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化和执政合法性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题论文,合法性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19(2009)01-0058-05
利益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我国的改革是从利益分化开始的，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利益分化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也对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利益分化和执政合法性的关系，对于全面准确认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合法性基础的变化，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利益分化对执政合法性的积极影响
政党政治是现代社会民主的普遍形式，执政的合法性是政党自身和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问题。通常认为，执政合法性反映的是一个政党被社会认同的情况。在合法性认同中，认同的主体是民众对政策所表达的心态、意愿；认同的客体是权力主体(执政党)的执政取向、执政秩序、执政成效等；认同的依据是一定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合法性对于一个执政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一个执政党获得合法性，就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力量，执政地位就可以得到持久的巩固。合法性是民众对执政党的心理认同，对于执政党来说，民众心理认同的力量是最为强大、最为持久的。一个党如果获得民众的支持，即使在执政过程中遇到各种挫折、困难，也会得到民众的包容或原谅。其次，合法性还可以使政党以较少的精力和行政费用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降低政党的执政成本。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保证了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因此，该党的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就不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财力，就能够有效地降低执政成本。一个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越强，该党的政策在社会上的贯彻执行就越顺利；执政的合法性越弱，政策贯彻执行的阻力就越大。因此，坚实的合法性基础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致力追求的目标。
利益分化反映的是社会利益关系中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差别化状况，包括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化状况。虽然利益分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分化，但主要是指经济利益分化。实践证明，利益分化给社会带来活力，推动社会经济加速发展，带动民主政治的不断健全。利益分化给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带来了一定机遇，同时，也给执政的合法性建设带来一定挑战。利益分化对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利益分化为增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供了重要资源
在执政合法性认同中，政党的执政情况是认同的客体，是认同的基础。在认同的客体内容中，执政党努力增进社会利益，给民众带来利益满足，是政党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通过利益分化，可以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的激励作用，激发社会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从而提高政党执政绩效，取得执政业绩方面的合法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益需求同质化，利益分配平均主义，使利益的激励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变革，传统的“大锅饭”被打破，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各利益主体有了相对独立的自身利益，利益差别化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成员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实践证明，利益分化激发了利益主体对利益追求的热情，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从而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供了重要保证。
(二)利益分化为增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供了重要途径
利益分化推进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从而为提高民众对政党的认同程度提供了重要途径。利益分化促使利益主体关注切身利益，有利于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有利于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有利于加强对政府行政的监督，从而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而健全的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对提高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有利于加强政治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为政党密切联系群众、倾听民众呼声、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要求提供了重要保证。其次，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还可以减少社会发展曲折对合法性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学者王长江对此有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一种制度“只要为人们所认可、信任，党只要按照制度来运作，哪怕是因此而出现失误，人们也至多对失误本身提出批评，而不会对执政合法性提出质疑”[1]。
二、利益分化给执政合法性带来的难题
合法性难题泛指社会在对执政党认同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难题可以来自多方面，既可以来自认同标准方面，也可以来自认同主体方面，还可以来自认同客体方面。利益分化对增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带来了积极影响，同时，也给社会价值观、人们的利益关系和执政状况带来深刻的变化，对执政的合法性认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带来了合法性难题。
(一)价值认同难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价值认同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价值认同是一定社会成员对客体价值或者价值观的承认、认可情况，价值认同以一定价值观为依据，反映了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契合情况。执政合法性反映的就是政党的执政价值理念和民众的价值追求之间的契合状况，即政党执政纲领中所蕴涵的价值理念被民众认可、接受的状况，政党的执政理念外化形式即执政业绩被民众认可、接受的状况。当一个政党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为社会大多数人认同时，政党的执政秩序就得到民众承认，执政也就具有了合法性；反之，执政也就不具有合法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和经济利益多样化必然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多样化。而思想观念多元化会直接造成政党执政价值理念和民众价值追求之间契合的困难，给价值认同带来挑战。思想观念多元化，会导致对执政党认同标准的多元化，造成社会多元认同标准和一元执政理念契合困难的情况，即出现“一”与“多”之间的矛盾。如果执政党所倡导的价值观不能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不能为社会大多数人认同，就会失去民众的心理支持，就会影响执政合法性的认同，这对执政党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从我国目前的价值认同情况看，社会对党执政理念的认同程度比较高，但是，社会上价值冲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利益分化形成我国多元价值观并存的局面，由于我们党加强社会价值观的引导，同时，在坚持党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时代需要、人民群众意愿，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注重执政理念的时代性、包容性，因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认同。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当前社会价值观情况十分复杂，一些不良价值观有相当影响力，价值观多元导致价值观冲突的现象十分严重，如在利益分配方面，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基本价值参照系方面形成共识的困难越来越大，使得协调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增大，造成在一些具体政策上的包容困难，进而出现一定程度上的价值认同困难。
(二)利益均衡难题
在执政合法性认同中，人民群众是合法性认同主体。正如法国学者雷蒙·博兰所指出的：“凡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之上并以此得到公众舆论承认的即为合法性。”[2]由于利益问题的重要性，对社会利益状况的认同成为人民群众认同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而对利益状况的认同不仅表现在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和个体利益的满足上，而且表现在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公正均衡的处理上。利益的公正均衡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一定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的道义源泉，也是一个政党取得合法性的重要源泉。正因为如此，世界上一些执政基础稳固的政党都十分重视利益公正均衡问题。虽然政党都具有阶级性，但一旦执政都强调自身在利益代表方面的全面性，在实践上就有可能出现出于利益关系失衡而造成的社会低收入阶层的“相对被剥夺”的离心心理，从而影响合法性认同。
利益分化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进步，但利益分化必然导致社会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差别化、贫富差距拉大，促使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利益分化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的发育程度不同，不同利益主体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就会不断分化。一些强势群体拥有了相当的社会力量之后，在政策制定和利益分配方面的话语权不断增多，而弱势群体由于先天发育不足，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方面则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造成利益博弈中的不公平现象，往往会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利益分化的初期阶段比较突出。虽然利益均衡不等于利益平均，但当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多数民众处于低收入状况时，所引发的不公平感和不满情绪就会危及执政合法性。广大民众是社会主体，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主体。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多数人具有不公平感、不满情绪，那么，就会出现政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不稳的问题，政党也就会失去合法性认同的主体基础。印度人民党在2004年大选中的失利，就是由此问题而引发的合法性难题的典型事例。
从我国社会利益关系情况看，改革开放使社会成员整体利益得到增进，社会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但也带来了主体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些原有的阶级阶层发生分化，新的社会阶层产生，利益主体复杂化。有的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是“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等级组成”的基本形态[3]。目前，我国在利益关系认同上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第一，我国贫富差距比较大，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第二，利益分化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低收入群体队伍比较庞大，主要是传统的工农群众，包括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工人中的低收入者，特别是下岗失业人员。中国主要社会群体——普通工人农民的弱势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农民和工人是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他们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影响到党执政的合法性。
(三)风险频发难题
执政风险是在执政过程中，社会发生的能够动摇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各种危险。执政风险是政党遇到合法性挑战的集中表现，由于执政风险对于政党执政地位具有消极影响，因此，规避执政风险是任何执政党都十分重视的问题。现实的执政风险一般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包括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包括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还有人民群众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等。在形成执政风险的主客观因素中，客观因素是执政风险形成的基础。
一个政党一旦执政，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执政风险问题，而在利益分化条件下，执政风险问题尤为突出。利益分化和利益结构重构是社会最重要、最深刻的变化，利益分化孕育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利益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分配结构，造成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的尖锐化与复杂化。由于利益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现象，因此，利益分化还会引发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引发其他社会矛盾的产生。这就是说，利益关系的变革往往蕴涵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因素。因此，学者们根据国际经验提出，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跨越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既是社会“黄金发展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这里的“矛盾凸显期”，就是对利益分化后一定时期内出现的矛盾高发情况的概括。如果对利益分化时期高发频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使这些问题成为直接影响政党执政地位的客观风险因素。
从我国社会风险情况看，虽然我国社会发展总体平稳，但也存在不少风险因素。当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西方国家要经过几百年才能完成的现代化建设任务，我国却要在几十年内就完成，这不仅决定了现代化建设任务的艰巨性，而且决定了在西方国家渐次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很可能会集中爆发并多发。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经济结构中仍存在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目前，在社会领域，我国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由利益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大幅度上升。而在政治领域，由腐败现象引发的风险问题尤为敏感。腐败现象和社会主义原则严重背离，引发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利益冲突，为老百姓深恶痛绝，因此，腐败问题极易成为一些社会突发性事件的诱因，成为发生执政风险的诱因。
三、重视利益分化条件下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巩固
利益分化中的合法性难题对党执政地位的影响是深刻的，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认真予以解决。由于我国利益分化进程加剧，一些体制、机制转型缓慢，利益分化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具有现实紧迫性。
利益分化条件下增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最重要的途径是加强对利益分化的整合。利益整合是通过一定手段对社会利益关系施加影响的过程。其目的是使社会各个阶层处于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状态，对于执政合法性来说，利益整合意义重大。首先，只有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才能形成凝心聚力的执政环境。社会发展目标是靠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智慧、努力和协调而实现的。出于利益分化，社会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执政党的有效整合、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形成凝心聚力的执政环境，可以避免大的社会矛盾发生。其次，只有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执政党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通过利益整合，执政党广泛地表达、综合和协调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同。可以说，利益整合是克服合法性难题、巩固和扩大政党执政基础的重要手段。
执政党对利益关系的整合是执政党运用一定方式对社会利益关系施加影响的过程。根据我们党的特殊性，对利益关系进行整合，主要以四种方式进行：
(一)政策供给
执政党从利益分化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形成整合利益关系的政策主张，通过法定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对社会利益分化进行有效整合。在政策供给上，要做到“变”和“不变”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利益关系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政策内容。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状况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也是不断变化的，执政党应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对整合作出相应的调整，在政策供给上做到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又要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不变，即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整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原则不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应该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利益分化的规律，根据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意愿辩证地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对利益分化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整合，保证社会大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二)总揽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执政方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由过去的事无巨细、包揽一切、党直接管理社会，向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方向转变，向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管理社会的方向转变。这就决定了党在对利益分化的整合中，主要是通过政府、群众自治组织进行整合的。在党通过政府、群众自治组织进行整合时，要重视发挥体制、机制在利益整合中的重要作用，要通过政府和民间组织建立健全社会利益整合机制。利益整合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调处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等。
(三)价值引导
价值引导是个体或群体通过一定手段有目的地对社会成员施加价值影响的过程，价值引导是政党提高执政合法性的重要途径。由于合法性认同是人民自愿接受执政党的领导，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之上的，因此，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引导是执政合法性认同的工具，是政党取得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在利益分化条件下，价值引导的地位更为突出。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条件下，只有通过价值引导，才能做到既尊重多元价值观的存在，又对社会多元价值观进行整合，保持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相容性，保证执政价值理念和民众价值观之间的高契合性。当前，我们要重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价值引导中的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为此，要积极探索宣传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同其他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打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社会基础；要使各级领导干部成为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与引导工作顺利进行；要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理论工作者队伍，提高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成效，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四)组织整合
组织整合是党整合的重要形式，依靠组织整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我们党正是以组织网络为依托，使党的政策在社会上得到有效执行，使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增强。在利益分化条件下，党的组织整合功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一方面，由于一般利益组织都是从自身角度反映利益要求，缺乏全面性，因此，只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利益分化条件下不同利益主体的发育程度不同，因此，弱势群体在利益诉求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党的组织整合功能弱化，就会加剧弱势群体在利益诉求方面的不平衡。近年来，我国不断出现的弱势群体越级上访事件就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当前，我们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解决好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好党组织网络覆盖面不全和党组织的整合功能发挥不够理想等问题，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利益协调中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