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响艳, 杨炳钧[1]2007年在《从接受美学看文学翻译的纯语言观》文中研究说明接受美学以读者为中心,强调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与阐释。文学作品仅仅是一种图式,充满了空白与未确定点,文本意义的实现是译者的前理解与文本和译者之间的视野融合。不同的译者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阐释,同一源语文本的多个译语文本互相补充,与源语文本共同实现总体意指,即纯语言。
张瑜[2]2013年在《翻译的修辞学研究》文中提出翻译研究经历了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与解构主义多元化范式之后,出现泛文化现象,远离了文本和语言。泛文化潮流为翻译研究开启了广阔的空间,但也让翻译研究淹没于其中。我们认为,因为翻译学与修辞学都是研究言语交际行为的综合性学科,具有许多共性和交叉点,所以翻译研究和实践可以借鉴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从而弥补结构主义译学范式的只关注文本内部的误区和解构主义只关注文本外部的误区,使文本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在理论方面,胡塞尔、伽达默尔、巴赫金、哈贝马斯、福柯、伯克、布斯等哲学家、思想家、修辞学家、文学评论家的重要学说对人文、社会科学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因此,它们不仅被当代修辞学吸收为理论基础,而且能够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巨大的指导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兴起了新修辞学运动。哲学家们发现,运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修辞的过程；修辞与思想共生,知识是通过修辞的方式被建构的。修辞现象无所不在——修辞不仅蕴藏在人类的一切交往活动中,而且组织和规范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所以,修辞绝不局限于修饰技巧,修辞是人类固有的行为,人是修辞动物。修辞哲学家肯尼思·伯克对西方修辞学的复兴的贡献巨大,他的主要修辞思想有：(1)人要生存就必须调节与他人的关系,就必须与他人合作。修辞的基本功能是用话语诱发同一、达到合作、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修辞活动的本质就是“认同”、即“同一”。(2)各种话语形式的背后皆有其动机。一切话语都带有“说服动机”,亦即都具有修辞性。语言是象征行动,语言本质上是修辞性的、劝说性的。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了现实。(3)伯克修辞理论的核心是“戏剧主义的语言哲学观”。伯克认为,整个人类行为是戏剧。现实世界的人都是演员,人的言行举止都有象征意义。他用“戏剧主义”来论述人类动机。戏剧的五个基本元素是“表演／行动”(act)、“场景/情势”(scene)、“演员／行动者”(agent)、“道具／手段”(agency)、“目的”(purpose),它们的互动构建了话语的不同动机、观点、态度、价值观等。由此可见,修辞实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语境,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及其它文本,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社会行为。修辞活动最重要的因素包括：行动者(修辞表达者和接受者)、修辞目的、修辞方式、修辞情境及修辞效果。如果我们从修辞学的视角看翻译活动,可以得出：翻译活动的实质就是一种跨文化的修辞活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言语交际行为,涉及到很多因素：译者既是原文的修辞接受者,又是译文的修辞表达者；译者必须考虑“为何译”(翻译目的,即修辞动机)、“译什么”(原文文本,即修辞文本)、“如何译”(翻译策略,即修辞方式)、向谁译(译文读者,即受众)、语境(原文和译文的修辞情境),翻译效果(译文话语的修辞效果)。因为翻译活动涉及两种语言和文化语境,三个交际者(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翻译的复杂性不言而喻。我们认为,西方修辞学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从理论上说,有助于我们把握翻译过程的实质,深化对翻译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活动的认识；从实践上来说,有助于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作出综合的考量和调整,也有助于翻译批评者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翻译批评。除了西方修辞学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实质,当代汉语修辞学同样对翻译研究极有价值。当代汉语修辞学正在进行着从狭义修辞学向广义修辞学的转型。广义修辞学是语言学、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的结合部,包括3个层面：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从广义修辞学视域看,文学文本的本身交织着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的三重话语,所以蕴涵了语言层面与文化层面两方面。因此,译者如果能够运用广义修辞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即从话语建构开始,逐层向文本建构和主体精神建构延伸,就能拓展阐释深度,更深入地理解原作的内容和语言形式；然后选择准确的翻译策略和贴切的译语修辞表达方式。同时,广义的修辞分析方法能为翻译批评家提供一种新的评价译文方法,并帮助读者提高欣赏能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多年来,关于翻译与修辞的比较研究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就研究成果而言,论文多而论著少,具体语言层面的比较多而理论思辨层面的探讨少。本论文是翻译研究领域里第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从修辞学的视角对翻译进行的理论探索。论文借鉴中西方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对翻译进行跨学科的吸融性研究；在阐述翻译学与修辞学的共性与特性的过程中,注意语言层而与文化层而相结合和微观的具体文本研究与宏观的文化研究相结合。因此,本论文从修辞学视角研究翻译,深化了翻译活动的实质,使翻译研究做到语言层而和文化层而相结合,有助于推动翻译研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
朱健平[3]2000年在《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看文学翻译的本质》文中指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与文学翻译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的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前二者与文学翻译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方面有着惊人的交叉重叠性。此外我们还发现，中外大量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业已证明：这三个研究领域是可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两个文艺理论流派。其中阐释学并不是一个观点统一的流派，它至少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倾向：一派以伽达默尔为代表，在“作者—文本—读者”这三个基本环节中，他们更强调“文本—读者”这一环，重视文本的开放性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参与作用，认为读者的阐释可以而且应该超越作者原意；相反，以赫施为主要代表的一派则较强调“作者—文本”这一环，注重文本的客观性及其对意义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正确阐释的唯一性。接受美学则以尧斯和伊塞尔为代表，也强调文本的开放性，重视读者的参与作用，把读者接受作为文学演进中的一个基本环节与内在动力。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去考察文本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征，文章点明如下两点：(1)(文学)文本指的是处于未经读者阅读状态下的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2)文本既具确定性又具未定性，因而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它是开放状态下的封闭，封闭之中的开放，是确定与未定，封闭与开放的辩证统一体。 正是基于文本的这一基本特征，结合交际学的有关知识，这篇论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学翻译的本质进行讨论，主要论述内容如下： (1)阐述文学翻译的基本特征，指出：文学翻译本质上是一个通过阐释来完成的审美再创造过程。阐释是文学翻译的灵魂。整个翻译过程(狭义的)由译者接受信息和释放信息两个步骤组成。我们说翻译即阐释是就作为整体的翻译而言的，其具体表现为：(A)阐释贯穿于翻译全过程。接受信息和释放信息都是通过阐释来完成的。其中，接受信息过程中的阐释和释放信息过程中的阐释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和固定化；前者是多维的、多向的，而后者对于某特定译者而言只能是从前者诸多阐释中选取一种，即选取那种该译者认为最恰当的阐释；(B)阐释体现在翻译的各个层次，翻译的三个层次(语言层、思维层和文化层)无不有阐释渗透其中； (2)阐述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以及同一源语文本的各目的语文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指出：(A)源语文本与其每一个目的语文本之间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无数个目的语文本之和共同构成源语文本；(B)同一源语文本的各目的语文本之间则处于一种既相互交叉重叠，又相互区别、相互补充的关系； (3)讨论文学翻译中阐释的度。在指出阐释是文学翻译的灵魂，没有阐释，文学翻译简直无法进行的同时，认为作为文学翻译的阐释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它需要译者把握好一个“度”。文学翻译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对阐释的度的把握上。文学翻译中阐释的度，一般而言，应与译者(或目的语读者)和源语文本(或作者)之间的视域差成正比，视域差越大，阐释的度应越大；反之，视域差越小，阐释的度亦应越小。翻译中理想的阐释的度是指如果有1个单位的视域差，翻译时即进行1个单位的阐释；如果有2个单位的视域差，即进行2个单位的阐释；余者依此类推。符合这个度的阐释我们称之为适度阐释；超出这个度的阐释即为过度阐释；低于这个度的则为阐释不足。但我们认为，文学翻译中的阐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绝对的适度阐释。它不是对源语文本的过度阐释，便是对它阐释不足。适度阐释只是一个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唯有在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在深层含义上保持基本一致的基础上，通过适当变更源语文本的语言形式以使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在文体风格上达到最大限度的相似，使目的语文本不断地向着翻译中理想的阐释的度逼近，这才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该努力追求而且可以达到的目的。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与傅雷的“神似”观，钱钟书的“化境”观和奈达的“灵活对等”观是并行不悻的； （4）关于零度阐释。我们主张文学翻译即阐释，但同时并不否认文学翻译中零度阐释的存在。但零度阐释不可能否定这样一个论断，即文学翻译是一个阐释过程，或是一种通过译者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的意义沟通过程，这一过程最终涉及读者对译入语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在这方面，应予以着重考虑的问题依如下述：（A）说到文学翻译，我们将它主要视为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从译者这一方面来看，文学翻译是一种信息接受和信息释放过程，而不是一件终端产品，即不是一个己经完成的译文文本。（B）我们所谈的翻译指的是翻译这一行为的整体，我们不打算面面俱到地将讨论分散于个别的语言、文化现象上，分散于罕见的思维模式上。事实上，零度阐释指的是在对一个文学文本的移译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阐释或不必阐释现象。 毫无疑问，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翻译学之间相互关系密切。文学翻译研究尚留有许多余地。限于篇幅，我们只集中地从阐释学、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讨论文学翻译的本质问题。
文浩[4]2010年在《接受美学在中国文艺学中的“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接受美学的中国“旅行”已近30年。其间,它从西洋的“舶来品”逐步变成中国文艺学研究中独具个性的理论批评话语,并与中国问题对接,直接参与了中国新时期文论范式的转型。以往关于接受美学在中国接受历程的研究,有的学者关心接受史的全局,有的探究接受史的细部,不乏精炼之论和自觉意识。不过,比照接受美学在中国接受语境中的繁荣状况,中国学者对其接受史的研究总体来说相对滞后,还未深入到中西文论整体对话的层面。基于此,我们的选题借鉴萨义德“理论的旅行”模型提出“问题域研究模式”以“接受美学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作用何在?”为核心问题,首先探究接受美学在中国文艺学领域接受的整体行程。然后,在比较接受成果的丰富性和接受者问题意识的强度后,我们选取“重写文学史”、“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两大问题域,探析它们和接受美学交融碰撞的复杂关联,深度展示中国当下文论话语独立性和民族化的转型历程。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导论,探讨选题的研究背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选题中“接受美学”和“文艺学”等关键词的阐释、选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选题的来由和理论价值、接受史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思考。第一编主要探讨接受美学在西方的兴起和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接受美学是德国文学研究危机的必然产物。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美学和英伽登的现象学文论这两大理论来源决定了接受美学的整体架构和理论倾向。接受美学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论转向读者中心模式,但是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也是明显的。从世界范围看,接受美学的传播是我们接受这一理论的历史背景。从中国范围看,接受美学在文艺学领域“旅行”的整体行程体现为三大阶段：译介、研究和运用。第二编研讨接受美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关联。狭义的“重写文学史”讨论为中国学者冲破旧的文学史观念引进接受美学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近30年来,在广义的“重写文学史”学术思潮中,中国学者为了解决“文学史悖论”引入接受美学“重构”中国文学史景观,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接受史范式,实现了两大历史性转向：一是由政治标准凌驾于艺术(审美)标准的文学史范式逐渐转向审美和历史统一的文学史范式,其中读者的接受活动发挥关键的调节作用。二是由作家作品为重心的文学史阐释体系转向以文本和读者的交流关系为重心的文学史阐释体系。同时姚斯的原初理论在中国“异质语境”中也被日益改造补充,逐步“中国化”。文学史范式的转变反映了文学史理论的更新,彰显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由工具性向自主化的转变。第三编主要围绕接受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之间的接受史关联展开。由于接受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相似性、接受美学对“中国问题”的方法论价值和中国学者文化心态的两面性等诸多原因,接受美学能够介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议题。中国学者近30年不懈努力,在中西比较视域下借用接受美学对中国古代接受理论的诸多范畴命题进行了现代阐释,构成了一个历时性的序列,反映了中国古代接受理论逐步深化和日益自觉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在中西比较视域下中国学者逐步发现古代接受理论在文学要素的关系、接受活动特征和接受研究的思维方式、批评语体、接受主体、具体运作上的五大民族特征,并通过文化模子追踪法追溯五大特征背后的中西方文化根源。中国学人最终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交叉点上初步构建了富有东方文化韵味的接受理论体系,推进了中国当代文论的民族化进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一项实绩。第二编讨论的“中国文学接受史”(主要成绩在中国古代文学接受史领域)新范式同第三编讨论的“中国古代接受理论”联系紧密。前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现象的研究和对文学接受规律、趋势的总结,为后者的现代阐释提供了理论素材。反过来,后者的研究成果富有理论性和思辨性,可以深化我们对前者(中国文学接受史)的把握。可见两者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深化。这样,论文第二编和第三编的内在联系就清晰可见。
范司永[5]2013年在《文学文本翻译的互文性考论》文中研究说明文本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在文化上加强相互联系和了解、相互学习和交流、彼此取长补短,在提高本民族文化实力的同时,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手段。20世纪以来,随着文化交往的日益扩大和各种人文学科的兴起,有关文本翻译的理论流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不同的理论认识是基于不同的学科立场和视角,观照、透视、阐发一定事物的性质、功能、特征,因而相互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互动、互补、相容、共进的态势,它们在各自纵深切进的过程中,促进了人们对于对象世界的理知不断地由浅入深,从单一走向多面和丰富化。本文即意在全球化文本翻译研究的语境中,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切入,探讨文学文本翻译在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运动规律及重要功能作用,以为建构文本翻译的互文性理论做出积极尝试。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首先简述本研究的意图诉求：旨在借助互文性理论成果观照文学文本翻译的互文性内容意义,提出本研究的目标、方法及内容框架等。继而梳理西方传统互文思想和现代互文性理论研究的演进和流变,最后综述我国文学文本翻译的互文性研究现状,阐述建构文学文本翻译的互文性理论的积极意义。第一章从辨析文学文本、互文本、互文性三者的区别及相互关系入手,概论广义互文性与狭义互文性之间的差异性,进而探讨文学文本互文性翻译的英译汉、汉译英的不同取向,突破传统式文学文本翻译互文性研究的局限性,探索文本翻译互文性研究的新路径和新方法,阐明跨语际交流互文借用的研究手段。第二章分三个方面研究文学文本翻译的阐释学互文性特征：其一,从文学文本翻译的阐释与表达探索文学文本翻译始于从现象文本过度到生产文本、终于互文性隐喻的二度书写；其二,从文学文本翻译的主体间互动性揭示原语文本的作者以文学记忆的方式完成原语文本的创作规律、文学文本翻译的读者进行互文识别与阐释的认知规律、文学文本翻译的译者以多重身份进行互文的二度创作的价值取向；其三,从经典文学文本不断复译的互文对话之未完成性论述因时代要求促成了经典文学文本复译的必然性、诗学的制约导致经典文本复译的异质性、科学的发展彰显出的经典文本复译的未完成性。第三章从语言学的角度把握文学文本翻译的语言学互文性之三方面表征：其一,文学文本翻译的语言形式互文性—语音的听音见意、语词的见形会意和语法的句法限意；其二,文学文本翻译的语言意义的互文性—关联意义的准确认知、意义的经济简洁表达和意义中和的和谐统一；其三,文学文本翻译的语用场域的互文性—从差异到综合的语境互文、理性与感性的语篇互文。第四章论述文学文本翻译的文艺学互文性的三方面性相：其一,文学文本翻译的主题内涵由隐变显；其二,文学文本翻译的创作互文性—系统间的互动生成和创作手段的互文借用；其三,文学文本翻译的体裁互文性—关联因素的混合交融性、意识形态性、对话性和语境性。第五章考察文学文本翻译的文化学互文性特征,首先概观文学文本文化翻译的研究历程,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性揭示超越理解的蔽障、从意识形态文化文本的互文性阐释之遭遇权力话语的操控；其次,从文学文本翻译的文化适应性研究文化的特性、文化的自我定位、文化的认同机制；进而从文学文本翻译的译者主体性研究其多重文化身份、文学视域的融合和个性化的文化交流；最后从文学文本翻译的文化学互文性策略探索译语文本的归化译语化、异化源语化、“第三空间”杂合译法的集合语化表征。结语总结本研究借助西方互文思想与互文性理论资源,对文学文本翻译作出的的阐释学互文性、语言学互文性、文艺学互文性以及文化学互文性之探讨具有的统一体系性,提出自己关于文学文本翻译的互文性理论之建构设想。尝试说明本研究结果对于文学文本翻译研究之范围的拓展和推进,为文学文本的互文翻译实践所具有的理论指导意义,以及为翻译学科的建设所开创的新的知识增长点。
李澜雪[6]2013年在《从接受美学看焦菊隐的翻译思想及实践》文中提出本文将以焦菊隐的戏剧和小说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结合《希德》、《娜娜》等译作进行文本分析，探究期待视域和视域融合在焦菊隐翻译理论及实践中的体现。具体研究框架如下：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概述译者生平及其译著。第二章，论述接受美学的核心理论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从阐释读者期待视域和文本召唤结构的内涵入手，继而从译作的双重接受和译者的视域融合两个角度分析接受理论对翻译研究的价值。第三章，论述焦菊隐的戏剧翻译观和实践。简要回顾译者时代的戏剧翻译状况，以此反衬期待视域在焦氏戏剧翻译论中的核心地位；具体从可演性和文化顺应两个角度，结合缩译、口语化、改译、归化等技巧，分析期待视域在译者翻译实践中的体现。第四章，论述焦菊隐的小说翻译观和实践。以公共视域为切入点阐释焦菊隐的“整体直译”论，以句式和修辞为例分析直译在译者小说翻译实践中的体现；最后借助视域融合说解释焦氏“二度创造”说的理论内涵，在字的相对价值和文内空白两个层次分析它在译者小说翻译实践中的体现。
冯恩玉[7]2004年在《从哲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看多个文学译本并存》文中认为多个译本并存以及重译现象在文学翻译中是普遍存在的,本文旨在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通过分析翻译过程的理解、表达两个基本阶段和翻译活动发生的社会历史大环境,对这种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加以说明。 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与文学翻译研究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有着很大的重叠性。现代哲学阐释学认为文本既具确定性,又具未定性,因而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是确定与未定、封闭与开放的辩证统一体。接受美学认为读者的阅读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他们是文本意义的实现者。 在对文本的理解过程中,文本中的空白和未定点需要读者将其填补和具体化。译者作为一个个体的读者,和一般的读者一样总是带有一种合理存在的偏见,他的智力、性情、气质、文化修养和个人经历都在潜移默化的起作用,使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随之产生不同的译本。 翻译是人类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翻译文学作品时,任何译者都有一定的翻译目的,也有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在重新表达的过程中,这两个因素都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体现在译文中。 翻译不仅是一种个人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任何翻译活动都难以摆脱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当时
潘德宝[8]2013年在《现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与日本中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论述“文学”这一观念在晚清中国的形成过程,采用从周边看中心的方法,以“日本”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一个维度,从中日共时角度研究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词汇是观念最外显的存在,本文第一章从词汇输入层面论述“文学”形成的过程,考察该词输入中国的方式,认为“文学”一词是随着现代学科体制的建设而在中国确立的。观念集中展现在概念之中,本文第二章以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为例,论述了“文学”的具体定义形成过程。“文学”观念也包括文类范畴的建构,第三、四两章分别以小说、戏曲进入“文学”范畴为例,论述现代的“文学”范畴观在中国建构与调适的过程。“文学”观念形成的最重要标志,是以“文学”的立场对中国传统知识和文献的再阐释和重组,本文第五章以文学与地理关系对传统文地关系的再阐释或遮蔽为例,论述“文学”观念的对传统的再阐释功能。
毛嘉岳[9]2014年在《宋词英译中的视域融合研究》文中认为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它和翻译之间一直有着复杂的固有关系。在语言学界,学者们从主体性、视域差和文本开放性等角度研究探讨过视域融合在翻译中的应用。本论文以20首宋词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以视域融合理论作为框架,旨在分析历史性和文化性因素作用在前理解上,而后前理解对视域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宋词英译后译文的质量。论文中对诠释学和翻译的关系、视域融合的理论基础及视域融合理论框架都做了介绍,并且应用视域融合理论框架分析宋词英译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由于宋词独特的历史性与文化性,译者在宋词英译的过程中,不仅应该充分考虑源文本的词人所处的历史时期、文化背景和身世经历,并且也要照顾到目的语读者的视域,考虑他所具有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是否能够完全理解译文中隐含的意义。一篇完美的译文,是译者将自己的视域与源文本词人的视域和目的语读者的视域进行两次融合后的成果。
邹宁[10]2010年在《《红楼梦》中习语翻译的接受美学观》文中研究表明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旨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原文文本和原文作者是翻译的中心,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而读者和译者的地位常常被忽视。尧斯和伊赛尔提出的接受美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史上对读者地位的轻视。接受美学认为,只有在读者阅读以后,文本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和意义。《红楼梦》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小说,其作者曹雪芹和高鹗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爱情悲剧。通过在贾府及其周边人物的描写,此书展现了一副巨大的封建社会的画卷。自问世以来,《红楼梦》一直是广大研究者研究的热点。很多学者也致力于《红楼梦》的翻译,杨宪益夫妇翻译了第一个完整的《红楼梦》英译本。习语作为文化的载体,承载了各种信息,习语翻译是否恰当直接影响译作成功与否。通过对《红楼梦》的杨宪益夫妇译本的研究,本文分析了习语翻译中的翻译策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不可替代性作用。经过研究影响习语翻译的因素,本文指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存在两个接受过程。一是对原文文本的理解,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用目的语进行再创造。通过对这两个环节的分析,本文指出译者在融合目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同时,能充分发挥主体性,灵活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更好的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本文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红楼梦》中习语的特征以及接受美学的主要观点。第二部分并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分析了《红楼梦》中习语的翻译策略。习语的翻译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直译,直译加注,替代习语中形象和意译。第三部分分析杨译本中对习语的翻译,并结合译者的双重身份,分析了习语调整的内在原因,如:宗教,文学,传说以及生活习惯,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自己本身的期待视野和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结合起来,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实现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从接受美学看文学翻译的纯语言观[J]. 朱响艳, 杨炳钧.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
[2]. 翻译的修辞学研究[D]. 张瑜.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3]. 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看文学翻译的本质[D]. 朱健平.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4]. 接受美学在中国文艺学中的“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D]. 文浩.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5]. 文学文本翻译的互文性考论[D]. 范司永. 武汉大学. 2013
[6]. 从接受美学看焦菊隐的翻译思想及实践[D]. 李澜雪.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13
[7]. 从哲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看多个文学译本并存[D]. 冯恩玉. 东华大学. 2004
[8]. 现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与日本中介[D]. 潘德宝. 复旦大学. 2013
[9]. 宋词英译中的视域融合研究[D]. 毛嘉岳. 黑龙江大学. 2014
[10]. 《红楼梦》中习语翻译的接受美学观[D]. 邹宁. 长沙理工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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