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垫付、红利分享与中国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利论文,中国论文,成本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模式已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有人从战胜金融危机的角度分析中国模式：上一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保持经济最快地增长的是苏联，而这一次则是中国，从集体决策上看中国做得好，认为中国成功地吸纳了多国的宝贵经验，中国模式有强大的生命力。①国内学者最早研究中国模式的应该是林毅夫，他认为：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接近于10％，与已被称为奇迹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当，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在这么大面积、这么多人口的地方，以如此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如此下去，中国将创造人类文明史由盛到衰、再由衰到盛的最大奇迹。②随后，研究中国模式的学者越来越多，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选择；③马龙闪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④蔡拓认为：中国模式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回应与参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⑤针对华盛顿共识造成东欧、拉美、亚洲三个重灾区的事实，有学者认为：世界上许多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中国如此巨大的成就，中国模式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模式，中国模式可以概括为：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⑥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因素促成的，⑦也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得出结论：中国模式的实践轨迹是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过程中。⑧
本文认为，中国模式是从农村启动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从工业化启动的)，由农村改革带动城市改革，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中国模式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通过对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改造为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模式是建立在和平崛起基础上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建立在非和平崛起基础上的)，既没有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也没有通过军事手段解决资源短缺，而是通过平等的贸易交换来解决资源短缺。中国模式既是大国崛起的模式，又是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模式，也是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崛起的另一种模式。其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成本的垫付和红利的分享，本文对此略谈管见。
成本垫付：中国模式成长的根基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社会安定是第一位的，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苏联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的社会动荡，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过程中巨大的成本垫付。
中国改革之初的体制是在建国之初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在第一个30年，国家通过集中力量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这种体制在表现出短暂的高效率之后，出现了较长时期的低效率，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在农村甚至出现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现象。因此，改革首先从农村启动然后扩张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中国国情决定了最佳的路径选择只能是寻找一条既能提高效率又能保持社会稳定的改革道路。中国模式的雏形是以增量改革为特征，以成本垫付为手段。本文认为，中国模式的成本垫付表现为三种形态。
1.国有经济改革成本的垫付：社会稳定的基石
中国改革之所以没有出现社会动荡是与国有经济的成本垫付分不开的。国有经济改革的轨迹可概括为：从“拨改贷”开始，经过两步利改税，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制、股份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经济退出了一些领域和部门，腾出相当一部分市场给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国有经济的比重大大降低，为了维护改革大局，国有经济最少有四种成本垫付。
第一，国有经济税赋成本垫付。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而中国改革受损的恰恰是国有经济，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承担了较高的税赋水平。以2003年为例，国有工业企业人均销售税是9402元，人均增值税是11919元，而私人企业分别只有1422元、5734元，私人独资企业分别是1663元、5412元。国有经济的人均销售税分别是私人企业、私人独资企业的6.6倍和5.65倍，人均增值税分别是私人企业、私人独资企业的2.1倍和2.2倍。⑨可见，国有经济对国家的贡献远高于私人经济。再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据估计，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为1/3，私营经济为2/3，但是在税收中，私人经济只占1/3，国有经济占2/3。⑩
第二，国有经济股改成本垫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有计划地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但是在股改过程中，十分普遍的现象是国有资产被低估，个人财产被高估，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据估计，1982-1992年在股份制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5000多亿元。同时，国有企业在股改中也出现利润下滑的现象，股份制改革试点的国有企业都是各地经过挑选的优秀企业，具有长期的优良经营业绩，产品市场前景看好，管理制度比较健全。但是实行股改后，经济效益则严重下滑，例如安徽马钢在1994年上市百强中排名第三，1994年盈利7亿元，1995年下降到4000万元，川长钢的税收和利润1995年比1994年下降85％，还有一些名列前茅的上市公司，如春兰、长虹，以前曾以经营和业绩出色而闻名全国，1998年出现大幅度业绩滑坡，营业收入和税收利润比上一年分别下降14％和32％，(11)到目前，这些企业要么销声匿迹，要么日渐式微。
第三，国有经济信用成本垫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信用缺失是普遍存在的。据估计，中国商品流通领域中，合同交易量仅占经济交易量的30％，而合同履约率只有50％，由于合同履约率低，形成巨大的三角债链条，2001年达1.5万亿之巨，给企业造成1800多亿元的损失，企业因此增加财务费用2000多亿元，每年因制假、造假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达2000多亿元，(12)这些损失大部分都是由国有经济埋单的。
第四，国有经济失业成本垫付。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为了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政府不断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国有经济为了实现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和配合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得不牺牲自身的利益，比如淘汰落后产品，关停环境污染项目，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因此造成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有数百万职工下岗失业，国有经济职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社会成本的垫付：公平正义的失衡
中国模式是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是以打破大锅饭，提高效率为出发点的，但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往往向效率倾斜，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据专家估计，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基尼系数以每年0.1个百分点速度提高，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16，2007年已达到0.473，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表现在收入上也表现在财富的占有上，在国内20万亿金融资产中，80％为占总人口30％左右的人所拥有，其中近一半又被只占城市人口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即占总人口6％的人占有了40％的金融资产。(13)一项在1999年进行的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表明，不足5％的富人占有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3.6万亿元的一半，而高收入者的收入往往不是凭个人的才智，而是凭不合理、不合法的财富转移获得，主要是通过各种非法途径将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里：一是通过寻租活动转移到个人手中；(14)二是通过圈占转移到个人手中；(15)三是通过贪污腐败转移到个人手中。
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低收入人群增加并日益被边缘化，再加上市场化不当，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又过度市场化，从而使看病、上学、住房成为压在一般老百姓头上的所谓“三座大山”，不仅造成一般百姓的贫穷，而且还造成内需无法扩大，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
3.和平成本垫付：国家部分权益的忍让
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国无一例外地通过军事扩张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解决资源短缺问题，从而实现自身崛起，即使二战后的德日也包括这个元素。而中国的崛起不仅没有采取军事扩张手段，而且在国家部分权益上还采取了忍让的办法，即中国为了谋求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采取睦邻友好、强邻富邻的政策，在东海、南海和西南邻海领土的争端中采取外交谈判、政治解决的办法，在东海、南海的岛屿被他国强占、油气资源和渔业资源被盗采盗捕的情况下，也暂时搁置，在国家权益受侵害时采取忍让政策，在对待台湾问题上也采取谈判对话的政策。
红利分享：中国模式成功的翅膀
中国的落后，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从外部因素看，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迫使中国中断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20世纪60年代，中苏由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相对的闭关自守是被迫的，是外部因素强加的。从内部因素看，中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长期受西方列强的掠夺，经济基础非常脆弱。建国后，又由于经济政策的部分失误，决策部分失当，经济上越来越跟不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国改革开放之时，恰逢国内外环境发生历史性变化，使中国获得了红利分享，从而也促使了中国模式的成功。
1.国际红利：冷战的终结，全球化的机遇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0年代末，当时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是有利的。从政治上看，在冷战后期，美苏对抗达到暂时均衡，美国自越南战争失败，元气大伤，在美苏对抗中处于守势，而苏联则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美苏被冷战拖得筋疲力尽，中国则成为平衡美苏的中间力量，当时美苏都想拉拢中国，中国的国际地位显得十分重要，中国当时可以放开手脚大力发展经济。冷战结束后，美国采取攻势推行全球霸权，但主要精力放在北约东扩、海湾战争以及所谓的反恐上，东亚地区相对平稳，这使中国取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经济上，1980年代，西方国家鼓吹第三次浪潮，大力推行科技革命，放松了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则充分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同时积极引进外资，扩大生产能力、加快消费品生产，弥补国内市场短缺，并奠定了外向型经济的雏形，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199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鼓吹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制造业大量转移，中国则以此为契机，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价格优势，大力发展以发达国家为对象的出口型、外向型经济，从而成为世界工厂。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实行走出去的战略，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直接利用外国先进的成熟的技术，生产高端产品，占领本土市场，从而获得产品价值的高端收入；另一方面收购外国企业，直接生产国际名牌产品。可见，中国模式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2.国内红利：非公有制经济的角度
中国模式是以非公有制快速发展为特征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非公有制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首先，经营规模不断扩张，截至2006年6月全国个体工商户有2505万户，私营企业已达464万户，两类企业人员达1.12亿人，注册资本达7.4万亿元，占中央国有资产的70％，相当于地方国有资产的总和。其次，民营资本已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截止到“十五”末，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达49.7％。再次，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主渠道，“十五”期间，民营资本在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净增7000万人，民营资本占城镇就业比例从2000年的65％，增加到2005年的75％。最后，非公有制经济对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2000-2005年私营企业税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40％以上，2005年私营企业税收为2715.9亿元，是2000年的6.5倍，(16)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三种红利。(17)
第一，人口红利：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曾一度占总人口的80％，巨大的人口资源为非公有制经济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使其获得低成本优势(有人估计，中国农民工工资20年没有变化(18)，使中国产品能够大量出口并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能力。
第二，资源红利：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法律体系不健全，政府缺乏对矿山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的法律保护，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廉价使用甚至无偿使用的权力，并获得巨额的资源收益，但是掠夺性开采使用资源的成本、环境污染的成本则由全体公民来承担。
第三，制度红利：中国改革开放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体制的转型为非公有制带来了制度红利。首先，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低收入政策，居民消费长期不足，改革开放后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突然爆发，巨大的消费潜力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品市场。其次，计划经济体制的刚性使改革初期的市场具有卖方市场的特征，由于居民消费需求不断攀升，商品供不应求，非公有制经济很容易获得高额利润，这加快了非公有制经济原始积累的步伐。再次，国家的优惠政策，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国民经济发展，采取鼓励非公有制发展的政策，如对民营经济采取低税政策，对外资企业实行减免税政策，最后，国有经济的收缩和从一般性竞争行业的退出，为非公有制经济腾出一个较大的市场空间。
结论及建议
目前，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成果颇丰，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的结论是：成本垫付和红利分享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摸索出来的独特模式，完全可以和欧美模式、日本模式相提并论。由于它是一种和平崛起的模式，实现了各方的合作共赢，对人类的贡献远远大于欧美模式和日本模式。
任何模式都不是永恒的，对于中国模式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目前它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是由于中国模式是农村改革启动的，是以廉价的农村劳动力成本为优势获得发展的，但劳动力低成本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随着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效应，中国人口增长将持续下降，劳动力将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二是由于中国模式起点低，它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这种完全依靠高投入、高消耗获取经济增长的方式，必然会受到资源的约束，必然缺乏可持续性，同时中国的产品大多数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末端，从长远来看，这条路只能越走越窄。三是由于中国模式是大国崛起模式、和平崛起模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认为是对西方模式的威胁，而且也认为是对其价值体系的冲击，他们必然会采取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在经济领域，他们可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极其严苛的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甚至征收碳关税对中国产品实行歧视或将中国产品拒之门外。四是由于中国模式的成长宏观调控发挥很大作用，政府掌握很大的资源，但是如果滥用职权，宏观调控就会发生异化，就会造成官商勾结、两极分化，中国模式将失去应有的光彩。五是由于成本垫付和红利分享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因素，随着中国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成本垫付的效能和潜力将大大减少，从国有经济来看，30年的改革结果使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特别是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的改革潜力基本挖尽，继续成本垫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社会成本垫付来看，在国家加大和谐社会建设力度、日益关注民生的条件下，社会成本的垫付更加有限。就红利分享而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微弱补充型经济增长阶段，且西方发达国家不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际红利分享将不断减少甚至永远消失，随着中国法制的不断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的国内红利分享也越来越微不足道。
为了使中国模式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今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由产业链低端向产业链高端转变，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第二，激活改革动力，调动全体公民的积极性。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激发全体公民的改革热情，使全体公民真正成为改革的主体和受益者。第三，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限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要坚决打击官商勾结、滥用公权、贪污腐败行为，净化社会风气，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第四，建立有效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维护我国的各种权益。
注释：
①庄俊举、张西立：《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红旗文稿》2010年第2期。
②林毅夫：《论中国经济改革渐进式道路》，《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
③俞可平：《中国模式解读》，《中国远洋航务公告》2006年第1期。
④马龙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北京日报》2008年6月2日，第17版。
⑤蔡拓：《中国大战略刍议》，《国际观察》2006年第2期。
⑥俞可平：《中国模式并没有完全定型》，《教书育人》2009年第5期。
⑦胡乐明：《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
⑧郑杭生：《社会主义视野下的“中国经验”》，《光明日报》2009年12月19日，第10-11版。
⑨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计算鉴2003》有关数据计算。
⑩何秉孟：《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2-143页。
(11)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第384-385、434-441页。
(12)张亦春：《中国社会信用问题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第48-60页。
(13)罗楚亮、李实：《我国居民的财产分布及国际比较》，《经济学家》2009年第9期。
(14)胡和立：《1988年我国租金价格的估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5期。
(15)何清涟：《中国经济的断裂带》，《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16)黄孟复：《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2005-200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17)张尔升：《李约瑟之谜新解》，《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8期。
(18)范修礼：《对农民工工资20年不变的思考》，《科技广场》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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