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员议题的建构、实施及效果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题论文,动员论文,效果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5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1-0060-09 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以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命名的一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斯达汉诺夫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在他成名之前，他是顿巴斯中伊尔明诺矿井的卡迪耶夫斯克的一名极其普通的煤矿工人，在1935年8月31日，他的命运得到彻底改变。在6小时一班的工作时间里，斯达汉诺夫采煤102吨，超过了一名采煤工普通定额的13倍。由此，他一举成名，成为苏联家喻户晓的劳动模范，以他为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在苏联的政治动员型体制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助力器。 那么，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是如何兴起与发展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学界的探讨和分析主要集中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物质刺激等层面，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层面的分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分析和研究应当基于该运动本身的性质，斯达汉诺夫运动属于苏共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发起的群众性运动，因此从苏共的角度出发、以政治动员的视角研究该运动可以更为客观、完整地对这一运动加以审视。 政治动员是指执政党或政府通过宣传、号召、鼓动等多种手段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既定目标的自上而下的一种社会过程。就斯达汉诺夫运动而言，该运动即为苏共通过物质刺激、精神鼓动、政治施魅、严刑峻法等多种手段调动劳动人民积极性，以发展国内经济建设、迅速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自上而下的社会过程。在这其中，对政治动员议题的研究和分析则成为考察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关键。我们认为，政治动员议题是执政党或政府在动员民众的过程中所择取的一种核心符号，这一符号不仅可以有效实现民众的认同聚合，还高度凝聚了执政党或政府既定目标中的特定意旨，并与其目标形成内部耦合。因此，建构“动员议题被认为是政治动员的灵魂，政治精英建构动员议题的能力决定动员的绩效”。[1]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中，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事迹即被设置为苏共政治动员中的动员议题，斯达汉诺夫运动即围绕苏共建构动员议题和实施动员议题的过程而展开。 一、政治动员议题的建构 斯达汉诺夫事迹的产生和斯达汉诺夫运动在苏联国内的传播并非一种偶然现象，其本质上属于苏共在客观形势所迫下作出的一种政治动员，因此，要完整考察苏共建构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这一动员议题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梳理，即劳动英雄的产生背景和苏共对典型人物的塑造。 1.劳动英雄的产生背景 应当说，斯达汉诺夫劳动英雄事迹是基于特定的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大国，这与马克思恩格斯要求的建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相去甚远。马克思认为，“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东方落后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长期的发展把生产力提高到与西方发达国家大体相近的水平，才能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2]恩格斯也曾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3]因此，“为了弥合共产主义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迅速实现现代化就成为苏联政治的内在要求”。[4]在这种形势下，苏共高层迫切希望提高国内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把苏联打造成一个经济强国，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苏联的国际形势也十分严峻，十月革命成功后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新生政权一直是虎视眈眈，“西方许多领导人作出的反映自然是企图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煽动者点燃遍及全世界的革命的导火线之前把他们消灭掉”。[5]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干涉下，苏联如果不争取经济独立打破资本主义封锁就很有可能被资本主义世界吞噬。因此，苏联必须要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建立一个不仅能独立生产一般消费品，而且能独立生产各种机器和设备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以此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托洛茨基就这一问题曾谈到：“在速度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我们生活和成长于世界经济的压力之下……至于我们的敌人还会利用封锁或战争来对付我们——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丝毫的怀疑。”[6]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苏共将发展经济作为捍卫新生政权、缓解国内外紧张形势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也因此在苏联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很快就全面废止了新经济政策，因为“这种‘发展’不可能很快——对越来越独裁的斯大林说来，当然是不够快的”。[7]斯大林转而选择了赶超型的超工业化战略，他认为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关键。”[8]1931年2月，斯大林作了题为《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演说，他提出：“布尔什维克应当掌握技术。已经是布尔什维克自己成为专家的时候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9]1935年5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讲话时提到，“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才，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作者……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10]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和布莱特利·沃马克所言：“政治不只是一种和平的政治竞争或行政管理，而且是在危机形势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11]事实上，斯大林提出的“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这两个口号充分反映出苏联实行赶超型战略下对技术工人和工人干部的强烈需求，而斯达汉诺夫的英雄事迹正是在这种背景和形势下应运而生。 2.苏共对典型人物的塑造 成功的动员议题无疑是一件“公共品”，可以降低大众完成认同聚合的成本，提高动员收益。[12]因此，塑造斯达汉诺夫的劳动英雄形象就成为苏共实施动员议题的重要步骤。斯达汉诺夫事迹发生后，矿区党委当即召开会议组织部署宣传工作，斯达汉诺夫的名字被写入矿区荣誉榜，他获得了一套为技术工人预留的公寓，这里配备了电话、舒适的家具和所有生活必需品。此外，煤矿联合会还专门为斯达汉诺夫和他的妻子准备了电影院、工人俱乐部和度假村的通行证。与此同时，《真理报》对斯达汉诺夫事迹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继1935年9月1日在尾版刊登了斯达汉诺夫事迹后，《真理报》于9月6日头版刊登了一则题为“社会主义大力神：顿巴斯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和迪卡诺夫”的详细报道。9月8日，《真理报》刊登出以“从个人竞赛向群众运动”为大标题的顿巴斯煤矿开展群众运动的新闻。9月9日，斯达汉诺夫和迪卡诺夫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首页。在代表当时苏联意识形态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更是对斯达汉诺夫运动不吝溢美之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我国工业的革新家，斯达汉诺夫运动代表着我国工业的未来，它包含着工人阶级未来文化技术高涨的种子，它为我们开辟了达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所必需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13] 1935年10月至11月间，大量以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为主题的会议和报告在苏联政治、经济领导层举办起来，各地、各辖区的党委书记和各企业领导层都被号召投入到斯达汉诺夫运动中。1935年11月14-17日，全苏斯达汉诺夫劳动者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政治局所有委员和来自各行各业的3000名经济管理者、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出席了会议。斯大林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表示了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肯定和期待，“如果我们切实执行这些任务，那么斯达汉诺夫运动就会非常猛烈地开展起来，就会普及到我国各州各区去，而向我们显示出新成就的奇迹来”。[14]紧接着，1935年12月，联共(布)中央为斯达汉诺夫事迹召开中央全会，全会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进行表彰的同时，号召全国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并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能够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打破旧的技术定额，提高劳动生产率”，赶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把苏联变成最富裕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巩固社会主义地位。[15] 在苏共高层的号召下，苏联各大报纸连续发文宣传报道各行各业斯达汉诺夫劳动者的革新业绩，地方和基层党委做了大量思想和组织工作以宣传推广斯达汉诺夫劳动精神和先进经验。斯达汉诺夫成为各行各业劳动者学习效仿的对象，作为苏共自上而下动员和民众自下而上回应的衔接点，斯达汉诺夫名利双收，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他创造下的记录和他的回忆录《我的成长故事》被编入中学教材，他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并获得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被特批入党，并当选苏共中央委员。在当时，斯达汉诺夫是苏联劳动竞赛的典型，是苏联工业化成就的化身，他所获得荣誉和名望鼓舞和号召了千百万苏联民众热火朝天地投身于斯达汉诺夫运动中来。 二、政治动员议题的实施 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指出：“倘若没有象征符号，社会观的存在只能是不稳定的。”[16]那么，有了斯达汉诺夫这一象征符号，苏共如何将斯达汉诺夫事迹以点带面地进行推广呢?通过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考察可以发现，苏共主要从物质刺激、精神鼓动、政治施魅、严刑峻法等四个层面来实施、推广斯达汉诺夫事迹这一动员议题。 1.物质刺激 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不高，物质刺激因而成为调动民众劳动积极性的基础手段。就中央伊尔敏诺矿区而言，矿区工资支出从(1935年)9月份的340000卢布提升到12月份的500000卢布，这意味着每一名矿工平均月工资从235涨到了320卢布。[17]同样，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中心的平均工资也从(1935年)9月份的308卢布猛增到10月份的407卢布。[18]与此同时，在斯达汉诺夫事迹的推广中，以计件工资制为主的物质刺激方式对普通民众参与斯达汉诺夫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莫洛托夫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就曾指出，“不发展货币经济，不加强与其相关的工资作用，特别是累进计件工资，我们就不会有斯达汉诺夫运动如此迅速的发展”。[19]档案表明，在计时工作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只占8.4％，而在计件工作中占39.2％，在按累进计件支付工资的工人中，比例高达50％以上。[20]除此之外，在部分煤矿部门中，工人如果产出达到标准产出定额的110％就可以得到双倍的基础工资，如果超出产出定额的110％则会被支付三倍的基础工资。[21]计件工资制与额外奖励的推行打破了原本平均主义的分配，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人们学习先进敢于突破、克服落后状态的积极性，鼓舞更多的民众高效地完成生产。在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苏共推行的物质刺激策略激发了民众参与劳动竞赛的积极性，“‘斯达汉诺夫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工人的摄取欲达到了极端，推动他们在机床前互相竞赛”。[22] 2.精神激励 除物质刺激外，精神层面的激励和鼓动同样重要。斯达汉诺夫工作者И.И.古多夫在创造了第一个生产纪录多年后回忆道：“当时是什么力量促使我忘我地工作?是为了多得些报酬?是的……但又不仅仅是这些……是那些有关苏联工人如何笨拙的说法刺痛了我。”[23]苏联政权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外部资本主义世界为苏共政权提供了天然的“负面合法性”①，因此，“所有这些，都给予了苏联民众一个直观的印象：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它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始退却，而社会主义作为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24]在以斯达汉诺夫运动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建设浪潮中，苏共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负面合法性”资源动员数百万民众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激发着民众“要为美好理想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斗”的热情。[25]劳动者们带着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积极主动地在工厂、车间劳动着。与此同时，苏共对表现突出的劳动者还设以专门的精神奖励，“授予(他们)‘劳动英雄’、‘劳动红旗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等荣誉称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楷模”。[26]在苏共源源不断的意识形态号召和精神激励下，苏联“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经久不衰，成千上万的突击手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以创造性的劳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27]对于劳动人民这种热火朝天的画面，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访苏归来后也曾谈到，“这次访苏归来最主要的感受就是体验到那富有青春活力、热情洋溢的强大力量；苏联人民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对自己的信念坚信不疑，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对自己的领导者更是无比信任；这种力量渗透到苏联千百万大众的心中，激起他们无穷的干劲”。[28]由此可见，这种来自于精神层面的动力对于苏共动员议题的实施同样不容小觑。 3.政治施魅 马克思·韦伯曾指出：“‘超凡魅力’指的是个人的某种品质，正是由于这种品质，他被看做不同寻常的人物，被认为具有超自然或超人的、至少是特别罕见的力量和素质。”[29]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高层领袖的能力与魅力被无限放大，这继而导致了民众对领袖的顶礼膜拜。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高层领袖的言行举止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有着不容忽视的魅力。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中，领袖的政治施魅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和鼓舞了民众参与劳动竞赛的热情。 在当时，一些优秀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常称自己与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的“血缘关系”，他们将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视作严厉而又慈祥的父亲。被邀请至莫斯科大戏院参加十月革命周年庆的斯达汉诺夫就曾谈到，“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同志，我的眼睛根本离不开他，只想和他更靠近一些”。在随后召开的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他回忆道，“斯大林用父亲和导师般的眼神注视着我们”。[30]同样，据布瑟京回忆，1936年春天当他被邀请到莫斯科的时候，他被奥尔忠尼启则热情地拥抱了，那种感觉就像是“父亲见到了久未谋面的孩子”。布瑟京坦言，奥尔忠尼启则在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发表完演讲后，他感觉“像是斗志昂扬的士兵，愿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号召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奋斗”。[31]当不到一年后听到奥尔忠尼启则的死讯后，布瑟京的感受如同他父亲去世了一样，“在我的人生中没有比1937年2月19日更痛苦的了”。[32] 4.严刑峻法 如果说以上三种动员方式归属于积极动员的层面，那么苏共所施行的严刑峻法则应当属于消极动员层面。应当指出的是，消极动员并非动员主体采用的一种主要方式，消极动员举措的施行是为了配合积极动员方式的更好开展，防止外界对积极动员方式产生干扰，以便更好地实现动员绩效。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中，随着运动开展范围的逐步扩大，苏联国内的抵制和怠工现象也层出不穷。1935年秋季，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党的工作报告中就频繁出现普通工人不满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案例。[33]很多高层管理者、技术顾问和工程师都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打破了原有的经济计划、破坏了经济平衡。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部分地区出现了破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生产条件甚至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实行人身攻击的案例。于是，从1935年秋季开始，当局对斯达汉诺夫运动抵抗者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常常将工厂中轻微的抵抗行为视作是反革命破坏活动。《真理报》于9月20日就刊登了一条题为“向怠工者开火!”的新闻。 11月26日，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报告了一则铁路行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遭受人身攻击的案例，他认为这是一起旨在破坏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行为，两名主要被告人应当公开受审并判处死刑。[34]这件事在政治局引起了讨论，斯大林调整了维辛斯基的建议认为判处10年有期徒刑即可。据维辛斯基报告，很多铁路工人参加了该事件的庭审现场，他们对判罚结果予以了“强烈的肯定”，而且这次审判被当地媒体广而告之。[35]此事发生之后，维辛斯基于12月初签发了一项通告，该通告列举了一系列将被视作恐怖手段的情况：用暴力手段对抗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本人或者其工作并致使他们的伤亡或其他严重后果(包括有所准备但未遂者)；破坏机械工具或其他生产材料以干扰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工作的将被视为牵制性攻击毁坏；蓄意阻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工作的行政人员将会按反革命破坏罪处理；威胁、骚扰和殴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也将会受到严厉处罚。所有这些条例必须广泛宣传，在公开庭审现场应有大量群众的出席，庭审结果必须通过当地媒体广泛发布。[36] 应当说，这种消极动员举措的实施对普通民众产生了很强的震慑作用，出于一种恐惧心理，民众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中无不顺应政府号召、争先恐后地展示自己的劳动热情，卖力地表现自己。“这种恐怖无疑迫使许多人对这种制度表示了斯达汉诺夫式的忠诚”。[37] 三、政治动员议题的效果评析 (一)积极效应 成功的动员议题可以有效地将“‘符号编码’‘施魅’于公众的注意力、操控公众的想象力，令公众情绪高昂、热血沸腾”。[38]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中，苏共成功地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民众劳动热情的鼓舞下，苏联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出成就。 苏联的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总量中的比重由1929年的3.7％和1913年沙皇俄国的2.6％攀升到1937年的13.7％。例如发电量，苏联就由世界第十五位一跃上升至世界第三位。在机器制造业、拖拉机、卡车，还有其他生产行业方面，苏联的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39]除此之外，苏联还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新切尔克斯克、车里雅宾斯克等地新建了众多的钢铁厂、机器制造厂，扩建了高尔基和莫斯科两大汽车制造厂。此后，苏联基本停止了外国机器设备的进口，1937年进口机器的比重仅占苏联需求量的0.9％。到30年代末，苏联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全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对此，俄国学者麦德维杰夫就曾指出，“西方花了两百年的时间才做到的事情……在俄国几十年不长的时间里用残酷的办法、坚定的意志实现了，总而言之，这是现代史中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40]由此可见，苏共所建构和实施的斯达汉诺夫议题成功地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捍卫了新生政权，实现了其既定的动员目标。 (二)消极效应 然而，也正是在苏共建构和实施动员议题的过程中，苏共急于求成的发展思维逐步凸显出来，这种思维在实践上引致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形式主义的弥漫和主观主义的泛滥。 1.形式主义的弥漫 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中，个人打破纪录的情况频繁见报而工厂或小组整体效率的提高却鲜为人知。《真理报》9月11日报道就曾指出，“不要追逐个人纪录，要争取集体性提高”。然而，这一号召并未得到广泛性响应，包括《真理报》在内的其他报纸仍然在大量报道各领域出现的个人纪录。这实际反映出，为一个技术熟练、野心勃勃的工人准备特殊工作条件打破纪录比持续地为整个生产提供高水平的工作条件要容易很多。[41] 与此同时，苏共在动员过程中一味地强调一蹴而就式的出成果而忽视了细水长流式的可持续。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也曾对这一现象进行描述，苏联民众“便在经常性的作业之中，突如其来，每隔一阵子便来一下抽搐，全民总动员‘发狂似地超额劳动’一番，以完成从上而下的紧急命令”。[42]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的一名工人曾抱怨，“在上半月，我们尚可按照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方式进行制动器调试，而到了下半月原材料的供应就停止了，我们也不得不停下来”。[43]缺乏质量高、技术好的产品的有序供应，就连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也很难完成定额。[44]实际上，苏共这种重表轻里的形式主义做法严重助长了基层的弄虚作假之风，滋长了下级应付上级的不良倾向，这种风气致使苏联在工业化时期一味地追求量的提高而忽视了质的提升。 2.主观主义的泛滥 鉴于计划制订者和经济学家在整个过程中只起从属的作用，而政治领导者起着支配的作用，(领导者)个人特点和癖好深深地影响了苏联的制度。[45]苏共的政治动员是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双重压力下而实施的，为了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共高层脱离客观实际，盲目、主观地发布经济指令强制推行经济发展。 “工作安排必须遵照五年计划的目标，完成目标总是迫在眉睫”，民众需要“作出短暂和疯狂的努力，实现目标后再做休整”，“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以这种‘突击’生产为基础来完成五年计划。眼前的艰辛将在共产主义乌托邦中获得回报，又成了整个制度的思想基础”。[46]除此之外，在产业发展布局上，苏共高层主观臆断地“把力量集中在少数优先的目标上、拒绝采取更先进的方法来选择这些目标、不愿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并坚持超额完成指标”。[47]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中，重工业的发展得到了苏共的高度重视，但除此之外的轻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却受到忽视，这致使苏联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布局严重失衡。恰如莫舍·卢因所言，“可以肯定地说，如此极端片面性地把迅速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地位的工业化战略，如果政治制度没有能力迫使社会屈从于这种计划所造成的种种压力，艰苦和不合理的现象的话，那是不可能成功的”。[48] 四、启示 政治动员是一门艺术，动员议题的建构与实施是决定这门艺术精湛与否的两大重要因素。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中，苏共在特殊的国内外形势下完成了动员议题的建构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其既定目标。然而，也正是在动员议题的实施中，苏共急于求成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思维导致了诸多负面效应的产生。“当时，工业化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信心，也掩盖了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十分遗憾的是，“斯大林在世时，是不能进行任何改革的”。[49]由此可见，苏共要对斯达汉诺夫运动进行公正的绩效分析以自我反省也就无从谈起了。 斯达汉诺夫运动至今已八十年，当时红极一时的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到如今也鲜为人知，但是，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研究仍然有着很强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苏共在执政历程中所犯的错误并不代表其70多年的执政历程一无是处，苏联的解体也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有辩证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利弊，才能对其成败得失引以为鉴；只有尊重历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 注释： ①所谓“负面合法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即在民众看来，新社会相对于旧社会具有许多优越之处，在这种对比之下，旧社会的不足和缺点就变得难以容忍和接受，从而把自己的信任和忠诚转移到新社会之上。这种合法性主要是基于在新旧两种社会对比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般说来，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表现得越强烈，人们反对旧社会的心理就越激烈，追求新社会的美好理想的心情就越迫切，它在新社会发挥的合法化功用也就越强大。详情参见郝宇青.苏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功能及其限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10，6.标签：斯大林论文; 政治论文; 1935年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工人运动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会议议题论文; 真理报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