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合作化高潮中的防“左”及其未能贯彻下去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潮论文,原因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的农村合作化高潮，是毛泽东发动和指导的。在高潮兴起时，毛泽东一方面为自己的创造——农村合作化高潮而高兴，另一方面他也警惕着“左”倾偏向的出现，他在大力反右的同时，在一些场合也提出了防“左”纠“左”的问题。但是十分遗憾的是，毛泽东的防“左”和纠“左”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这是为什么呢？
一、毛泽东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中的防“左”和纠“左”
饱经政治风雨，领导过党内多次反倾向斗争的毛泽东，不仅深知反倾向斗争的重要性，而且也熟知反倾向斗争的规律和领导艺术。他多次指出：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必须警惕和防止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偏向。在历史上，毛泽东也是这么做的，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一般历史经验出发，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猛烈批判农村合作化中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时，也提醒大家注意防止高潮兴起后某些人脑筋发胀，出现过急过快，不注意质量的偏向。在会议的总结中，他指出：“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急太慢都是机会主义。”他向大家解释说：“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不论那种机会主义都不好。他还划分了“左”倾和右倾的界限，指出“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他以农村合作化为例说：“本来有群众的积极性，互助组的普遍存在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成熟的条件，可是有些同志说还没有；合作化运动这个事物在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早几年，而是现在）已经可以大发展了，他们说还不能，这都叫右倾。如果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条件还不成熟，就说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全国来个百分之八十合作化，这叫‘左’倾。”他还说：“我们反对无穷的忧虑，反对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那末是不是可以根本不要忧虑了？清规一条也不要，戒律一条也不要？那当然不是的”。“没有点清规，没有点戒律，那怎么行呢？必要的忧虑，必要的清规戒律，必要的停顿、间歇、煞车、关闸，是完全应当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14～215页。）他说：“情况不对，立即煞车，或者叫停车。象我们坐车子一样，下陡坡遇到危险，马上把车煞住。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05页。）他还提出：“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过于膨胀，是必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15页。）
接着，毛泽东在和私人工商业者谈话时也提出：搞农村合作化，要做到三不叫，即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他主张，社会主义改造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注：顾龙生：《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269页。）。
11月1日，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农村工作的季节安排问题的指示中，肯定了江苏、山东两省在秋季合作社大发展之后，抓紧今冬明春的时间进行整顿的计划，指出：“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他指出：“一年只有一季是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都是整顿和准备发展的时间”，“这样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无限制而引起的‘左’倾错误。”“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有一些县、一些区和一些乡，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紧了，在以后几年中逐步地跟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429页。）
毛泽东不仅从一般指导原则上提出了防“左”的问题，而且对已觉察和已认识到的农村合作化中的某些“左”的倾向和问题进行了及时的纠正。
12月4日，毛泽东看到甘肃省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1955 年冬和1956年春，经过一个浪潮，将入社农户发展到全省总农户的75%左右时，立即复电甘肃省委，指出甘肃省委的计划“数字太大，以控制在40%左右，或50%左右为宜。”“再多就可能不合适了”（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468页。 ）。随后，毛泽东还把甘肃省委的报告和他为中央起草的复电转发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1956年1月，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就该省1956 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数字请示毛泽东。王任重说：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一部分地委书记同意省委1956年春耕前发展一万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省总农户的20%到30%的计划。另一部分地委书记则主张应放手发展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省总农户的70%到80%，基本上实现高级社化。双方争执不下，王任重主张按省委原计划实施，认为这样比较稳当，但在当时大张旗鼓批右，人人讲高潮的情况下，他也不敢拍板，遂请示毛泽东，请毛泽东决断。毛泽东表示同意和支持王任重的意见，即按省委发展一万个社的计划办。王任重还向毛泽东反映，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同志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毛泽东十分重视王任重的反映，立即将王任重的反映告知《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他们“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0页。）。
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在讲到促进和反右倾保守思想时，也提出要注意不搞那些没有根据的事情。他说：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有些情况要引起我们注意。现在有些同志头脑已经发热了。合作化是好的，但不要无根据的快，各省同志要注意。他要求，高级社化务必做到，在绝大多数人满意条件下高级社化。现在听说，有30%左右的人对放弃土地分红还放不下，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如等几个月。总之，要90%几的人高兴，不高兴的过了百分之几就有问题。他还说：有的同志引用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一书序言中说到的“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句话。我说“不能完全按照”，这就是大体上还要按照，否则五年计划不也没了。但有的同志一改“已经不能按照”或“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可见头脑已经有些发热了。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对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提出：回去要刹车，否则有翻车危险，不要勉强叫富裕中农入社（注：《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1992年第4期，第21页。）。
2月初， 胡乔木向《人民日报》社同志传达毛泽东对宣传工作的意见。他说：毛泽东指出最近宣传工作中有一些错误提法，如说一个城市“进入社会主义”，现在看不大妥当，不要这样提。进入社会主义，应当是过渡时期结束，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说“提早完成总路线、总任务”，这是不可能的，总路线、总任务的范围很广，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都包括很广、很复杂（注：《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1992年第4期，第21页。）。
二、毛泽东防“左”纠“左”的意见并没有得到贯彻
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中，特别是在其初期，毛泽东一方面为高潮呐喊加温，另一方面还注意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左”的偏向，在这方面不仅有一系列的言论，而且也有实际行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好思想和好意见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农村合作化高潮象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浪高过一浪，最后连毛泽东本人也被远远的抛在了后面。
让我们回顾一下农村合作化高潮的过程吧。
毛泽东第一次讲农村合作化高潮是在1955年7月底。他在7月31日于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时用十分肯定的语言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68页。）他要求全党应当用满腔热情欢迎这个高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91页。）
仔细捉摸，毛泽东这时讲的农村合作化高潮的含义，只不过是强调和要求1956年农村合作化的过程发展得快一些，具体说是要求初级合作化的数量比上年翻一番，由65万个发展到130万个。 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1955年春，我党中央决定1955年秋到1956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同原有的65万个社比较只增加半倍多一点， “似乎少了一点”。毛泽东认为，“可能需要比原有的65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130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20几万个乡， 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个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71～172页。）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农村合作化高潮。这时，虽然毛泽东已在批右，但原定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加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共18年，完成农村合作化的计划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在报告中还重申了这一计划，他说：“我党中央是怎样决定在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呢？”“第一，它是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的。”“第二，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具体规划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的末尾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开头，即在一九五八年春，全国将有二亿五千万人口——五千五百万左右的农户（以平均四口半人为一户计算）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就是全体农村人口的一半。那时，将有很多县份和若干省份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且将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小部分的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我们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即在一九六○年，对于包括其余一半农业人口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改造。那时，由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改变为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数目，将会加多。”其余的，“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88页。）。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用15年时间完成农村合作化的时间不变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要防止过急过快的“急机会主义”，给予各级党委以煞车权。
然而农村合作化一经借用行政力量大张旗鼓地发动，特别是错误地批右以后，人人紧张，在“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气氛空前膨胀下，农村合作化的速度已经开始失控，毛泽东防“左”的意见已被人们忘在了耳后。在不少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称：经批右以后，本省从上到下合作化的热情极为高涨，1956年春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可达到本省总农户的50%以上，1957年春即可达到总农户的80%以上，基本上实现初级社化。这些不切实际的过急过快的估计，迎合了毛泽东的口味。毛泽东相信这些计划，认为这是批右的成果和群众积极性高涨的表现。这些报告进一步助长了毛泽东的急躁情绪，在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前了农村合作化的速度。他把全国分为三个地区，“第一种多数地区，第二种一部分少数地区，第三种又一部分少数地区。”他认为多数地区，有三个浪潮，三个冬春，“到一九五八年春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第二种地区有两个冬春、两个浪潮就够了。比如在华北、东北，还有一些郊区。这一部分地区中有个别地区到明年春季就可以基本合作化了，只要一个浪潮就到了。第三种地区，就是另外一些比较少数的地区，需要有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冬春。”（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04页。）这样， 毛泽东把在全国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提前了两年，即从1960年提前到1958年。这时，15年实现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没有变。他在全会总结中说：“有人问，将来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16页。）
然而闸门一打开，滚滚洪流必然到来。全国农村合作化在人为的促进下很快又突破了已被毛泽东提前了的计划。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第二个序言中写到：“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农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4 月版，第222～223页。）根据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再次加速农村合作化的进度，把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由 1958 年提前到1956年。把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由1967年提前到1960年。在高潮的诱惑下，毛泽东本人也忘掉了他讲过的防止“急机会主义”的话。
可是农村合作化的速度比毛泽东的预料还要快。到1956年底，全国不仅实现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化，而且快马加鞭地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化，比原订15年的计划整整提前了11年。这一年年底，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已达到全国总农户的87%，加上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参加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达到全国总农户的96.3%。农村合作化高潮的发动者毛泽东，也被铺天盖地的高潮抛到了后面，他再也没有来得及修改和提前农村合作化的计划，农村合作化就已超前地完成了。这是毛泽东在发动农村合作化高潮时未曾料到的，他的防“左”纠“左”的意见和努力，也被高潮冲掉了。在高潮过去后，毛泽东也不止一次讲到社会主义改造有些太快了，但高潮已经过去，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当然是有点夹生的饭，因为火候不到，太急了。
三、毛泽东防“左”纠“左”的努力为什么没有得到贯彻
农村合作化高潮的初期，毛泽东有关防“左”和纠“左”的意见与努力不能说是不真诚的，但是这些意见和努力并未得到贯彻，连毛泽东本人最后也将其忘之脑后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复杂的，但根本原因还在毛泽东本人。
首先，毛泽东防“左”纠“左”的意见和努力未能得到贯彻，和他1955年下半年以来对农村总的形势分析的不正确是分不开的。
从1953年12月中央公布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算起，到1955年在我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历史只有两年的时间，农村合作化严格讲尚处在一个起步和打基础的阶段。据1955年农村合作化高潮前的统计，全国只有65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只达到全国总农户的14.2%。在起步较晚和基础较差的省，如江西、广西、甘肃、青海、四川、广东、贵州、湖北等省入社的农户还不到本省总农户的10%，在云南、新疆、湖南三省还不到5%。 已有的65万个社，其中具有一年以上历史的老社只有10万个，其它50多万个社的历史不到一年，有的刚刚搭起架子或挂上牌子。由于建社前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建社过程又过于匆忙，这些社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严重濒临散伙和垮台，整顿和巩固的任务十分繁重。据各地反映，在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最少为30%）对入社还存在着种种顾虑和抵触情绪。从党的领导来讲，还缺乏领导农民实行生产合作的经验。然而毛泽东在未经深入调查和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却断言“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68 页。）并预言：“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33页。）他提出目前农村合作化可以而且应当“大发展”， 而不是“小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 月版， 第200页。）。他还对农村中的两极分化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 认为“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87页。）， 农村合作化如不赶快上马，工农联盟就有破裂的危险。在这种对农村总体形势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下，在对农村合作化过急的要求下，一切防“左”纠“左”的努力必然落空。这样的情况不仅为1956年农村合作化高潮所证明，而且也为以后的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所证明。在大跃进开始时，毛泽东也说过不少防“左”和纠“左”的话，但由于对总体形势估计的错误和总路线的不正确，这些话几乎没有产生什么作用。
其次，毛泽东防“左”纠“左”的意见和努力未能得到贯彻，是和毛泽东的错误批右，并把右做为农村合作化中的主要危险和批判的重点分不开的。
毛泽东从发动农村合作化高潮的那一天起，就认定在农村合作化中“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29页。 ）并且认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几乎到处都有（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33页。）。 他错误地把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有关农村合作化应积极稳步发展的主张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上为少数人打主意，企图把农村合作化拉向后退。而且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说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个要上马，一个要下马，一字之差，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说他和邓子恢的争论，是一场阶级斗争和关于党的总路线是否正确的一场大辩论。从1955年7月到10月， 毛泽东连续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集中火力批判所谓的以邓子恢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和其他同志被迫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做了检讨，有的同志连续检讨了两次还未能通过。在这种农村合作化中的主要危险被颠倒，在错误批右后引起党内怕右不怕“左”，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不良风气急剧膨胀的情况下，毛泽东的“防”左”纠“左”的意见只能变成一句空话，谁也不敢冒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去贯彻它。毛泽东本人也不准备和不可能去脚踏实际、始终如一地去贯彻它。
第三，毛泽东防“左”纠“左”的意见未能得到贯彻，是和毛泽东错误批右，严重伤害了党的实事求是和民主原则分不开的。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党内民主是保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以贯彻的一项重要制度。毛泽东1955年下半年的错误批右和对农村合作化高潮的发动，严重地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坏了党内民主，打击了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坚持按照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办事的同志，助长了党内一言堂、个人说了算，以及随风跑、讲假话、“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等不良风气的滋长和蔓延。在这种情况下，错误的东西必然得不到抵制和克服，正确的东西也很难得到贯彻和执行，毛泽东有关防“左”纠“左”的正确意见自然也难以得到贯彻。贯彻这些，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要冒极大的风险，并很难为头脑发热的领导者所接受。联想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也讲过不少要压缩空气、防“左”和纠“左”的话，有些话甚至是十分深刻和十分精辟的，但同样也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到1959年彭德怀起而反“左”时只落得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下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讲过一些很好的话，对一些错误倾向做了批判，同样这些话并没有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延续十年之久。邓小平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也落了个右倾翻案风的下场。可知，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党内民主原则，保证党对总的形势的分析和基本路线的正确性的极端重要性了。农村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防“左”纠“左”意见没有得到贯彻，这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内民主原则的被破坏及党对农村总的形势的分析和总的方针的错误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