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高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人文社会科学新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人文论文,走向论文,科技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正在经历一场世界范围的高新科技革命巨大浪潮的洗礼，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同时还承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又一挑战。如何把握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这双重考验下的新走向，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容回避的重大现实研究课题。本文对此拟发表一孔之见，欢迎学术同仁予以批评和共同讨论，以期达到繁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空气的目的。
1 为高新科技人才的培养提供必备的文化氛围
发展我国的高新科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跨世纪的科技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强化必备的文化氛围，因此，繁荣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则是完全必要的和十分迫切的。
首先，高新科技革命的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氛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概莫能外。
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在发达的西方和发展中的中国，都曾经有过一段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分离的时期，只是随着当代高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这种状况才开始发生转变。
近十余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搞理工的人缺乏必要的人文、艺术教育与修养，因而显得思想贫乏、肤浅和幼稚等状况的现实，已经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去扩大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的领域，并加快了其速度。他们明确地提出了“科学+人文”、“文化+技术”的口号，一方面把在高新科技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移植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促进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把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用来解决当代自然科学的重大基本问题和当代工程技术的重大前沿问题，从而为当代高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氛围，并实际上推动了这场革命的深入。
我国目前的状况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人文社会科学有较高水平的文化修养，他们汇聚在一起可以谈音乐、谈诗词、谈名著；但在年轻一辈人那里，特别是目前大多数理工科大学大学生相当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其知识结构不尽合理。一方面是这类的课程设置重理工轻人文社科，另一方面是学生本身并未从思想上认识到学习人文社科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针对我国目前理工教育淡化文化氛围的现状，1994年6月党中央、 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重视美育”，“学校的美育对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应该切实加强”。1995年3月， 国家教委高教司提出并开始了《我国高等文科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改革与建设》的课题研究，就是针对科技教育远离人文社科教育的现象而实施的。
其次，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理工人才的培养也需要予以提供必备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氛围，而且带有十分紧迫性。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或者说要主动地为市场服务。问题在于：我们在努力开创科技工作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局面的同时，应当如何抵御商品化原则对科技工作包括对理工人才培养教育的消极影响？这就有必要营造健康的文化氛围，强化人文社会科学的修养。
广义上的文化不仅仅指文学、艺术等形式，它更多地代表一种价值观。爱因斯坦的文化修养也表现在他的价值取向上，正如他所说：“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越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路。现在，大家都为了电冰箱、汽车、房子而奔波、追逐、竞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了。但是也还有不少人，他们不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他们追求理想和真理，得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1〕费尔巴哈也曾告诫：科学家不要追求世俗的荣誉、 地位和财富，而要从科学中寻找幸福。钱学森教授在1995年1月9日的《中国科学报》上撰文也指出：“科学不只是为了创收！”
著名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在评价他的学生、年轻物理学家赫兹时指出：“他本人渴望的只是真理，他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全力以赴的精神追求真理。在他的心灵和眼神中，永远没有虚荣心或者个人利益。甚至在他拥有享用发现的不容争辩的权利之处，他也心甘情愿默默地退在一旁。”〔2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尚且能够培养出爱因斯坦、赫尔姆霍茨、赫兹等一大批具有较高人文社科修养水平的科技人才，那么，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代，抛弃对人文社科修养的追求而只采取经济至上的价值取向，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或文明上的倒退。
再次，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氛围有助于跨世纪的高科技人才的全面成长。因为高新科技革命实际上又是思维方式和通才教育的革命。
在高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理工科大学生缺乏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不仅会影响与抽象思维相辅相成的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且还难以认识并驾驭高新科技革命的规律性，从而无助于在探索复杂性、非线性问题的科学征程中作出重大的科技创造发明。而强化理工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氛围，就会培养出更多的复合型科技人才，就会为他们提供在思维方式与文化精神方面新的补充。科学史表明，普朗克的“量子”概念和爱因斯坦的“时空弯曲”理论，就是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两种能力相辅相成的结晶，也是与他们爱好音乐艺术的文化修养密不可分；李四光、华罗庚、苏步青等科学家的科学成就中也有其文学艺术修养的成分在内。如果科技工作者只是个实证主义者而没有思维方式上的新突破，就不可能探索未知。比如，在有关宇宙的研究中，大家的眼光都放在太阳、银河系、星球这些发光体上，在一些新的迹象逐渐显露出来时，没有突破传统思维的人就不可能发问：是不是存在一些原则上不发光的暗物质？
列宁曾预言会出现一个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巨大潮流。钱三强教授在八十年代中期也明确指出，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将出现一个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为特色的交叉科学新时代。今天，正在学校求学的理工科大学生，也不乏渴望把自己置入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文化氛围中重铸自己的强烈愿望。1995年4月20日，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系、清华土木系与北大历史系的同学代表坐在一起开展双向交流，就是一个明证。
今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在科技与文化都高度发展的当代，狭隘的科技专家是不大可能大有作为的；同样，科盲式的文化工作者也很难为文化事业做出什么贡献，因此，现代科技应当富于文化内涵，现代文化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清华大学的中文系把对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教育放在重要位置，这些学生经过6年的学习， 可同时拿到“工学士”和“文学士”两个学位，毕业后很受社会用人单位的欢迎。理工学科领域与人文社科学科领域的融通、汇合、交叉，即“综合”，已经成为跨世纪世界性教育改革的大趋势。
杨振宁教授特别重视研究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中就包括文化氛围与文化传统。他认为，做科学工作的必要条件“可以概括为才干、纪律、决心与经济支援。”“中国在这个世纪已经具备了前三项条件，到了下一个世纪将四者具备。”其中“儒家文化注重思维，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重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青年。”因此，杨振宁教授极有信心地认为：“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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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高新科技革命挑战中把握自身发展的正确走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方面，高新科技革命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必须现代化，否则，这种文化氛围就不可能具有整体上优化的性质和功能。为此，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自觉而主动地接受当代高新科技革命的挑战，抓住这一大好机遇，并在回答一系列挑战课题的过程中把握自身发展的正确走向。
首先，当代高新科技革命提出了许多认识论、自然观等研究课题，需要给予哲学上的回答。回答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哲学的现代化。
比如，当代自然科学的重大基本问题，包括物质结构问题、宇宙起源与演化问题、地球起源与演化问题、生命与智力的起源与进化问题、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研究问题等，其中有关夸克能否再分、宇宙有限还是无限、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世界是自组织的还是他组织的…这些都是科学理论中最深层次的问题，“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科学研究的准则，才能使科学研究有方向。”〔4〕当然， 也需要开展交叉科学或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借用数学理论和大型电子计算机进行测算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回答上述一系列科学问题中才能不断发展。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阐明了物质“自己运动”、“自我发展”的基本原理，然而，这一原理只有在总结与概括当代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特别是自组织理论）成果基础上，在回答世界是自组织的还是他组织的这一问题中才能丰富和充实它的内容，才能将内因与外因、必然性与偶然性等范畴置于最新科学认识之上，并进而掌握诸如“政企分开”与国家宏观调控之间关系的极富现实实践性的改革方法论。
其次，当代高新科技革命提出了许多需要决策的重大问题，这就要用社会科学来指挥。社会科学在指挥决策问题的过程中，促进了包括决策科学、未来学和发展战略科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工程化和综合化。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自然科学是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5〕我国当代高技术的发展与产业化， 更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指挥，其中，决策的科学化水平至关重要。以是否要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为例，其决策过程的起点可追溯到六十年代中期。当时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非常支持我国科学家关于建造自己的高能加速器的议案，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导致了“非科学的”社会科学指挥失误，使这项筹备工作夭折。“文革”结束后，我国又制定了高能物理实验中心的建设计划，但因当时对我国国情认识不足，该计划规模过于庞大，“浅薄的”社会科学指挥失误，使该计划被迫于1980年停止。1981年，邓小平同志以其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修养来指挥，提出要重新考虑建造高能加速器的问题，并建议召集专家会议进行论证。在专家们拿出方案之后，邓小平同志明确地下定了决策决心：“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6〕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经过5年时间建成。1988年10月24日， 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整个工程建设，并发表《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阐述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辩证关系，表明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高科技之林的雄心壮志和战略眼光。难怪李政道教授说：“这个工程的成功使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信心。”〔7〕
当代高新科学技术的决策、实施和发展，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或民族的兴旺发达以及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的战略事业，不可能离开社会科学的指挥，同时，社会科学要充分发挥其指挥功能，又必须用当代决策科学、未来学、发展战略科学、领导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概言之，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必须接受当代高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必须在回答诸如选择哪种科技发展战略目标、采取何种投资决策方式、怎样组织科技队伍、如何进行科技、经济、企业各方面的结合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中使其现代化，通过一系列的软科学学科的中介形成与自然科学汇流的强劲态势，包括其研究手段的数学化、计算机化和系统工程化。
再次，当代高新科技革命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方面的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研究，从而必然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比如，去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如何评价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诸如原子弹、计算机、v[,2]火箭等尖端技术， 以及几乎同时诞生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这显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而不可能仅仅作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专业评估。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当然是好事，可是却发生了美国三里岛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随之又出现了一股“反核电”运动，这就提出了还要不要搞核电事业以及如何评价核电的大问题，这里仍然是对包括社会心理、道德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研究课题。
还比如，计算机病毒和计算机犯罪以及电子黄毒问题，这就超出了科技范围而成为社会问题了，如果未来生物技术真的开创“人造人”的人工生命时代，人造一个“爱因斯坦”固然好得很，要是造一个“希特勒”怎么办？这显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道德问题了。太空垃圾带来的污染、“试管婴儿”造成的伦理道德问题，凡此种种都说明，高技术不仅给人们带来了阳光和欢乐，还伴随出现了阴郁和忧虑，如何注意研究这“双刃剑”效应，仍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去回答这些现实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不能回避这些问题：什么是并且是否已出现了信息社会？高技术是否必然带来高失业？高技术出现了“在家上班”现象，那么人际关系是否更加疏远，集体主义精神又何以形成和凝聚？随着教育手段的高技术化，人们可以凭借多媒体或信息高速公路上最好的大学，那么一般大学是否还有必要存在？诸如此类问题呼唤着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也只有在研究这些问题中才能促进自身的繁荣，并使其更具时代感，才能实现与自然科学的伟大汇流。没有这种汇流，自然科学很难发挥其第一生产力的社会功能与作用。
3 将“科学饱和”现象引人崭新境界
五、六十年代，西方学术界曾经流行过所谓科学的“饱和”现象。其主要依据是：关于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早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和本世纪的上半叶已经发现得差不多了，因此科学将停止它的发展，可是五、六十年代以来，尽管再也没有象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那样重大的发现，却出现了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孤子理论、混沌理论和分形学等自组织理论或非线性科学，而且被称为“又一次科学革命”，那么，将“科学饱和”现象引入“又一次科学革命”新境界的机制是什么呢？其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双向汇流的作用不容低估。
首先，“探索复杂性”是高新科技革命时代的主题，因此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双向汇流，否则无法解决复杂性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外出现了风行一时的复杂性研究，并非偶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者并因此而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出版了一本书《探索复杂性》，在他另一本《从混沌到有序》书中的第二篇又提出了复杂性科学的概念；中国科学院于1991年召开了复杂性科学学术会议，并出版了《复杂性研究》论文集。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我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思维现象在内，因此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往那种只研究个别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无助于解决这类复杂系统的问题，因此需要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探索。可见，探索复杂性不能离开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和帮助。
自组织理论的创始人在探索复杂性问题时，就借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帮助。哈肯说：“协同一辞来源于希腊文，其含义是‘协同工作’”“协同学含有中国基本思维的一些特点。事实上，对自然界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久未获得足够的考虑。……协同学阐明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8 〕普利高津也说：“经典的西方科学和中国的自然观长期以来是格格不入的。西方科学向来是强调实体（如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生物分子等），而中国的自然观以‘关系’为基础，因而是以关于物质世界的更为‘有组织’的观点为基础。……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9 〕这也是当代西方学术界为什么居然掀起一股中国文化热的潮流之原因。
其次，从事复杂性研究表明高新科技革命时代科学探索所具有的方法论特征。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和帮助，从而导致新学科的产生更具方法性学科的性质。
科技革命在过去是不难找到其例证的。如哥白尼革命、拉瓦锡革命、相对论革命、分子生物学革命，以及蒸汽力革命、电力革命、核力革命等。当代高新科技革命是另一种更特殊的革命，即它不单是同传统科学的发展相联系，更重要的是它是关于如何研究复杂性的方法论上的革命。
如上所述，科学并未因其“饱和”现象而停止其发展，只不过它采取了新的发展方式，即出现了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交叉发展趋势。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门类之间的学者通过智力的横向流动和知识的系统改组，从而使一系列新兴交叉学科以其鲜明的方法论特征与传统学科区别开来。
诚然，传统自然科学促进了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然而，传统科学采取的只是探索简单性的研究方式，故远不能适应当代高新科技革命的新形势，不适应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国际化竞争，不适应缓解人与自然不相协调的需要，因此，自然科学便与社会科学走到一起来了，科技、经济与社会日益一体化了，这就必然促进了全新的自然观、科技观和方法论的发展。
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正处于变革的、演化的、复杂化的时代，探索复杂性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愿望。鉴于此，无论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必须面对着人类社会、生态环境、医疗诊断、经济发展、信息与决策等复杂性或非线性问题，亦即都必须从非线性科学中汲取知识、思想和方法，舍此就不能有生机勃勃的创造性，就无法迎接世纪交替之际人类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伟大的物理学家薛定谔曾经说过：“我们清楚地感到，要想把所有已知的知识综合成为一个统一体，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在获得可靠的资料……除非我们中间有些人敢于去着手综合这些事实和理论，即使它们有的是第二手的和不完备的知识，而且还要敢于承担使我们成为蠢人的风险，除此之外，我看不到再有摆脱这种困境的其他办法了。否则，我们的真正目的将永远达不到。”〔10〕在我们展望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走向时，重温薛定谔的上述讲话，颇具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