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脱亚入欧”历史情结对中日双边关系的潜在制约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边关系论文,日本论文,情结论文,作用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冷战结束后，日美两国关系经过一段时期的战略调整，终于又从对立与冲突的紧张状态回复到了原初。1996年4月17日，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谈所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便是这种战略调整的结束和新的战略关系开始的标志，并因此而拉开了冷战结束后双方经过多年的摸索而重新在亚洲地区建立起的日美战略联盟的新的一幕。
从内容上看，这一后冷战时期的战略联盟是建立在日美在亚洲的共同利益和目标基础上的。也即以日美两国在亚洲的各自利益为基础，以未来的假想敌中国为防御目标，确保以美日为主导的亚洲秩序的稳定为目的，从而构建起了一道日美安全保障新体制。而从形式上看，这一格局的构筑则是沿袭了历史的惯性和模式，这种模式是为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在与东方（主要指东亚）“交往”过程中所熟悉和惯用的。
对日本来说，这是早已驾轻就熟的战略选择，其源头可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的“脱亚入欧”。一百多年来，日本正是凭借这一有效的对外战略抉择成功地构筑起了自己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一种独特的战略地位，从而不仅及时阻止了西方世界对它的进一步侵略和冲击，而且还能以美英的“亚洲看门人”（或“宪兵”，或冷战时期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等等）的特殊身份赢得西方世界在战略上对它的器重和有力扶持，并给予各种关照与“保护”，从而在二战前亚洲各国遍遭不幸的“悲惨年代”能一枝独秀地发展起来，最终跻身于世界列强之中。二战后也因为这一不变的战略选择又一次改变了其命运，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特别关照下，迅速而奇迹般地从战争的废墟上崛起，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
但这一历史进程，自明治维新以来曾出现过两次中断。第一次是三十年代，日本羽毛丰满后为了与英美争夺势力范围，积极地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战略同盟，向它的“主人”英美发起了强烈的攻势，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大到了亚洲和其他地区，但结果却是以日本的惨败而告终。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当其经济如日中天时，日本又开始跃跃欲试起来，试图跳出并打破原有的战略框架，向“恩师”美国发难，在经济上对美国展开了全面进攻，但结果却因招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持续而猛烈地反击和追打，经济受到一连串的重创，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又一次遭到惨败。据估计，在这一回合中日本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二倍半。
从历史上看，每当日本要反击英美时，都会喊出“脱欧入亚”的口号，联合亚洲国家共同抗击英美，如三十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80年代的“雁阵飞行”模式和90年代初的“亚洲回归”论等。当它处于“脱欧入亚”的历史转折过程中时，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则显得比较“宽松”与“和谐”，双边关系可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和在某些薄弱环节上有所突破。而一旦相反，亦即当日本处在“脱亚入欧”的过程中时，则是亚洲国家或某些国家苦难和痛苦的开始。
以1996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签署为转折点， 日本又自觉不自觉地重新回到了过去的外交轨道和模式中，因此从本质上说现在日本的整个对外战略走势是正沿着“脱亚入欧”轨迹在缓慢地演进着，这一过程是一个接近美欧疏远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过程。从日本以往的历史表现来看，这一时期也是日本最容易对中国造成危害、冲击和威胁的时期。远的不说，只要看看1996年前后日本的表现就足以说明问题，那段时期，美日联合声明还墨迹未干，日本就将中日关系拖入了自1972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其所作所为，发人深省。
二
从逻辑上说，这一过程自1996年开始后还应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因为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对外战略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看，日本从“脱亚入欧”再回到“脱欧入亚”大约需要25年到30年左右的时间。日本新一轮的“脱亚入欧”如从1996年日美共同签署安保联合声明算起，其过程大约要持续到2020左右。但事实上这一战略进程到了1997年下半年却突然出现了减速、间歇乃至中断，其基本框架和线条变得松动和模糊了起来，中美日三角关系开始变得微妙，并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原因自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这场危机意外地打断了美日联盟的那种“准冷战式”的非正常历史发展进程，使美国欲借日本之力来遏止中国和日本欲搭美国快车的战略企图双双受挫。这无论对美国还是日本来说都是事先所无法预料的，因此阵脚大乱。尤其是日本，当美国出于遏止中国的用意开始对它重新启用进行扶持时，便天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在山姆大叔的身上再次重温冷战时的旧梦，经济刚有好转就开始增加税收，紧缩财政……，使其经济在后来变得一团糟。
美国面对这一预想不到的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面前日本的“无能”和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地位的上升和凸显以及中国的一些重大决策（如人民币汇率走向等）对世界经济产生和必将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得不放弃（或暂时放弃）“冷战思维”，转而重视加强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加强与中国在亚洲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协调。为此，美国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重新考虑迄今为止由它所精心堆砌起的一套对华和对日政策，并对有关内容进行调整和修改。华盛顿的对华对日政策的变化可以从江泽民的访美和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提前访华以及日本对克林顿“过家门而不入”的嫉妒心态中管窥一斑。
此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日本窘态百出，无论美国怎样呼唤它，要求甚至恳求它迅速地振作起来发挥“历史作用”来稳定亚洲的秩序，日本都无法也无力给予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回应与配合，其作为“亚洲看门人”和“稳定器”的作用因此而大打折扣，身价大跌。
但在“脱亚入欧”这一历史惯性推动下的日本，由于深受传统的历史情结的缠绕，加之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国内外的右翼势力和满脑子充满了冷战思维的人），无法也不愿意立刻结束这种被动而尴尬的历史进程。对于美国的“变心”，日本会痴痴地认为是在经济形势逼迫下美国的一种无奈而暂时的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应给予“充分的理解”。在对外战略上依然深信“日本牌”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好选择，似乎在期待着随着危机的结束和世界经济形势的逐步转好，“中国威胁论”还会重提，和美国的距离会由此缩小，会再次得到美国的扶持和栽培。因此，只要美日安保条约这一战略框架不改变，日本只要耐心地等待下去，并和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就能重温和美国的旧梦。在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的对日访问过程中，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如此保留”，不肯以任何书面方式向曾饱受日本侵略的中国表示道歉（在此之前却向韩国书面道歉了）；不肯以口头方式表示对台湾的“三不”（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曾口头表明了对台湾的“三不”），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三
日本正处在“脱亚入欧”的战略转变过程中，在这一过程转换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虽然因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有所减轻，过程的发展速度也有所减缓，但这一历史进程在日本并没有中断，还在持续而缓慢地向前发展着。
从历史上来看，处于弱势时的日本，通常总要攀附在西方强国的身上来发展自己。作为被西方强国接受的前提条件，就是日本非要在亚洲做些什么，尤其是要对中国做出些什么来证明自己有资格和能力成为西方在亚洲的“看门人”，不仅如此，而且还要在遏止亚洲大国方面发挥西方所不能起的特殊作用。只有这样，西方世界的大门才会自动地向日本敞开，才会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它的认可和建立在这种“认可”基础上所给予的各种网开一面的关照和优惠。没有来自于美国等西方世界的有力支持和良好的国际生存空间与条件，作为自然资源极端贫瘠且国内市场先天不足的日本，是很难在以美欧为主导、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中生存下去的（日本是不会忘记90年代初山姆大叔棍棒滋味的）。
日本的这一历史进程的“重演”，对亚洲以及中国所带来的影响是深刻也是长久的。虽然时代已发生了变迁，各国之间在国际上的力量对比关系也已发生了深刻的今非昔比的变化，历史不可能也绝不会是简单意义上的重复，但任何低估或忽视其负面影响的想法或做法都是错误和危险的。
尤其是当人们目前普遍希望能建立一个新型的中日关系，希望中日关系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所突破时，人们更应对存在于日本社会深层中的这一变数给予更多的关注。这一变数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历史性的突破和发展，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它还可能具有破坏两国关系的消极一面（中国有过非常痛苦的经历）。目前的世界形势虽然非常有利于中国，但中日关系不同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具有特殊性。在与日本的交往中，不仅不能对它寄予过多的希望，而且还要时刻提防来自于日本的威胁。事实上，日本的威胁在1996年前后就已显露了端倪，如果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其后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是很难想象日本还会再做出些什么可怕的事来。
总之，我们应该对日本的对外战略模式的历史转承关系和这种深层关系的规律性的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各种潜在的负面影响有所了解，并注意在中美日不等边三角关系的互动中来把握和引导两国关系的走向，主动化解各种不利因素，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