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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心理现象一类科学实验中必须坚持“双盲”的准则？在李政道教授所著的《粒子物理和场论导引》一书中，有一个很好的例证。
1947年，鲍威尔从实验上明确区分出π介子和μ子，人们便开始了μ子衰变为电子加中微子
+一个中微子及一个反中微子的电子能量谱形的研究。1950年，勒·密歇尔曾从理论上详细研究过这一谱形，指出这一谱形将依存于某一参量ρ，而ρ“是0与1之间的任一实数值，不同ρ值时给出不同谱形”，（175页）如果用x代表电子能量
，那么“不同ρ值时(21.9)式给出的不同谱形在图21.1中给出，可以看出，ρ确定端点x=1处的谱形高度。”（175页）由于这是密歇尔首先发现电子谱形依存于参量ρ，因而后人便将这-ρ值称为密歇尔参数。
图21.1 不同ρ值时(21.9)式对应的谱形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指出弱相互作用下字称可能不守恒，并提出二分量的理论。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从理论上计算出
这就进一步促进了μ子衰变为电子的能谱的测量。但是李政道教授却注意到以下的事实：
“将实验测得的ρ值随测定时间的变化作图表示出来是很发人深省的。从图21.2可以看出，历史上ρ值从≌0开始，慢慢增长，直到1957年有了理论预测后，才逐渐变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新’的实验值都从来没有落在前一次实验所标的误差限之外。”（175～176页）
这是李政道教授对实验物理学家们在从事科学实验时，所持“心态”的一段极有兴味的刻画。实验家们要想科学地从事某一科学实验，常要克服许多困难。首先是必须科学地设计这一实验，亦即必须使这一实验能客观地正确地反映出被测事物的真实情况。其次是实验误差的估计问题，这里既有统计误差，又有来自仪器和周围环境所形成的系统误差，如果该实验工作还用到理论计算，还要估计来自理论上的不确定性所引入的误差。
实验家们将怎样判定他们所从事的科学实验是在一定精确程度条件下科学地成立的？这里有两个可能的参考“座标”：一是前人的实验，尤其是未能找出其明显错误的前人的实验；二是理论的预言，尤其是那些已得到人们公认为正确并且十分精密的理论的预期值。实验家们在如何标定实验值的误差时，其“心态”也是很复杂的，如果标定出的实验误差过大，人们可能认为这一实验没有价值，如果所给出的误差过小，而又欠缺科学根据的话，就又可能被认为“不科学”。
图21.2 实验测定的米歇耳参量ρ随时间的变化
可是，当“前人的实验”和“理论的预测”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时，具有复杂“心态”的实验家们往往就“折衷”地“处理”他们的数据了！从原则上讲，实验工作者应该客观地对待他们所获得的实验数据。然而事实上，由于实验误差，尤其是系统误差，往往不易估计，因而主观“心态”就不可避免地进入实验结果。于是就出现实验测量的ρ值随实验年限而逐年上升，并且“每一次‘新’的实验值都从来没有落在前一次实验所标的误差限之外”这种奇特的现象。最后，直到1965年，亦即经历了16年之久逐渐递升后，才稳定而精确地符合于理论预测值，！
粒子物理实验在原则上是不应随着人们主观“心态”的变化而变化的。然而实验工作者也是人，这就不能不受到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至于那些涉及人的心灵问题等一类实验，就更可能受到来自外来因素或主观心态的干扰。
所以，当人们从事心理现象一类科学实验时，在实验的设计上，首要的准则，就是必须科学地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也就是必须坚持“双盲”的准则。
在心理学一类实验中，没有这种排除了人为干扰的“双盲”准则的科学的设计，就不成其为科学的实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