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视角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视角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哲学视角的形成经历了理性理想主义、理性现实主义、人本学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四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与德国古典哲学视角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德国古典哲学的视角
（一）理性视角
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视角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康德通过追溯过程找到了纯粹理性作为他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出发点。费希特把纯粹理性视角发展为“自我”的视角，从而不仅把道德领域包括在内，而且把人的全部认识都置于理性的范围之内。黑格尔则以体现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绝对精神”的视角，把理性视角发展到巅峰。
1.康德的“纯粹理性”视角
“实践理性”是康德的用语。在康德看来，纯粹理性有两种功能，即理论的功能和实践的功能。所谓理论的功能，即认识的功能，是纯粹理性对认识的规定，可把对这种功能的批判称为“理论理性批判”，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际上就是理论理性批判；所谓实践的功能即伦理的功能，是纯粹理性对意志的规定，可把对这种功能的批判称为“实践理性批判”，这也就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的任务。这样，康德就把认识和实践人为地分离开了。
显然，康德的“实践理性”的视角并不是实践理性视角，而是“纯粹理性”视角，因为在康德那里并不是实践规定理性，而是理性规定实践。康德把“实践”这个词冠于“理性”之上，并不是用以规定理性，而是用以表明“理性”的适用领域。在康德看来，纯粹理性既可以作理论的应用，也可以作实践的应用，但理论理性或实践理性并不因此就变成某种与纯粹理性不同的理性。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不仅对理论理性进行批判，即不仅指出了纯粹理性在认识中的消极作用，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对认识能力的分析追溯到纯粹理性的实践功能，即纯粹理性在信仰领域的积极作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曾讲过：我限制理性在认识中的应用，是为了给信仰留下地盘。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纯粹理性”视角有三个特点：一是它仅适用于伦理学领域，二是它仅有形式的规定性，三是它仅是一个“应当”。
首先，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对意志作出规定，而意志只与道德实践有关。也就是说，康德仅仅把伦理行为称为“实践”，至于人们改造自然的行动，是被排除在他所说的“实践”范围以外的。这与中国古代的“实践”概念是一致的。
其次，实践理性仅有形式的规定性。康德认为纯粹理性以理念为对象，这样的对象，经验是提供不出来的，所以纯粹理性没有经验内容，它在实践方面的规定只具有形式的普遍性。康德把快乐与痛苦作为道德领域里的经验内容，所以它的实践理性不对快乐和痛苦作出规定，认为人的快乐和痛苦与实践理性无关。
再次，实践理性仅是一个“应当”。这体现出康德的理想主义色彩。康德拒绝考虑行为的后果。在他看来，只要动机是好的，行为本身就是善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履行了理性的绝对命令。道德的本质在于从理性的绝对命令出发，从“应当”出发，而与现实无涉。很显然，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理论，因为如果明知善良行为导致的反而是坏的结果，还要求做善良人，那不等于鼓励人作恶么？如果说行为无所谓善恶，只有动机才有善恶之分，这种伦理学就是一种空洞的伦理学，因为人并非仅在思想中存在，如果是那样，仅有善良动机就足够了；人是现实的存在，人与人的现实关系并不是动机与动机之间的关系，而是结果与结果的关系。
康德实践理性的这一悖论根源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分离。要使行为的结果也是善的，那就不仅要有善良的动机，还要有对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对动机的实现条件的正确的认识。这一切离开理论理性是不可能的。
2.费希特的“自我”视角
费希特哲学的视角是“自我”的视角。自我视角是对康德的纯粹理性视角的发展。表面上看，费希特的哲学与康德哲学有一种奇妙的对应关系：康德有“纯粹理性”、“理论理性”、“实践理性”，费希特有“自我”、“理论自我”、“实践自我”。但费希特否认有独立于“自我”之外的物自体，只承认有被自我所规定的“非我”。所以，费希特的“自我”不仅在伦理学领域里有它的积极作用，而且在认识领域中有它的积极作用。费希特的“自我”视角超出了伦理学的领域，实现了理性的认识功能与实践功能的一致。
因此，如果说康德追溯到了理性但把理性仅仅作为他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出发点的话，那么费希特就把理性当成了整个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当然，费希特的“自我”与康德的“纯粹理性”并不是完全等同的。费希特赋予“自我”以“本原行动”的含义。在费希特看来，并不是先有自我的存在，然后有自我的认识能力；自我的存在本身就是由自我设定的。这样，费希特就实现了认识与意志的统一。
康德认为认识有感性和知性两个来源，其中感性质料来自物自体。至于理性，由于没有与之相应的感性对象，所以理性仅有形式上的规定性。但在费希特看来，理性仅有形式上的规定性，正说明理性是以自身为对象的。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自我通过自己的本原行动，既对自身，也对非我进行设定。这说明理性既有其形式的规定性，也有其内容的规定性，内容与形式是同一的。费希特认为自我的对象就是它自身，所以他开始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
然而，正如谢林指出的那样，费希特的自我实际上是纯粹自我意识。他把自然界的精神本质排斥出去了。这就使费希特仍然停留在理想主义立场上。他仍然满足于“应当”如何如何而不是必然如何如何。不过，谢林试图以“同一哲学”来取代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哲学也并不成功，虽然他在自我意识和自然之外设定一个“绝对”，从而大大扩展了哲学的范围，为费希特的自我视角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视角过渡准备了前提条件。
3.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视角
在黑格尔那里，理性视角表现为“绝对精神”的视角。
马克思曾指出：在黑格尔哲学中有三个因素，一个是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一个是斯宾诺莎的实体，一个是作为两者统一的绝对精神。这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总的评价，但它准确地说明了黑格尔绝对精神视角的来源。
斯宾诺莎的实体与谢林的“绝对”一样，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只不过谢林的绝对是精神性的，而斯宾诺莎的实体是物质性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既然含有斯宾诺莎的实体因素，且把它与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统一起来，绝对精神视角当然也就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为基本原则。这是黑格尔绝对精神视角的第一显著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使黑格尔的理性视角超越了康德的物自体与主体两极对立的纯粹理性视角，也超越了费希特把自然界的精神本质排除于外的自我视角。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使黑格尔的哲学视角把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或多或少分离的认识与实践完全统一为一体。
这种统一并不是先验的，而是一个过程。黑格尔哲学的最大优点是它深厚的历史感。黑格尔哲学的基础是唯心主义的，但这不妨碍它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内容。黑格尔既认为“实体即主体”，也就是他的“绝对精神”，又认为“真理是全体”。这两条原则体现在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过程中。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过程，既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过程，也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
黑格尔绝对精神视角的最大贡献是它提供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一致的原则。其中辩证法原则是核心内容。由于有了辩证法，黑格尔便可以把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他的理性视角范围之内。
黑格尔明确反对仅止于应然。在他看来，理性的原则就是现实的原则，它在把自己展开的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而不是“应当”如何。黑格尔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他所说的“合理”是指合乎理性）。由此必然会得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结论。而规律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黑格尔总是通过事物的思想形式去把握事物，因而他所说的客观性与唯物主义者所说的“客观性”含义并不相同，但唯物主义者显然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人不仅能够观念地认识世界，而且能够现实地改造世界。这是因为：按照辩证法与逻辑学、认识论一致的原则，既然人们能够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当然也可以通过运用这种认识去有效地改造世界。
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保守立场不允许他作出这样的结论。抛开阶级立场，单纯从哲学视角来看，既然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是一种精神活动，当然不能由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的一致得出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结论。黑格尔也不认为精神、理性是人所独有的，而是认为理性是世界本身的内在规定性。他把人的物质活动看作普遍的精神活动的外化。这样就陷入了费尔巴哈所说的“理性神秘主义”。
（二）感性视角
这里的感性视角特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感性视角，也就是“生活的感性”的视角。
在《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视角概说》一文（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中， 笔者曾经论证：从感性出发不可能把握整个世界。在那里，感性仅是作为一种认识能力来谈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突破了认识论的界限，把认识仅仅当作生活的一个方面。他所说的感性是生活的感性而不是认识的感性。他认为认识的感性以生活的感性为前提。
不仅感性是这样。费尔巴哈认识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其实不过是人的精神的片面化、绝对化。人既有肉体又有精神，是肉体和精神的统一。相应地，人既有感性的存在即物质生活，又有思想的存在即精神生活。人的精神生活仅仅是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远非最基本的方面。人首先必须过物质生活，然后才能过精神生活。于是，费尔巴哈就把感性的生活与理性的认识区别开来，并把认识奠定在生活的基础上。费尔巴哈不再以精神的、理性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而是由理性视角向下追溯，把哲学视角的基础和出发点定为感性，从而以人的眼光、从感性生活的视角来看待世界。
由理性本位到人本位，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实践是人的活动，不是理性的活动。人本位为实践概念的创立从主体方面打下了基础。但费尔巴哈在反对黑格尔的理性神秘主义的同时，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逻辑形式和历史内容。与黑格尔哲学相比，费尔巴哈哲学是一种贫乏的哲学。
虽然费尔巴哈声称不排除理性，但他实际上更重视感性。如果拿他心目中的“理性”与黑格尔的理性作比较，就会看到，他没有认识到从感性到理性有一种质的飞跃。尤其是黑格尔的理性，显然已经不仅仅限于认识领域，而是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固然是“理性神秘论”，但其中包含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是不容否认的。
费尔巴哈虽然强调生活，但他的生活概念的抽象性表明，他所说的生活只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消费活动，不包括生产活动。既不看重理性又不懂实践，所以费尔巴哈一方面抛弃了理性视角，另一方面又没有形成实践视角。他采取的是感性视角。
实践理性视角是理性视角与感性视角在实践基础上的结合。正因如此，费尔巴哈哲学虽然抛弃了理性视角，但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为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视角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理论前提，是实践理性的黑格尔阶段向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视角过渡的中间环节。
马克思实践理性视角的形成
1.理性理想主义阶段
马克思哲学思想所经历的第一个阶段是从理性出发的理想主义。从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信来看，他在进入柏林大学以后，一来阅读了罗马法及其研究著作，二来研究了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法哲学体系。虽然马克思的手稿没有留传下来，供我们研究他这时候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确切看法，但根据马克思写给他父亲的信，我们可以推断他受到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视角的影响。
在信中，马克思勾勒了他的法哲学体系的轮廓。首先，马克思在前面叙述了若干形而上学原理作为导言；然后是第一部分，即法的形而上学；再往后是第二部分，即法哲学，研究成文罗马法中的思想发展。显然，马克思采用的是理想主义的理性视角。他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形而上学原理”出发，不是按照法在现实中的发展，而是按照费希特的理性推演方法，根据“应当”如何进行论证。这就注定了马克思的体系失败的命运。
这部著作虽然失败了，但马克思通过对它的批判超越了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取得相当大的收获。
马克思在信中说：“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应当说，是康德和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引者）；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第二部分是法哲学，……我又把这第二部分分成关于形式法和实体法的学说……错误就在于，我认为实体和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各不相干地发展，结果我所得到的不是实在的形式，而是象带抽屉的书桌一类的东西，而抽屉后来又被我装上了沙子。”“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马克思所提到的费希特和康德的著作是指他们的法学著作。但从马克思的自我批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马克思法哲学体系的缺点正是前一部分所分析过的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视角的缺点。难怪马克思接着说：“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即哲学——引者）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但在这个体系的结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当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0、11、11、11－12页，中文第1版， 下同）只要仍然用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视角看问题，马克思就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马克思的理想主义终于破灭了，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相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同上，第15、16页）
从马克思的话来看，他的理想主义与康德、费希特有所不同，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显然采取了康德和费希特的视角。马克思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不得而知，但他说“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这肯定是不对的。他转向的并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现实本身的思想，即黑格尔哲学。这使马克思由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理想主义转向了黑格尔的理性现实主义。
2.理性现实主义阶段
从布鲁诺·鲍威尔于1839年12月11日给马克思的复信中可以知道，马克思曾经撰写过逻辑学著作。显然这部著作未能保存下来，但从信中可以断定，马克思可能特别努力地研究过黑格尔《逻辑学》，特别是其中的“本质论”部分。“本质论”在黑格尔《逻辑学》中占有一个关键地位。黑格尔把“本质论”作为客观逻辑向主观逻辑的过渡，但还是把它统括在客观逻辑之内。“本质论”涉及一般、本质以及与此相连的规律和必然性只是主观思维的形式还是具有客观实在性，涉及人的思维规律和形式是否足够把握住自然界和历史的发展，涉及真正现实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是否可以进行比较。黑格尔肯定了形式可以把握内容，思维可以把握对象，逻辑可以把握历史，这对马克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只是一个例子，用来说明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实际上，影响马克思的决不仅是黑格尔的一部《逻辑学》。仅在他“成为费尔巴哈派”（恩格斯语）以前，马克思就至少两次通读过黑格尔的著作了。
在“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的论文中，马克思已经完全用绝对精神的视角看问题了。他批评德谟克里特把原子看成纯粹的物质，只指出了原子的物质性，而没有说明原子的形式方面的规定性，因此没有表明原子的独立性、个性和能动性。而伊壁鸠鲁则既表明了原子的物质规定性，又表明了原子的形式规定性、能动性和个性。从马克思对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分析可以看出，他认为世界有两个本原，即物质的本原和形式的本原，其中形式是能动的，物质是被动的，形式要通过物质实现出来。这种观点固然是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但与其说它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如说它是黑格尔的观点。因为马克思接下来又批判伊壁鸠鲁追求心灵的宁静的自由观，认为只有“定在中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正是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思想的体现。在《莱茵报》时期的文章中，马克思从理性出发，抨击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认为应当根据理性的原则对现实进行改造。马克思不仅用理性说明国家和法、哲学和宗教，说明出版物，而且从理性出发说明一切事物。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采用的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视角。这不是说马克思不重视研究现实，而是说他戴着理性的眼镜看待现实，即从现实的思想形式去把握现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衡量事物的存在时，我们必须用内在思想实质的标尺，而不应当陷入片面和庸俗经验的迷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页）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形式与内容、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但唯心主义的基础还妨碍着他对现实本身的把握。用他以后的话说，他所把握的还是现实的“副本”，而不是“原本”。
然而，当时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莱茵报》时期的工作实践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使他最终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束缚。这已经是他的实践理性视角发展的第三阶段的事情了。
3.人本学唯物主义阶段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观点加以引伸，认为现在的国家和社会应当根据理性的要求加以改造，因为理性本来就是国家和社会的本质。例如，马克思原认为法律是公平和正义的理念的实现。但是，在对现实生活的分析中，马克思发现，与其说法律是理性的体现，不如说法律是利益斗争的体现，并且法律并不是所有社会阶层的普遍利益的体现，而往往不过是优势群体的特殊利益的体现。黑格尔哲学的无效使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基础产生了怀疑。
此时，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费尔巴哈认为感性第一性，理性第二性，理性的真理在于感性。他从人本学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理性神秘主义色彩，颠覆了它的唯心主义基础。马克思响应费尔巴哈的号召，试图用唯物主义原则改造黑格尔哲学，由于使他感受最深的是法哲学的问题，所以马克思从法哲学开始，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并不象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恰恰相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黑格尔颠倒了“主语”和“谓语”的关系。这是马克思由理性视角向下追溯的开始。
在对“副本”进行批判以后，马克思进而运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对“原本”进行批判。马克思发现，真正统治人们的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思想或理性，而是物质利益。马克思把经济生活看作理论的感性基础，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形成了他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逐渐认识到，生产活动（此时马克思心目中的生产活动还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是理解人的社会生活的一把钥匙。
在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费尔巴哈哲学的贫乏性慢慢显露出来。费尔巴哈既不研究经济也不研究政治，他只是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以及人的本质的异化。正是费尔巴哈哲学的贫乏使他感觉不到辩证法的用处，所以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时候，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一同抛弃了。费尔巴哈不满足于仅仅谈论认识，他强调生活的重要性，但他所说的不是人的现实的社会活动，而是人的生物性的生理活动。他所理解的生活仅仅是消费活动而不是生产活动。费尔巴哈口头上说人的本质是“理性、意志和心”，即知、情、意三个方面，实际上主要强调的还是感性，尤其是人的感情的方面；而且，费尔巴哈强调的感性，只是感性直观，而不是感性活动。因此，他抛弃了理性视角，建立起新的感性直观的哲学视角。
对于马克思来说，费尔巴哈的生活、感性视角是黑格尔的理性视角向他自己的实践理性视角的过渡环节。
4.实践唯物主义阶段
虽然费尔巴哈曾经对马克思产生过重大影响，但马克思的视角始终高出于费尔巴哈。而当马克思明确认识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的时候，他便迅速越过了费尔巴哈，进入了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视角的时期。
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同时，没有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使他在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影响的时候，并没有把感性当成从来就有的、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认为感性也处于变动之中，有一个生成的过程，虽然在那个时候，马克思所理解的“生成”更多地是一种思辨，而不是历史的考察。
黑格尔把历史看成理性的历史，又把理性的历史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感性第一性，理性第二性的观点之后，必然会得出理性的辩证运动不过是感性的辩证运动的反映的结论。由于马克思把实践活动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所以理性辩证法最终不过是实践辩证法的反映。
实践活动的最重要表现是生活实践。马克思把经济生活作为人的感性生活的集中体现。在经济活动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正体现了实践与感性的关系。费尔巴哈只是从人的消费活动来看待人的本质，他没有意识到，生产活动是第一性的，消费活动依赖于生产活动。马克思则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生活条件是自己生产出来的。
一般说来，人与环境的关系有三个层次：理性层次、感性层次、实践层次。黑格尔满足于在理性层次上看问题，费尔巴哈满足于在感性层次上看问题，马克思却进而由感性层次深入到实践层次。黑格尔的视角是理性视角，费尔巴哈是感性视角，马克思则是实践视角。
但马克思的实践视角实际上是实践理性视角。这是因为，实践必须以理论作指导，否则不成其为实践。马克思重视感性对于理性的优先性，同时把感性看作现实事物的总和，把它看作处于一个过程之中。对于全体和过程的把握，是不能离开理性的。因此，马克思把意识、把理论活动放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上。一方面，成功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的理论，因为只有理论能使人把握整体和全局。离开理论，人对现实的把握必然是片面的、孤立的、僵化的。只有理性才能使实践成为有效的实践。另一方面，理论并没有独立的存在，它始终依赖于实践。实践是在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的实践水平不同。相应地，任何理论都有时代性，都不可能不受时代条件的制约。在时代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时，理论似乎显出其无限的威力，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理论受感性现实，从而受实践制约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随着时代的推移，理论本身也要发生改变。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例，革命与战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到了和平与建设时代，有一部分就会过时。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必定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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