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体、人民生活、人民语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维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人民生活论文,主体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13)10－0009－05
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是，理论思维和理论思维的成果并不是理论思维本身的目的，理论思维的目的是用理论去“掌握群众”，只有真正“掌握群众”，理论思维才能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但是理论“掌握群众”并不等同于简单地用理论去“化大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只有抓住人民主体、人民生活和人民语言三个维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为广大人民所理解、接受，并化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行动。
一、人民主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推动力量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是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力量又在哪里？其实，为了谁、依靠谁、服务谁，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阶级政党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生根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之所在。始终保持对人民的密切关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的一根主线，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更是当下推进迸发着灿烂真理光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是“现实的个人”，所谓对象、现实、感性，其实就是“现实的个人”的一种感性活动，这种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还创造了社会的精神财富。因为有了作为推动历史发展主体力量的“现实的个人”的能动实践，所以“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其实，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就是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的“现实的个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正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是德国历史的创造者，是德国哲学继承的主体、实践的主体、创新的主体和根本的推动力量，所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讲道：“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2]
以知识精英的权威解读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主要途径。虽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由于空间场位的差异性，这个诞生在欧洲，并最早在欧洲国家成功实践的理论体系，能否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是一个未知数。毕竟就承载理论的现实基础(包括“现实的个人”的自身基础以及他们所处社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而言，中国的国情和马克思主义原初“出场”的欧洲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挑战也就在所难免了。挑战之一是历时几千年的本土文化对异于自身的外来文化的本能的排斥；挑战之二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对于异于自身属性的敌对文化的打压，因为文化毕竟是政治价值的外在彰显，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挑战之三是备受剥削与奴役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在接受新思想时的障碍，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走向大众的最根本的挑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让深受封建思想遗毒影响和帝国主义压迫毒害的目不识丁的广大农民去接受一种外来的西方文化，让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动荡发展中刚刚艰难成长的弱小的工人阶级接受一种来源于西方列强国家的外来文化，并让他们以这种文化为指引来根除其愚昧落后的认识，剖析导致其备受剥削与奴役的制度根源和阶级根源，几乎是不可能的。觉悟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就显而易见地呈现出来。正是“他们的出场和在场，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前所未有的新事实，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传播的主体条件之一”[3]。他们的主观努力所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使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备受奴役的中国的劳苦大众，在西方列强和封建遗毒的双重压迫下，逐渐认识到自身的社会属性，并以推动社会发展主体者的身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闪耀登场。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而言，对于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奴役压迫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来说，以先驱者的身份扮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权威代言人的觉悟的知识分子，就成了甘愿遭受惩罚而为劳苦大众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他们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场域中的“出场”，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行程。“对于未觉悟、未知者的中国大众，先驱者的知识优势转化为一种传播的权威优势。……没有他们，中国本土阶级的成长和觉悟不会如此迅速”[4]。
以人民为主体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发展的独特场位相关联。当下中国的现实就是一个独特的“时代场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体制改革进入了艰难发展的深水区，社会结构分化加速，阶层重组复杂多变，利益格局不断变异，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在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不同利益群体的理论自觉和政治参与自觉不断彰显，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意愿表达和理论发展自觉在全球化时代的推动下正在以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方式进行表达。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特有的真理边界和适用范围，今日的中国人民群众，不同于往日中国连最基本生存权都不敢奢求的备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劳苦大众，他们“正在成长为新的历史出场者，他们则以需要自己成为新的历史声音的言说主体”[5]。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理念“出场”所必须直面的现实。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现实的个人”才是历史发展的永恒“在场”。在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激情豪迈地宣告：“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下，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作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6]而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尘世的中心”，其实就是现实的、能动的、实践的人，是能够持续性地进行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从而不断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现实的个人”。他们才是历史的真正推动者，是现实生活的真正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推动力量。恰如列宁所言，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人民主体，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当下语境中“出场”的必需，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内在必然。当然，提出人民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绝不是否定权威传播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也不是否认在推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知识精英对理论解读的重要性，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建立的逻辑必然，正如为何必须正确认识“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出场”的差异性一样。在当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权威传播是主导，是先通过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读，进而用本土的话语体系去唤起人们理论自觉的“化大众”的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实践者，是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和创新者，理所当然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创造者、推动者和检验者。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就是大众自己实践的精神产物，就是大众自己思想的升华”[7]。霍尔巴赫说：“人民乃是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正是人民构成国家的基础，正是人民最应该受政府重视，而政府应该关怀的也正好就是人民。”[8]只有充分尊重人民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中的首创精神，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在解决人民群众自身问题的过程中，直接内化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自觉。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他本人只不过是把这些东西拿来加工提高并作为全国的指导。
二、人民生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正历史舞台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任何思想的“出场”都不过是同一时期物质“出场”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现实生活才是思想生成的根源，也是思想必须回归的落脚点。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大众的理论，关乎人民大众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生活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得以创立的逻辑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现实的个人”破解了人类历史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并指出这些“现实的个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这些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的个人”，所要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了能够生存而必须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0]这也就是说，“现实的个人”的第一需要，就是对事关自身生活的物质利益的原初追求。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仅仅停留于这一步，他们进一步指出，“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1]。到了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其实已经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关乎历史的物质和意识的形成，都是源于“现实的个人”为满足和更好地满足自身生活需求而进行的社会实践，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无一不囊括其中。
就当年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而言，马克思、恩格斯为自己的理论建构的宏大历史舞台就是“现实的个人”的日常生活，而这一点恰恰是德国古典哲学根本不屑一顾的，也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所遮蔽和掩盖的。沉迷于抽象的思辨的结果，使得唯心主义者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也使得旧唯物主义者看不到“现实的个人”的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所以，对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而言，历史都是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是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现实的个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他们不求高高在上的抽象的玄奥，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务。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所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渗入“现实的个人”的日常事务，并不仅仅为了发现历史的生成基点，其最终的价值归宿，在于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人们已不再忧于现实生活中的吃喝生存，也不再被现实生活中的职业所困。
正是由于立足于现实生活，马克思主义当年的“出场”在理论和现实的世界掀起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也正是由于立足于人民的生存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的“出场”才没有匆匆如过客。然而，受制于权威解读和主观灌输传播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本应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普及“现实的个人”的生活世界，却在对马克思主义本本的顶礼膜拜和对苏联模式的神圣推崇中不断地被遮蔽，以至于最终消失在被泛化的政治运动中。高度一致的行政命令将人们禁锢在日常生活之外的纯粹抽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作为唯物史观形成的第一个前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根源和价值归宿的“现实的个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在这里已经犹如洪水猛兽。这种“无视大众日常生活的现实困境和发展遭遇，企图以非日常生活来取代和挤压日常生活，结果导致马克思主义越是致力于掌握和武装大众及大众日常生活，大众就越是唯恐避之不及，越是拒绝被其掌握和武装，由此引发的逆反和抵触情绪至今仍是阻碍马克思主义介入日常生活的重要缘由”[12]。显而易见，理论灌输的主要推动者就是那些已经觉悟的知识精英，而灌输的受众就是为生存而奔波的劳苦大众。而问题在这里已经形成，因为掌握本本的理论觉悟者，“先天地具有明显缺陷。他们的优势来源于知识和书本，也因此过度依赖于知识和书本。……对大众生活相当陌生”[13]，依靠他们以及他们对理论的解读进行灌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重任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因与生活脱节而难以完成。
人民生活的出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当下中国社会现实国情所需，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所系。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现实生活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根基，人民的利益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价值取向。当下中国正处在社会快速转型、经济快速发展、阶层不断重组、利益不断分化、思想日益多元的变革时期，社会特质的差异性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发展的双重推动下正快速甚至“变态”地彰显着。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不断拉大，人民收入的两端的距离逐步接近极限，官员的贪污腐败程度不断加大，制度参与的狭窄、公平正义的缺失、生态环境的恶化、社会建设的滞后也在日益累积人民大众的不满。种种诱发动荡的不稳定因素和不和谐声音，在西方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渗透下，正冲击着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在不断激增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发生频繁、过程诡异多变而且结果难以控制的利益冲突中，不断遭到挑战。如果那些改革代价的承受者、社会转型的利益受损者、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长期被屏蔽在体制之外，需求和满足之间的巨大现实差距极易引起他们对当下理论体系的不满甚至否定，到那时我们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有何意义可谈。正是因为直面人民大众的生存，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制度才得以在中国建立，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才在人民大众的大力支持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愈发绽放真理的光芒。正如一些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如果回避人民关注的重大问题，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被边缘化，丧失真正的话语权和领导权，直至“退场”。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4]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其实就是“现实的个人”对自身生活中的物质利益的一种追求，而这种追求恰恰就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现实的基础。只有物质彻底和坚实，才能建构起理论的坚实和彻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唯一指向，因为大众化不是一个理论风格问题，而是一个理论立场问题。无论何时何地，马克思主义只有事事讨论群众所渴望解决的各种民生问题，让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这是在讨论他们自己生活世界的问题，在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诉求，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满足人民群众的彻底的物质需求中，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产生最彻底的理论信仰。思想一旦离开现实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在彻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需求后，才能彻底内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论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彻底大众化才能成为一种必然之事。
三、人民语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初话语范式
话语范式的选择，直接关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成效。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话语的传播范式而言，先后经历了“文本范式→生活化的话语范式→文本范式→文本对生活的强行介入范式→文本范式→生活化的话语范式”的反复交替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还停留在知识精英的文本转述和解读之中，抽象而晦涩的文本语言，使得建构在逻辑抽象上的意识形态，因脱离“现实的个人”的日常生活而难以掀起人民的革命热情，而对苏联模式的教条崇拜，又使得本身就起步艰难的革命事业在“本本主义”的“左”倾错误中屡遭磨难。严峻的现实使觉悟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的“的”，如果不在这一进程中形成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以本土化的生活语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和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教条化解读的复归，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1957年以后进入了“左”的教条，文本范式又回到传播的主渠道。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文本对生活的挤压达到极端，话语体系的强行介入，使得源于生活、指导生活、服务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生活话语范式，被高度一致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完全遮蔽。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又复归于文本，书斋化的学术语言和形式化的抽象描述，使得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少数精英的专利性解读。远离日常生活的纯学术的抽象，辅之以长期以来的主观推进的政治性宣传和机械性说教，必然形成远离生活的太空式的假话、大话、空话和套话。这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为何会变成马克思主义“化大众”。这种只是把书本和知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传播的过程，也必然会因为缺乏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而导致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冷漠。这样一来，使马克思主义回归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以人民大众生活化的语言范式去反映他们的生活需求，就成为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
当然，权威传播和外在灌输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些盗取马克思主义光明火种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放在聚光灯下解读、放在探照灯下思索、放在远光灯下推进的中国的革命精英们，以磅礴的气势和前赴后继的行动，引领劳苦大众翻身得到解放，在解决了人们生存问题的基础上为人民群众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然而，过多地关注和停留在非日常生活层面的现实，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并没有充分发挥“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作用。远离人民现实生活的文本范式的话语体系，逐渐苍白于日益多元和灵活多变的交往、消费、生活休闲、精神需求和价值转换之中。陶醉于书本的纯文本研究和纯哲学思辨，忽视甚至规避日常生活而停留于现实生活以外的“宏大叙事”，必然会造成“对大众生活相当陌生，对中国社会若明若暗。……解释世界，胸中虽有千言；改变世界，心中难有良策”[15]。官热民冷、政热经冷、外热内冷，也因此成为当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写照。
所谓人民语言，就是“现实的个人”的生活化的话语范式，这是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人文关怀的必然选择。提倡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积极创造一切条件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归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力量。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创造，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永葆生命活力的动力源泉。倡导以生活化的话语范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立足于当下差异性社会的现实，充分尊重人民大众作为历史推动主体的自身价值诉求，用老百姓自己的生活化语言，反映他们的心声，表达他们对理论的需求。这就要求必须以发展的理念推动理论在实际中的运用，因为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推动者，更何况“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16]。这就要求理论的发展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充分反映和关照他们的生活，切实解决他们的利益需求，毕竟利益的关怀是“现实的个人”最需要的也是首要的关怀。认同需要满意度，没有满意，就不会有认同。这就要求理论的创新必须深深根植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充分反映民族特色。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体系之所以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2000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就要求理论的表达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话语范式。马克思早就说过，我们的阐述自然要取决于阐述的对象。人民群众的话语范式与他们自身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通俗、自然、流畅、开放、朗朗上口、生动形象、贴近生活、易于理解，这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理论表达的话语范式。一如毛泽东所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这就要求理论宣传方式要更加人性化、生活化、平等化，要抛弃以往高高在上的政治性的、学术性的强硬灌输，要在寓教于乐的关怀中和日常工作的推进中逐步渗透。江泽民曾指出，思想工作必须讲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耐心细致，潜移默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实就是用人民群众自己的话语范式和语言习惯，畅谈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大众话语是人民群众存在的样式，他们怎样实践和表达，他们就怎样存在，他们在行动中言说，在言说中行动，在言说和行动的互动中创造着日用日新的马克思主义。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真正说出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心里话，老百姓才能真正把它当作自己所渴望的家。在推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大众的过程中，只有真正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只有真正关心群众日常生活，解答群众现实疑惑，想群众之所想，说群众之所愿；只有真正关心群众生活的冷暖，表达群众的心声，才能使群众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真正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也正是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人文关怀视角，使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群众中有了坚实的根基，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获得了生命力。毕竟，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收稿日期］201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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