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权力变迁规律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规律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01)04-0013-04)
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政治系统的推动与指导，另一方面也会对政治系统带来影响和冲击，其突出表现就是政治权力的变迁。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系统中，如何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要求，改革落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结构形式，吸纳新型社会力量参政，最终推动政治现代化和社会转型，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共同体内部权力通过控制、转换等手段有效地削弱乃至解除各种异己的力量，从而维持共同体的生存不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权力之网在包裹社会的过程中，政治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不协调状况呈渐显态势。那么，社会转型给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体系提出了哪些重要课题？如何影响政治权力的变迁？又去怎样调控权力的流向？
一、当前政治权力变迁的主要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处在以政治主导型向政治——社会主导型转变的时期。
所谓政治主导型就是政治力量推动社会的运动和规定运动的方向；而政治——社会主导型就意味着社会获得某种程度的自主权，社会自决的力量在增大，但政治体系仍然是影响社会变迁的关键力量。从政治主导型向政治——社会主导型转变的标志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型，从宗法伦理社会向契约法治社会转型。社会的转型必然导致社会观念的变革，社会关系的重组，社会利益的分化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崛起。而对现存政治体制的冲击，首先是对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组织体制的影响则是执政党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社会价值系统对政治价值系统的不断渗透。
在社会转型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政治价值系统由于受到社会价值系统的发展的挑战，其地位受到了冲击，这种冲击表现为后者对前者的不断渗透。社会价值系统的渗透作用降低了人们对传统政治权威的忠诚度以至在平民当中兴起了一种“政治冷淡主义”。（注：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引言第3页，改革出版社，1996年9月版。）并由此导致了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的兴起。为什么在当前这种高度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和先进理论灌输的环境下，社会价值系统仍能对政治价值系统产生渗透态势？主要原因是社会价值系统在很大程度上适合了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情绪，迎合了主张个人自由的心理。社会价值系统的渗透作用势必降低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价值体系的社会整合、社会动员和利益表达的功效。
第二，政治参与意识的扩张。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利益关系的调整，使得利益分配格局向多元化演变。伴随利益分化而来的是利益表达的欲求，而利益表达的重要方式就是政治参与。现代意义政治的参与是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公民是政治参与的主体。就行为方式来说，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有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政治接触、政治冷漠乃至某种程度的政治暴力。政治参与从本质上讲是民主政治时代的产物。人们有能力在一定范围内施加自己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影响力。在我国，不管政治参与的形式如何，既要受到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又要受到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能促进政治管理的民主化，其重要内容就是公民对于政治管理过程的参与和对于政治管理主体的制约。政治管理的民主化与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是水火不相容的。公民的政治参与通过选举、罢免公职人员、通过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活动，或者通过直接介入管理过程等，来制约执政党权力的运行活动，从而保障政治的廉洁与高效，同时促进民主的制度化建设。此外，政治参与还能影响政治稳定。但政治参与并不总是与政治稳定成正比关系，它既可增强政治稳定，也可以破坏政治稳定。当党的主张顺乎民心时，公民参与能与国家保持一体感，政治体系就是稳定的；当党的主张违背民意，公民的政治挫折感日强，执政党和公民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时，公民的参与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因此，政治参与是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尤其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尚未成熟，政治参与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境下，政治参与的表现途径也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当正常的利益表达不能通过有效的参与形式来实现时，往往导致政治参与以激进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在某些地区，农民因“乱收费”而围攻党政机关，工人因下岗失业而游行示威，进行相当规模的闹事，这些形式反映出了转型时期政治发展不成熟的特征。为此，执政党进行制度化的疏导，让公民的政治参与体现一种理性的精神，平和的方式，出自内心的意愿表达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党的执政基础有所弱化。
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建造人类文明大厦的过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它适应人们参与政治的需要而产生，是人们为参与政治而创造出的一种形式，它对于维持全国性的政治稳定，表达各种利益，控制社会冲突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引导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等都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长期斗争中考验出来的，是政府的缔造者。党的领导地位受宪法保护。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期，党要维持其合理性、合法性，在全国范围内把整个阶级组织起来，博得人民群众的支持，避免群众的疏远、冷漠难度加大了。社会的转型已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首先，价值系统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党的信仰。而在处理诸如经济发展，利益格局调整，就业安置等涉及到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某些机关和干部对群众利益的严重背离更为加剧了群众对党的忠诚度的下降，并由此带来了党的社会认同感的下降。其次，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对党的执政地位认同感的有所降低也是党的地位的合法性受到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转型意味着地位和权力的赢得应该建立在个人的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上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人们心理的最大影响程度。而这种影响的程度则成了检验执政党地位合法性的重要尺度。然而，党的某些地方组织和个人在活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消极的、不利于党发展的现象无疑成了这种尺度的冲击力量。再次，一些党员干部难以自拔地卷入了金钱、政治和腐败搅在一起的旋涡，导致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党是导致腐败的根源。基于这些原因，党和群众的关系显得有些别扭了。“政党与民众的关系若发生变形，政党的生存就要受到挑战。”（注：王长江《政党的危机》第35页，改革出版社，1996年9月版。）
二、受到挑战的政治权力
社会的转型给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体系造成的冲击波效应所带来的是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权力的博弈。其结果是：政治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呈下行态势，权力从政治领域流向社会领域。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博弈势头是强劲的。
1.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博弈
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个人主义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现象。个人主义是与社会价值系统相对应的，主张个人利益至上。集体主义作为一种传统而又经久不衰的价值观强调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主义是与政治价值系统相对应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博弈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长期以来，党的意识形态一直具有排他性，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西方意识形态的涌入难以完全阻止，同时，就实际情况来看，试图使人们的思想都完全一致，并且都按同一模式思考是不可能的。不难理解社会的转型为个人主义提供了存在的土壤。而在现时的中国，其他类型的思想难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这种思想的积累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可能被引爆，并加剧社会对抗的趋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博弈驱动了整个社会价值系统与政治价值系统的博弈。这种博弈的结果是集体主义获得了支配地位，因为集体主义既有政治权威的支持，又有传统力量的推崇。但个人主义在博弈过程中也为自己挣得了一席合理的生存空间。
2.执政党与社会团体的和平博弈
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推进，对外开放的迅速扩大，导致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变革。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和文化世俗化导致了中国全能主义政治及其一元化组织体系的某种动摇。大量新的社会群众团体组织如潮水般涌现出来。某些社会组织不乏浓厚的政治色彩。如去年出现的“法轮功”组织，其活动的猖獗使党不能不花大力气去对付。由于受到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错误影响，一些粉墨登场的社会组织出现了摆脱或削弱党的领导的趋势。于是就产生了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组织同社会群众团体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关系到党和国家对社会的领导权。因为博弈的焦点是权力的分割问题。当然，这种分权的力量主要来自党和政府，同时也来自转型时期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力量。目前中国主要有三支力量要求分权。其一，经济性组织分权。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的发育，大量非公有制经济涌现出来。由于转型时期体制建设尚未跟上，其生存与发展避免不了受到政治权力的不同程度的制约，某些与市场机制相悖的政策法规会制约这些企业的自由发展。这些企业则企图摆脱政治权力对其行为的约束，并产生了分权的欲求。在经济性组织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这些企业希望党和政府提供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法人实体。其二，地方分权。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地方利益格局的形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它试图保护其政治管辖范围内的利益的完整性，全国“上下一盘棋”的思想总要不同程度地受到地方的抵制，地方的权力观念在强化。其三，个人分权。转型时期对个人主义的张扬是自由主义思潮复兴的产物。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个人分权的趋势与西方分权的背景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经济的市场化发展。但在中国，执政党是推动分权的动力，又是约束分权、使之有限渐进的控制力量。
三、调控政治权力变迁的思路
要保持中国现代化运动持续有序地进行，就必须有一种机制把新生的阶层、团体等各种社会力量组织起来，使之与现存的政治秩序达到高度的整合状态。实现政治和社会的互强，保持权力的有序运动，进而建立科学的良性的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1.巩固执政党的权力
强调巩固执政党的权力是由转型时期中国权力变迁的特殊环境决定的。在我国，执政党既是政治秩序的创造者，又负有领导经济建设，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责任。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党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党必须明确其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必须推动社会和经济的转型，领导中国的现代化。但这两者的目标由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不稳定性相互冲突，这种冲突成了制约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瓶颈，冲破瓶颈的束缚，理性地控制权力的流向关系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显然，巩固执政党的领导权无疑是明智之举。执政党权力的巩固应从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切入：一是党必须把全社会的力量集中到实现党的目标上来。二是通过全社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增强自己的凝聚力。三是党应该成为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寻求合适的活动方式，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四是党的权力必须从社会领域有限撤出，引导新的社会组织适度参入政治。
2.坚持权力法治化原则
权力法治化就是以制度、法规来规范控制权力的流动。把党的活动纳入法律的范围。这既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认识和观念上的一个重要转变，也是制约政治权力被滥用而导致腐败的有效途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权力转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策性分权程度超过法治性分权。这种分权方式的运作有其客观性一面。当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发生转变时，常会带来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为了防止变革时期权力的失范、失序和失衡现象，就必须有相对灵活、具伸缩性的政策来调节权力的经常性变动，但这种分权方式本质上带有强制性，在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有一种中央对地方权力失控的危险。在社会结构持续分化的时期，社会成员都想通过制度化方式来实现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共享。权力法治化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3.开发政治权力资源
社会由政治主导型向政治——社会主导型的转换过程中，政治权力的变迁是正常的。这种变迁的突出表现就是地方和部门以及群众团体的分权欲求。“权力必须被分割或分配，但它也必须被制造，它有分散也有集合的功能。”（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130页。）在政治社会化过程当中，更多的社会力量卷入了权力关系之中，因此，对权力结构进行科学调整以开发政治权力资源，满足政治现代化对权力扩张的需求是必要的。这种调整应坚持两个原则：第一，执政党权力适度集中原则。中国的政治体系是执政党居于核心地位，党是现代化的启动者、推进者和组织者。权力适度集中的政治体系有利于保持转型期社会政治稳定，集中动员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加速现代化进程。但适度集权并非代表中国权力结构的未来走向，而是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需要。第二，拓宽吸纳新的社会组织进入政治体系的渠道。现代政治系统都是开放的，它不断地与外部环境发生互动，如果在系统的输入端缺乏理性的支持与需求，政治系统就会发生不良反应。输出的政策也可能是与群众的利益相违背的。由此而引发出政治的不稳定。社会的转型客观地要求执政党增强自身对外界物质的同化功能，吸纳更多的社会组织介入政治运作过程。这样就可以缓解因政治参入渠道不畅而产生的政治压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并为党的正确决策提供更多的，更为理性的政治信息。
4.推进政治价值系统的改革
社会的转型往往导致党的意识形态和党的政策之间产生矛盾的可能性。意识形态作为政治价值系统的主要内容在政治控制时缺乏灵活性是不可避免的。成功的意识形态应该适应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以便得到新的社会阶层的拥护。社会价值系统是多元的，对政治价值系统具有冲击作用。化解两类价值系统存在的冲突，实现政治价值系统起支配地位的两类价值系统的和谐是党在转型时期面临的新课题。党的意识形态是党赖以立足的思想基础，对其进行有的放矢的调整与完善，克服自身的刚性弱点以增强对群众的吸引力是党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毫无疑问，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调整并不是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否定与批判，而是在继承中创新，并相应地调整党的路线和政策，这也是政党发展的一条规律。
中国的社会转型还处于初始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体系所遇到的挑战也是初步的。但社会转型背景下政治权力的变迁是一种必然现象。政治权力和社会力量的博弈，在形成了一种政治和社会的良性互动的机制的前提下可以实现政治和社会的互强。本文对政治权力变迁的探讨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其宗旨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走向现代化。
收稿日期：2001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