护中国主权领土的正义斗争。
第二，关于军事防卫。
面对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为了维护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自应上下一心，军民同心，共同反抗侵略。为了保证反抗侵略的胜利，采取各种防卫措施，积极作好应战准备，也是完全应该的。在这方面，林则徐既具有坚韧不拔、抵抗英国侵略的决心，而又脚踏实地，加强防卫，迎头痛击侵略者，是值得称颂的。琦善则在直隶总督任上，根本不把加强防务放在身上，以致英军一到白河海口，即仓皇失措，一意妥协，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蒋廷黻认为，琦善在军事上“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无可称赞是实在的，无可责备则说得不对。因为琦善在军事防卫上，是存在许多问题的，理应受到应有的谴责。
首先，直隶沿海防务废弛，琦善首应负责。根据琦善本人的奏报，1840年8月，英军出现在天津以外的海口时，直隶的防务是个什么状况呢？“天津存兵共止八百余名，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约止六百余名。其余沿海之葛沽、大沽海口等三营，葛沽止额设兵一百余名，余二营均止数十名不等”。（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58页。）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直接关系京城安危。兵力如此单薄，怎能御敌。另外，防卫工事也早废弛，所存大炮都是锈坏不堪用的旧炮。“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60页。）防务废弛到这个地步，身为直隶总督已经10年的琦善，能辞其责吗？
其次，夸大乱人船炮，为妥协提供依据。当时，英国船坚炮利是事实。在武器装备方面，无疑英方占据优势。面对这种形势，正确的态度，应该像林则徐那样，尽量设法从他国购买船炮和加紧仿制大炮，装备自己军队，增强防卫力量；并讲求战争策略，积极谋求对策。然而琦善计不出此，自从英军1840年8月北抵天津海口，至1841年2月被革职拿问，闭口不谈怎样设法购备西洋船炮或自行仿制，以及研究对策，却无端夸大敌情，为妥协制造借口。1840年8月，北上天津的7艘英国舰船中，最大的旗舰威里士厘号不过装炮74门。可是琦善在向道光帝的奏报中却说：“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二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其每层前后，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461页。）这样大肆夸大，从战略眼光来看，显然是别具用心的。当时有位朝臣唐鉴就指出，琦善的言行是在“长叛国之骄志，生汉奸之逆谋。”（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661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足见其恶劣影响是很严重的。
再次，不依靠民众抗英，反而敌视民众。战争的胜负，人心的向背是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依靠群众，发挥他们多方面的积极性，就可以弱制强。在这个问题上，林则徐是做得很不错的。他谕令各地团练御侮，自卫保家，如遇敌人来犯，号召“人人持刀痛杀”。（注：林则徐：《英夷鸱张安民告示》，转见《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增刊，第50页。）他对群众中蕴藏的抗英积极性和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唯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盛壮，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注：《林则徐集·公牍》第59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由于林则徐重视群众抗英积极性，在他领导抗英期间，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有的主动打击敌人，有的提供敌人情报，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抗英力量。琦善则和林则徐相反。他仇视人民，对人民抗英的积极性大泼冷水，把人民群众看成一支敌对的力量，“凡有报缉汉奸者，则诃曰：‘汝即汉奸’，有探报洋情者，则拒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一切力反前任所为，谓可得外洋欢心。”（注：《魏源集》上册第178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蒋廷黻和琦善一个腔调，对民众同样持敌视、蔑视态度。他认为林则徐说“民心可用”，是“高调和空谈。仅以民心对外国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30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蔑视人民群众的心里达到了何种地步！
有些人根据敌强我弱，提出：打也是输；不打，输了还可少一点牺牲。从而怀疑反侵略是否必要；甚至有人说，鸦片战争时三元里抗英是干了蠢事。这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这样断言：如果没有百多年来的反侵略斗争，中国早已亡国，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独立和富强。当侵略强盗打进门来的时候，奋起抵抗是完全正当的，也是每个中国人为保卫社稷家园应尽的义务。林则徐坚持反抗侵略，鼓励和支持人民反侵略，正反映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要求，从而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和后人的崇敬。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一种精神，一种在强敌面前无所畏惧、敢于抗争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再加上科学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就可能逐渐由弱变强，由落后变先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有了希望。因此，有无这种精神，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关系至为重要。林则徐自始至终坚决反抗英国侵略，正体现了中华民族这种可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仅此已可证明，林则徐的抵抗侵略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反侵略即使一时遭到失败，甚至多次遭到失败，但失败中已孕育了胜利的因素，积累了由败转胜的经验，只要坚持反抗，最终胜利总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第三，关于对外交涉。
蒋廷黻等人把琦善吹捧为外交能手、“先知先觉”，而对于林则徐则认为于中外形势不及琦善那样明白。这种说法同样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首先，对于形势认识，他们最欣赏的，是琦善在大沽交涉的同时，还调查了敌人的军备，认为英人船坚炮利，敌强我弱。既然打不过人家，所谓“羁縻”（妥协）就是最佳的选择。而琦善坚持妥协方针，正是“他的超人之处”。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看形势，一要看世界形势，而琦善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团漆黑，茫无所知。他和道光帝一样，连英国坐落何方也弄不清楚。林则徐则相反，他在主持禁烟抗英时，即组织人力，编译了一部《四洲志》。这是中国人第一部自己编译的、介绍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各国地理、政治、历史、军备、贸易等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使国人大开了眼界。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人翻译了外人论中国一般情况、茶叶、禁烟等的资料，定名为《澳门月报》，以及《华事夷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为了了解国外情况，竟然还向外人学起英语来。现存的林则徐的札记《洋事杂录》，就是林则徐了解世情和学习英语的最好见证。里面记有12个月、一个星期名称、各种外币，以及1、2、3等数字的英语读音等。凡此等等，证明林则徐在了解世情和世界形势上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相比之下，琦善除通过白含章到英国船上，了解了英国船式和大炮等之外，更没有作过任何调查，对世界形势可说是一无所知。蒋廷黻等硬说，“林于中外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是看形势，应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地看，而不能光看军事方面，更不能只看到英人的船大炮大，就吓破了胆，认为中国军力远不及敌人，于是下定决心，一意投降。而琦善犯的正是这种有严重片面性的毛病。他除了看到英人船坚炮利，以及他管辖的直隶省军备废弛到惊人的地步之外，其他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因此，不能认为他对形势的认识有“超人”之处。
其次，关于知己知彼的问题。林则徐和琦善都注意知己知彼，只是在目的上各不相同。林则徐重视调查研究，注意了世界情况特别是英国情况，目的是寻求“制夷之策”，是为了对付侵略者；琦善了解英人情况，则是为讨侵略者欢心，是为了妥协投降。
由于清政府推行封闭政策，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对世界当时情势了解甚少。林则徐也是一样。他开初到广东，曾误以为外国人离开了茶叶、大黄，即无以为生。但到广州后，由于注意了解外情，很快就改变了看法。开初，他也相信英人腰直腿硬，上岸即无能为；后来，他从实践中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林则徐了解外情的方法，除了前面讲到的组织人力翻译西洋书报外，还曾亲自接见遭风船破遇救的英国人，不但向他们询问英军、英舰情况，还把致英王书的英译稿请他们校勘。他又亲临澳门，实地调查外人情况。从而认识到澳门华夷杂居，各国夷人多有，见闻最多，必须“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注：梁廷枬：《夷氛闻记》第6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通过各种途径，他在短时期内即了解了许多情况，并运用国际法，与拒不交出杀人凶手的义律进行了说理斗争。当他估计到英人会因严厉禁烟进行武装挑衅之后，就积极加强海防，在广东沿海各个扼要之处添设炮台，加强防卫。他奉道光之命断绝中英贸易之后，预计到义律会寻仇报复，就在广东沿海加强战备，“扼其要害，务使可守可攻。”（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4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他知道敌人的长处在船坚炮利，就注意收集造炮技术与造船资料，着手仿制。他知道清军腐败，缺乏战斗力，就切实进行整顿，并招募乡勇水勇作为补充。因此，他的知己知彼，目的全在于“制夷”，即战胜英国侵略者。
琦善也做了一些知己知彼工作，但渠道很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贯彻妥协投降路线寻找借口。前面谈到，他夸大英军船上有炮300多位，意图就在让道光帝认为英人强大，难于取胜，只宜与其和平谈判，仗万万打不得。他了解英人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白含章、鲍鹏直接向英方打听。除了前面讲到的半真半假的船炮外，也打听了一些英国其他情况，但都在企图表明：英舰牢不可破，中国以往的破敌之法皆不起作用，而且英国还有很多兵舰，随时可以调来。如此，中国是万万不能对他开仗的。
再次，英军返棹南下，究竟是琦善怎样一个“了不起的成功”？也值得作番考察。英军于1840年6月陆续到达中国海域以后，按照预定计划封锁了珠江，攻占了定海，然后北上直隶湾，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清政府屈服。对于英军的行动，清朝当局毫无思想准备。道光帝得知定海失陷，已有几分紧张，而今得知英军一下子到了自己的鼻孔底下，更加慌了手脚，害怕引发衅端。因此立即指示直隶总督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80页。）和去年那种强硬态度相比，态度显然发生了变化。
身为直隶总督的琦善，由于天津一带海防极端空虚，更怕战事一旦发生，弄得一触即溃，失败将使自己身败名裂，开始就寄望于和平解决。他接到道光谕旨，立即执行。不但按照道光指示，派白含章去英舰接受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函，而且送去了大量的鸡、鸭、羊、阉牛和鸡蛋等英军极端缺乏的新鲜食物，向侵略者献媚讨好，借以换取英军停止进攻，以便保住大清的天下、琦善本人的面子和地位。当白含章从英舰上回来，告诉他英国的军舰如何高大，大炮何其之多以后，他更加被吓倒了，从此一意推行妥协方针，并千方百计去影响道光帝支持他的这一方针。如琦善在8月13日关于英人的第一次奏报中就说：“该夷尚无桀骜情形。据称伊系该国守备马他仑，经其长官派伊前来投文。其词祗谓叠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59页。）并请派遣官员前往船上接受正式公文。道光帝收到此奏，得悉没有桀骜情形，只“声称诉屈”，认为“办理甚为妥协”，（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68页。）即令琦善派员前往船上接受文书。
8月17日，琦善派白含章去英船把文书接收之后，又上了第二次奏折，而且别有用心地附了一份《查看现到英船式样片》。正是在这一附片中，极力夸大英军如何强大。道光详细阅览了英国文书，见开头即是“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即于8月20日谕告琦善：“文内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服其心”。（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69页。）并表示：“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91、392页。）琦善于是根据道光帝旨意，一方面通过照会，将道光的态度告诉懿律，并声称：“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13页。）一面又约请懿律到白河岸口会谈，竭力促请懿律率军舰返棹南还。懿律和义律详细阅读了琦善的复照，看到只表示重惩林则徐，代为伸冤，而对英国致中国钦命大臣书中所提各项要求一概拒绝，感到“伤心极矣”，于是在复照中重申：惩办林则徐，“在大英朝廷，事果不堪一念，……事实两国所干，责已不在一人。”“倘已蒙奉大皇帝恩旨，允准秉公偿还鸦片之价，并所有大英另行讨求条款，亦准持平斟酌议拟，则所请回粤，原亦无所难行”。（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15-17页。）并要求在6日内明确答复，才可决定南行。9月13日，琦善经过奏报道光帝之后，再次照会懿律，表示：“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自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21-23页。）懿律和义律收到照会后，知道烟价赔偿上已有所松动，而且确知将来派去广东的钦差大臣，就是这位一意求和、容易屈从的琦善，于是在9月15日复照琦善，同意返棹南还。但重申烟价“必行偿还”。（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24页。）懿律等人对此大概还有点不放心，9月20日，当南行到了山东时，又补发了一封咨会给山东巡抚托浑布，再次声明：“务求即?
朝廷商量英国讨求之各款，如何议拟情节，备文早日通知”。（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25页。）
英军就这样返棹南还了。考其实际，在英国方面，自有自己打算；在清政府方面，则最害怕英军赖在白河口不走，更害怕英军在这里发动武力进攻，威胁它的统治，所以千方百计劝诱英军“返棹南还”。现在英军居然同意，心头的千钧重担放下了。从而也就对琦善大加赞赏。道光得知英军确已南下，“嘉悦之至”。认为“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难怪有人要赞扬琦善的作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然而，事实真相又如何呢？英军南下，是否真是由于琦善的外交手段高明呢？原来，事情真相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清朝政府把英军南下看成是一个大胜利，实际是一个大误会。
首先，清朝当局对英国此次发动侵华战争的真实意图一直没有弄清。在《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函》中，虽然一开头就提出要求昭雪伸冤，对广东地方当局大肆攻击，而实质内容是后面所提的4条要求，即：(1)赔偿鸦片烟价；(2)平等交往；(3)“将中国沿海一处或数处面积够大、位置适宜的岛屿，永久割让给英国政府”；(4)偿还商欠和军费。最后并以武力相威胁，声言这些要求未得到满足之前，“那些敌对行动将不会停止”。（注：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择》下册第545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英国公文中如此，懿律在照会中也一再重申，必须使这些要求得到真正解决。可是清政府当局却以为只要惩办了林则徐，恢复贸易就万事大吉了。沿海的防兵都可以撤去了。这岂不是个大误会吗？
其次，对英军南下的真正原因也盲目无知，所以才把英军南下看成是自己的“大胜利”。英军之所以同意南下，固然是清政府答应了赔偿烟价，并到广东继续谈判；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英军兵力不足，无力在北方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南下之前，英国留在北方的只有军舰5艘，共载炮180门，另有轮船1艘。其余的军舰，1艘在定海搁浅后拖去修理，2艘封锁长江口航道，2艘封锁宁波，1艘封锁厦门，4艘军舰和1艘轮船封锁广州江面。陆军4000人则集中于定海，而且疫病流行，相继死亡400多人，还有1000多人住在医院里。（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00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有此情况下，它如对京津重地发动进攻，要想取得胜利是难之又难的。因为天津白河口横江沙以内水很浅，陆军又远在浙江定海生病，万一发动进攻被清军打败，更加无法收场。诚如彼得·华特·费伊在《鸦片战争》(1840-1842)一书中说的，英军启碇南下，是因为“没有攻击的能力。……没有吃水浅的汽船，是不能有效地封锁白河口的。”（注：Peter Ward Fay:The Op-ium War 1840-1842,The Univ.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6.P234-235.）加上北方寒冷，冬天即将到来，北风劲吹，援军和运输军饷船都无法北上，所以他们就将计就计，同意南下谈判了。这哪里是由于琦善外交手段高明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功”呢。
第四，关于善后措施。
鸦片战争时期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处在十字路口的时代。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以后，中国要维持原状是不可能了，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接受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努力学习西方的长处，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发奋图强，尽快赶上时代潮流，使中国早日走上独立富强之路，有力量抵抗外来侵略，打退外来的一切进攻，维护国家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使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不思振作，依然故我，无所作为，得过且过，西方列强打来了，逆来顺受，屈从资本帝国主义的意志，听任外人宰割，使国家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在当时，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还只有英国，美、法的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德意志和意大利尚未完成统一，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在20多年之后。从时代的机遇来说，发奋图强，走前一条道路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历史的实践证明，这个发展的最好机遇，是被耽搁了。是谁耽搁了呢？蒋廷黻把它归咎于林则徐，说什么“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维新或可提早20年”。这样评价是违背历史真相的。平心而论，这个机遇的丧失，责任不在林则徐，而在当权的守旧顽固派。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在广东禁烟和抗击义律挑衅期间，林则徐发现中国的船炮不及西方，就从澳门先后购置了200多门大炮，装备了广东中路及珠江沿岸各炮台；他还购买了“甘米力治”号，将商船改为战舰；为了学习西方的制炮造船技术，他还留心收集了各种造炮制船资料，准备进行仿制。直到被革职以后，他还“密陈夷务不能歇手”，建议从海关税收中拔出1/10用来制造新船炮。奕山到广东后，林则徐在他的6条建议中进一步发挥了抗夷策略，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当时叫水军）。到了浙江效力赎罪期间，他把原来收集的制炮资料交给龚振麟等，着手研究试制。鸦片战争以后，在陕甘总督任上，他还要黄冕试制成炸炮，“一炮可抵十数炮之用”。这些都说明，不管他是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是念念不忘为国家的振兴、富强出力的。如果清朝当局像林则徐一样，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努力效法西方，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发奋图强，中国局面将会改观。可惜计不出此，把宝贵的机遇放过了。琦善和林则徐相比，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对于国家振兴自强，他从不考虑。这一点连蒋廷黻也是承认的，他认为“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133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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