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廷枏《海国四说》及其域外史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域外论文,梁廷枏论文,海国四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7)03-0064-07
梁廷枏(1796-1861)，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人，历任广东海防书局纂修、越华书院、粤秀书院监院、学海堂堂长等，曾大力协助林则徐禁烟，平生勤于治学，有《南汉书》、《南越五主传》、《广东海防汇览》、咸丰《顺德县志》、《粤海关志》、《海国四说》等多种史地著作①。其《海国四说》由《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和《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四部著作构成，大致于1844年写成，而于1846年结集刊行，乃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域外史地研究著作之一。②梁氏《海国四说》对域外史志研究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遗憾的是，当今学界虽常常将其当作域外史料渊薮，但对其资料来源与资料价值及其体例特点缺乏专门研究，从而不免忽略了其史学价值和史学史地位，故笔者不揣浅陋加以介绍，以提请人们的注意。
一、域外资料收集路线图
以中国人述外国事的首要障碍是资料的匮乏。梁廷枏总结了一条非常实用的收集域外资料的路线图，《海国四说序》云；“自案牍以逮时贤撰著，参以彼所自说”。③“案牍”是指官方档案文书；“时贤撰著”是指当时国内一些研究西洋地理的书籍，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等；而“彼所自说”是指由西方人自己编撰的报刊和著作。
梁廷枏对域外资料收集路线图的揭示，来自其对学术史的认真反思和自我超越。他在《海国四说》中指出，元代以前，我国与西方各国的交流较少，陆路互市主要集中在西北，海路市舶主要来自东南亚一带，所以“自元以前，尚不知有西洋诸国。”明代自郑和下西洋，人们开始知道非洲，但是直到利玛窦来华还是“但知有西洋琐里，尚未知有大西洋”④，故“前史所载外域，大都阂于方隅，是以有明中叶，尚不知有大西洋，其栖舶岛屿之国，更无论矣。”⑤清初以来，由于海禁政策的施行，贡国反而较明代为少，成书于清初的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尽管对外蕃各地民风物产有所记述，但是为闻见所限，故“采掇之疏，厥端有在”。⑥梁氏此前也曾著《广东海防汇览》、《粤海关志》，主要从前代史籍和官方案牍中收集材料，但资料来源比较单一，资料简单，且有不少讹误。显然，《海国四说》所揭示的资料路线图，具有超越前人和自身的明确意图。
首先，梁廷枏进一步充实了此前收集的案牍中的域外史料。完成于鸦片战争前的《广东海防汇览》和《粤海关志》，皆搜集了一些关于夷情夷事的史料。如《广东海防汇览》之《方略》门有“驭夷”条，记载了一些中西交往的史实，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驭夷主张。不过，这些资料多反映广东沿海地方政府与夷商贸易往来，往往就事记事，没有更多的涉及到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具体情况。换言之，梁廷枏在那时虽然开始了了解西方世界，但“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甚清楚的。”⑦《粤海关志》对“东南番舶，实有从古未通中国者”，“辨其种族、考其程度”⑧。它所积累的关于西方各国的资料较之《广东海防汇览》大为丰富。如《粤海关志》中《贡舶》和《市舶》门就对来华进行贸易的二十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作了简单的考察。《贡舶》门介绍了暹罗、荷兰、意大利、英吉利、琉球等国，《市舶》门介绍了美利坚、日本、俄罗斯、越南、吕宋及其它东南亚国家和欧洲的一些中小国家。《夷商》门则专门介绍西洋商人特别是英夷、澳门夷与清政府的商业往来及清政府对他们的管理。《粤海关志》的许多资料，在《海国四说》中也得到了大量的引用，如《粤道贡国说》中就有许多资料便直接来自《粤海关志》卷二十一“贡舶”门。《粤道贡国说》卷二所载“暹罗国入贡仪注事例”也与《粤海关志》卷二十一“贡舶”所载完全相同。不过，《广东海防汇览》和《粤海关志》的重点在于介绍本国的海防和关税，西洋之国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书中有关域外之国的资料仍然比较零碎，不够详细、准确，也缺乏系统性。《海国四说》对案牍资料的收集，较《广东海防汇览》和《粤海关志》丰富、具体得多。如《合省国说》中有一段按语云：“米利坚入市以来，除所有统同禁令，如入口硝磺、军器、炮位、金、银、钱、铜、铁、铅、米谷、书史及大黄、茶叶、土丝、绸缎之私买者，向与各国均同遵守外。其专为彼国事，见案牍者，今并著之。”⑨显然，这里所涉及的史料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远非《广东海防汇览》、《粤海关志》可比。
梁廷枏对于时贤著作，也颇为注意。当时影响较大的关涉域外研究的著作有魏源编成的《海国图志》、夏燮的《中西纪事》、包世臣的《安吴四种》，以及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杨炳的《海录》、肖会裕的《英吉利记》等。这些著作不仅较详细地介绍了外国的史地概况，而且也粗略地谈到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提供了窗口，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令人有“始知不阅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的感慨。梁廷枏对这些著作也多所利用，如《兰伦偶说》卷二两次引用魏源《英吉利小记》来分别说明英国的疆域和宗教信仰⑩，便是典型一例。
对于西方人自己编撰的报刊和书籍即“彼所自说”资料的利用，乃是《海国四说》资料收集方面最为突出的特色。梁廷枏认为，官方案牍和时贤著述，其所得域外资料或失之简略，或辗转引述、歧异纷呈，远没有西方人对自己国家的介绍全面、可信。其《合省国说》序云：“予奉纂《粤海关志》，分载贡市诸国。而在广东海防书局，亦曾采集海外旧闻，凡岛屿强弱，古今分合之由，详著于篇。独米利坚立国未久，前贤实缺纪载，案牍所存，又多系市禁令，间有得于通事行商所口述者，亦苦纷杂，难为条绪，欲专著一篇不可得，则仍置之。”(11)梁廷枏以前在广东海防书局所收集到的有关西洋的资料，大多为官方案牍，主要是一些规章禁令和传闻材料，全面性和准确性都有局限。因此，他把目光投向了“彼所自说”。当时西人自己介绍西方的资料主要有书籍、报刊主要有两类。其《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中记载：“年来泰西所月行之新闻纸，译出传入内地，固半属劝人持教邀福。近复有习读中土书者，自刻其所得《圣书》中要旨，诠绎而序行之，遣人于粤东会城市集之地，按户遗送。”(12)这里提及的便既有书籍，亦有报刊。据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由传教士传到中国来的政治、史地著作不下数十种，主要有：郭士立(Charles Gutzaff)等人编写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万国地理全集》、《大英国统志》、《古今万国纲鉴》、《贸易通志》；高理文（Elijah Goleman Bridgman，也译成“裨治文”）编写的《美利哥合省国志略》、《亚墨理格合省国志略》；玛吉士(Martins Marquei Lose)编写的《外国史略》；理哲(Wag Richard Quanter)编写的《地球说》；培瑞(Paton David Mac Donald)编写的《万国纲鉴》等著作。(13)这批著作以外国人述外国事，是西人传播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媒介，也成了近代中国人谋求社会进步、走向世界的最为宝贵的思想材料。《海国四说》尽可能搜集这些著作，以了解夷情。如其《合省国说》即根据高理文编写的《美利哥合省国志略》编成：“两年忧居，耳不复闻夷事。有以其国人新编《合省志略》册子见示者，尽初习汉文而未悉著述体例者之所为。因合以前日书局旧所采记，稍加考订，荟萃成帙。”(14)而《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引用书籍达47种，其中天主教书籍12种，耶稣教书籍6种，西人著作占所引书籍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它如对“欧罗巴人原撰《图志》”、“新嘉坡人撰《英国论略》”等皆多所引用。
梁廷枏还特别注意从西方传教士出版的报纸获得有关外国情况的情报资料。据有关统计，1811-1842年间，传教士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中文报刊就达13种之多。此外，西方传教士在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等地亦出版了大量中文书刊。这些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出版物首先大量流入岭南地区。上述书刊多为宗教宣传品，但也有一些是介绍域外地理、各国历史等内容的书刊。西方人士还在广州、澳门等地出版了大量外文书刊，如《广州纪事报》(1827)、《广州杂志》(1831)、《中国丛报》(1832)、《广州周报》(1835)等。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曾经组织收集、翻译了许多有关世界知识的外国书报，而梁廷枏则是这一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梁廷枏在其《夷氛闻记》中曾引林则徐之语介绍新闻纸之情报价值：“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15)梁廷枏很自然地将岭南这一笔丰富的“得风气之先”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了自己的学术优势。在《兰伦偶说序》中，他指出：“其人近粗习中华文字，间有译梓成帙，流入市廛。实即所旧行之新闻纸，有考证天文者，有纪述风土者。”(16)梁廷枏认为西方新闻纸提供的外国资料远比中国人的一些道听途说的资料来得全面准确，是了解西方情况的重要渠道。他指出美国“自经史词赋外，最重而通行者曰新闻纸。”同时加按语对西方报纸进行详细介绍：“其纸递长至五尺，阔至三尺。始于利打尔亚国，欧罗巴人行之已三百余年。纸不钉装，两面皆有字，或日一出，或七日出三四纸，或半月一纸。每出多者二万，少亦数百纸。人阅看者，收其工料之赀，每岁自一员至十二员有差。所载皆船货来往期日、市价及买卖田庐、租税房舍之值，并官员、士子、兵丁所言、所作事，广及海外一切闻见。又有月新闻纸。载历监、医生、乐工、律法、所得学问及劝善各事宜。又有一季一出者，多约一二百篇。如中国之时宪书所载，则日月出没、日食、月食之故，迄于本年士农工商所业之宜，与各国人数增减，凡舆地、古事、前言、往行、天文、音乐、辞章，并杂著焉。盖已编成卷帙，而国中人则通谓之新闻纸而已。惟本数多寡无定，故价值亦因以参差，自半员至数十员不等。”(17)梁廷枏注意到了报纸的巨大的信息价值，因而自觉加以利用。如《兰伦偶说》卷四引用《澳门月报》、兰伦新闻纸来说明英国在鸦片贸易中的税收收支情况。
二、考据以求信史
梁廷枏不仅注意对资料的多方收集，而且十分注意对资料的整理考证。
首先，梁廷枏十分注意对汇集获得的各方面的资料加以条分缕析，以帮助人们对西洋诸国获得尽可能详尽的了解。例如，关于英国的资料，虽然“其事足资稽索”，“中国人偶有纪述所见闻，亦堪荟萃”，但是“大率详今略古，究未得其立国之所由来。”(18)梁廷枏多方搜索资料来弥补这一缺陷。如对于英国古代历史，他指出：“当撒孙并立后，传代无多，年分似可递接。即其初与国人拒守久而后定之十九年亦可联接而计。愈知废旷空缺者，在罗马据立时也。其由明中叶至今，年代虽近，而其历传之名氏、世次，及其间争据开垦之事，则犹得以荟萃诸书所纪述者，而悉其起讫也。”他通过荟萃群书，对英国千余年的历史一一道来，确实使人们对英国历史有了大致了解，从而“得其立国之所由来”。较之同期《瀛寰志略》所载“传世者姓氏寥寥，五代以前全略”，(19)有明显的改善。有论者据克莱登·罗柏兹(Clayton Roberts)和大卫·罗兹(David Roberts)合著之《英国史》与《兰伦偶说》加以对照，发现二者所述“史实大致相符”，(20)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又如为了解基督教，梁廷枏利用“所见西国书，及所传送书之援引《圣书》者，并耶稣教原遗诸书，各撮其大意，为之条理其说，而荟萃缕晰，著之于后，而后再加以论断。”(21)如论耶稣教的缘起始末，是取材于《圣经》旧约和新约(22)。他依据《创世纪》依次叙述了亚坍（亚当）、夏娃、那亚，洪水为灾，以至撒拉、亚伯拉罕、约瑟弗、法鲁、大辟、所罗门诸君，传六十一世至耶稣。接下来“言彼教之始。”(23)耶稣的起始，是根据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立约关系。旧约以摩西为首，新约以耶稣为始，所以摩西和耶稣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开端。接下来叙“彼教流衍之故”，认为基督教的流行是因为耶稣门徒多出外行教。复活审判，是耶稣教和摩西教“所最不同者，故别著之。”(24)最后历援史传，见彼教支流先自歧出。冼玉清教授盛赞曰：“余读是书后，深服梁氏对耶稣教历史之深入透彻，了如指掌，其论列《新旧约》之教，尤非一切翻译圣经者所能达出。论耶稣教文字之最佳之书，当推此矣。”(25)
梁廷枏虽然多方收集资料，但不是搞资料汇编，而是运用自己所熟谙的乾嘉考据方法对所见资料详加考订，以求尽可能获得准确的知识。如关于世界五大洲的情况，西人艾儒略所著《职外方纪》将非洲和南北美洲混为一谈，说“利未亚为五大洲之一，其地内有亚非利加，即亚米利加，有陆路通小西洋之如德亚，今分南、北。”中国学界一直以讹传讹，梁廷枏在编撰《粤海关志》时对此也不甚了了，但是在《海国四说》中他通过“米利坚国人有以汉文白志其本国事者曰《合省国志略》”、“西洋人自称爱汉者，所刻《东西洋每月统记传》”(26)的记载，对五大洲终于有了正确的认识。他指出：“亚非利加即亚非利驾之转，亚米利加即亚墨利格之转。以是推之，明明混《志略》所称三洲为一洲。其说当时止得自局中采访，未可为据。”(27)梁廷枏认为“以本国人述本国事尤为亲切”，因此往往以之纠正国人的错误认识。如关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始末，清人徐俊《高厚蒙求》有所记载，梁廷枏以之与美国人郫治文所撰《合省国志略》作了比较研究后指出：“徐氏固未能考据，亦不知阁龙为何国人，不如《志略》以本国人述本国事尤为亲切”。(28)又如美国入市中国时间，梁廷枏此前所撰《粤海关志》定为乾隆五十二年，而《广东通志》则以为始于乾隆四十二年，他指出：“当时据采访册，其误有因也。《志略》乃云乾隆四十八年始。彼国最重贸易，其叩关初至之年，当有纪载，撰《志略》者必所习闻，不应舛错。”(29)
梁廷枏考证资料准确性的方法，通常是通过对所荟萃的资料比较异同，事同则采信，事异则进一步考证，力图搞清历史真相。比如说，关于马萨诸塞普利茅斯的早期移民与新旧教之争这一段史实，梁廷枏通过比较，发现欧洲人所著《图志》的记载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不同，因此特加按语指出：“英俗弃加力尊波罗教已久，其说与《亚墨利格合省志略》合，从之。按：英吉利与荷兰国同在欧罗巴洲内，其始为荷兰所属，然魏氏云：为欧罗巴属国。今考魏源《小纪》云：‘英吉利辟天主教，不供十字架，而书称千八百年者，旧为欧罗巴属国，犹随其称也。其国教主曰葛尼名巴底，行距今千六百二十六年。神有须发，一为立而合掌仰天之像，一为跪而合掌仰天之像，在人家奉之。僧则供佛像，曰巴底利。’按：辟天主教一说，出《海国闻见录》。而叶钟进《记略》则云：‘前辟而后信之。’殆指大阿革利西安杀传教者，毁其堂，至干士但天，仍不尚耶稣，后与他国战，试祷之，云际作十字架形，有文曰：‘以此胜敌’，乃置十字架于前锋，卒以战胜。叶氏所云前辟后信之说，当指此事。而言天主一教，从分为加特力、波罗特士顿二支，其一不设神像。魏氏所云有像者，似为彼教之别支，而统于耶稣者。云作跪而合掌，今按英吉利俗无跪拜仪，虽见王不拜，岂教主拜天而民不可拜王耶？说尚俟考。又《美理哥志略》云：‘英国书称美理哥，原英吉利罪人充军至此所衍苗裔，其言荒谬。’云云。今按：奉加特力教逃者止二百馀人，即未得请而往，究非流遣于此。沉居合省者，非尽二百馀人之后，未免传讹失实。然合省之北，今为英吉利属地者七部外，尚有小岛，名马蒙勒土，为罪人流放之所。然则，所云充军之说，似亦有因。《海录》亦载有其说。则传闻之误，几遍海洋矣。”(30)这段按语层层考证，多方举证，纠正了当时一些颇负盛名的西学著作如魏源的《英吉利小记》、叶钟进《英吉利夷情纪略》、谢清高《海录》的错误。
即使是对于西人著作，梁廷枏也绝不盲从，而是或补其缺漏、或正其谬误、或阙疑。例如关于法国参战帮助美国独立的史实，国内此前所有有关美国的史料均不曾提及，连美国人自己撰写《合省国志略》也没有记载，梁廷枏从嘉庆十三年两广总督奏章中所录美国俘虏的口供中挖掘了这一史实，他指出：“乾隆四十一年，米利坚之拒绝英吉利，本听法兰西所使。所云已二十余年者，自乾隆四十一年推至嘉庆十三年，适三十年。年事并符，故是役法兰西竟肯出兵相助，后复与和议，使其自开一国，劝英吉利罢兵，则法兰西始终一意同谋。《志略》特不载其事耳。”(30)
当然，梁廷枏也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他曾指出：“盖西人书不知阙疑之义，往往各执一说。彼此互勘，则各有矛盾。”(32)对于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实事求事地采取了存疑的办法。例如关于英国脱离罗马统治的时间，《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所记“以时代考之，当在萧齐间。而《图志》以此事系于汉时，谓从此不复为意大里亚所属。两说互异，相去远至三百五十余年。”梁廷枏指出：“然诸工虽托始于加力牛拉，究不知属何年，但知为西汉时人而已。即彼国书，亦未能实指其年也。”(32)
三、汇合中西史学
梁廷枏《海国四说》不仅追求史料的丰富与真实，也追求体例的创新。在谈及《海国四说》的命名时，他说：“不曰‘记’而曰‘说’，以中国人述外国事，称名自有体制，且非足迹之所及，安知其信？固不敢援李思聪之《百夷传》、侯继高之《日本风土记》为例也。”(34)这表明他一直在思考“以中国人述外国事”之书的体例问题。
首先，梁廷枏借鉴并改造古史体例，确立了“以中国人述外国事”的体例。梁廷枏仿照国别史来撰写外国史，但又充分吸收了纪传体等体例之长。其《合省国说》序云：“因合以前日书局旧所采记，稍加考订，荟萃成帙，略如《五国故事》、《吴越备史》，而详核有加焉。仍其今称，题曰《合省国说》，用广异闻而备外纪。”(35)就整体的体例安排来看，梁廷枏主要吸收了国别体的因素。《五国故事》、《吴越备史》属于典型的国别体，其《合省国说》和《兰伦偶说》也可看作国别体。如《吴越备史》四卷分别为《年号世系图》、《诸王子弟官爵封谥表》、《十三州图》、《十三州考》（现仅存《十三州考》）。而《兰伦偶说》卷一叙英国之帝王世系、卷二叙地理形势、卷三叙职官制度、卷四叙风土人情，整体体例与《吴越备史》大体相似。显然，梁廷枏是借鉴中国古代国别体史书的体例来写外国史。就对具体史实的叙述而言，梁廷枏则综合了收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优长，立足中国以叙外国。如其《兰伦偶说》卷一将英国千余年历史，“各按以中国朝代层递考证”(36)，将英国的帝王世系与中国的相应朝代一一对应。《兰伦偶说》卷一以帝王、年代为序的叙事顺序，吸收了中国史书中最为常见的纪传体和编年体体例。而《兰伦偶说》卷三分别详细交待“入贡之始末”、“兵船节次内扰之始末”。(37)则可见出纪事本末体的影响。至于《粤道贡国说》以入贡为中心，详述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则是典型的纪事本末体。梁廷枏将中国传统史书的体例引入外国史的写作，使之不同于西方史地著作的翻译本，它更符合中国人的认知习惯和接受心理，更便于中国人了解世界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事件的始末、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各国的国情。
《海国四说》对西方史书的体例也进行了吸收和改造。梁廷枏对西人著作的体例是颇为注意的。他指出：“自明季以后，西士如利玛窦、艾儒略、龙华民、费奇规辈，并通中西文字，其所撰著，如《四字经》，如《诸经解》、《会中规约》之属最多，不可枚举。欧罗巴诸国中，凡设学教人，所传所习，一以诸编为牖聪明、立性命、广教化之极，则所云《圣书》者，今不可得详，无由尽知其体例。惟近日如泰西之英吉利、亚墨理加之合众国，并喜购内地书籍，延中土人至彼教以汉字、汉语，能略识中土文义，翻译而出。所刻传书籍，每援引是书，词未畅达，又从译转，益易浅俚，仅可会意而得之。所引《圣书》有小注，称见《诗书》第一百零十五诗者，以是推之，则其体例似亦分门别类。云《诗书》者，当是门类之目也。”(38)正是因为注意到西书的体例与门类，所以梁廷枏一方面批评《合省志略》的作者“未悉著述体例”，另一方面却对其多有改造和吸收。《合省志略》的体例的确有不同于中国旧史的地方，它先为“汉字地球图及美理哥合省国全图，又将事迹风俗分类略书。”(39)全书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美洲之发现。第二部分述美国的地理位置、邻国、英法荷等国在北美的殖民活动、英法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掠夺、独立宣言、费城制宪会议、华盛顿至范布伦时期的历任总统。第三部分介绍当时已正式加入联邦的18个州的建立经过、地理位置、气候、主要城市、人口、物产商业、官制等情况，以及西部印第安人的生活和风俗。第四部分介绍美国的人口增长、山脉、河流、气候、物产、机器、对外贸易、政治与司法制度、慈善事业、教育、军事、婚嫁、风俗习惯、衣饰、饮食等。这样的体例安排的优点在于分门别类，缺点则在于每卷的时间断限不明。例如卷一、卷二将美洲的发现与英法荷等国对其的殖民开发分卷叙述，卷二、卷三将联邦18州的建立和美国的独立分开叙述，将因果相连的事件分开，这显然不利于人们认识美国独立前美洲的开发情况以及美国独立建国的过程。梁廷枏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合省国说》卷一专门叙述美洲发现后英法荷等国对其殖民开发的“相安无事者七八十年”；卷二则集中叙美国的独立过程及其地理情况，卷三则专门叙其文化教育、风土人情。虽然所记内容与《合省志略》一致，但有效避免了对历史事件的人为割裂，使之脉络明显清晰、“始末燎如”。这无疑得益于他充分吸收了纪事本末体能体现一事始末的优点。不仅如此，梁廷枏还吸收了美国人的《合省国志略》以年代为经、史事为纬，穿插其政治、地理、经济的叙述法。梁廷枏此前所写的《南汉书》、《南越五主传》两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还是纪传体的政治史，一则容易造成内容的重复，(40)一则较少涉及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人情，梁廷枏《合省国说》通过吸收外国史的优点，使这些缺陷得以克服。在《合省国说》中，他还特意将西方之公元纪年与中国之纪年之进行换算，每每在用中国纪年的同时以夹注的方式标明公元纪年。这一做法，也显示梁廷枏受了到西方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的双重影响。
综上所述，开创了“以中国人由于在体例上的中西结合与自觉创新，《海国四说》既不同于《海国图志》一类资料汇编，也不同于当时翻译的外国史学著作，“开创了近代中国人编写外国通史的先例，也使其对西方国家的介绍得以较同时期其它著作更为详切”，(41)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7-02-05
注释：
①梁氏的生平可参陈恩维：《传家衣钵到先生——梁廷枏和他的家族》，载《岭南文史》，2007年第1期。
②《耶稣教难入中国说》自序题：“道光二十有四年甲辰十一月朔梁廷枏自序”。《合省国说》自序题：“道光二十有四年秋八月晦日，广东澄海县训导梁廷枏识。”而《海国四说》自序题“道光丙午年正月梁廷枏自序”，道光丙午即道光二十六年。《海国四说》成书年代略迟于魏源五十卷本《海国图志》（1843年），而刊刻则略早于六十卷本《海国图志》（1847年）。
③梁廷枏：《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页。
④梁廷枏：《海国四说·序》，第1页。
⑤梁廷枏：《粤海关志》卷24，《市舶》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版，第130页。
⑥梁廷枏：《海国四说序》，第1页。
⑦王金锋：《梁廷楠研究》，南开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第56页。
⑧梁廷枏：《粤海关志》凡例，第455页。
⑨梁廷枏：《海国四说》，第97页。
⑩梁廷枏：《海国四说》，第120－126页。
(11)梁廷枏：《海国四说》，第51-52页。
(12)梁廷枏：《海国四说》，第7页。
(13)朱俊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文化的变迁及其影响》，《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
(14)梁廷枏：《海国四说》，第52页。
(15)梁廷枏：《夷氛闻记》卷3，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69页。
(16)梁廷枏：《海国四说》，第103页。
(17)梁廷枏：《海国四说》，第89页。
(18)梁廷枏：《海国四说》，第103页。
(19)按此为梁廷枏所见《瀛寰志略》仅二卷，成书于1842年，成书年代略早于《海国四说》。1848年该书增订为10卷，成书时间晚于《海国四说》。
(20)王聿均：《道光年间知识分子梁廷枏所认识的西方世界》，《岭南文史》，1994年第4期。
(21)梁廷枏：《海国四说》，第57页。
(22)李志刚：《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南方的传播与解读——对梁廷枏〈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一文的试析》，载李志刚、冯达文主编《从历史中提取智慧》第216页，巴蜀书社2005年版。
(23)梁廷枏：《海国四说》，第18页。
(24)梁廷枏：《海国四说》，第35页。
(25)冼玉清：《梁廷枏著述录要》，佛山大学文史研究室、广东省文史馆编：《冼玉清文集》第5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6)梁廷枏：《海国四说》，第53-54页。
(27)梁廷枏：《海国四说》，第57页。
(28)梁廷枏：《海国四说》，第60页。
(29)梁廷枏：《海国四说》，第97页。
(30)梁廷枏：《海国四说》，第126页。
(31)梁廷枏：《海国四说》，第71-72页。
(32)梁廷枏：《海国四说》，第118页。
(33)梁廷枏：《海国四说》，第118页。
(34)梁廷枏：《海国四说序》，第4页。
(35)梁廷枏：《海国四说》，第51-52页。
(36)梁廷枏：《海国四说》，第104页。
(37)梁廷枏：《兰伦偶说》卷3，《海国四说》第143-146页。
(38)梁廷枏：《海国四说》，第7页。
(39)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卷59，岳麓出版社1998年版。
(40)梁廷枏《南汉书》自序指出：“若夫一事而牵涉数人，虽所以主分详略，而叙次究不得不复，固古史所难免。”见梁廷枏《南汉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41)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