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制与编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为什么要转制？在整个国家都由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大背景下，绝大多数出版单位不可能长期处在亦事亦企的过渡状态，它必须最终完成这种过渡，割除自己余留的事业尾巴，进入完全的企业化状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市场竞争主体。党的十六大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审时度势提出了包括出版产业在内的发展文化产业的任务，而要发展出版产业，从逻辑上讲，至少需要一个达到产业底线要求的企业群。我国目前绝大多数的出版单位仍沿用事业性质、体制及企业管理的模式显然是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与要求的，是难以为继的。必须成建制地转制为企业，形成足量的企业群，才能支撑起出版产业的大厦。不结束目前出版单位这种亦事亦企的状态，就难以解决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弊端，这不仅影响到出版单位自身的发展问题，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转换及深化改革问题。从宏观看，转制最终要使我们的出版单位普遍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而制度带有根本性。经济体制改革，乃至一定的政体改革，最终要落脚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上来，而一旦企业形成了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就会对全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乃至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起到普遍的长效作用。从微观看，多数出版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动力疲乏症问题”，一些效益较好甚至效益突出的出版单位还存在“动力后继乏力”的问题，这些也都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显示着转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怎样转制？先是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然后再由单一国有制转制为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也可以两步并做一步走。首先是单位名分的转换，要到民政部门注销事业名分，再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为企业；然后是身份的转换，要由干部身份，全部转换为职工身份；还有老同志的离退休和养老问题，富余人员的分流下岗及适当补偿的社会保障问题，现有人员的竞聘上岗及等次划分问题等，都需要逐一解决，都要在国家企业法及新闻出版法规框架内积极稳妥地工作和运作，实现平稳过渡，确保产业发展和事业的繁荣。
二
编辑是什么？作为动词指编辑工作或编辑活动；作为名词则多指从事编辑工作和进行编辑活动的人们。在出版单位，编辑就是指对资料和作品稿件进行选择、整理、加工、提升的人们，编辑活动具有专业性、学术性、创造性。与其他文化活动相比较，编辑活动还具有选择性、加入性和中介性，编辑活动的这种特征就要求从事编辑工作的人们，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论修养；稳定、缜密的心理素质和细致认真的工作作风；广博的文化视野和博约结合的知识结构；专深的业务知识和熟练的业务能力，开拓创新的意识和多元的思维方式。[1] 在计划经济时代，对编辑的素质要求也是很高的，但编辑活动的空间相对有限，相对狭小，其活动方式也相对稳定，主要是加工型的，当然加工的深浅程度有不同，加工中也包含着大量的创造性活动和内容，有的作品就是通过这种深层次加工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或由粗糙的几乎被扔掉的矿石变成璀璨的明珠的，但是总体而言，是来料加工、等货上门，是加工型、甚至带有某种被动型的。改革开放后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编辑活动的空间相对扩展了、相对无限了，其活动方式也打破了往日常态的稳定，由单一加工型向设计型、策划型、加工型转变。设计型、策划型放在了编辑活动的头等重要位置，由于编辑活动的这种变化，也使从事编辑活动的编辑分化出两类编辑主体。一类叫做策划编辑，另一类叫做文字编辑。策划编辑主要是选题策划（业界有“选题、选题，根本问题”之说）。当然也不仅限于选题策划，在不少出版单位，策划编辑甚至还要负责装帧设计、印制包装、市场营销、书品推广、媒体炒作等方面的策划事项，实际上变成了全程策划，变成了项目经理了。而文字编辑呢？其基本职能是案头编辑、是文稿加工，案头的文稿加工也相当重要，是保质量、出精品的重要环节，其活动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创新功能。好的文字编辑，现在也不可多得，也是市场稀缺资源。目前的出版物的编校质量不高，多与高素质文稿编辑不足有直接关系。
为什么要强调编辑的作用？因为一本书、一份刊物，不管你的装帧设计如何精美，不管你的营销推广活动多么深入，最终还是看这本书、这本刊的内容如何、内容是否具有吸引力。内容为王嘛！而这内容的状况如何，又和编辑的策划选择能力直接相关，和编辑遴选的作者相关。和文稿加工的质量相关，编辑为本嘛！这是就一本书、一本刊而言的。如果就一个出版社、一个杂志社而言，你的差异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品牌的构建与延伸，形象的维护与提升，无形资产的积累与使用等，最终都取决于你的编辑是否具有较高的策划素质及文字素质，这种高素质的编辑形成了一个门类较为齐全的别人难以模仿的群体！
三
如果说转制解决的是出版单位的生产关系的话，那么编辑主体呢？则是出版单位的生产力，而且是核心生产力。正是在这一点上，将转制与编辑主体的再造有机地联系起来。
转制本身就是出版单位的生产力发展受到某种束缚，包括编辑生产力发展受到某种束缚提出的要求。在没有转制的条件下，较之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编辑的生产力还是获得了相对的解放。未改革之前，在我们编辑队伍中普遍存在着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干与不干都是一个样，或接近一个样的现象。改革以来，此种情形大为改观。出现了策划编辑、组稿编辑和文字编辑、技术编辑的分野，也有了项目经理的尝试。为数不少的出版单位还把编辑的报酬、待遇与其编辑策划的图书等出版物在市场的营销情况直接挂起钩来，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编辑的积极性、创造性。但是这种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在宏观上没有解决出版单位与政府机关政企不分的问题，没有割断政府制约的脐带，也没有明确的产权界限，编辑说不清楚要为多大的国有资产负责，因而缺乏产业的财产冲动；从微观上讲，对编辑的激励还只在政策层面，未上升到制度层面，更多的是短期效应，一般不会有较长期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已经表现出某种策划实力、文字实力的编辑难以长期地、持久地为该出版单位服务，就容易被挖墙脚，出现骨干缺乏现象，该出版企业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难以加固和延伸自己的品牌，也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发展战略了。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国有出版单位编辑骨干到民营书业、企业，到外资书业、企业供职的现象了。在一些老字号出版单位，一旦涂上足够的老字号色彩就要“打点行装”、改换门庭了。
不仅对于编辑们是这样，对于总编辑们，对于社长们也有类似的情形。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国有出版社年度总是处在几十个人、几百种书、几千万码洋的简单再生产水平上，就是因为在体制上，没有将企业的发展与老总们的命运水乳交融、血肉相连地连接在一起。当看到一些把很差的或小的出版企业经营得生机勃勃，且规模不断增大地处于核心竞争力之首的老总们，一夜之间一纸命令被调离或光荣退休的处境时，其他出版单位的老总们按照一般心理逻辑，怎么会在任职的有限性、短暂性的条件下，要求自己无限地奉献，永久性地把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贡献给这一单位呢？这实际上就是现存出版生产关系对出版、编辑生产力的束缚和限制。转制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先是成建制地由事业转变为企业，经过清产核资的办法通过国有资产授权的方式，明晰了产权界限，进行了企业法人注册登记，然后就要考虑借助投融资的形式，形成产权多元化，或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这种格局，首先会在较大程度上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为一定程度的产权人格化奠定了基础。什么叫对编辑的产权的人格化？就是对普通编辑适度配股和允其购股，对骨干编辑要舍得配大股，和允其购大股，对总编辑（社长）要许可为其配头股，允其购头股（顺带说一下，从普通编辑到总编辑更多都应是市场选择的结果）。通过这种办法一是促使编辑和整个出版企业结为命运共同体，荣辱与共，盈亏共担；二是最大限度地激发编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三是促使这种“激发”具有长久性、可持续性，甚至具有无限延伸和延展性。如同一个大学不在于大楼和大院，而在于大师和大师群一样，一个出版企业的地位和影响不在于其级别、背景，而在于骨干编辑和骨干编辑群体的形成与否。转制的目标正在这里，而编辑也正在以此为盼。不仅如此，转制是从制度层面，从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层面解决总编辑、明星编辑、骨干编辑、普通编辑的持久的创造性动力问题，其作用有着深远的意义。至于说编辑怎么策划出灿烂夺目、优质实用的精神花朵、精神果实，那是编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我们越俎代庖。
转制与编辑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就是转制不能代替编辑，即便是成功的转制也不可能必然地导致成功的选题。借用毛主席的话说，转制只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只是从制度层面为出版企业的发展和编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只是为编辑追求高质量策划和文字注入了活力和动力，但在提供了动力、活力的情况下能否策划出高质量的选题，能否加工出高质量的书稿、文稿，都仍然具有或然性，甚至还有不少的未知因素。这要看编辑的功力了。
编辑的功力有诸多方面，但在当前，应该强调编辑的文化含量问题。为什么呢？我想最少有三条理由：一是在研究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下降的原因时，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的为数不少的图书“水”了，书中的文化含量与传统比较大大减少了，读者兴冲冲地去买书，结果回来一看，大呼上当冤枉，尔后“一朝遭蛇咬，三年怕草绳”，不敢再轻易买书了。有同志提出我国图书不良库存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其中的文化含量严重不足，充斥着大量的注水书、空壳书、炒作书等。“文化产业没有文化，内容产业内容匮乏”的现象让书业蒙羞，让出版物尴尬（如论斤卖书），已经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忧虑。二是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一些为数不多的品牌出版社，哪一个不是聚结着一批为数不少的文化大师、文化大家，首先被文化所浸润着，然后才去浸润读者、弥香社会的。三是今天在我们行业的一些领军出版社，不管它的码洋多么巨大，效益多么骄人，他们的当家人始终都高举着文化的大旗，都始终坚守文化的领地。商务人认为“图书营销包括国际营销的实质是文化营销，是营销文化”；复旦人认为“文化是书业的成功之本”。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了文化，书业就没有了灵魂；缺少了文化，书业就会萎靡不振；背离了文化，书业就会皮之不存，而高扬文化旗帜则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出版人、编辑人的护身。
文化充满着诗意，又兼有现实性的品格。作为编辑，不论你先前是学什么专业的，你都必须通过购买和阅读图书来营造自己文学的感性、哲学的悟性、艺术的灵性、科学的理性，包括伦理的德性等等来形成和提升自己作为编辑的文化本性。每个编辑在这方面应有清醒的头脑，有不懈的追求，有切实的步骤，比如可以列出若干经典著作进行深层阅读。有可靠的保障，甚至人为地制造一些监督制约的因素，来实现自己的文化“皈依”，力争成为某一方面的学者或专家。
作为一个出版社的当家人呢？首先就应是地道的文化人，如果先前不突出、不到位也不要紧，千方百计向这方面努力就是了。要在营造文化氛围、促成编辑的文化养成方面有一点长远规划和战略设计，有一点配套制度和系统对策。要特别注意文化素质的养成与提升有它自己独特的规律，它忌讳运动式，忌讳疾风暴雨式，讨嫌貌合神离的形式主义；它要求对人本的尊重，对心灵的牵动，对境界的提升，先是“润物细无声”，再是“当春乃发生”。编辑的文化含量问题也对学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提出了要求，高校有些同志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了。总之，出版社最后的竞争在于人的竞争、在于编辑的竞争、在于文化的竞争，在知识经济时代，尤其是这样。让我们最大限度地培养和激发自己的文化自觉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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