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文风之融合和唐代《文选》学之兴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风论文,文选论文,兴盛论文,唐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萧统所主持编纂的《文选》，虽成书于梁代的中期，而经历了陈、隋二代，似乎较少有人注意研究。即使在梁隋之间曾经出现过一个萧统之子萧詧所建立的后梁，而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又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女，即萧统的曾孙女。后梁子孙始终显贵于隋代。然而直到唐初编定的《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关的研究著作仅有萧该的《文选音》3卷。到了唐代，情况就不同了，据《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就有李善注60卷；公孙罗注60卷；萧该《文选音》10卷；公孙罗《文选音》10卷；释道淹《文选音义》10卷。此外，像《儒林·曹宪传》载，曹宪也曾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却未被著录；又如迄今尚存的“五臣注”则直到《宋史·艺文志》中才见著录；至于日本所藏《文选集注》中保存的陆善经等人的注文更不见于各类书目。可见在唐代，研习《文选》并为注释的人很多，只是留存至今者较少而已。
唐代人的热衷于为《文选》作注，正反映了此书在当时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试看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所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此表作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距唐代的建立正好四十年左右，可见对《文选》的重视，是在唐初就开始的。根据现有的史料，说明唐初对《文选》的研读十分普遍。《新唐书·文艺·李邕传》载，邕父李善“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旧唐书·儒林·李善传》略同）。又《太平广记》卷四四七引唐张鷟《朝野佥载》：“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这后一条史料虽属小说，却也说明《文选》之学已普及到了乡学中，可见读者之广。这种人人争读《文选》的风气是怎么形成的呢？一般的看法都认为是由于隋唐以来实行了科举制度，以诗赋取士的结果。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因为以诗赋取士只能使当时的士人致力于诗赋的写作，而未必都要去攻读《文选》。因为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及唐初存在着许多诗、文和赋的总集，都可以供应举者取法，而大家却一致选择了《文选》，其原因显然和当时文坛的风尚及唐初君臣爱好有关。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应该联系到隋唐文风的形成、演变以及南北朝文风的融合来加以解释。
一 北朝文学的发展和南北文风的融合
当我们注视从南北朝直到唐初的文学史时，就可以发现：在南北朝时代，绝大多数作家都出生于南方；到了隋代，北方籍作家在艺术成就上才赶上南方作家，而到了唐代建立之初，据两《唐书》的记载，南北方出身的作家人数已经差不多了，稍后出现的“初唐四杰”中，北方籍作家占三人，只有骆宾王一人出身于南方。这说明北方文人的水平已赶上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过南方。但这个赶上和超过的过程，正是北方文人努力学习南方文风的结果。
我们知道，从西晋灭亡以后，北中国长期处于各少数民族军阀的入侵和混战之中。北魏拓跋氏的统一北方，虽然结束了割据和混战的局面，但由于鲜卑贵族与汉族士大夫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隔阂，而北魏初年的统治者，对汉族文化也多少抱有歧视态度，因此在文学方面并没有出现什么起色。北魏初年的汉族士大夫，虽有一部分被征辟出任官吏，但和鲜卑贵族之间的关系颇不融洽。《魏书·崔逞传》载，崔逞向魏道武帝建议，用桑椹补充军粮，却说到了《诗经》中讲过鸱鸮食桑椹变音的事，意在讥刺鲜卑人，使道武帝怀恨在心，后来借故赐死。《宋书》卷五九《张畅传》载，宋、魏在元嘉后期的战争中，李孝伯曾为魏使，在阵前对张畅说：“长史，我是中州人，久处北国，自隔华风，相去步武，不得致尽，边皆是北人听我语者，长史当深得我。”这也反映了北方士大夫们的心态。这时的北方士人即使到北魏做官，但心中向往的还是南朝所代表的汉族文化。但由于当时北方士族多数留居家乡，到平城做官的人不多。留在乡里的士大夫又很少交往，因此很少“以文会友”的机会，大多数人处于“独学无友”的情况下，文学很难进步。在南方的颜延之、谢灵运和鲍照驰骋文坛，争奇斗胜之际，北方文学几乎是一片空白。
北朝文学的兴起始于魏孝文帝时代，当时的北方士族就颇为仰慕南朝文化。他们对南朝文人的创作很注意。《南齐书·王融传》载，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亦即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北魏派房景高、宋弁出使南齐，南齐派王融去接待。宋弁就向王融提到了王融在两年前所作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房景高也说：“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宋弁读后说：“昔观（司马）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这些话都表明北朝士人对南朝文学的衷心歆羡。他们这种心理是不难理解的。由于他们久居乡里，平素所能接触的只是汉魏西晋以前的作品。一旦见到像颜延之、王融等人那种辞藻绚丽，对仗工整而又注意声律的新体文章，不能不叹为奇观。这种心态决定了北朝作家在创作上必然要取法南朝。然而，他们要效法南朝人的文风，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北朝文学也有自己的传统。早在西晋灭亡之际，黄河以南的多数士人虽已随东晋南渡，而黄河以北的高门大族如崔、卢诸姓，仍留居北方。他们为了避免各少数民族军阀的侵扰，大抵聚族而居，结成“坞壁”以自保。这些“坞壁”中的人和外界虽很隔膜，但内部仍有父子兄弟相传的一定文学活动。其中一些世家大族也各有若干藏书。他们的文学活动自然是以这些祖上遗留下来的典籍为范本。所以北方一些士人对西晋以前的作品有时也颇熟悉。例如《魏书·李彪传》载，李彪奉魏孝文帝之命出使南齐，曾对齐武帝背诵阮籍的《咏怀诗》，其中还有今本《咏怀诗》中已散失的逸句。这说明即使在十六国和北魏初年，北方广大地区的文学仍有其伏流。据《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说，十六国和北魏初年一些人的文章“有永嘉之遗烈焉”。这就是说他们保留着西晋末年的文风。现在我们看到的像崔浩、高允等人之作，诗大抵为四言，文亦多质朴的散体，较之西晋末年的诗文已乏文采，更不要说南朝人之作了。到了魏孝文帝时，北朝文学号为复兴，其实只是长期冬眠之后的起步阶段。所以《魏书·文苑传》说这时北魏文人的情况是“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这大约不算过于贬抑。如果我们看看当时人的创作，像郑道昭的一些诗，显然有意模仿郭璞，但显得古奥拙朴，远不如郭诗之成熟；据说是魏孝文帝亲自执笔的《吊比干文》典雅朴茂，有一定特色，但与南朝人碑文则大异其趣。当时较有名的文人如常景、袁翻和稍后的温子升则文风与南朝人的文风颇相接近，可以看得出是有意取法南朝。如常景《蜀四贤赞》之模拟颜延之、鲍照的诗；袁翻《思归赋》之仿效鲍照、江淹的赋，都属显而易见的事实。温子升的文名比常、袁更盛，据《魏书》本传说，梁武帝见了他的作品，竟说是“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其实细看他的《寒陵山寺碑》，其手法和辞汇仍与江淹的《尚书符》、陆倕的《石阙铭》等一类骈文出于一辙。这三位作者所以受到人家称赞，是因为他们的文风比他人更接近南朝。这也不足怪，常景据《魏书》本传，祖上曾长期居住在凉州，深受十六国时代河西文化的熏陶；袁翻、温子升则都是南方人的后代，所以接受南方文风较易。当时出身北方的文人如祖莹也写过一些较好的文章，如《洛阳伽蓝记》卷一所载他代元颢致魏孝庄帝的信，亦有骈俪气息，但文体似更近魏晋，与南朝文风有别。他虽能文，却未必擅长作诗。《魏书》本传载有他的《悲彭城》一首，全仿王肃的《悲平城》，此外并无诗作留传。他对当时人一味模仿南方似有不满。所以曾说：“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见《魏书》本传）这种意见在当时文坛上，似乎影响不大。不过当时北方文人的作品，虽力图学习南方，而气质上终究不太一样。当时北人的文，在辞藻对仗等方面毕竟不如南方人华丽；诗更显得稚拙，如《魏书》所载韩显宗、李骞等人的一些诗，尤显稚拙，无法与南朝诗歌并论；至于赋的区别似乎更大，当时北人的赋如阳固《演赜赋》、李骞《释情赋》、李谐《述身赋》等，还可以看出他们受汉、晋作家如张衡、潘岳等人的影响，和南朝鲍照、江淹等人有别，至于和同时的南人如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的一些小赋更有显著区别。
此后的北方又因魏末高欢和宇文泰的争权而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其后又变为北齐和北周。这时北方原有的文人，大抵留在东魏—北齐的区域；至于西魏—北周所占据的关陇地区，本来不是北魏时文化发达的地方，所以产生的文人甚少。正因为这样，两地的文学发展也走着不同的道路。
在东魏—北齐地区，由于拥有北魏以来产生的一些文人，所以文学的发展仍沿着魏末以来的道路。当时最著名的文人要算邢劭和魏收。据《颜氏家训》和《北齐书》记载，邢劭的诗文全仿梁代的沈约，魏收则纯学梁人任昉；两人还互不服气，各立门户，攻击对方。从他们现存的作品看来，两人的文风与沈约、任昉还有不小的差距。邢劭的诗，只学到了沈诗的平易，而远不如其清丽工巧；魏收的骈文也远没有像任昉之作那样丰富多彩，曲尽其妙。因此从现存的作品看，邢、魏二人都乏传诵之作。这是由于北朝文学的传统积累还不如南方文人深厚，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赶上的。邢劭在《萧仁祖集序》中说：“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原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见《全北齐文》卷三）这段话在理论上显然没有错，但具体到当时南北文风的差别，却更多地表现了北人学南而不及。
邢劭和魏收的晚年，南方的梁朝已曹侯景之乱和江陵的陷落，有一些南方文人逃奔北齐，如颜之推、诸葛颖、萧悫等。他们的到来，使南北文风的融合进一步加强。这时南方出身的文人和北方文人的文学思想仍有差别。据《颜氏家训·文章》载，南方文人都欣赏梁王籍的《入若耶溪》诗中“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二句，而邺下文人如魏收、卢询祖等却认为“此不成语，何事于能？”萧悫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颜之推和荀仲举、诸葛颖等南方人都很赞赏，而卢思道却不满意。这一方面说明北方文人对诗已有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南朝诗人以奇险出新的手法还不太理解。其实王籍的两句正如颜之推所说出于《诗经》中的“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是以声响反衬其幽静。后二句则不过以写景来衬托心情，在谢朓《冬绪羁怀示萧次咨虞田曹刘江二常侍》中“风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及沈约《早发定山》中“野棠花未落，山樱发欲然”等句中已肇其端。
邢劭和魏收之后，在北齐境内最著名的文人要算卢思道和薛道衡。他们都活到了北周灭齐及隋文帝代周之后，所以习惯上把他们当作隋代作家。卢思道是邢劭的学生，他的诗文成就似已超出前此的北朝作家。《朝野佥载》卷六记庾信出使东魏后南方人问他北方文士的情况，他除了称赞温子升外，又说“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从年代来看，庾信到东魏时，卢、薛尚在童年，所以未必属实。但反映了唐人对他们的看法。从现在的北齐诗文看来，这见解是对的。卢思道兼擅诗文，而诗名尤盛。唐代诗人卢照邻曾说：“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见《南阳公集序》）近人刘师培也说：“卢思道长于歌词，发音刚劲，嗣建安之逸响。”（见《南北文学不同论》）他的创作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年在北齐时的诗文，大抵模仿齐梁，如骈文《辽阳山寺愿文》和《夜闻邻妓》、《赋得珠帘》等诗，尚未见特色；而最出色的作品则产生于晚年，如《听鸣蝉篇》，作于入周以后：《劳生论》作于隋代；《游梁城》诗，似亦从高颖代陈途中作。薛道衡的年龄比卢思道小，他最有名的作品如《昔昔盐》、《人日思归》皆作于隋代。他的文风和卢思道不完全一样。大抵卢氏诗文接受汉魏以来传统较多，诗风爽迈劲挺；恭氏的诗更近南朝之绮丽柔靡，只有与杨素赠答的两首，稍显清刚，但骈文《老氏碑》、《高祖文皇帝颂》尚略存古气。所以薛氏之作似更为南人所认同；而卢氏却较多地得到后人的推重。正当卢、薛等人在北方文坛初露头角之际，南方的文坛却日渐趋向衰落。这是因为当时南方的文学活动大抵集中在宫廷或一些将相大臣的邸宅之中，那些文人无非流连声色或写一些咏物诗，很少面对社会生活，只在字句的技巧上下功夫。这样，他们的作品题材不免窄狭，手法也欠多样。尽管这些诗也写得平衡妥帖，很少病累，却没有深切感人之处。所以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陈人张正见深表不满，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陈叔宝也颇有疵议。在这种情况下，后代的读者转觉卢、薛等北人之作胜于南人。但在当时北方籍的文人人数仍少于南方，其中有些人如刘逖等，仍一味地模仿南人，而南方文学毕竟有着长期的传统积累。因此总的趋势还是“南风北渐”。这种趋势表现在许多文化领域中，如经学、书法等等都是如此。
至于割据在关陇地区的西魏和北周，情况又颇不同。这个地区虽然在汉代曾经是学术文化的中心之一，但经过西晋末年和十六国的战乱，更加上北魏时代政治中心的东移，原来关中的大族如韦、杜、皇甫诸姓中许多人，亦已东迁。所以在宇文泰起兵割据之初，这里已没有什么可称道文人。宇文泰出身武夫，且当时致力于政治和军事，无暇关心文学，他只强调文告的实用性，所以叫苏绰作《大诰》，要求公文一律使用散体，甚至模仿《尚书》。但这种用行政手段来改变文体的办法，显然行不通。在他派兵攻克梁代的江陵之后，南方作家庾信、王褒等人先后来到长安。南方的文风就很快地在关中流行起来。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周明帝）和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都是庾信文风的追随者。宇文逌所作《庾信集序》，文体就毕肖庾信。当时关西一带就流行着类似南方梁后期的文风，与北齐旧境有别，而与陈代人反而相近。后来唐初史家如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和魏徵领衔的《隋书·文学传论》对此颇有非议。当时那些关陇文人之作，多半散佚，现在已难详论。但把柔靡绮艳的文风归罪于庾信、王褒，未免有失公允。事实上庾、王在南方时的作品虽多近“宫体”，而入北以后，由于处境的改变，文风亦与前大有不同。庾信入北以后那些思念乡关，自悲身世的诗赋，与萧纲辈之作，本不应等同看待。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可谓确当不易之论。至于王褒的《渡河北》诗、《与周弘让书》，亦非意浅文繁，纤弱轻巧的梁陈艳诗作者所可企及。关西文人当时倾倒于南朝的浮华文风，未必全部来自庾、王；而且他们缺乏庾、王的经历和体验，也容易得其皮毛而遗其神髓。事实上在北周至隋初，关中籍文人还没有创作出什么可以称道的作品。相对来说，同样是学习南方，而北齐旧境的文人还能博采汉魏晋宋的传统，别具一些典雅遒劲的特点，视关西为胜。
隋文帝杨坚和宇文泰一样出身于北魏末年的“六镇”军人，对文学也不重视，他同样只要求文学更便于为他的统治服务。他即位不久，便采纳了李谔的意见，禁止浮华的文风，曾将文体华丽的司马幼之治罪。这种手段自然同样不能奏效，甚至他的儿子们也没有照办。他的长子杨勇就喜爱庾信的作品，曾命魏澹为《庾信集》作注。另一个儿子炀帝杨广早年诗文学庾信，稍后则文风稍变古朴，据说是受了柳
的影响（见《隋书·柳传》）。但炀帝后期的诗却和梁陈“宫体”并无二致。这说明他在一个时间内文风稍有差别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在他即位之后，所宠信的文人多出身南方，说明他是梁陈文风的热烈追随者。
隋代的统一使南北各地的文人聚集到了长安，促进了文风的融合，但北方籍文人仍保持某些清刚的特色，除卢、薛二人外，像孙万寿、元行恭、尹式、杨素等的诗都是这样。但大多数人仍未脱梁陈遗习。直到唐初，还没有太大变化。即使像唐太宗这样的英主，有时也受此影响。据《大唐新语》卷三云：“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他的规谏深得唐太宗采纳。但就是这位虞世南现存的诗中，近于梁陈诗风的作品也不少，有些还可归入艳诗之列。不过这些诗，有的作于隋代。在一种文风盛行之时，某些人即使知其弊端，也未必能完全摆脱其影响。
如果说唐太宗和虞世南虽曾染指“艳诗”写作而已深知其弊的话，唐初有些人已挣脱了梁陈余习，给人以一些清新的感觉，如王仲荦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很称赞魏徵的《出关》和王绩的《野望》。这样的作品当然还不止这两首。值得注意的是魏、王二人都出身北方，他们的这些诗，不能说和原来北齐旧境一些诗人的传统没有关系。尤其魏徵是唐太宗时名臣，王绩又是唐初不少开国将相的老师王通之弟，他们的创作实践对后来唐初史家的鼓吹南北文风融合应该有重大影响。
二 唐初君臣对南北文风的态度
历史的经验证明：大凡两个对峙的地区在政治上统一以后，总是文化落后的地区努力地效法先进地区，而不管是哪一方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所以隋唐统一以后和西晋的统一在文化方面有着相反的现象。二者虽都以北方战胜南方结束，而西晋的统一据《抱朴子》记载，是使南方人竭力地模仿北方；至于隋唐的统一则使北方人全面地学习南方。举例来说，唐代经学根据朝廷规定：《周易》用魏王弼注，《尚书》用伪孔安国传，《诗经》用《毛传》，“三礼”用汉郑玄注，《春秋左传》用晋杜预注。这与南朝制度全同；而北朝的规定则《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汉服虔注。不但如此，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所编撰的《五经正义》，也基本上全用南朝人的学说。尽管孔颖达本人是北方人，早年学的是北方流行的学说。在书法方面，唐太宗本人就是王羲之的崇拜者；唐初最流行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家，都出自王羲之，而欧、虞、褚三人都来自南方，薛年辈较晚，书体主要学褚。其他文化部门也与此类似。文学的情况更不必说，我们在上文已详述了当时南风北渐的情况。唐太宗和他的一些大臣如魏徵、虞世南等都擅长诗文，对文学的发展趋势也有清楚的认识。作为帝王，唐太宗也和其他君主一样，主张文学须为他的政治服务。据《贞观政要·文史》载，他曾批评扬雄、司马相如和班固的赋“文体浮华，无益劝诫”；有人表请为他编文集，他不同意，说：“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辞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其实他自己能诗能文，为了表彰房玄龄勋绩曾作《威凤赋》以追思创业之难及群臣辅佐之功来赐给房；为了悼念虞世南，他曾“为诗一篇，追思往古理乱之道”（皆见《贞观政要·任贤》）。他称赞虞世南的五大长处，其中有一条即“词藻”（见同上）。可见他丝毫不轻视文学的作用。他也明知当时的文学趋势必然是以学习和继承南方文风为主潮。他所不赞成的只是梁后期“宫体”出现以后的浮华文风。但是，这种文风的影响当时已弥漫文坛，很难用强制手段来改变它。唐初君臣正是看清了这个形势，而没有重采周、隋的故技。
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知道，有行政命令来改变文风既难奏效，而放任自流亦非良策，较好的办法只能是利用一定的场合，因势利导，让士人们有分析地对待南朝文学的传统。在这方面，他们在纂修几部史书时，就对此颇有用心。例如以魏徵领衔署名的《隋书》，在这些书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此书虽记隋代史事，而其中“志”的部分，实际上兼综南北朝以来典章制度的沿革；而其《儒林》、《文学》诸传，也对南北朝的学术和文艺作了总结性的论述。在《文学传》中写道：
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阳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
从这段话看来，这篇传作者的用意是很清楚的。首先，他们对从汉魏迄晋宋的作家全部同意“前哲”的意见，也就是说他们对前代已有定评的作家如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蔡邕，三国的曹植、王粲，晋代的潘岳、陆机，刘宋的颜延之、谢灵运等人都是肯定的。尤其是在评价江淹、沈约诸人时，把他们比于前代的“张、蔡、曹、王”，这提法本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沈约原文将这四人与“潘、陆、颜、谢”并提都是当作一代文学的杰出代表看待的。可见此传作者对齐及梁初文人评价甚高，而对梁后期及陈代的南方文学则取否定态度。这种态度和前面提到过的北朝后期某些北齐文人的观点颇有类似之处。这也不奇怪，因为唐初参加修史的人，有不少出身北齐旧境，连领衔的魏徵本人也是如此。不过，到了唐初，人们对梁后期及陈代文学的批评，已不限于艺术风格，而主要在于内容，在这方面，甚至来自南方的人也是这样，像《大唐新语》卷三载虞世南批评“艳诗”时，就对梁简文帝萧纲颇有微词。这说明当时多数人对梁陈“宫体”之流弊已有较清楚的认识。其中对庾信、徐陵的批评，在今天看来，当然颇有偏激之弊。
至于《隋书·文学传》作家中大加肯定的六位人物，表面上看似乎无所轩轾，其实都是重南轻北。因为所举北朝文人中的邢劭、魏收，不过是沈约、任昉的模仿者，正如《颜氏家训·文章》中记祖挺对他们的评语：“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至于温子升虽非专学一家，而其文风亦无非取法南朝。那么《隋书·文学传》此论是否在一味主张学南朝呢？倒也不然。此传提出北人长在“气质”，南人长在“清绮”，虽主要着眼于诗文之别，但显然不能说诗不需要气质清刚，文不必清绮华美。事实上后来的陈子昂、张九龄以至历来推为诗歌极则的“盛唐之音”，又何尝不上继汉魏诗的刚劲之气，而与隋唐间的卢思道、魏徵、王绩等人所保存的北朝诗传统有着血缘关系。“初唐四杰”和后来许多人的骈文名篇又何尝不效法南朝文人的声律词藻等技巧（如王勃《滕王阁序》之取法王巾《头陀寺碑》；骆宾王《讨武曌檄》之规模江淹《尚书符》；杨炯一些碑文之误入《庾信集》就是适例）。不过，从这篇《文学传》所举的代表作家中，却已流露出重南轻北的含义。这种主张在当时，不但为许多南方文人所接受；而且也为绝大多数北方文人所同意，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学习南方的文风。
这种能为当时多数文人接受的主张，虽出于修史者之笔，而见于由朝廷主持，大臣魏徵署名的一代正史之中，显然是得到唐太宗及其大臣们所认可的，因此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朝廷对文学的要求。这种要求既顺应了广大文人普遍爱好南朝文化的心理，又注意到了南朝后期文学的弊病，提出补偏救弊的方针。这较之前代的宇文泰、隋文帝显然要高明得多。正如虞世南所说：“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论一出，对后来的文学确有重大影响。
三 唐初文学政策和《文选》的盛行
《隋书·文学传》虽出自当时史臣之手，而反映的正是唐太宗和魏徵等人的文学观。从这篇传对梁代文学的论述看来，唐初君臣对梁代前后的文学评价颇有不同。大体上说，他们以梁武帝大同元年(535)作为分界线，对前此文风评价甚高；而对后此作家，基本取批判态度。这样就对现存的两部产生于梁代的总集——《文选》和《玉台新咏》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因为《文选》的成书，最迟不得晚于中大通元年(529)（注：详见曹道衡、沈玉成《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载《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版。）所选诗文的作者绝大多数卒于天监十二年(513)沈约逝世以前；只有三位作家即：刘孝标（卒于普通二年，521）；徐悱（五年，524）；陆倕（七年，526）。但入选的六篇他们的作品，大抵均作于天监年间（注：详见曹道衡《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正好是史传作者所认为的文学盛世。《玉台新咏》的成书时间，据今人考证多谓在中大通六年(534)（注：参看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次年即大同元年(535)；而且徐陵在序中明确地说自己旨在“撰录艳歌”，所以《大唐新语》记虞世南规劝唐太宗时曾以此书为反面的例子。这样不同的态度，正说明唐初君臣之反对浮华文风，与《文选》的盛行不但无矛盾，而且是很一致的。我们试看《隋书·文学传》中强调文学既要有“气质”，又要能“清绮”，并提倡“文质斌斌”。这种要求就和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所提倡的文学观是完全一致的。萧统说：“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在这里，萧统说的“典”相当于史传所谓“贞刚”、“气质”，“丽”则相当于“清绮”；所谓“丽而不浮，典而不野”，其结果就是“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因此萧统和史传作家对文学的要求都是“文质彬彬”。这样看来，《隋书·文学传》的基本观点，很可能即来自萧统。因为萧统的子孙不少贵显于隋唐二代，他的文集显然是唐初君臣及其史官们所很容易读到的。再说据两《唐书》的《儒学传》，唐太宗很器重传《文选》之学的曹宪，因此对萧统有所了解也是可能的。即使不是这样，作为帝王的唐太宗和作为曾协理朝政多年的太子萧统，虽非同时，而思想上的相通也很自然。
我们再看《文选》所录作家和作品，也可以发现萧统的文学观与《隋书·文学传》十分相近。即以“永明、天监之际”的作家而论，《文选》选谢朓诗，都专取《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诸名篇，而《玉台新咏》所收的那些比较轻艳之作全部不录；沈约则专取其《早发定山》、《别范安成》诸作，而不取其《六忆》等艳诗。至如梁代的柳恽、何逊、吴均诸人，其卒年较刘孝标、徐悱、陆倕为早，《文选》却不选他们的作品，大约就因为这些诗人的作品不免“丽则伤浮”。这样的选录标准，和《隋书·文学传》的主张也相一致。
唐初君臣如虞世南之反对“艳诗”，和萧统的观点也很类似。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对陶渊明极为推崇，却不满意他的《闲情赋》。萧统说：“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这段话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免迂腐，而唐初的君臣和史家显然是赞同的。萧统这主张还贯彻到《文选》的编纂工作中。例如他选辞赋，虽列有“情”这一子目，而所选的只有宋玉的《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和曹植《洛神赋》四篇，其他有关男女之情的赋一概不选。事实上宋玉历来被认为是辞赋的创始人之一，常被人们与屈原并提，而他这几篇赋又一直被视为赋的典范之作。曹植《洛神赋》亦久被传诵，早在东晋已被玉献之写成名帖。何况宋玉、曹植的作品，在当时已成为高文典册。这些赋的入选，自不妨碍萧统提倡典雅的主张。至于《文选》中诗歌一类，就不列情诗一目，萧统对此选录甚严，即使像张衡《同声歌》、繁钦《定情诗》亦未入选。这种选录标准，无疑亦与《隋书·文学传》之指斥梁、陈“宫体”相一致。
我们再看《文选》所收历代作家的作品数量，以陆机为最多（61首，《拟连珠》五十首作1首计）；其次是谢灵运（41首）；再次是曹植（38首，诗、文、赋皆有，从篇幅说可能比谢灵运所占比重最大）。这说明在萧统心目中，自三国迄晋宋的作家中，以这三人为最重要。这种观点与钟嵘《诗品》完全一致。因为钟嵘在《诗品》中曾说过“陈思为建安之杰”；“陆机为太康之英”；“谢客为元嘉之雄”的话。这种评价后来被南朝和北朝大多数人赞同。所以“曹王（粲）”、“潘（岳）陆”、“颜（延之）谢”一直成为各自时代的代表作家（注：《诗品》还认为建安以刘桢、王粲为辅，太康以潘岳、张协为辅，元嘉以颜延之为辅。）。这种观点甚至影响到像隋代王通这样的思想家。王通对许多文人都有非议，但在《文中子·事君篇》中对曹植、陆机却备极赞美。王通是唐太宗不少将相名臣的老师，他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唐初君臣。所以唐太宗在唐修《晋书》中，亲自写了四篇论赞，除了《宣帝（司马懿）纪》、《武帝（司马炎）纪》外，只有《王羲之传》和《陆机传》。唐太宗极为欣赏王羲之的书法是人所尽知的，那么他为陆机写传赞的原因亦可推知。这篇传赞虽多论陆机的政治生活，但文中称他“文藻宏丽，独步当时”；“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乘）、（司）马（相如），高蹈王（粲）、刘（桢），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可见其评价之高。这说明唐太宗的文学爱好与萧统确实亦很相近。
还有一点亦颇值得思考，那就是《隋书》的纪传两部分，完成于贞观十年(636)，而李善的《上〈文选注〉表》作于高宗显庆三年(658)，与此差不多同时，公孙罗、许淹之注也相继问世。李善在汴、郑间讲《文选》所以有这许多人去听，正说明当时“选学”已臻极盛。这种情况的形成，恐怕和唐初君臣的文学爱好有关，而且唐初君臣这些文学观本身又是南北文风趋向融合的产物。
标签：文选论文; 南方与北方论文; 文风论文; 南北朝论文; 唐朝论文; 尚书论文; 魏书论文; 虞世南论文; 北魏论文; 大唐新语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