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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夏衍全集》(以下简称“夏全”)的出版是夏衍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这套由浙江文艺出版社牵头编辑、出版发行的大书基本解决了以往夏衍研究中异常困难的资料收集问题。它收集的许多资料，如夏衍解放前的译文、与人合写的剧本、建国后的各种讲话以及书信和日记，在过去有不少是仅闻其名而难觅其踪影的。就更不用说“夏全”的编辑者们精选夏衍文章的版本，加以比勘校订，使夏衍创作文本得以最善的版本形式出现。这些工作为研究者、爱好者全面信实地进入夏衍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基础平台。 在相当程度上，“夏全”已可视作当前夏衍研究的标准版本。 不过，既然以“标准版本”来作要求，这“夏全”的整个编辑校订工作似乎还存在着一些可以商榷的细节问题。尽管这些局部的问题并不足以动摇全集整体的编辑质量，不过，如能有所改正，自然更有助于夏衍精神思想的传播。作为夏衍研究的业余爱好者，笔者不揣学识谫陋，现将阅读“夏全”时所得一些粗略的感想陈述于下，以就教于各方家。 首先是编辑体例的问题。 《夏衍全集》共分16卷，第1卷为“《戏剧剧本》(上)”，第2卷为“《戏剧剧本》(下)”，第3卷为“《戏剧评论》”，第4卷为“《电影剧本》(上)”，第5卷为“《电影剧本》(下)”，第6卷为“《电影评论》(上)”，第7卷为“《电影评论》(下)”，第8卷为“《文学》(上)”，第9卷为“《文学》(下)”，第10卷为“《新闻时评》(上)”，第11卷为“《新闻时评》(下)”，第12卷为“《译著》(上)”，第13卷为“《译著》(中)”，第14卷为“《译著》(下)”，第15卷为夏衍自传《懒寻旧梦录》，第16卷为书信、日记、年表。为节约篇幅起见，以下第1卷《戏剧剧本》(上)卷简称“夏全1”，以此类推，至第16卷简称“夏全16”。 这其中，戏剧剧本、电影剧本、译著、自传以及书信日记的编辑体例不会有大的争议，关键在戏剧评论、电影评论、新闻时评与文学这7卷的文体分类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学术研究中，文体分类从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平常所讨论的文类体裁，它的划分标准在学术逻辑上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谓文体，有时是根据其形式特征而言(如诗歌、小说等的分类)，有时根据某些约定俗成的称谓而来(许多地方曲艺与传统文类的称谓即由此而来，如越剧的原初形态“的笃腔”即来自惯例的称谓)，有时根据其具体使用过程中的功能作用而言(如记叙文、说明文等的分类)，有时根据它和人类不同精神活动的关系方式而来(如文学创作、科研论文等的分类)，有时它有时代属性(如“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揭发材料等，似也可单独当作一种文体，而这种文体离开当时的特殊语境即自行消亡了)，有时还和创作者个人风格、趣味及其他一些元素有关(大作家往往能够带动某一种特殊文体的形成、发展，如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狂欢体”，鲁迅之于杂文等都是有名的案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不少文体还有历史发展的变迁过程。简言之，在批评实践的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文体的辨析虽然都是常规性的，就是说人们根据某一种特定的逻辑不难对文本的文体性质作出区分，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不少文本也有多种文体属性。这时研究者就只能根据自己的研究立场或需要对文本进行分类。 夏衍的写作就经常存在多种文体特征复杂交织的情况。这和他一生行迹的复杂性有密切关系。他交游广阔，涉猎方面极多，在戏剧、电影、文学、新闻、翻译、统战、外交、出版、收藏乃至隐蔽战线等领域都有很大成就。因此，他的许多文章就同时兼有横跨多门类的特点。这里可以很随意的抽取一篇《庄严的使命》为例来略作分析。这篇文章是他1985年2月在日本九州工业大学创立75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首先是一篇忆旧性散文，但它既是庆祝会上的讲话，当然又有一般意义上同类公文的功能作用。由于夏衍特殊的身份(中国的文化名人、九州工大的毕业生)，由于中日特殊的关系(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背景，1980年代中日两国间较为友好的关系)，因此这份讲话同时自然也包含着强烈的外交和统战上的作用。按照不同的文体分类标准，该文的归属门类是不同的。夏衍的许多创作，如报告、讲话、书信等，都有这个特点。夏衍自己早就说过，他的不少作品是多文体“之间的文章”，编起文集来，“很难排在适当的地位”。①如果做个案研究，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在全集的编纂中，这却将成为一个大问题。 “夏全”试图将夏衍剧作、自传、译著、书信日记之外的写作的文体分类明确化、单一化，以戏剧评论、电影评论、新闻时评与文学四大板块来统约这些文本。但由于我们前述的文体分类本体论意义上不可避免的含混特性，因此也就不免在全集的编纂实践中形成了一些疏失。这些疏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全集的文体划分不够统一。 我们可以举几个实例为证。 “夏全9”在编辑体例中说，“50年代后，尤其是十年动乱后，夏衍写了许多怀念故人往事、文情并茂的散文，一并收入此卷。”②但事实却未必完全如此。严格地说，本卷收入的忆旧类散文只是较少包含戏剧、电影界的忆旧作品而已。虽然这一卷也包含了《悼金山同志》、《忆孟超》、《不能忘却的纪念》等纪念电影、戏剧界人士的文章，但这类文章的主体，则在“夏全3”与“夏全7”中。对瞿白音、应云卫、宋之的、欧阳予倩、于伶、李健吾、万氏兄弟、郑君里、蔡楚生等人的怀念(或思念)均在这两卷中。 又比如按照“夏全8”的编辑体例，“收入本卷的文学评论，一部分是在文学艺术团体代表大会或专业性会议上的讲话”，夏衍1986年在杭州大学作的题为“适应时代 面向未来”的讲话理应收入本卷，却实则收入了“夏全9”中。而编入“夏全9”的《移山与取经的精神——〈仙宫宝石〉给我们的启示》、《给〈新观察〉的信》、③《〈憩园〉后记》等却更宜编在“夏全7”中，因为这正是他对电影的“评点”。④又比如，同为谈论体育问题的文章，《给郎平的一封信》收在“夏全9”中，《从世界杯谈到中国足球》却收在“夏全11”中，此种差异不知根据何在。 再比如，被当做散文而收入“夏全9”的《祝福！人类抬头的日子》、《光从北方来》等，是否就一定不能被看作新闻时评，似乎也难以有定论。——此类情况甚夥，在此不一一枚举。 其二，“夏全”个别文章的分类，可能与学界通行的标准差距过大。 “夏全8”“报告文学与小说”板块的编辑可能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 该板块共计收录了《泰兴染坊的调查》、《劳勃生路——日商内外棉纱厂“壁报第十号”号外》、《包身工》(另有三篇附录)、《泡》、《黑夜行尸》、《长途》、《上海谈奇录》、《上海见闻别记》、《春寒》、《关于〈春寒〉答读者五问》、《香港沦陷前后》、《走险记》几篇文章。这其中，《包身工》(另有三篇附录)、小说《泡》、《黑夜行尸》、《春寒》都没有问题。但为什么把《泰兴染坊的调查》收入其中呢？学术界从来没有把调查报告当作报告文学的文体分类说法，并且夏衍此篇调查的确和文学性描写毫无干系。 当然，人们或许可以解释说：根据夏衍生前自己编订的《夏衍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卷的编辑体例，《泰兴染坊的调查》一文就收在“报告文学”这个板块中。但夏衍自己的编辑方式是否就无可争议实在还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此外，如果编辑者如此尊重夏衍的意见，那么他们就应该把同在《夏衍选集》第3卷中的《广州在轰炸中》、《广州最后之日》、《粤北的春天》、《广州湾通讯》几篇文章收入“报告文学与小说”板块中，但事实是这几篇却收在了“夏全6”——也就是他“1919至1947年的政论、时评、新闻通讯、时事杂感”的集子中。 还需要指出，按照夏衍自己的编辑体例，他显然是用一个较为泛义上的“报告文学”概念，也就是把通讯、速写、特写之类都当作“报告文学”。⑤按照这种逻辑，两卷“新闻时评”中的大量文字都应归入到这个板块中，但“夏全”却又没这么做。如果是担心将这部分文字编入其中导致“报告文学与小说”板块过于胀大，编辑者当另加说明。 这个板块还有一个明显的小错误是《关于〈春寒〉答读者五问》一文。它显然既非小说也非报告文学，应按照《包身工》的编辑体例，将它当作《春寒》的附录收入。顺便说一句，夏衍写于1948年的《写“方生”重于写“未死”——答石牌H.F.先生》一文，也是关于《春寒》的回应文章，现收在“夏全8”的“文艺评论、文艺杂谈”板块，似亦当按照《包身工》的编辑体例收入“报告文学与小说”板块。 其三，全集中不少文章的重复收录与漏收可能都是由于文体分类的含混所造成。 夏衍有些很有名的文章，如时评《从原子弹想起的》、《悼念田汉》、《广州最后之日》、《悲剧中的悲剧》等，“夏全”却漏收了。像《从原子弹想起的》一文，夏衍多次在回忆文章中提及，并在自传中作了浓彩重墨的征引与评价，说该文“至少在重庆是惟一的一篇从全人类立场发表的文章”⑥(确实世界范围内也很罕见)，编辑者不可能不知道这篇文章。所以漏收，很可能就是该文比较重要，在多个板块均可收入，协调工作不够细密，反而遗漏了。 而重复收录的问题，如《庄严的历史使命》(见“夏全8”、“夏全9”)，《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夏全7”、“夏全3”)，⑦《〈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见“夏全7”、“夏全9”)⑧等文的重复，大概也是因为文章重要而各板块协调不善引起。 在各种名人全集的编纂过程中，上述的编辑体例的疏失其实都是在所难免的。也没有哪一种编辑方式可称为“最善”，使所有读者都满意。不过，按照当前国际上的名人全集编纂观念，编辑者在编辑过程中尽量保持客观、保持文献的原有样态，尽量不加入自己的主观判断是一种通行的做法。因此，在全集编纂中，以时序、年代作为名人杂类文章的结集判断根据是较为流行的做法。这种做法，较能避免文体分类上争议，不会重复收录，也较能避免因主观判断而引起的漏收的情况。此外，根据这种方法，读者对阅读对象思想的变化发展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当然，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种方式可能过于学术化，过于繁琐，但鱼与熊掌兼得有时确实是困难的事情，至少，就夏衍来说，他的作品的年代绝大部分均可考信，因此以时序、年代来编排其剧作(或者再加上小说)、自传、书信日记之外的文章，是完全可能的。在此基础上，或可以在每个考信的年份中将发表在同一专栏(或其他明显可以并作一类)的文章进行归类处理。——当然，需要指出，“夏全”的编辑并非不强调时序的重要性，在全集的出版说明中便有这样的说法：“文章以发表时间为序排列，个别卷目亦有先分类后时间的排列。”⑨只可惜它是按“戏剧评论”、“电影评论”、“新闻时评”与“文学”几个板块分类后再按照时序排列，不免事倍功半。 既然是“夏衍全集”，我们就不能不对其收集夏衍作品是否“完全”做一番评论。其中的一些意见难免是求全责备的，不过，这也是一切被称为“全集”的文献编纂难以逃避的宿命。 “夏全”的出版说明有这样的说法：“《夏衍全集》在编辑中，既考虑主要创作门类力争收全，也注意尊重著者意愿，不主张有文必录；不回避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些错误的表态性文章，实事求是地表现思想的过程、历史的曲折……”⑩ 一般说来，笔者也同意全集的编纂不是有文必录，一些过于琐细的、重复性的或过于敏感的、隐私性的文字，经版权所有人的同意，编辑者可以作适当的删剪。但笔者同样认为，既然是全集，对这些被删除的信息就应当有必要的说明：或存目，或在被删除的文字的位置上出现提示信息等。不有文必录不应该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全集未收之文字即是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说，笔者对出版说明中“尊重著者意愿”而不收录某些文字的说法持有很大的保留意见。因为如果按照夏衍的个人意愿，“夏全”中的日记还有相当部分的书信、解放前后的批判性的文章，恐怕都未必主张收录的。如果“不回避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些错误的表态性文章”以让读者实事求是地看到夏衍思想的发展“过程、历史的曲折”，那么，哪些“错误的表态性文章”是全集编辑委员会认为应当收录而哪些则要“尊重著者意愿”不予收录，应予必要的说明。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是夏衍1957年8月14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要不要收录的问题。这个被称为“爆炸性发言”的讲话，按照全集的编辑体例没有不收的道理。时间已将近过去50年，考虑这个发言的某些内容可能还有些过于敏感，笔者认为用加“编者按”的形式、或加说明作一些技术上删节，都是可行的。至少应该存目。但现在的全集却于此只字不提。事实上，中国作协1957年9月的打印稿《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流传甚广，“夏全”的编委会(或其“出版工作指导委员会”)对之不应刻意回避。 夏衍生前还接受了许多报纸、期刊、个人的采访。这些访谈是否应当收入全集呢？ “夏全”的出版说明这样说道：“未经作者确认的讲话、访谈，暂不入集。”(11)“夏全11”的编辑说明也有这样的说法：“本卷最后有几篇晚年应报刊的邀约而作的访谈录，体现他晚年的思维和心境，可以帮助读者和后人从侧面了解这位世纪老人的心声。类似的访谈录还有一些，但未经夏衍本人过目同意，故未收。”(12)“夏全11”根据这个标准，收录了《天南海北谈——答〈瞭望〉记者问》、《当前中国文艺界的“热点”》、《续〈天南海北谈〉——答〈瞭望〉记者问》、《纵谈全民文化素质》、《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些回忆——答〈上海滩〉记者问》、《一个过来人的回忆与反思——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答〈求是〉记者问》共六篇访谈。 按照编辑说明，似乎除了已零散编入电影评论与文学各卷的访谈，夏衍其他的访谈均已收入该卷的“访谈”板块，除此之外，除个别因信息渠道不畅而漏收的，各种坊间流传的夏衍访谈录都属于“未经夏衍本人过目同意”而不录的了。 但这种说法是否是客观的呢？ 这中间恐怕有不小的商榷余地。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程季华主编的《夏衍电影文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4卷中收录的访谈录22篇就基本不见于“夏全”各卷。如果说这些访谈全是未经夏衍过目或夏衍生前不能表示同意的，恐怕难以令人置信。这些访谈有发表于1979年《南方日报》的，有发表于1981年《电影通讯》的、有发表于1982年《戏剧电影报》的，还有发表于1994年《文汇电影时报》的，等等，如果说夏衍在这么一个漫长的时间段对打着自己名义的访谈录都是充耳不闻的，未免于理不合。特别1993年李文斌还将其与夏衍的访谈录结集成书，题为《夏衍访谈录》(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公开出版，如此事果然违背夏衍的意愿，他事先不知道、事后不追究似乎是不可能的。 “夏全”未能收录这些访谈是否可能是因为版权问题？即因版权问题，“夏全”未能收录著作者不是夏衍的访谈录？但即便是这样，事情仍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对于这种情况，全集应予必要的说明。第二，这些访谈最好有一个存目表。第三，《我们万众一心，前进！——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原载《文汇报》1982年12月5日)只是一篇报道，夏衍明显不是著作权人，却也收入了“夏全7”。而署名夏衍的访谈《续天南海北谈》(13)却也未见收录。故而未选《夏衍电影文集》第4卷中的各种访谈录也不一定是因为版权的关系。笔者于此就很难想象其具体的理由了。 “夏全11”的编辑说明说得好，各种访谈录体现了夏衍“晚年的思维和心境，可以帮助读者和后人从侧面了解这位世纪老人的心声”。因此，未经严谨而有说服力的说明(而不是笼统的说明)即拒收大量访谈录，是不够妥当的(至少应有相关信息提示)。以上较多的列举了电影方面的访谈，其实夏衍还有很多时事、文学史方面的访谈，“夏全”也未收。笔者不大能理解为什么“夏全”未收周健强的《夏衍谈“左联”后期》(《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这篇文章虽然有个别知识性的错误，但能够反映夏衍对冯雪峰问题的晚年定论，他算是自己给著名的“冯夏之争”做了一个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可能让很多人不快)。这是真正意义上夏衍的“晚年的思维和心境”的一个充分表现，但不知道“夏全”出于何种理由未收此文。 另外，全集在修葺过程中，是否能够尽可能地收集一些非常规的文献？这些文献也许可能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时代与个人的精神面相。有论者指出，为促进拨乱反正、平反冤案以及落实政策，夏衍在80年代初期写过的各种旁证材料总在200—300份以上，按每份300字、共200份计，此类材料的字数也不会下于6万字。编辑《夏衍全集》应当注意这类材料的搜集，“这恐怕是当代史家以及文体家所感兴趣的事”。(14)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见解。 再有，夏衍在“文革”期间曾根据专案组的要求写过各种材料(包括自己的以及所谓“外调材料”)。根据邵燕祥、黄宗英等的回忆，“文革”时期个人的交代材料有关部分似也发还给了本人，至少部分人士如此。夏衍在“文革”时写的各种交代材料不知下落如何。如有可能，这些材料是否能够做部分的选录？比如他写的关于潘汉年的材料具体内容怎样？潘汉年被加上“内奸”、“反革命”罪名后，尹骐指出：“按照统一部署，在党内外发动了一个揭发批判的热潮。上海更是重点，在潘被捕后的几个月内，各种所谓检举、揭发和交代的材料数以百计地转到了专案机构。但这里面竟没有见到过去和潘汉年的关系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写的揭发和交代文字。”在潘汉年被捕后的20多年中，夏衍保持了一种有尊严的缄默的态度。而这位据说看过潘汉年入狱后全部档案文字的研究者还指出，“文革”中因为潘汉年特殊的地位，找他的专案组特别多： 其中，夏衍专案组的人员当然更清楚潘汉年和夏衍之间的长期交往，过从甚密的历史。他们几次以中央专案办的名义提审潘汉年，要潘交代和揭发夏衍的“罪行”。潘汉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他和夏衍的交往经过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况。为应付专案人员的外调与追踪，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于夏衍情况的材料。由于这份材料的重要，有关部门还特地打印出来归档长期保存。20年之后，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深感这份材料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除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没有的一些空词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习惯用语外，就事实本身而言，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虚构杜撰以及捕风捉影、蓄意夸大成分的。这既反映了潘汉年的政治品质，又反映了他对老战友夏衍的一片真诚负责态度。(15) 从现已公开的材料来看，夏衍对老战友潘汉年同样保持了“一片真诚负责态度”，但很可惜缺乏必要的细节。在全集中，夏衍类此的“交代”材料如能有所体现，当是人性在最残酷条件中仍能焕发温情真心的珍稀史料了。 如果以夏衍作品的标准版来作要求，“夏全”的编辑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值得注意。 一、关于夏衍作品版本的核校，“夏全”还有改进余地。 全集出版说明有这样的说法：“入选文章以第一次发表为首选，著作以作者认定的最后版本为准。”对这个原则，笔者基本表示同意，但校读“夏全”之后，认为还有两个小问题值得注意。 其一，编者应当确保入选文章是第一次发表的版本。比如收在“夏全11”中的《续〈天南海北谈〉——答〈瞭望〉周刊记者问》一文，几乎将原文中的“赵紫阳”名字全部删掉。这种差异核对一下发表在《瞭望》1987年第52期的原文一望即知。但事实上“夏全”并不十分回避赵紫阳的名字，“夏全11”中紧接着此文排印的《纵谈全民文化素质》一文，却又直接出现“赵紫阳总理”(16)的说法。笔者怀疑，《续〈天南海北谈〉——答〈瞭望〉周刊记者问》选入“夏全”时，编者采用了《天南海北谈》(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中的版本。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忆江南》一文中。该文有言道：“我也居然常常以草泽英雄作为我故乡的夸耀了。”(17)而在《夏衍选集》第4卷中，该句作：“我也居然常常以王八妹之类的草泽英雄作为我故乡的夸耀了。”(18)《夏衍选集》所用才是原作的版本。因为王八妹后来成为敌人，跑去了台湾，夏衍解放后的一些选集删掉了原作“王八妹”的字样。“夏全”此处估计采用的是某一文集的版本。 笔者还怀疑如《童心颂赞》(见“夏全9”)等的文本也未必根据初版。由于核对建国前文献工作量太大，现仅献疑于此。 其二，“入选文章以第一次发表为首选”作为一个原则大体是正确的，不过某些重要的异文是否尽可能出注，也有讨论的必要。比如夏衍在《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中提到了他做杨度单线联络人的时间。《人民日报》的原文是这样的：“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他在当时‘文总’的机关……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这之后……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岁出头一点的绅士。”(19)而在《夏衍选集》中，相关的表述有一个重要不同：“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在前一年的九月，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20)根据这种说法，他见杨度的时间几乎提前了一年。这后一种说法才是较合乎情理的。因为杨度逝世的时期是在1931年9月。 又比如夏衍曾致信陈白尘，谈论电影《鲁迅传》编剧、摄制问题。信中写道： 白尘同志： 手书敬悉，所述那个差使，当然还是抓住为好，特别有些人跃跃欲试，企图篡改历史的时候。关于我和翰老赴苏州之事，因翰老近来身体不好，连中岛健藏的夫人来访，他也把宴请的任务推给了我，所以我看他四月间是不可能成行的，我对此事也想谈谈我的看法，但独木不成林，是否能把时问推迟一点，等翰老身体健复后再谈呢？乞便告。 问尊夫人好。 (一九八四)三·二七(21) “夏全16”第80页收录了这封通信，却无“所述那个差使，当然还是抓住为好，特别有些人跃跃欲试，企图篡改历史的时候”一句，以至于“我对此事也想谈谈我的看法，但独木不成林”变成像是为“中岛健藏的夫人来访，他也把宴请的任务推给了我”而发了。这样夏衍这封信所谈问题就完全变了。 像这类情况，“夏全”在做修订时都应对异文情况予以说明。 二、“夏全”对夏衍作品的搜集当更为齐备。 我们前文已经指出了在某些情况中“夏全”存在着漏收夏衍作品的现象。这里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夏全”漏收作品篇目。 夏衍1958年11月1日的《在讨论艺术片放卫星座谈会上报告》漏收。该文在吴迪主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中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中可见。从该文中我们可较清晰地看到夏衍后来自评的“有时清醒，有时糊涂”交织的特殊精神状态，(22)因而该文还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 夏衍还有一些重要的书序漏收。他的《〈陶晶孙选集〉序言》(丁景唐：《陶晶孙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较详细地谈到了陶晶孙与潘汉年在隐蔽战线上的工作联系，非常珍贵。在该文中，他可能是以唯一残存的历史见证者的身份来洗刷长期以来加诸在陶晶孙身上的不实之词了。他为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所写的序言也有收录的价值。该文虽然大体来自《纪念潘汉年同志》、《回忆杨度同志二三事》两文，但该文提到“我和杨度同志单线联系的时间不长”一言甚为重要。据此我们基本可以判定他首次见杨度的时间当在1930年9月前后。 还有某些重要信件可以根据其他人物的书信集去寻找下落；此外还有某些重要的来信，尽管夏衍不一定有回信也当收录。 如胡乔木与夏衍之间的一封通信就是如此。此事首先涉及夏衍主编《救亡日报》时期的一件公案。 1938年3月26日，《救亡日报》发表该报记者“洛基”的采访录《张闻天论当前抗战诸问题》，其中提到张闻天的职务为“总书记”。但这是一个明显的不恰当的说法。为了纠正这个明显错误，4月9日张闻天致电汉口的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要求针对《救亡日报》发表的这个采访录刊登一个声明：“中共中央有几个书记，向无所谓总书记。”应张闻天的要求，4月12日武汉《新华日报》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示》，其中提到：“中共中央设有由数位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23) 夏衍在1980年10月四千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时，曾在小组会上对这个问题提出疑议：张在什么时候、在哪一次会议上、经过什么程序，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会后他致信邓颖超询问该事。受邓颖超的委托，胡乔木回信称：“‘一九三一七年一十一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于十二月进行了改组，中央不再设总书记，而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领导全党工作，张闻天同志仍然是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职务也是书记处书记。’这与闻天同志声明内容相同。”“我问了陈云同志，他也说这一段时间没有明确的总书记职务和名义。一九四一年对张批评后，张不再召集会议，而不是到那时才不任总书记，特告。”(24) 根据这封通信，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至1940年代初领导层架构的基本情况、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等党史重要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说明。其重要程度是可以想见的，“夏全”有必要找到夏衍原致邓颖超的这封信。 另外，陈云为潘汉年平反事曾于1982年11月9日“致信夏衍，请他写一篇纪念潘汉年的文章”(25)。这封信是重要的，即是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这篇名作的缘起，也可能涉及潘案平反的某些关节，“夏全”亦当收入。如编入“夏全16”体例不合，是否作为《纪念潘汉年同志》的附录编入“夏全9”？ 三、夏衍部分书信和少数文章写作年代不明(或含混)，经较为细密的考证，有些能够有更好的结论。 《我观中国的“根”》(见“夏全”9)一文写作时间不明。“夏全”断其写作时间为1990年代初，不知何据。该文提到了“不久前”的费景汉的《企业与社会发展》。(26)文中还提到“最近一位青年作家为了反传统、反封建而竟发展出‘人种’问题，认为中国的人种也不如别人”等。文中“青年作家”似指刘晓波，所谈论的事情则似乎是指刘晓波1988年接受香港《解放月报》提出“人种”说一事(刘在这个采访中说“中国的所有悲剧”都“可能与人种有关”；他还说中国如要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需要做“三百年殖民地”云云)。这篇报道发表在《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上。如这个推测成立，该文写作时间当在1989年初。 “夏全15”中收有两篇附录《新的跋涉》与《〈武训传〉事件始末》。《〈武训传〉事件始末》文后附有写作时间“1991年秋”，《新的跋涉》未注写作时间。该文当与《〈武训传〉事件始末》写在同时。夏衍1991年12月25日致李子云信中说：“回忆录刚写了一万多字，又搁下了，这些回忆都是现在不能发表的，既骂人也骂自己，但能写还是写下来好，留个证据。”(27)据此而推论，《新的跋涉》、《〈武训传〉事件始末》两节可能是连续写成的。 夏衍与潘汉年的通信现存6通。这其中有3封信与夏衍访问印度的事情相关，因此，这几封信的写作时间与他访问印度的时间可以得到一种互证。夏衍此次访印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沈芸《夏衍年表》判断夏衍赴印度的时间是1954年1月(28)，林缦判断的时间是1954年4月(29)等，恐均不确。夏衍在一封写给潘汉年的信提到了他近日就将出国的事情。该信日期标为“11月24日”。在1949至1955年之前，夏衍这一时间段出访的年份只能是1953年(1955年4月潘汉年被捕后，两人间自然就没有通信的事情了)。这一判定和他在《赞颂我的“老大姐”》(30)一文的说法也是吻合的。因此，夏衍访印的时间可推定为1953年12月初至1954年2月初。(31)据此，夏衍与潘汉年另一封谈到出国事情的信件(该信日期标为“11月26日”)也是写于1953年的。“夏全”编者断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1954年”不妥当。顺便指出，“夏全16”断夏衍一封标为“6月19日”写给潘汉年的信写作年份为“1951年”也不妥当。因为这封信谈到了“昨天”欢送宋平的事情，而1951年6月19日夏衍正在东德访问。这封信的写作日期可能是1954年(因为它提到了姚溱负责夏衍“走后”工作的事情)(32)。 夏衍不少信件未标明年(或月)份。“夏全16”的编者已作出大量辛勤、有成效的劳动。但根据书信内容来作考订，个别工作还是能够做得更精确一些。除了上述致潘汉年的几封信，这里可以再举一例。他一封致友人李灏的信只标注了写作的日期“23日”。(33)不过联系该信谈到的体育馆七千人批乔冠华大会，判断该信写作的年、月份还是有明确线索的。当然，需要承认，这项工作需要查索大量的当时的报刊，事情繁琐而收获不大， 四、夏衍原作个别的疏失应当尽量出注。 夏衍原作个别的疏失之处，“夏全”的编辑者已做了很好的校订，“夏全15”的编辑者对夏衍自传中个别误记的校订即是很好的例证，不过也还略有改进的余地。 夏衍在自传中说，德清“最后一个状元是俞樾(曲园)——就是俞平伯先生的曾祖父”。(34)此当为夏衍的误记。俞樾在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中进士第十九名。在朝考中(清代跟进士考试有关的，有会试、复试、殿试、朝考四种，殿试一等前三名即所谓的状元、榜眼、探花直接入翰林院为官，不参加朝考)，以一句“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破题，得主考官之一、礼部侍郎曾国藩激赏，授朝考一等第一名，非殿试第一名“状元”。(35) 再如，何其芳曾就夏衍的剧作《芳草天涯》发表过评论，夏衍在回忆录中将其写作的日期误作“1959年”，全集的编辑者指出该文实发表于“1945年”，(36)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按照全集的编辑体例，如果能指出何其芳的这篇《评〈芳草天涯〉》首次发表在“重庆《联合特刊》1945年11月第1期”上，则就更加妥帖了。 夏衍的原作偶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疏失。如奥凯西的名作Juno And The Paychock，夏衍将之译为“《六月与孔雀》”。“夏全3”编者指出该剧名“也有译为《朱诺与孔雀》”(37)的。这种说法似乎过于委婉了。因为剧中女主角即名Juno Boyle。剧名中的“Juno”即指她的名字，又喻指她性格的坚强和掌控家庭全面事务的能力，如神后朱诺。“Paychock”即喻指她的丈夫“船长”Boyle，浮华花俏、夸夸其谈，却没有实际的用处和能力。因此该剧名就当译作“《朱诺与孔雀》”。 夏衍在《勇敢的战术》(38)和《中国人的办法》(39)中，两次将庄子的名言“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误作老子的话，应当说明。——“夏全3”的《勇敢的战术》一文还将“窃”误排作“窍”。 又如，夏衍在《实事求是地编好电影党史》文中曾说“我看到朱可夫回忆录，当时他是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40)云云。此处“朱可夫”当为“崔可夫”。 五、夏衍个别文章有重复发表，编辑全集时自当只选其一，但在题注中应当尽量说明，或在正文中存目处理。 “夏全3”的编辑说明中提到：“也有部分文章标题不同，但经核校，发现其内容基本相同，因而仅选其一，在注解中加以说明”。(41)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做法。不过略有点可惜的是在编辑过程中“夏全2”未彻底地执行这一个合理的做法。如《〈夏衍剧作选〉代序》(“夏全2”)的题注已说明它和《〈夏衍选集〉代序》内容基本一样，则“夏全9”就无需重复收入《〈夏衍选集〉代序》(并且从内容上，这一篇也当归入“夏全3”)。又，“夏全11”说《当前文艺界的“热点”》“原载《电影通讯》1986年第12期”。这个说法本来不错，却没有说明该文曾以《夏衍谈当前中国文艺界的几个热点》之名在《瞭望》1986年第41期上发表过。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 六、某些因粗心而造成的编辑错误应当尽量避免。 “夏全”中还有些纯属粗心而造成的编辑错误，寄期望于在修订版中能有所改正。 按照全集的编辑体例，除了内部报告、讲话，夏衍的文章一般都注明第一次发表时所用的笔名，如果发表时即未署名，也予以相应说明。但事实上，全集中有不少文章却未遵循这一编辑体例，如《劳勃生路——日商内外棉纱厂“壁报第十号”号外》(见“夏全8”)、《上海谈奇录》(见“夏全8”)、《哭杨潮》(见“夏全9”)、《归来琐记》(见“夏全9”)、《送绥靖公之辞》(见“夏全10”)等既无首发时的笔名，也无情况说明。此种情形在全集中不在少数，不再一一枚举。 全集的题注问题也有一些问题。 “夏全9”在题注说《纪念潘汉年同志》“原载《浙江日报》1982年11月23日”(42)。经核查，该文原载《人民日报》1982年11月23日，《浙江日报》当日并未登载此文。 “夏全”的题注类此的疏忽并不少。如《续〈天南海北谈〉——答〈瞭望〉记者问》的题注说该文“原载《瞭望》海外版”(43)云云，但《瞭望》海外版面向海外发行，而该文实则刊载在国内发行的《瞭望》1987年第52期上。《纵谈全民文化素质》题注说该文“原载《瞭望》半月刊”(44)，但《瞭望》实是周刊。 又，《吴作人画册序》一文的题注仅有序号而无内容，(45)《在全国话剧文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说“1936年瞿秋白领导左联时”(46)定有排版时的误植，此类错误，都应在修订时尽量剔除。 最后还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夏衍全集》编纂筚路蓝缕，在各方面已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本文才可能做一些求全责备的挑剔批评。本文的各种意见，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对未来的期望。笔者期望自己这份较为业余的工作能对未来《夏衍全集》的修订略有助益，也希望它能成为纪念夏衍诞辰115周年一份微薄的献礼。 ①夏衍：《〈夏衍杂文随笔集〉代序》，“夏全9”第488页。 ②参见“夏全9”之《本卷说明》。 ③《给〈新观察〉的信》一文从题目看不易辨别，但其内容完全在谈纪录片与名人传记片拍摄的事情。于此恰成对照的是，《美国影片与可口可乐》(“夏全6”第218页)题目中虽有“影片”两字，其实是一篇时评，与电影的关系不大。 ④参见“夏全7”之《本卷说明》。 ⑤《现代汉语大词典》(阮智富、郭忠新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辞海》(辞海编辑委员会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等对“报告文学”的文体释义基本都是相同的。而各种应用文写作的教材对“调查报告”的释义也基本相同，容有出入，与“报告文学”均无关涉。 ⑥“夏全15”第277页。 ⑦该文谈论的是电影剧本的问题，当收入“夏全7”，但“夏全3”所做题注有参考价值。 ⑧“夏全7”收录时作“《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致〈北京晚报〉编辑部》，“夏全9”收录时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内容完全一样。 ⑨浙江文艺出版社：《〈夏衍全集〉出版说明》，“夏全1”第2页。 ⑩同上，第1页。 (11)同上，第2页。 (12)参见“夏全11”之《本卷说明》。 (13)与前一篇《续〈天南海北谈〉——答〈瞭望〉记者问》不同。前篇发表在1987年第52期，本篇发表在1992年第35期，且无副标题。 (14)高汾：《有关夏公“写作”的几件事》，《忆夏公》编辑委员会：《忆夏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505页。 (15)尹骐：《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炎黄春秋》1995年第6期。 (16)“夏全11”第555页。 (17)夏衍：《忆江南》，“夏全1”第546页。 (18)夏衍：《忆江南》，《夏衍选集》第4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507页。夏衍在致友人信件中，明确不赞成删去“王八妹”：“原文还是照旧为好，必要时可以加个注释。”(陈坚：《时捧尺牍寄长怀——怀夏公(上)》，《大公报》，2015年2月1日) (19)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夏全9”第527页。 (20)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夏衍选集》第4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31页。 (21)转引自许建辉：《与夏衍修改〈鲁迅传〉事有关的一封信》，《文艺报》2012年10月17日。 (22)夏衍：《实事求是地编好电影党史》，“夏全7”第342页。 (23)李方祥：《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历史真相不容动摇》，李慎明、李捷：《还历史的本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73-74页。 (24)胡乔木：1981年1月5日致夏衍，胡乔木：《胡乔木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1-312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0页。 (26)但遍查台湾《天下》期刊1987年至1992年诸卷，并无费景汉《企业与社会发展》一文。《天下》似亦未发表过与此同名的文章。另搜索台湾“国家图书馆”期刊文献资讯网，费景汉并无与此同名的文章，惟其与余英时合作的一篇文章内容近似[费景汉、余英时：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Values.Sino-American Relations.第12卷第4期.(1986年冬)]。笔者推测可能他人在文中提及该文内容，夏衍转引之而已。《我观中国的“根”》本为夏衍未完成之作，全集编者收录本文时未作核校，致有此失误。 (27)“夏全16”第65页。 (28)“夏全16”第441页。 (29)《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画册·夏衍大事年表》，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 (30)该文提到：“记得1953年我和她一起……访问印度。”(“夏全9”第510页) (31)他回国的时间在他致潘汉年的另一封信中可以判定，见“夏全16”第188页。 (32)“夏全16”189页。 (33)“夏全16”第18-19页。 (34)“夏全15”第11页。 (35)可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 (36)“夏全15”第279页。 (37)“夏全3”第11页。 (38)“夏全3”第153页。 (39)“夏全10”第165页。 (40)“夏全7”第339页。 (41)“夏全3”第2页。 (42)“夏全9”第525页。 (43)“夏全11”第546页。 (44)“夏全11”第553页。 (45)可参见“夏全8”第598页。 (46)可参见“夏全3”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