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编辑与教师职业的异曲同工——从叶圣陶先生的一席话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曲同工论文,教师职业论文,编辑论文,叶圣陶论文,一席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我的职业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叶圣陶先生从事编辑工作的时间超过了60年。在他看来，编辑与教师，所从事的实际上是一种事业。他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也多次提到了编辑和教师的关系。
1982年，在《出版史料》刚刚创刊的时候，叶圣陶先生在为该刊写的《出版史料和出版事业》一文中说：“书刊要排版，要印刷，要装订，这是工业。出了书刊要发行，要卖出去，这是商业。可是排版先得有稿子，稿子要作者写出来，编辑者编出来，这又是什么业呢？我要回答得严重些，这是教育事业。你出的书刊无论深的，浅的，通俗的，专门的，总之影响人们的见识与思想，你不是在当人们的老师吗？所以出版事业的性质是工业、商业、教育事业三者兼之；三者当中，教育事业应居首要地位。”[1]29在编辑出版史上，将出版事业纳入教育事业的范畴并强调其教育的本质属性，叶圣陶先生是第一人。
1985年10月19日，在开明书店创建60周年纪念会上，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叶圣陶先生作了题为《谈谈开明书店》的讲话，在提到开明书店的经营宗旨时，叶圣陶先生再次阐释了编辑出版与教育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定要考虑如何有益于读者；有所不为，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出。这样做，现在叫做考虑到社会效益。我们决不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社会效益，我们决不肯辜负读者。开明书店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和少年，因而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老师们的工作。我们跟老师一样，待人接物都得以身作则，我们要诚恳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读者，给他们必要的条件，让他们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人。”[1]57
叶圣陶先生是有口皆碑的教育家，也是成绩卓著的编辑家。他早年曾担任过小学和中学教员，由于不满当时的教育制度和学校状况，反对“灌输式”“填鸭式”“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才毅然放弃教师职业，转向编辑工作。《中学生》《开明国语课本》的编辑和出版，就是叶圣陶通过办刊物、编教材来实现自己的教育主张的尝试。因此，他对于编辑和教师这两种职业感触尤深，体会最为深刻。他有关编辑和教师关系的谈话既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对后人的谆谆告诫。
编辑和教师职业职责各异，却有许多共同点，可以说殊途而同归，异曲而同工。
一、编辑和教师所从事的都是精神产品的生产
精神产品生产和物质产品生产最为明显的不同，就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所产生的效益往往是潜移默化的，最终体现为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和对人类精神文明的推动，这就决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
教师的使命和职责，就是教书育人，是为社会培养合格、有用的人才，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教师工作的质量和效果，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不能仅靠量化了的数据排名来决定。因此，就不能单纯以学生的就业率、学生所得薪酬的标准来衡量教师的劳动。这是教师职业的特性，也是这一职业的艰辛。
编辑的劳动虽然可以物化为某种商品，但这种商品的价值往往并不在于其产品的售价多少，利润几何，而是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否丰富，所介绍的知识是否准确，所传播的信息是否健康，其生命力是否长久，是否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这也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出版事业的教育效果怎样，在表册账簿里是看不出来的，得看对读者的影响怎么样；而影响又不是一年半载就能检查明白的，总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清出版物对读者的见识和思想究竟有益还是有害。”[1]30
表面看起来，出版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对矛盾，实则不然。在出版史上，许多经济效益好的出版社并不是因为他们出版了畅销书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短平快”书籍而抢占了先机，恰恰是因为他们出版了那些不一定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具有长久价值的图书，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自然也就获得了经济效益。以叶圣陶先生长期供职的开明书店出版的《辞通》为例，当年，朱起凤编纂完成《新读书通》之后，尽管有许多学者给予高度评价，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未能接纳这部书稿。在王伯祥、叶圣陶、周予同、郑振铎等开明同人的极力鼓动下，开明书店的掌门人夏丏尊、章锡琛最终决定出版这部近300万字的巨著，并更名为《辞通》。多年之后，朱起凤后人吴文祺谈到：“开明在当时是个中型书店，不说它有与大书局一决雌雄的野心，至少有厕身大书局的奢望。当时，商务已出《辞源》，中华正编《辞海》，开明似尚未出版什么大部著作，因而出版《辞通》，亦能鼎足而三，引起社会重视。出版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尽管亏本，却能赢得声誉。当然，这是需要远见和魄力的。开明创办人章锡琛自然要考虑出书的亏本问题，但在大家的敦促下，却能毅然表示：此书看来是要亏本的，然即使亏本也要出。此言颇说明这个企业家的魄力。至于夏丏尊、王伯祥、叶圣陶、周予同、郑振铎诸人，均是文人学者，当他们看到《新读书通》时，首先考虑的是其学术价值而非亏本问题。”[2]事实上，开明书店出版《辞通》，不仅没有亏本，而且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发行预约券10 000张，在两个月内售罄；加印数万册，仍然供不应求。而这种收益也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读者中树立的良好形象。因为，从这部当初收益并不看好的大书的出版，让人们看到了开明书店编辑的胆识、气魄和以学术为重的精神。许多作者都愿意为开明服务，愿意把稿子交给开明出版。如《二十五史》及其补编、《六十种曲》、《断句十三经白文》等中国古代的文史典籍，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名著，都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这些作品，直到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就说明，只有讲求社会效益才能获得经济效益。
二、编辑和教师所从事的都是知识文化的传播
在叶圣陶先生看来，编辑和教师都是人类知识文化的传播者。吕叔湘在《怀念圣陶先生》一文中曾经提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华字典》出版之后，新华辞书社并没有解散，圣陶先生打算让这个班子继续编别的辞书，并且希望(魏)建功先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继续领导辞书社的工作。建功先生不肯，态度很坚决。后来有一天圣陶先生跟我闲谈，谈起这件事，他说：‘难道在大学里教课一定比编字典的贡献大吗？’”[3]可见，在叶圣陶先生的心目中，编辑的作用比教师还要重要。教师是把最有价值、最值得人们掌握的知识、文化传授给学生，但所发挥作用的范围可能仅限于所面对的学生，而编辑则会惠及无数的读者。
许多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编辑工作的意义究竟体现在什么方面？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还需要编辑？许多人对编辑这个职业也抱有很大的偏见，以为编辑工作不过就是改改稿子，做些修修补补的编排性的工作，是一种简单的劳动，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胜任。
实际不然，一种职业的价值如何，往往不必从正面论证说它如何重要，只要从反方向推理就可以得出结论。可以设想一下，假如社会上没有编辑这个职业，人类的文化活动没有编辑的介入，我们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开始，大学问家往往都是大编辑家。司马迁、班固、萧统、虞世南、欧阳询、杜佑、李昉、司马光、郑樵、马端临、解缙、陈梦雷、纪晓岚……这一连串闪光的名字，在中国编辑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大编辑家所从事的去伪存真、拾遗补缺、抉擿幽隐、校计毫厘、发凡起例、勘误纠谬的工作，我们还能够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典籍吗？我们还能够称得起文明古国吗？可以说，如果没有编辑，也许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但是，精神生活呢？恐怕就会变得贫乏、庸俗、低级、昏暗、单调、荒芜。而且，如果没有编辑的把关，人们的日常生活就会被大量的精神垃圾所充斥。这些年来，网络流言、谣言以及那些碎片化、虚假信息的大量泛滥，粗制滥造图书的层出不穷，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编辑把关的重要。
实际上，编辑工作就是教师所从事的工作，它最基本的职能就是通过编辑劳动的成果，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这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编辑出版工作是以影响和改变人们观念作为自己的基本目的的精神生产。”[4]
三、编辑和教师都具有示范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既是对师范类大学生的要求，也是对每一位教师的要求。教师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讲授的每一节课，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无不对学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从大的方面说，教师应该成为社会上所有人的示范，尤其应成为学生的楷模，成为学生的榜样。教师的人格、品德、风度、学养都会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响。从小的方面说，教师在课堂上所讲授的一点一滴也都具有示范作用。比如，教师的发音要准确，不能夹杂方言，更不能读白字；教师的板书要规范、美观，尤其不能写错字、别字。要知道，教师在无意中读错或是写错的字很可能就会以讹传讹，贻害无穷。
编辑虽然没有站在讲台上，不直接面对学生，但是，编辑面对的是无数的读者，这些读者既有现实的读者，也有潜在的读者，还有未来的读者。编辑所提供的产品(图书、报刊等)对于读者就是无言的老师、无声的示范。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获得的知识主要分为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更多的是间接知识，间接知识又主要靠对图书、报刊等的阅读来获得。因此，编辑所提供的产品就应该是高质量的产品，从思想内容的健康到科学知识的准确，从封面装帧的美观到版式设计的适宜，从语言文字的规范到标点符号、计量单位的无误。总之，这种产品应该是可以长久流传的产品，是具有示范作用的样板。假如编辑所提供的产品错谬百出、硬伤累累，除了坑害读者，还会对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带来不利影响。
毋庸讳言，在图书的编校质量方面，当代编辑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还不足以成为全社会的文化样板，还不能完全担当传承优秀文化的使命。最近，有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同一个出版人、同一家工作室策划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其广告颇具声势，设计包装也很考究，但体例却是混乱不堪，内容差错比比皆是。比如，把鲁迅的《三闲集》排成《三闹集》，把注释中的“张翼德”排成“张冀德”，把“袁世凯”排成“袁士凯”，把“章廷谦”排成“幸运谦”，把鲁迅早年曾经供职的“山会师范学校”排成“山会师范大学”，把安特莱夫的长篇小说《赤咲》(又译作《红笑》)排成《赤啖》，把鲁迅的印章“周尌”排成“周封”，把杨守敬曾任职于“驻日使馆”漏排一个“驻”字，导致意思完全相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胜枚举，令人不堪卒读。试想，这样的图书广为流传，会带来什么后果呢？这些质量低劣的出版物给读者带来的危害，给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究竟会有多大，恐怕谁也无法估计。
叶圣陶先生在编辑《中学生》期间，就对编辑同人说：“我们的读者是青年学生，刊物出了差错会以讹传讹，贻误青年。”[5]1933年7月17日，叶圣陶先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不存私心的严正的批评》一文中说：“假如我的书有一点儿可取，那么，即使在‘大倾销’的浪潮里落了伍，从事营业竞争的出版家固然吃了亏，而编书的我却堪以自慰了；对于少数读到我的书的儿童，我总算贡献了一份微薄的礼物。反过来，如果我的书绝无可取，或者竟是有害于儿童的毒物，那么，即使在‘大倾销’的浪潮里占了先，从事营业竞争的出版家固然利市十倍，而我的粗制滥造之罪且将终身莫赎！”[6]1951年8月27日，叶圣陶先生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发表了《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奋斗》的讲话，其中提到：“从出版物中我们又可以看出辗转传抄、潦草塞责、牵强附会等等的毛病。多出些书是好的，但是多出些名异实同、粗制滥造的书是不好的。”[1]23“我们不是为出版而出版，我们应该出版有一定目的的书，出版的书并且应该有一定的质量，符合一定的标准。”[1]23-24正因为如此，编辑工作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胜任的工作，它如同教师的职业一样，来不得半点马虎，甚至也不允许存在明显的差错。
笔者在编辑出版学的课堂上曾谈到，在社会生活中，编辑和教师是两种光荣而高尚的职业，然而也是最为“危险”的职业，因为是不能出错、“错不起”的职业。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也做不到绝对不出错。但是，编辑和教师一旦出错，特别是那些常人不容易发现和意识到又非常重要的差错，其带来的损失、所造成的影响是很难挽回甚至是无法挽回的。例如，如果一位小学教师教学生读错或写错了一个字，那么这个错字很可能会影响学生的一生甚至几代人；如果一本书由于编辑的把关不严导致政治性、知识性、文字性的重大失误，那么这本“坏书”，就会给广大读者带来无穷的后患。
师有师德，书有书品。斯人已逝，遗训在耳，叶圣陶先生30年前的那段有关编辑的工作就是教师的工作的话，至今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对于今天的编辑出版和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