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的演进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论文,发展观论文,协调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管理世界》杂志总顾问孙尚清同志，因工作过度劳累突发疾病，经紧急抢救无效，于1996年4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5岁。
《管理世界》杂志曾得到孙尚清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作为《管理世界》杂志总顾问，孙尚清同志生前对杂志的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给予了具体指导，并亲自为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管理世界》杂志从创办到发展壮大，凝聚着孙尚清同志的大量心血。
孙尚清同志的逝世，是我国经济科学和政策咨询研究领域的一大损失。在此我们发表孙尚清同志的遗作《发展观的演进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表达我们对孙尚清同志的深切悼念。
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提出是发展观不断完善的结果
追求美好的生活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而这一愿望应如何去实现，则成为人类求索不已的一个永恒课题——关于发展战略的研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方面的研究在现实需求的推动下成果备出，人类的发展观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以1951年联合国发表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开发方略”为代表，50年代的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主要集中于探讨欠发达国家之所以欠发达的原因以及摆脱欠发达的途径。这方面研究的大量涌现使经济学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发展经济学。这一时期的主要发展政策目标定位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占主流的政策手段则是在贸易保护体制前提下，以政府主导的资本形成来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实现。
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在发展政策的目标定位上没有大的变化，但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进展。一方面，针对50年代以来各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存在着片面强调工业化和单纯重视物质投入、忽视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发展的倾向，提出了必须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本和农业现代化的观点。另一方面，指出过去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缺陷在于放弃了享受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的机会，同时也失去了通过贸易获取经济发展所必要的投资资金的机会。这一理论认为正确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提出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出口予以保护。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从60年代后期开始由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向了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
进入70年代以来，在对既往的发展战略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观向着被称之为“发展目标的社会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50～60年代，发展几乎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同义语，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是发展政策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但是，众多国家的实践表明，贫困、失业、城乡差别、收入分配不公等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并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动得到解决，有些情况下甚至还会恶化。因此，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于消除和缓解贫困、失业、不平等、文盲、营养不良等问题，如果发展不能使最贫困阶层得到利益就意味着发展的失败。这种观点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70年代后期支配了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的“基本需求战略”便是它在政策实践中的反映。“基本需求战略”致力于优先满足社会和人民的基本需求，注重解决贫困阶层的最低收入和就业以及其他一些有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福利事业，并强调要给予人民以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倡和普及是80年代后期以来发展观的最重要的进步。这一提法虽然在1972年的世界环境大会上就已出现，但它真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则是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中对其作出了定义和阐发之后。“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致力于：（1）消除贫困和适度经济增长；（2）控制人口和开发人力资源；（3）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尽量延长资源的可供给年限，不断开辟新的能源和其他资源；（4）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5）满足就业和生活的基本需求，建立公平的分配原则；（6）推动技术进步和对于危险的有效控制。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现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的思想，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身社会经济行为的认识的飞跃。近几年来，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许多世界最高级会议和全球大会的中心议题。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作为具体行动计划的《21世纪议程》。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最高级会议的宣言也再次强调，要通过保证各代人的平等和对环境综合、持久的利用，努力实现对当代和未来各代人类的责任，并要求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观的变迁，可以看出，随着科学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的不断累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身社会经济行为的认识水平也提高了。当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大面积的绝对贫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自然地首先把经济增长作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当人们发现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社会问题的自动解决，相反还会引发或使社会问题恶化时，人们开始思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于是，“基本需求战略”便应运而生。在随着世界经济和人口的急剧增长，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资源的消费与废弃物的排放超出地球的再生能力和自我净化能力的征兆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人们才开始认真地把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当作是一个复合的大系统来看待，认识到只有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协调发展才不至于使发展的道路越来越狭窄。这样，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才成了国际社会的共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中国的协调发展问题只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加以解决
回过头来看一下新中国建国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和现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发展上面临着的问题既与世界其他国家有共性，又有一些特殊性。造成这些特殊性的原因非常复杂，有历史上某些政策的失误、有旧有体制因素、有体制转型时期的因素、有人口和国土特点等。
政策失误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过去人口政策失误带来的后果。1973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前的20年间，除了1959～1961年间由于天灾的影响人口增长率下降以外，我国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使得我国人口在从1949年到1987年的38年之中翻了一番。人口的急剧增加使经济增长的相当一部分成果被抵消，也加大了对资源和环境的负荷。
旧体制因素的突出例子之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在旧体制下，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收入分配及社会、就业制度，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较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经济发展脱节。城乡居民之间在社会福利、择业、文化教育以及医疗卫生等多方面都存在着机会不均等问题，严重地阻碍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是体制转型时期的特有因素造成的现象之一。
这里可以举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传统的由国家全面包揽的社会政策体系和社会管理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在某些层面上已经解体，但取而代之的新体制未能及时建立健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使人们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之中，约束逐利行为的道德观念和法律体系未能及时树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下降、金钱拜物教抬头、经济富足而文化贫困、腐败和社会秩序混乱等现象。
巨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广大的地域也给我国的协调发展问题带来了它的特殊性。各个地区之间地理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沿海一些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同时以西部地区为主还有65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少数民族具有其特有的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有着不同的需求，要求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发展水平和需求的多样性。
虽然中国在发展上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但中国政府已经把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已经和正在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我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计划的名称由过去的“国民经济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反映了我国政府对计划经济时期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忽视社会发展倾向的否定和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认识的深化。1994年3月，中国在世界上率先推出了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议程》，对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全人类共同事业所应尽的义务作出了庄严的承诺。中国政府还把它作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指导性文件。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中国21世纪议程》及其优先项目计划作为重要的目标和内容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应该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各国人文发展指数（1992年数值）的测算，中国在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11位。中国的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衡性、绝对数量很大的贫困人口等因素都加大了我们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难度。贫困人口在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时，是不可能顾及自身能力的发展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和自己的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对于一个国家和区域来说，只有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为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必要的资金条件。这样讲，绝不是忽视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相反正是从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迫切需要来论述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的。中国今后15年要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这本身就包含着追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生态环境负荷的涵义。我国政府正在大力提倡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狠抓精神文明的建设，反映了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重视。今后5年内，还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体制转型的不利影响将大大减弱。我们在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将积极推进城乡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劳动就业及组织人事制度的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基础。
我们正面临着发展进程中的众多问题。但是我们确信——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也一定能够通过发展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