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握手-支持一生_三次握手论文

三次握手-支持一生_三次握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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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小学母校叫曹庄小学。这所学校是新中国成立后办的,是挖掉曹家坟乱葬茔建的,盖的是草房,有小楼,很兴旺,周围几十里的学生都到曹庄来读小学(高小)。校长老师热爱教育,关心学生,远近闻名。

我读小学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许多事情的发生都无法预料,老师的命和运沉浮不定,朝不保夕。但我们作为贫下中农子女,上学是不难的,基本不交教杂费。“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在自己的学校里读书,穷人的孩子都是要减免费用的。可老师不断减少,我们只知道他们都被打倒了,但不知道“倒”在什么地方。所剩的老师不多了,原来教我们的老师不知去向。当时的校长姓真,就兼教我们的语文。

真校长对学校、对学生总是很负责的,除传授知识外,教育方法“润物细无声”,直抵学生的心灵。他穿着洗得褪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很朴素、很板扎。两鬓有些斑白,脸上没有笑容,对纪律要求很严,我们都很敬畏。他对贫下中农很有感情,继承这所学校的良好传统,动员穷人的孩子上学,关心学生成长。他对学生和学生的家境都了解,常鼓励我,好好读书。也从不吝啬“夸奖”学生。他曾夸我是“贫下中农的好口袋”,长大我才知道,是夸我“贫下中农的好后代”。我写过一篇文章《三次握手》,现抄录于下。

三次握手

我在村小学读二年级时,文革开始了,许多老师不知去向,留守并负责这个学校的是个50岁左右的男老师,长着圆中带方的头,古朴而严肃的脸上凹凸分明,线条苍苍茫茫,一看就像个长者。他叫真尤高。在物质不丰的年代,他的名字简直就是温饱的象征。我小时候最爱吃“蒸油糕”,因此我常记起他。

二年级时的第一堂课,因为还没有新课本,真老师便挂出一面小黑板,上面全是字词,便指名学生念。我的同学中有念出几个字来的,也有一个都认不出来的。我是“有字不识读半边”地连蒙带猜,总算全念下来了。他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我以为读错了,惊得心要跳出来似的,不敢抬眼看他那凹凸分明的脸。渐渐地,我的警报解除,因为这握手的感觉真好,他的大手几乎包住了我的小手,他的手心暖烘烘的,握着好一会儿才松开,连我的心、我的眼睛都被温热了。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有春风在我的脸上和心中滑动。

像所有的小孩一样,上课我有时开小差。那次我没认真听讲,手放在桌上做动作,他见了,走过来边讲边握住我的手。讲着,握着。开始是暖烘烘的,但越握越紧,越握越疼……放开手后,他仍旧边讲课边走上讲台,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而我心中羞愧难当,我想我的脸肯定红到了耳朵根子了。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所剩无几的老师也都惶惶不可终日了,后来他几乎到了校长兼校工的地步了。终于有一天,他说到城里参加学习班,一时教师难找,临走前,找来一个叫宏子的小青年临时代我们班的课。宏子姓杨,比我们长好几岁。开始大家很高兴,可是刚教了几天,就像黄鼠狼数鸡——越数越稀,学生几乎走光了。原因很简单,宏子并不能做老师,似乎识的字比我们还少,每次都是我先领读,然后大家齐读。有一天,真校长突然出现在我们教室门口,听我们读:“滴嗒,滴嗒,下雨了。下吧,下吧,我要发芽;下吧,下吧,我要开花……”当我发现他时,他已经走来握住我的手,更苍茫的脸上显得很悲壮,好像内容不仅仅是握手。当时我没读懂,只知道我们天机泄漏了,吓得愣在那儿。而他并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他的大手既温暖而又有力地较长时间握着我的手。后来,我才悟出来,当时他是有高兴、有激动、有感慨。因为教室里还有老师,还有学生,还有书声,还有希望……

34年过去,没有再见过他,但我要告诉他,童年的三次握手,足以支撑我的一生。

三次握手,注定我一生的坚守和热爱。

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去上学,到了学校看到小伙伴们围在门口,一看铁将军把门。不知为什么,门锁着,没有一个老师来开门,校长也没有出现。等我们再回到学校,老师、校长全是生面孔。全校师生早请示的时候我们得知,来了新校长,是个女的,特别凶,听说是什么革委会的领导之一,是个造反派的积极分子,也兼任我们的语文老师。教学怎么样我已经记不得了,只知道每天就是读“红宝书”,背《毛选》。对我来说,握手的日子成为历史。

事情是这样的。学校来了几个“四类分子”——被打倒的老师或是知识分子。在这里劳动改造,由这位女校长监督。其中有位岁数大的男老师,为女校长烧饭,有一天煨肉,“四类分子”在锅堂门口打瞌睡,睡着了,把校长的二斤肉煨化掉了。女校长脱下塑料底的鞋子就往这“四类分子”脸上抽,觉得不解恨,又顺手捞起厨房里挑水的毛竹扁担,劈了下去,这“四类分子”用胳膊抵挡,当场胳膊就打得挂了下来。女校长认定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敌人还在心不死”,“时刻阴谋搞破坏”,要“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又举起扁担,挨打的“四类分子”夺门朝外逃向操场,女校长举着扁担追扑过来。这时,我父亲正巧牵着一条牛从学校操场经过,看到这情景,大骂一声:“你这个××!你再打瞧?”父亲走上前夺下扁担,扔出八丈远。当时女校长恼羞成怒又无可奈何,气急败坏地直奔大队部,找到大队革委会,说我父亲维护敌人的利益,要求把我父亲抓起来,作为现行反革命打倒、批斗。大队长显然有地方保护意识,说:“他(指我父亲)世代贫农,根红苗正,有什么办法呢?”说着两只大手一摊。女校长无话可说,回到学校和我算账。在早请示的时候,她要我站起来,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并对全班同学说我的父亲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上去了,要我和父亲划清界限,大义灭亲。我不肯,我说母亲不在了,和父亲划清界限谁养我(给我饭吃)呢?女校长很不满意我的表现,请一同学(那位同学是谁我忘了)走到前排来(那时我个头矮小,坐在教室前排)将我的头往下按,我犟着头,按不下去,女校长走上前来,给我一个脑攉子,打得我眼冒金星……并关照班长,监督我天天早晨早请示的时候都要向毛主席请罪。我很痛苦,但我忍着没有告诉父亲,怕他再闯祸。我很孤独,那时我老想着握手的真校长!

渐渐的我厌恶上学,觉得上学像受罪,没有自由,开始逃学,上学三日打鱼两日晒网,成为班上的差生。

后来听说女校长也被打倒了,调走了。我作为留级生又留了一级,没有什么高兴,也没有什么不高兴,只想把成绩学好了,不让同学们看不起我……

我再到这所小学的时候是一九七五年。我高中毕业,没有后台找不到合适的事做,进五金厂、站商店(柜台)、当赤脚医生都没门,到公社的农具厂、综合厂、合作社、供销社那是痴心妄想!由于学校老师地位低,待遇差,本来老师就缺乏(青黄不接),学校的一位民办教师兼校长,找到了头路,到大队当大队会计去了,说我学习成绩还可以,推荐我去代课。从此我就开始了小学语文老师的行走。

一段时期,我曾经想找到这位校长、我的语文老师,却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后来听说他已经离开人世,心里甚是怀念。

后来我突然明白,我找的那人好像就是自己,自己现在不就是语文老师吗?“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握人之手,手有余温啊!我和现任校长及我的同事们在偏僻的水乡曹庄小学搞起了教学“试验田”,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是:“爱生如子亲于子,爱校如家胜似家”。因为还是文革的后期,言行有些偏有些左,但我们对事业的忠诚是无与伦比的(对此我以后要作更详细的叙述)。

那时,我们一心扑在学校里,放弃节假日,放弃休息日,也常是夜以继日玩命的工作。白天忙于教学,“八组八队”活动。除了家长的期望外,特别是到了学校有了点小名气之后,我们要对外上公开课,展示学校的办学成果。我们的“八组八队”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主要是各种兴趣小组,如“书画兴趣小组”“气象兴趣小组”“理发兴趣小组”“民乐队”“鼓号队”“乒乓球队”等,按照现在的话说,是“素质教育”,我是总辅导员。晚上我们坚持晚办公,备课、沙龙、读书,不断学习打造文化业务根基。用时髦的话说,“校本教研”。我们几乎没有私心,也常把家里的东西拿给学校用,动员家人支援学校,把各个人的资源整合起来,无偿供给学校,自己的一点工资买书开放给学生读……学校隔壁有个五金厂,我们是和白天的工人一起上班,和夜班的工人一起下班,没有多拿一分钱,没有吃过用公家钱招待的饭食,饮食生活没有规律,由此而生过重病,但我们干得很卖力,很高兴。有人说我们的骨头都红了,是珍稀动物,学校是“自然保护区”。那时学校充满生机,一片红红火火,学校里书声、歌声、乐器声不断。我们的“民办教师办名校”的理想在曹庄小学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的“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诗书画印”“理发修补”的兴趣和爱好,都是那时打的基础。我被真校长握过的手,变成一双巧手,站在课堂上也渐渐成为一双好手。水涨船高,学校出名了。

我带着自己的幸福和温馨的回忆,带着爱的温度,燃烧青春和智慧。我所在的单位和我共事的同仁、我的学生,因为我的努力和协同作战,多了一份热情,多了一股动力,多了一份快乐,多了一把尺子,多了一份幸福,多了一份收获,多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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