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发展梯度约束与和谐社会战略构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梯度论文,和谐社会论文,中国论文,区域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在固有的发展差异基础上，继续扩大了新差异。区域差异(包括城乡区域差异)扩大与资源约束刚化，进一步催化了一些人急于求成的发展心理，以至于形成了今天涵盖整个中国内地的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争相发展、唯恐落后的国家发展战略格局。这种现象值得深思。一个处于不同资源与发展约束状态中的多区域经济发展，其发展战略选择应当存在明显差异，以求得差异(梯度)发展中的互补，最终形成区域与国家共赢的优化发展战略格局。假如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掌握于某种秩序之中，似不应当出现如此“争先恐后”的发展状态。因为，在“相似”的发展战略选择与“差异”的资源约束背景中，一种缺乏一定秩序的竞争发展可能会引起资源临界约束率进一步加剧，又会使不同区域经济社会资源无法实现优化利用，发展过程中正负外部性的相互抵消则还会使发展的效率大为下降，可持续发展矛盾进一步突出。面对目前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出现的情况，我们需要研究并解释这样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人类行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或终极价值究竟是为了什么？二是目前的区域发展格局是如何形成的？是否符合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的要求？进而是否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三是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战略是否可以与如何进行协调，以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格局？这样三个问题，关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
二、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明白这个问题对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确定具有基础性意义。现阶段条件下，在理论上懂得这个问题应当不是难事，实际上做到也不应该太困难。但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不仅理论上没有很明白(或者是有意回避，不太愿意明白)，实践中要做到就困难了。在这样的理论意识情形下，即在不认识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与终极价值——发展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在什么情况下去产生与引导行为、引导区域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怎么能够实现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政府宿愿与和谐社会的国家构局呢？
1.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
快乐(Hedonic)是以主体与对象的物质存在与消费为基础又超然于物质之上的一种愉悦或正向的精神体验。人类的所有有意识行为，都是对于快乐的追求和痛苦的避免。从表面上看，人在社会中追求的是各种各样的物质利益与名誉地位之类。但事实上，在这些物质与名利形式追求的背后，即人类行为在其“真际”本质上，却真正地显示为精神快乐的需要和对精神快乐的追求。食物、居所、金钱、荣誉，这些都是实现人们快乐需要的手段，但并不是最终目的。人们之所以欲求这些东西，只因为它们具有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属性或效用。只有快乐才是人类欲望追求的本质和行为的终极目的。这个结论并非新创，对于亿万人类的真实生活却无上重要。它指明其生活实践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明确快乐与幸福(Well-being)生活才是人类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所在。在一个被物质化的世界里，说人的行为就是为了追求精神快乐，物质只是一种手段，可能会有人难以接受。然而，这是确凿的真理。终极而言，任何有理性的人类行为没有一件是有例外于趋乐避苦原则的。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最高的主人支配之下，即痛苦和快乐。恰恰是它们，指示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做什么(边沁，1762)。边沁的快乐思想尤其是边沁主张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作为一切立法与道德的基础的理论原则，应当成为我们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
2.广义消费与广义财富：实现国民幸福生活的基础理念
快乐是以一定的物质存在与消费为基础的愉悦的精神感受。快乐产生的这种特性使得一切能够满足人类快乐需要的对象都构成为人类消费的内容，这就是人类消费内涵的广义性。不光食品、住房是消费，身受阳光、空气，仰观蓝天、白云，聆听泉流、鸟鸣，皆是美好的消费。广义消费理念能够使我们把所有与人类快乐相关的影响因子都考虑在内并形成各影响因子相互依赖并正相关的函数模型，避免片面的以生态环境与弱要素利益牺牲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而绿色GDP核算概念实际上也只有以基于国民快乐的广义消费论为基础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这样，人类能不能用少得多的资源损耗，来达到天人、物我、群己、劳逸之间的和谐与快乐，就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问题。一个简单的例子，例如，改吃鸟为观看鸟的飞翔，聆听鸟的鸣叫，消费者的快乐没有减少，生态却获得了保护。
与广义消费论相联系，财富实际上可以区分为自然财富与国民财富(加入人类劳动的财富)两大类。对于人类恒久的快乐、幸福生活而言，自然财富与国民财富具有同等甚至是更加首要的意义(可以通过计算两种财富对于人类快乐的边际效用变化来确定其重要性差异及其演化)。从其财富源流上考察，自然财富是国民财富的基础和母本，存在于自然界的资源是国民财富的基础来源。森林、湿地等大量生态资源直接就是Well-Being(幸福)，就是满足人类快乐需要的财富。展开快乐思想并基于广义消费、广义财富理念，可以立即发现，健康、亲情、生态、闲暇，这些并不需要多花钱的项目，原本就是无上快乐的源泉。一条通往快乐而又可以大大节约资源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推动人类走向减物质消费的为人民谋幸福的社会发展康庄大道，瞬息间柳暗花明了。
综合上述，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与最大多数人的快乐、幸福生活；而快乐并不一定就与GDP相联系(不丹人均GDP 800美元，国民快乐指数却非常高)，并被证明更多地与健康、亲情相联系，这两者约占快乐源的约48％，国内外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的结论是接近的(陈惠雄，吴丽民，2006)。生态环境是人类快乐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源泉。新老古典经济学基于个人主义与物质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妨碍了对于快乐、幸福生活这个终极真理的理论基点与实践准则的接受，并必然地引起对和谐社会建设的阻碍。明白了人类行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终极目的之后，那么，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宏观经济整体发展而言，怎样才能够真正实现这个终极目标——为广大人民谋幸福呢？
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约束及其根源
今天，我国东西南北中竞相开发、全面开花(开发)的情形令人担忧。因为，各区域的发展约束实际上并不相同。约束条件差异，决定了各区域面临的主要发展矛盾差异，进而决定了区域发展战略选择应该有的差异性与结构性，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国家资源的优化利用，形成优势互补的和谐社会发展战略构局。事实上，现在与未来相当时期内的我国区域发展约束状况的大致格局是：西北穷生态，西南穷交通，中部穷机遇，东北穷体制与观念，东部沿海穷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这就是中国区域发展梯度约束的概貌。
西北6省区是中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西北地区生态脆弱：一是自然地理原因。西北、华北总体属于黄壤松土，土壤沙含量较重，土质疏松，容易被风蚀。但这样的地理条件也有优点，如宁夏河套地区的冲积型土壤的土质松软，耕作与种植的难度低，比较适宜于早期人类耕具(耒、耜)耕作和繁衍生息，这就是西北及黄土高原地区当时相对的资源禀赋优势。所以，人口繁衍、华夏文化摇篮与古丝绸之路均与此一带地区有密切联系。可见，西北生态脆弱与不利于人类生存生活是今天的观点与今天的现实，历史上并非尽然如此。认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可以让人们明悟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的深刻背景与历史原理。二是人为原因。西北生态毁灭始于战国末期。行为主体的贪欲、无理性，导致了滥伐、过度耕垦直至无休止的战争。地区发展因福而祸，河成为黄河(东汉开始)，人均寿命渐趋缩短(春秋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生态环境成累积性恶化。专家考察估计，西北生态之恶化，半数为历史所毁，半数为近30年来的不当开发行为所致。区域发展决策失误以及东西部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扩大引起的生存环境胁迫是导致不当行为的主因。河套地区、河西走廊以及关中地区在历史上均是很富庶的地区。而今天的敦煌月牙泉水消失危机，莫高窟风沙侵蚀危机，以及陕西关中地区由中国历史上首个“天府之国”沦为今天的贫困地区，均根源于类似的自然地理原因与人为原因。所以，西北穷生态，而重大根源则在于人类的行为失当。
西南6省区(市)除成都平原外多为高原山区。就农业而言，高山较之平原对农作物光照有较大的负影响，容易引起作物的有效积温不足。我国土地复种指数在175％以上者除成都平原为西南内地外，余皆集东南一隅，足见西南农业生产受经济地理条件的约束之大。而地力瘠弱，光照不足，农业产出较低，以至于经济不能较快发展。由于高山阻扰，山区人口稀少并多以坝(山脚较平坦区)聚居，区域经济也就难以获得发展良机。所以，滇、黔、桂、渝以及矿产丰富的云贵川3省交界的“金三角”等西南地区，其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的大势在交通，根源在其经济地理的自然特征，交易费用大阻碍了该地区与外部的信息交往和经济社会发展，而非人为制约。
中部6省是为我国农林资源与矿产资源均具有一定禀赋优势的地区。在传统农业经济时期，此区域人口密度已经相对较大，地区战乱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较大不利影响。近代以来，由于中部地区对外交往与交通较沿海处于不利地位，加之传统农业经济给该地区的人文状态形成了封闭性影响，使得该地区在近代100多年中除武汉、九江等少数商埠有一定的近代工商业发展外，工商业发展已经较大地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产业发展与集约化发展是基于规模效益与交易费用原理的一个普遍性的区域经济现象，产业扩散与区位转移基于同样原理并需要经历相当长的周期。目前，我国中部地区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就是受到这种发展战略机遇的制约。战略机遇期制约是一种产业集中与产业转移规律支配的结果，至今的美国经济重心还在东部地区，日本经济重心还在京都、大阪一带。可见，基于交易费用与经济规模原理的产业集中规律的作用对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发展机遇制约性。
东北3省有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与农业资源，又由于东北与前苏联的政治地缘关系，使得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较大发展，成为新中国的重工业与军事工业基地。由于东北工业建设以国家重点计划建设项目为特征，加上重工业与基础工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使得其比较适合国家所有制的产权要求。这种基础产业特征与国有经济体制双结合的情形，使得东北地区的国有经济与计划经济模式在我国获得了最典型化的发展。至改革开放前，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国有重工业基地。这种基础工业经济地位性质与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的吻合，使得其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存在着比一般的竞争性行业更大的“习惯资本”与“记忆效应”方面的行为障碍。由于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对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与对“大锅饭”体制的习惯性偏好以及资源开发型(钢城、煤城、石油城等)的工业化模式，成为东北经济在改革开放实行经济体制转轨后逐渐失去其重心地位与创新力的重要原因。由体制惯性产生的群体行为意识问题，是东北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
东部沿海11省市① 是我国的经济发达区。东部经济之相对发达，有三个原因：一是该地区的经济重心地带——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大多在隋唐曲辕犁发明、使用之后才获得较快发展。相对而言，该地区的粘性土壤较为肥沃，农业资源丰富，人口逐渐稠密，至明清时期逐渐形成江南市镇经济这一典型的商业人文景象。二是由于人口繁盛，商业发达，生存竞争逐渐激烈。而工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以及气候(无霜期)条件差异等均对人们的行为习惯有重要影响。商业繁盛、稻作辛劳、无霜期长以及明清以来江南、华南地区私有经济逐渐发达，培养了东部沿海地区人的勤劳品格与自主竞争的商业意识，是该地区现代经济能够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三是交通发达与海洋文明对于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们行为观念的重要影响。这样三个重要因素奠定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经济、人文与社会基础。然而，由于金木相克、“金旺则木衰”的道理，农业资源丰富也意味着该地区矿产资源可能会相对不足。对于今天的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需要的资源(能源、矿产等)约束与基于产业梯度考虑的人力资源约束(东部沿海地区处于产业领先发展地位的创新性人才不足)，是未来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
综合上述，所有的约束都可以考虑为某种方面的稀缺性约束，但从宏观经济社会战略考虑并基于区域经济格局实际，我国东西南北中地区的发展与约束梯度、约束特征的差异是显然的。西北发展的主要约束在生态，西南发展的主要约束在交通，中部发展的主要约束在于产业转移与产业创新机遇的获取，东北发展的主要约束在体制与观念，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主要约束在于自然资源与创新性人力资源的缺乏。只有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约束差异的实际情况，并始终把区域经济发展置于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约束前提之下，并把区域经济与国家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置于人类行为的终极目标的约束前提之下，才能够最终形成科学的和谐社会国家发展战略构局。
四、宏观背景中的区域协调：基于国民幸福的和谐社会战略构局
诚然，发展的所有约束可能都来之于自然与人为两方面的原因。而由于人在世界的主体性地位，在分析发展约束时，必须更多地从人自身的行为来思考原因，这是解释现代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维度，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人的快乐、幸福生活。这种把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与终极约束均收敛于人自身进行解释的人本经济学观点，揭示了只有以人的快乐、幸福生活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以提高人力资本与人类理性为根本手段，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约束状况来制定发展战略，才能够获得解决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梯度约束状态下的和谐社会发展战略的科学思路。这种思路既能够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化目标，又能够实现和谐社会的国家发展战略构局的要求。
1.西北开发种林草：基于生态约束的西北开发主战略
由于地域、生态、民族发展等方面的原因，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点在西北，而西北开发的实质在于生态资源大涵养、大保护，绝非“大开发”之字面意义的资源大开发。西北恶劣的人类生存环境呈现恶化之势，原因在于自然的疏松土质与人类长期的过度放牧、开垦。因此，西北开发的切实涵义是利用东部地区发展形成的国家财力与财政转移支付，实现西北地区持续的退耕还林(草)工程，实行积极的大区域生态休养生息政策，并把恢复与养护生态资源提到西部大开发的根本战略高度。生态资源与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联系的整体，环环相扣，始有万类之均衡。而在人与自然之间是人依赖于自然环境，而不是相反。自然物种的整体多样性是人类物种存在与繁衍的根本前提条件。区域经济发展，首先要有人类作为生物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光、温、水、气、土，不可缺一，方能使百草得其时，六畜得其命，群生得其长。然而，在我国西北地区，荒漠化、缺水已经成为人口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难题。西北地区的生态恶化源于秦皇汉武时代，两千年来的生态悲剧几乎是愈演愈烈。楼兰古国是昨日生态灭绝的结果，而被称为“中华水塔”的青海湖面临干涸之虞则是今日生态破坏的写照(目前，青海湖水位每年下降约10厘米，相当于每年缩小一个西湖的面积)。② 人砍光了树，留不住鸟，蝗虫便泛滥成灾；天留不住云，沃土便成为荒漠。于是，湿地变旱地，旱地变沙地，沙地变沙漠，沙漠赶走了人，区域生态就此毁灭。沙尘暴漂洋过海，塞北江南一样无以幸免。因此，就我国西北地区而言，大开发的战略涵义在于生态资源大涵养，林草大种养，而绝非在于开发那里脆弱的生态环境中的部分矿产资源。这才是实现区域人民生活幸福(Well-Being)、国家和谐发展的唯一科学的战略。
其实，东部经济之持续发展和中国经济重心地区长期驻于江南一隅，首先就是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优越的生物生存条件密切相关的。一个具有良好水土资源环境条件的江南，产生与吸应了大量人口。人口发展与需求增加又促进其对新资源的开发与旧资源的进一步利用，于是使产业分工扩大，技术创新，工商繁盛。现代江浙经济实际上与传统农桑经济昌盛基础上的工商经济繁荣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社会发展不足以摆脱人类对生态的依存局面之前，生态条件恶劣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难以有大的期待。这就是生态问题对于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义所在。
从自然地理角度言，西部生态资源保护与环境优化是实现“代际”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条件。青藏地区地处长江、黄河上游，正因它地处中华民族两大水系的上游流域，使得其在中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重要的生态地位。如果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得不到根治，沙尘暴年复一年爆发，长江、黄河连同整个中下游地区，都将无宁日。此乃西北生态环境问题为中华民族根系之所在。中国的自然地理，西、中、东一脉相承。西为根，东为冠，根不得养，冠又何得其盛？这就是西北大开发的战略本质在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至理。
显然，基于西北地区的生态约束状态，其经济发展亦完全可以走出不同于东部的发展模式，以实现人民的真正幸福生活。即通过持续的退耕还林草与植被绿化，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走一条可持续的“旅游农业”、加工工业与“安静型”人文社会发展的现代化之路。这也是今天美国西部经济发展提供的一个合理模式和可供借鉴的经验(今天，美国西部的安静型绿色现代化，已经完全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纽约式的那个闹哄哄的东部现代化的模样)。我之观点：西部的现代化之路已经也不可能再像“温州模式”一样的自由放任去做。完全的模仿与肆无忌惮的开发，只会继续恶化西北的生态环境，使西北地区彻底失去发展机会，并加剧区域生态与整个国家生态环境的恶化。通过积极的种草植树发展战略，恢复植被，利用不同于东部的西部地理优势，在种草、植树和适度农业经营与加工业发展的同时，兴办在21世纪具有极大前景的基于体验经济的旅游农业和旅游畜牧业，以使国家财富通过“涓流效应”而达于西部，形成东中南部主粮、西北部主草的农牧业大区域分工，这应当成为西部经济大开发的一个基本的战略选择。
2.西南开发主筑路：基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我国西南地区除成都平原外，其余区域多为高原山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受交通限制。如云南省被称为植物、动物、矿物三大王国，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金三角”地区面积大、矿藏丰富，均因交通问题而受发展困扰。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与受自然地理限制的交通困难、信息不畅、对外交流缺乏等情况密切相关。因此，西南地区开发宜以大力发展交通为阶段性主战略。这种交通发展除了主干道与对外通道建设外，还要着重对山脚、平坝等人口集中村落的支线道路建设。通过道路建设，形成交通便利村镇区位的小规模发展优势，以便在一个时期后使高山人口逐渐向这些地方移居，产生诱致性人文与社会关系变迁，既有利于工商业经济发展与外来信息的学习，又有利于摆脱比较落后、封闭的社会状况，从而形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规模效益与开放系统环境，同时又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使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逐渐与国家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相衔接。
3.中部崛起抓机遇：基于增长极产业扩散与产业区位空间转移的原理
我国的自然地理呈三级阶梯式分布，青藏高原为第一阶梯，海拔千米以上地区为第二阶梯，东部沿海地区为第三阶梯。中部地区海拔30％在千米以上，经济地理条件与发展状况大致介于东西部之间。根据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状况，基于沿海地区产业集中(增长极)与目前因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而逐渐形成的产业区域转移的机会条件，加之中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建设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结合地区发展的进程不同步原理与地位可变迁原理等区域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我国中部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机遇条件已基本到来。这种机遇条件的基础是由产业指向性规律结合机会条件逐渐形成的中部地区区域发展优势；机会转移的条件中包含了区域经济差异化发展过程中交易费用变化的主要机理。其结构性内涵：一是利用东部地区与国际上部分产业转移的机会；二是部分利用中部地区自身资源的产业开拓与产业技术升级的机会；三是部分利用对国内外市场与资本开放的机会条件；四是利用现代高度流动的产业空间模式与网络技术进行区域产业结构重组，获得一些与传统相对静态的区域经济模式、传统产业转移路径模式中所不同的机会优势(叶华，陈修颖，宗跃光，2006)。这样几种机会条件的把握，能够为实现中部崛起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起重要作用。
4.东北振兴依靠体制与观念创新：基于制度与行为创新的发展理念
我国东北地区土地、矿产、森林资源均较为丰富，近代河北、山东一带人闯关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的森林、矿产、土地资源得到了大规模开发，也由此形成了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自然资源大多属于国有产权，加之重工业与基础产业的国家经济命脉地位，因而又决定了东北国有经济体制特别牢固的基础。资源依赖与体制依赖是横跨在东北经济发展中的两个主要阻碍。由丰富资源造成的经济发展的资源依赖型工业化路径模式，会对技术创新力构成不利影响；而国有制经济同样会因公共产权而造成自主创新意识、市场意识的缺乏。资源依赖与体制依赖两者相互影响，增大了振兴东北经济的难度。行为经济学证明，这种行为惯性甚至会对整个一代人的行为起作用。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体制性行为心理根源。要改变这种局面，实现东北经济振兴，体制创新、观念创新与习惯改变是关键环节。这三者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因素。所以，与传统经济体制(公有制依赖)、传统工业化模式(资源依赖)相联系的人的“习惯资本”依赖可能是东北经济振兴的真正困难所在。今天，东北的原生林资源、矿产资源逐渐枯竭而使得经济振兴的难度大大增加，实际上是由在传统体制与观念以及传统工业化模式基础上人的创新意识、创新力不足造成的。要克服这种群体性的行为障碍，需要在产权机制与经济体制上进一步进行大力度改革并大力引进竞争力强的外部企业，以在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形成具有足够强大激励力的产权制度，并大大弱化排他性不足的产权体制状况，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实现行为观念创新。
5.东部发展需要改变工业化路径模式：基于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现代化发展思路
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路径改变与观念转变发生了重大影响。传统农桑经济与工商经济发展思想逐渐被近现代工商业的竞争文明所取代，经过100多年的市场经济意识、竞争意识与开放意识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经济意识与行为方式逐渐确立起来(陈惠雄，1990)。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能够迅速适应这种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变革，与明清以来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市场经济意识与自主竞争的行为意识是分不开的。然而，需要认真注意到的是，以市场化、股份制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包含着主体优先权、不顾整体的个体自主倾向和把对象客体化等近代主体性的经济思想意识。这种行为意识，一方面，有利于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在这种制度体系中，由于产权边界明晰，资源自由流动，竞争得到充分鼓励，使得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成为促进近现代西方经济发展的强大的价值观与制度动力)；另一方面，由于把对象客体化而有可能形成对整个弱要素群体利益的过度损害。这种在个人本位价值观与近代主体性影响下的经济发展路径，实际上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强大的负外部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经济体制转换及其工业化模式，在吸收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路径模式的同时又与本土化的体制产生了某种结合，形成了三个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在改革开放先发的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得尤其突出)：在工业化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上，采取“末端治理”型的路径模式，使资源环境过度受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向度上，实行近似于“股东利益至上”的单向度的强势主体利益观念，使弱势群体利益过度受损；在技术发展路径上，主要采取引进与仿造战略，导致技术创新力不足，产业结构进步缓慢。这三大特征又相互影响，形成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发展对于资源、环境与弱要素利益转移的工业化路径依赖的明显特征。在经过了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工业化快速发展后，这种“末端治理”型工业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需要进行大的路径转变。否则，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生态与技术创新滞后性，不仅会使得该地区经济难以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且将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创新步伐与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实现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路径转型的关键，在于从分配制度、产权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为人力资本培养、技术创新提供激励强大的制度条件。
五、解释与总结
大凡幅员辽阔的国家，区域间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条件均存在着较大差异。区域资源条件差异在科学技术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功能，由此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与演化的重要原因。基于我国区域发展的梯度约束现实，本文提出了上述五大对应的区域发展战略。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区域发展战略——对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作主导性内涵的理论诠释，是基于快乐、幸福生活是经济社会发展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的观点，基于对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约束状况的考虑，基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的理性分析，基于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社会福祉战略目标的深刻思考。这样的发展理论思维向度与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四面赶超式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战略存在一些明显差异。这一区域发展理论思维突出了各区域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并运用相关的发展理论机理，把各区域开发、发展的重点置于生态建设、交通建设、产业机遇衔接、观念转变以及人力资本培养的主导性发展战略之中。为了证明这种区域发展理论机理与战略架构的合理性，需要再做一些总结性的解释与说明。
第一，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人们的快乐满足，并且应当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目标。因为，只有快乐才具有终极性善的意义，才具有判断一切是非善恶的属性。而快乐不仅能够被GDP所提供，在更加基础的方面，是能够被健康、亲情、社会公正、人际关系与生态环境所提供。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产权属性，决定了它容易被损害的特点和更加需要公共产权主体——政府予以保护的理由。所以，上述从约束梯度差异实际出发提出的区域发展战略结构，特别是关于西北开发种林草、养生态的战略主张，应是既符合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与主要矛盾情形，又定然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的和谐社会发展战略。
第二，一位经济史学家曾经说过，自然经济是符合人性的经济，此话的功力非同小可。其意是说，符合、顺应、适应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条件与特性的经济发展，才是符合人的本质属性——实现“趋乐避苦”原则和实现最大快乐、最小成本的经济学基本原则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文章提出的基于梯度约束的区域发展战略，正是贯彻了这一思想。事实上，不管经济技术如何发展，支撑其发展的永远都是自然界潜藏与演化着的理与力。脱离、背离自然经济原理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战略，可能是非科学的发展观。仔细思量，我国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与区域的自然地理约束差异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这样的自然地理产生了这样的人群行为及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累积性的现代后果。因此，基于自然的理念(理解自然、适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完善自然)来确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折腾式”的现代化只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与生态毁灭，并且可能终究会为自己的无知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是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路径模式的较大影响。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阶段中遇到的问题大体上也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来进行理论解释的，并且目前的主流经济理论与社会意识状态也是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观相接近的，所以，才出现了这种东西南北中遍地开花式的经济开发局面。需要十分认真指出的是，这种缺乏独立思考并缺乏结合实际而产生的经济理论与社会发展战略，具有极大的盲目性与风险性：①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基于近代主体性与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以这样的价值观指导工业化、现代化导致的“唯人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在本质上是具有强大负外部性和非为多数人谋幸福目标的。由于有了落后(殖民地)国家的利益作牺牲，西方国家才得以度过了持续100多年反复发作的经济危机的难关并完成其财富积累的过程。而今天我国面对的工业化、现代化国际背景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一种本质上就无理性的价值观与发展观加上我们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已经大大改变，如果照着采纳，可能会使我们面临日益突出的经济增长矛盾，甚至会产生巨大的社会风险。而我们面临的发展背景已经大大不同，解决发展问题的出路更应实事求是——去除个人本位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快乐、幸福生活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区域经济与国家宏观经济的和谐发展战略构局。②发达国家的这种发展方式实际上给国民带来的快乐(幸福)指数并不显著，美国近半个世纪来的国民快乐指数没有提高即为重要例证(GDP增长数倍而国民快乐指数没有提高，则经济增长无意义)。对于这样的发展模式我们是否也要邯郸学步？实际上，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学习西方国家的哪一步：实际的经济发展路径是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物质利益中心主义的“末端治理”型发展模式；而和谐社会建设则和西方国家后现代化时期执行的以国民幸福、民生福祉普遍改善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相近似。这也正是我国区域经济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事实路径与新理论目标存在突出矛盾之处。需要指出的是：始终、一贯地坚持以国民快乐、幸福为中心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模式，才是唯一有理性的科学发展模式。中国与世界都只有走这一条道路，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类大同与国民安康、幸福的生活。
第四，基于梯度约束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其区域发展战略结构，是指向最大化的和谐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因为，只有基于区域经济社会实际的以国民快乐、幸福为中心亦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不是相互攀比的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才能够构建区域和国家的最优发展战略。而区域之间具有结构性差异的发展合作，有利于区域之间发展的相互协调。为了实施这种区域协调的发展战略，国家需要从根本上做好两件大事情：一是坚决地控制GDP的适度增长与税收适度增长，因为超过资源承载力的GDP增长对于国民福祉而言可能是一个负值，而过重的税负与税收增长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非是一件好事，容易导致资源环境的过度损失，这需要通过设置更加完善的官员考绩体系等措施和纠正发展理念来解决。二是通过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功能，重点支持各区域的战略项目实施，实现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财政资源过多集中在中心城市，引起高房价等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
第五，需要说明的是，五大区域的主要约束现象在其他区域几乎都同时存在，只是其程度有明显差异，所以，才构成了主要矛盾与发展的主导性战略差异。由此需要指出的是，发展约束的广义性几乎是存在于我国的所有区域的。生态、资源、交通、体制、技术与人才约束是我国所有地区同时面对的问题。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在首先认识区域发展的主要约束的前提下(将主要资源用于解决其面临的主要矛盾)，关注与利用、改善相关的约束条件，同样是我国各区域发展战略中必须统筹考虑的。
总之，我国的区域发展约束梯度差异明显，为了实现区域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应当抛开单向度的以GDP为中心的四面开花式的发展战略模式，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条件来构建发展战略，包括生态建设、交通建设、产业转移与承接、体制建设和科技进步、人才建设等。只有区域发展相互协作，以国民幸福为终极目标与发展的最高准则，才能够真正实现为最广大人民谋幸福的和谐社会国家发展战略构局。并且，只有以多数人快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问题。中国的人均资源相当稀缺，高能源消费模式既不科学、不快乐，也走不通，而健康、亲情、环境，这些无需多少资源的自然要素本身才是人类无上快乐的源泉(马歇尔，1890)。
注释：
①辽宁既属于东北3省，又包括于东部沿海的11个省市中。
②青海湖周围生态环境危机四伏，草场退化面积逐年扩大，撂荒地未加治理，沙化土地面积有增无减。生态的恶化导致原来向青海湖补充水源的108条大小河流，目前只剩下布哈河、沙柳河、黑马河等8条河流，且水量锐减，总水量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60％以上，使湖面水位每年以11—12厘米的速度下降。参见：给潢鱼营造个“安乐窝”[N].新华网青海频道，www.qh.xinhuanet.com/old/qinghai/zfwz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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