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发展的社会维度——对发展中的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维度论文,社会进步论文,代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7)05-0006-06
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对于发展，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突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对于社会发展还缺乏深刻的认识。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与此同时，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为此，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作为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解得更为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但是，从理论上来看，对于社会发展更系统和明确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对于历史上的包括我国与外国的经验还有待系统地总结。本文试图在发展的整体框架内从社会维度来讨论发展的含义，其中两个核心概念是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
一、对社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
1992年，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鉴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训，邓小平特别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党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但是，对于发展，邓小平关心的并不只是生产力的水平，除了人们熟知的“共同富裕”以外，他还关心在生产力发展以后“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1983年，在对当时工农业总产值已接近人均800美元的苏州考察后，他总结道：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第四，人不再外流，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①
由此可见，邓小平设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包括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等民生问题，还包括争取实现人民群众的充分就业，实现农村与城市发展的平衡，发展教育、文化、体育和各项公共福利事业——其中应该包括各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社会秩序的改善和社会的稳定。这些内容显然已超出生产力发展的内容，甚至“共同富裕”也不能充分涵盖这些内容。这反映了在生产力发展以后党和政府在社会建设和人的精神面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目标。重温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对于理解为什么要把“社会”作为发展的重要维度具有现实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这既是一场经济大转型，也是一场社会大转型。这一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城市社区建设和农村建设都出现了新的尖锐的问题，社会发展成为整个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中共中央对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的回应，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的深化。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宗旨，把社会建设与经济、文化、政治建设并列，共同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是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飞跃。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认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自觉地把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作为衡量发展的尺度。应该说，在这方面，许多认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代价——对国外经验的考察
如何评价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早期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是否存在一场社会灾难，这引起了20世纪世界范围的激烈争论。回顾这场争论，对今天如何看待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关于英国工业化争论的焦点不在于工人是否受到剥削，而在于社会是否付出了巨大代价。这是因为，如果只是工人受到了剥削而没有付出太大的社会代价，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就可以把这种剥削看作“必要的恶”；如果存在着巨大的社会代价甚至灾难，就不能只关注经济的发展和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放弃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批判。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对英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也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场重要争论，它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国家后来的社会发展。
一些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学者否认英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伴随着一场社会灾难。他们希望从历史的、实证的角度否证英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工人阶级经历了一场社会灾难。他们认为，英国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降低。一般而言，他们的生活比以前明显改善，尤其是引进工厂制之前。如果用经济福利的指标——真实工资和人口数——来衡量，可以认为早期资本主义中的灾难并不存在。② 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当时经济确实在发展，工人的收入又有所提高，怎么可能会有社会灾难呢？“总之，他们提出，从许多方面来衡量，1840年产业工人的状况比1790年家庭工人的状况更好。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灾难性的、激烈的阶级冲突或阶级压迫的时代.而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进步时代。”[1] (p.213)
对于这样一种论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P·汤普森和匈牙利裔的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予以了坚决批评。他们的研究证明，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工人阶级确实经历了巨大的社会灾难。
博兰尼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最大的问题不是剥削，而是由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导致的市场社会。市场经济自古就有，但是一直没有发展成“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社会中，原来不是商品的劳动力、土地、货币都变成了商品，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导致资本主义的文明无法持续。
在分析市场社会的过程中，博兰尼发现，工业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不是剥削，而是从社会维度来看发生的灾难，即社会灾难。所谓社会灾难的起因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人受到剥削，而是受害一方(工人阶级)在文化上被瓦解。社会赖以生存的制度被破坏了，结果，在这种社会中受保护的劳动者失去了自尊与品格。③ 他借用印度被英国占领而其传统的社会制度被破坏最终导致饥荒的事例，说明为什么原有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被瓦解会带来社会灾难。“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发生三四次大饥荒，这并不是剥削或其他因素的结果，而是新的劳动、土地之市场组织打破了旧有之村落社群，却未能实际上解决其问题的结果。在封建统治下与村落社群中，贵族义务、民族的团结以及谷物市场的规律都有助于防止饥饿。‘剥削’一词无法贴切描绘当时的情形，印度的饥荒实际上是在东印度公司之残酷垄断被取消，而代之以自由贸易以后才益发恶劣的。……在自由交易与等价交易之下，印度人的死亡以百万计。就经济而言，印度可能是——就长期而言，确实是——得利者，但就社会而言，印度的社会却被肢解了，并且沦为悲惨与沉沦的牺牲品。”[2] (p.267)
博兰尼从文化和社会的维度深刻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代价。他给我们的启示是：除了剥削，衡量一种生产方式的合理性还应该有社会的(是否具有社会关系的保护)和文化的(是否有利于维护和提高人的品格和道德)维度。一种生产方式即使在经济指标(生产力、各方的收入)方面是进步的，但如果原有社会关系和文化被瓦解而缺乏新的、保护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建立与建设，那么，从文化和社会的维度来看，人的生存、安全与发展也会出现严重的问题。这是一种社会代价，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生产方式就无法持续。
汤普森生活在英国的资本主义已完成了巨大转型的时代，那时，英国已经建成“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受到社会的规范与制约后，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又重新浮现。汤普森面对的主流观点有：费边社把工人群众看成是自由放任政策的被动的牺牲品。经济史学家把工人看成劳动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原始资料，④ 甚至否认英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了社会灾难。汤普森力图还原工业化早期的历史面貌，特别是要把生活在那个动荡时代的工人的经历、理想和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总之，工人是如何成为一个阶级的过程记录下来，为整治今天仍须整治的英国的社会弊病，也为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经验。⑤
汤普森坚持，剥削的加重是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导致工人阶级经受灾难的原因之一。他认为，雇佣工人这种生产关系本身就带有剥削和压迫的基本特征。“工业革命中典型的剥削关系是非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它不承认相互间的长远义务，如家长式的或服从式的义务、‘行业’利益的义务等等。不存在与自由市场理论的作用相对立的‘公平’价格的余地，也不允许有受到社会和道德观念支持的工资的默契。对立被看作是这种生产关系中固有的特征，管理和监督职能要求压制除了能够从劳动中攫取最大剩余价值以外的一切特征。……工人已经变成了单纯的‘工具’，是各种投入成本中的一项。”[1] (p.222)
汤普森进一步指出，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问题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剥削的生产方式代替原有的生产方式，而是从整个社会来看这个过程是工人阶级受剥削及其在社会和文化上受苦难的汇合。⑥ 他考证了当时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土豆代替小麦成为工人阶级的主食；⑦ 城市化导致的环境恶化，工人阶级居住过分拥挤、缺乏供水和卫生设施，导致传染性疾病流行和儿童的死亡率很高；⑧ 劳动条件恶化、劳动时间过长对工人健康的损害，大量地使用童工，严重影响了童工的发育；⑨ 城市中大量存在的“妓女、酒鬼、窃贼”。⑩
汤普森的结论是：如果只是从数据上看，“1790年到1840年之间，平均的物质生活水平略有提高。在这同一时期，剥削加强了，不安全加剧了，人类的苦难也增多了。到1840年，与50年前的前辈相比，大多数人‘生活改善了’，但他们已经忍受的并将继续忍受的这一略微改善，却似一种灾变性的历程。工人阶级的意识，在政治文化上的表现就是从这个经历中产生的”。[1] (pp.231-232)
博兰尼和汤普森的分析表明，对于工业化的历史不能只从经济维度来看，还必须从社会维度来看。也就是说，从经济维度来看工人的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如果这种经济在发展时以社会灾难为代价的话，从整体发展来看它也是应该而且必须被批判的。博兰尼和汤普森的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开始了以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背景的“经济起飞”，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然而，韩国在迅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人均收入迅速提高但工人阶级却经历了一场社会灾难的现象。旅美韩国学者具海根的《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社会性灾变，以及那些大量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仔”、“打工妹”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过程和当时韩国爆发的世界上最激烈、规模最大的工人运动。这是因为，70年代韩国工人“最迫切得到的是得到像人一样的待遇和公正，而不是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3] (p.21)
考察英国和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代价，是因为我国也正经历着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过程。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遇到了许多与英、韩等国类似的问题。但是，如果只从经济维度来看工业化过程，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有没有社会代价，有多大的社会代价，诸如此类问题就会被忽视，许多社会代价就会被经济方面的成绩掩盖。理解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代价，特别是从文化的和社会的维度来理解这种代价，对于认识和解决我国面临的问题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代价——对我国经验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估计这个过程至少还会持续1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社会发展维度回顾这个过程可以发现，如果对经济的转型及伴随的社会转型缺乏清醒的认识，对社会建设缺乏自觉，就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这里仅举几个突出的显而易见的事例：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改革的一项最重要的举措，它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解放农业劳动力使之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与集体经济解体的同时，覆盖全国90％以上农村居民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解体了，农民失去了来自社会的医疗卫生方面的保障；由集体经济负责的农村“五保户”失去了依托；在血吸虫病流行区依靠集体力量灭钉螺、有效防止血吸虫病流行的机制也不复存在了，血吸虫病重新蔓延；依靠集体经济修建的水利工程难以继续建设和维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依靠集体力量的公共设施难以建设；依托于集体经济和集体生活的农村文化活动难以开展。这些事例表明，虽然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有不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面，但是它在承担社会公共职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不考虑它的这个功能或没有设置替代这些功能的制度安排，而只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衡量改革成果，难免会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其实，所谓“三农”问题，不只是农业经济和农民负担(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合理)问题，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集体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农村社会组织的解体。对农民起着重要保护作用和提供公共服务功能的“社会”的解体付出的社会代价，目前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国家正在采取措施，由公共财政来负责一些原来由集体经济承担的功能，如农村义务教育从由农民负担改为由国家负责、在政府投入为主的条件下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公共服务的不足和农民社会保障的缺乏，但是，这并不能代替农村“社会”的重建。如果农民如何组织干的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仍然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联系在一起的。大量农业人口走进城市，涌入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代价。主要特点之一就是1亿以上的农民工没能够确立应有的社会地位，在许多方面没有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只是作为劳动力在城市中存在。围绕着农民工这个群体，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一度非常严重，虽然中央和各级政府已经采取了积极措施，但这类现象至今还没有杜绝；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工伤甚至死亡事件时有发生；农民工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不享有政治参与权利，政治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大部分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险，他们必须自己承担工伤、生病、养老、失业的风险；农民工除了被管理几乎享受不到公共服务；大部分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没有享受到义务教育的权利，他们不得不支付学费或借读费；因外出打工，夫妻、父母与子女不得不长期分离，家庭成员天各一方。据估计，全国有2000万留守儿童，他们在一种极不正常的环境中成长。
国有和集体企业转制造成大约4000万职工的分流和下岗。这些下岗职工面临的不只是再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在国有和集体企业中体现的各种权利和社会保护，在心理和社会关系方面受到重大打击。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市场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个由利益驱动的价值运作体系。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的人性假设为“经济人”，在我国现实的语境中，他往往具有三种特点：个人主义，把个人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反对把社会作为一个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利己主义，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生最主要的目的，将占有和享受私人财富、满足物欲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理性主义，将人的理性堕落为单纯的利益算计。这种价值观的传播，导致理想和信念的虚无化，社会的凝聚力下降。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人们却越来越觉得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也成为人们普遍反映，大部分人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不安全感也在明显增加。
解放后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内地近乎绝迹的性交易、毒品重新泛滥，艾滋病流行并蔓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刑事案件高发，假冒伪劣事件不绝，等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为经济迅速发展而付出的社会代价。
这些社会代价作为具体问题都曾引起重视，但就总体而言，由于缺乏衡量“发展”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维度，没有在“发展”的整体框架内对成效(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和代价(主要是社会方面、文化方面的)统一认识、思考与衡量，没有在发展的过程中自觉地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尽可能地减少社会代价，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四、对社会进步的历史考察
把社会维度纳入发展的框架，还需要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是我们一向追求的目标。但是，过去人们比较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而没有看到，社会进步的条件不是唯一的，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促进社会进步。
建国后，我国社会面貌发生根本变化，不仅“黄、赌、毒”一下子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扫除，而且人们的整个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通过革命而发生的不同性质的政权更替实现的社会进步。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领导了一场社会变革，这就是建立“三三制政权”、“二七五减租”。这场社会变革把各个阶层的抗日和民主改革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并且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放，向农民群众提供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公共服务，在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小学，实行了基层政权的民主化，农民中出现了“变工队”、“互助组”等新型合作组织，以至于晋察冀边区成为全中国最民主与最进步的地区。这种社会进步是通过社会改革实现的。(11)
不仅我国，其他国家也有通过社会改革而实现社会进步的典型事例：
20世纪初，美国的“进步时代”对美国建立基本的国家制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在四个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扩大民主，把政府权力从特权利益集团手中夺回来；管制经济，减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危害，实行了反垄断、关税和所得税的改革，建立了联邦银行体系和储备体系，使经济活动受到政府的有效监管；提倡社会公正，劳工、平民党、城市中产阶级改革者、妇女改革者和社会福音教派结成广泛联盟，这对劳工争取基本工资、提高工作环境的安全保障、保护女工和童工的福利、治理贫困、加强对食品和药品的监督等方面的立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提高政府效率，减少浪费，建立理性、有效、科学、透明的政府。(12)
20世纪40年代，瑞典“人民之家”建立。“人民之家”的基本主张是消除把公民划分为特权者与不幸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穷人与富人、优裕者与贫困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各种社会与经济的界限，使各种社会力量从对抗走向合作。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瑞典实行了经济社会化，以消除基于财产所有权的贫富差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13)
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社会市场经济，它不排斥市场经济的作用但又把社会置于市场经济之上，主张劳资和解，使他们成为合作伙伴，从而实现了社会团结与社会进步。(14)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社会进步的形式、内容、方式和途径是非常丰富的，有些社会进步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改革、改良、阶级(利益集团)间由基于对共同利益的认同达成妥协与合作来实现的。但是，这些社会进步的运动过去没有能够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在政策范畴，与社会发展有关的过去使用比较多的概念是“社会事业”，具体指的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有关的事项。社会进步较之社会发展包含的面要更广，它包括接受一种更为先进、文明的价值观，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进步性变化；各阶级或利益集团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和服从而实现某种程度的妥协、合作、团结；对人的尊重和公民权利的保护；消除社会排斥和实现社会融合；社会在公平、正义、平等方面的进步，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对自然的保护，等等。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化过程中，社会进步集中体现为防止“市场社会”的出现，这无论是从价值观、社会政策、社会组织还是从各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的互动方式上看，都会面临尖锐矛盾和艰巨任务。这一过程中社会进步的核心是对社会整体利益认同的确立和把人与自然从“商品”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从而把市场经济重新置于社会的监控与规范之下。它是通过价值观的改变、社会的组织化、政治参与的普遍化的制度确立和文化建设逐步实现的。
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的经验，都表明社会代价和社会进步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尺度。只关注生产力、平均收入水平，可能导致忽视甚至掩盖社会代价。因此，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必须把社会 (以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为内容)作为发展这一整体框架的一个重要维度。只有这样，才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保持一种自觉状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发展得更好更快。
注释：
①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②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萧琛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933页。
③参见[英]卡尔·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黄树民等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63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参见[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216，361，366、367、374、375，378、379、381-396，47、48页。
(11)在这里，社会改革是指引导各阶级、利益集团在服从整体利益(抗日救亡)的前提下实现妥协与团结。
(12)参见王希：《美国进步时代的改革：兼论中国制度转型的方向》，载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参见刘玉安：《“人民之家”的启示》；丁建定：《瑞典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载周建明、胡鞍钢、王绍光主编：《和谐社会的构建：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探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参见周建明：《从阶级斗争到阶级和解——20世纪德国社会的转型》，载周建明、胡鞍钢、王绍光主编：《和谐社会的构建：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探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标签：社会进步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文化维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