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的价值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价值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O57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代，科学理性存在的合理性及其理性尺度的非自足性，使得东西方的社会科学界共同面临着对科学理性及其价值的反省和调整问题。可以说，这是今天人类所普遍面临的共同课题。
1 科学理性的内涵及演变
如果说古代理性思维孕育了科学的胚胎，那么近代理性化思潮则是一个塑造科学神话的过程，而现代对理性的反思却意味着推翻科学神话的开始。
何谓“理性”？在思想史上可谓众说纷纭。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规定和范导着后世的思维传统，理智（Nous，奴斯）作为秩序或安排秩序的原则最早存在于古希腊神话中，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都遵循的逻各斯(Logos)，闪耀着理性的智慧光芒；柏拉图认为由推理得到的知识具有必然性，所以它会被人心牢牢地掌握，他还第一次明确地把知识区分为可足额知识和哲学，把理性的认识能力区分为思想和理解；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人的理性的灵魂和非理性的灵魂，认为智慧、理解、审慎等是理智的德性。在合乎德性的现实生活中，最高尚和神圣的就是理智的思辨活动，“理智的生命就是最高的幸福”[1](P728)。在早期斯多亚学派的思想中，“普纽玛”(Pneuma)即是理性，它是“具有匠心智慧之火”，是“逻各斯”，是规定事物性质的理性力量，是尽善尽美的，世界的终极就是最完美的理性。
在“为了信仰而去理解”的中世纪，展开了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的探讨，并且“在经院哲学表层下长出新思想的幼芽”[2](P421)，出现了重自然科学，重分析或归纳为特征的科学方法传统的端倪。这为文艺复兴时期布鲁诺、伽利略等人的自然哲学思想作了思想和方法论上的充分准备。布鲁诺认为认识的目的是凭借理性透过现象把握自然规律，把认识分为感觉、理性、理智三个阶段，并认为智慧是人类理性的最高能力，他说：“智慧的力量永远不会感到满足，永远不会停留于已被认识的真理，而总是向着未被认识的真理前进再前进。”[3](P137)唯理论者笛卡尔认为，理性（或良知）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斯宾诺莎则提出“理性的本质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而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4](P83)
近代西方人相信人的理性能够获得确实可靠的知识，并把对人类理性的热诚化作为对科学方法（逻辑）不容置疑的追求，从而能够在人类知识的各个部分找到自明性的命题。康德提出“理性在本质上是自由立法”的思想，认为人类理性不仅是思维领域中的一种工具，而且更是人类所及世界范围内的立法者，所以，理性不仅要被理解为认识自然规律的理智能力，更要被理解为替自然和社会订立秩序与规则的源泉本身。自然的必然性之可能，道德的自由之可能，皆出自理性本身。这样看来，理性是一切必然性的终极根源。费希特据此发展出“理性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原则；黑格尔则用理性吞没了万有，认为世界就是一个精神化的逻辑世界。当代科学哲学家赖欣巴赫曾摘录过黑格尔的一段话，借此表明理性正式走上了神坛，“理性是实体，也是无限的力，作为一切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基础的它自己的无限物质；它同样是使物质运动的无限期形式。理性是一切事物从中获得存在的实体。”[5](P1)
对理性的规定尽管莫衷一是，但是作为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作为科学事业的中心法则，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诸多对“理性”（亦可称科学理性）的界说具有某些共通的规定，即理性是对普遍必然性的追寻和确认。一般说来，理性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种独特的方式，理性具有澄明性和特效性。黑格尔曾说过：“理性出现在世界上，具有绝对信心去建立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并能够提高这种确信使成为真理。”[6](P410)黑格尔所讲的“世界理性”带有抽象性和虚幻性，但也从另一侧面表明理性的内在本质。理性所要把握的是对象在空间上的普遍性与时间中的必然性，即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每一种殊异都有齐一性，每一种变化都有恒定性”[7](P38)。这就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对抽象普遍性这一理性规定作出了明确揭示。科学的任务也正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普遍必然性与规律性，科学的运作方式是将理性应用于“经验的”目的，因而科学构成了理性精神的最直接、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其次，作为一种智慧的品格，理性是精确的，是对真理与谬误、正确与错误的一种扬弃。理性内容的表征形式只能是精确的语言。这是由理性的抽象本质决定的。抽象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对对象的逻辑拆解，从而使之有限化、相对化，以便选择某种特定符号与相同规定确立起约定俗成的指称关系。这种关系不具有象征表达的那种模糊性和暖昧性，而是坚执的、确定的。在抽象表达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同构关系。理性表达的这一特点，使它摆脱了情感、想象、意志、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的干扰，从而避免了解读过程中的歧义性、模糊性。
再次，作为一种判定的尺度，理性是以崇尚客观性的态度为内在要求的。理性总是以外在他律作为自己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尺度与依据。这种客观的态度与主观随意性相对立，它要求人们应当“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8](P49)，而“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9](P539)。因此，“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10](P292)这是科学理性精神的客观性要求。这种客观性包括事实的客观和超私人性的客观。对于理性来说，前者带有本体论预设的意义，它归根到底制约和决定着后者，然而，超私人性往往是理性表现出来的最直接的规定。
最后，作为一种严密的方法，理性又是逻辑的，即以归纳和演绎及其关系为其基本的思维形式。由于这种逻辑的特征，在理性的范围内，不存在任何不可理喻的对象，如臆想、迷信、意志、直觉、潜意识、难以名状的心灵体验等等无法诉诸逻辑表征方式的主观感受都为理性所排斥。在此意义上，理性表现为注重逻辑思维的方法，追求知识可确证性的特点和强调表达精确性的倾向。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10](P514)。可见，理性具有的逻辑特征。可以说，理性是通过实证方法所得到的关于对象的实然描述，它揭示的是世界的本然状态。
2 科学理性的价值限度
科学理性伴随着科学技术成就的不断涌现而逐渐僭越与泛化，这种状况在近代开始呈现，在当代日趋尖锐化。理性主义是与推翻神性、解放人性密切相连的，但是其在近现代的发展却走向了独断，是一个重塑神话的过程。在理性主义那里，理性被抬高为至尊的地位，成为取代上帝的新权威，成为衡量一切自然、社会的事务有无存在合理性的惟一准绳，成为认识事物、揭示必然性与普遍性的根本手段。
在理论层面上，理性的独断化使理性的有限视野被突破，科学理性的泛化形成了“科学主义”。具体说来，理性的异化，在哲学视野中表现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把科学理性引向排他的独断。兴起于19世纪的“科学主义”具有明显的宗教性质，近似地说是一种以科学为上帝的“科学教”，欧文在他的《科学主义、人与宗教》中指明科学主义是一种对科学的偶像的崇拜，“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出现是理性僭越的必然结局。这期间，理性被看作是不受约束并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绝对原则。特别是科学主义思潮中的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取消了价值的合法地位，排除了一切超越的指向，并提出所谓“证实原则”，把一切都诉诸于实证性检验，使理性原则变成一种独断的意义标准，从而发生异化。
科学理性的泛化在实践层面导致了科学技术万能论。这种外在功能的确促进了西方社会的长足进步。西方世界所谓的西方“优越感”最终能够得以确立说到底乃是依靠近代科学理性的智力功绩。由此，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征服、改造、控制自然的强有力手段，看作是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并获得现世幸福的伟大力量，看作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并促进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杠杆。可以断定，通过发展科技，不仅可以丰富与扩充智慧，而且可以增加财富与满足需要；不仅可以促进人性的完善，而且可以推动自由的实现。在科学理性的推动下，人类历史沿着一定的规律循序渐进地发展着。从培根的“新大西岛”到维科的“人的时代”，从启蒙学者的“理性王国”到康德的“永久和平的公民社会”和黑格尔的“日耳曼世界”，从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到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和孔德的“科学的工业时代”，等等，无不体现着把进步目标凝固化的乌托邦的价值取向，这种设想不能不带有盲目性和空想性。
在现实层面上，伴随着科学理性的横行肆虐，作为载体的技术和作为主体的人的异化也相伴而生。计算机技术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技术，一旦病毒侵入和控制计算机就可能导致核武器的失控，正在空中飞行的飞机失去航向，银行陷入混乱……，这其中的每一个灾难都可以使脆弱的人类、脆弱的人工自然、脆弱的人类社会陷入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可能之中。在自然发展进程中，技术越进步，城市化越发展，就使人越加不关心自然。技术主体对天然自然的冷漠必定加快与自然的分离，因此，在自然进程中，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技术异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至于人的异化首先表现为人在运用技术控制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与人的本质的背离，比如人的感知、情感的间接性，理性、智慧的受限制性。现代科技营造的信息世界使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信息作为基础资源，往往极具强制性，逼着人们不得不与之打交道，加之信息的“爆炸”和泛滥，人们就会夜以继日地坐在电脑前按着键盘拼命地寻找所需信息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信息俘虏。这时信息作为主体的异己力量与主体对立起来，控制着人的感觉、思想和行动。信息具有抽象化、符号化的特点，虽说信息消除了时空障碍，但在电子空间里以抽象的符号进行交往，在主体头脑中体会、构筑、虚拟自己的信息世界。这种信息世界对客观世界的直接依托只是一个平面（即显示器荧光屏）。所以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并未给主体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反而限制了主体的活动范围和主体性的发展。无形的世界原本来自有形的客观自然，可却比真实的客观自然更真实。这就使得真实的客观自然受到“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异化挑战。科技理性导致的人的异化还表现为人的行为的受制性。随着技术的发展，作为客体性的异己力量的技术逐渐吞没着人的主体性，使人的行为失去主动性、目的性，而受制于技术，使人有目的的活动异化为非理性状态下的本能的动作。因此，控制自然的技术异化为控制人的技术。
基于科学理性的片面膨胀与现实的畸形发展，人们对科学理性本身进行了质疑、反思与否定。在西方，自从“上帝死了”之后，文化便陷入了丧失终级价值的危机，人们找寻不到自己的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正像保罗·蒂利希所指出的：现代社会的人们所遇到的是一种因失去意义和价值而产生的焦虑。当理性的利剑“杀死”上帝之后，人们才蓦然发现，“拒绝升入天堂意味着情愿降至地狱”（E·F·舒马赫语）。因此，当代西方正面临着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理性独断化的使命。胡塞尔借助于现象学的“悬置”与“终止判断”探析了欧洲人与科学的危机，存在主义企图以非理性的偶然性、模糊性、超越性来弥补理性的必然性与僵化性。可见，是科学理性本身具有的非自足性构筑了理性的限度问题。关于科学理性的极限，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中讲到：“理智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承认有无限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假如它没有能达到认识这一点，那它就只能是脆弱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也曾明确指出：“我的理性主义不是自足的，而是依赖于对理性态度的非理性信仰。我认为我们无法超越这一点……或者一言以蔽之，我相信人。”[1](P509)
科学理性的基点在于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尊重不同意见、不迷信权威，从而仅具有手段和方法的规定，而不具有价值范导作用。爱因斯坦曾明确指出：“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利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韦伯也曾把科学比喻为一张地图，它只能告诉人们怎样走，而无法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应是什么。因此，科学理性作为对客体结构必然联系的揭示，它本身并不存在任何价值选择的可能性，因而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无法为自己的一切社会后果和实践效应承担任何责任。
3 科学理性的德性归宿
面对全球普遍的生态危机，以及人们从前所未曾遇到过的大量全球性问题的困惑，人类必须也必定要反思由于科学理性的自负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重新对科学理性进行价值考量。科学理性作为外在他律的思维尺度，在其归宿上是单维度的，它无法预设人的目的性存在，更无法诉诸于价值的评判。现代唯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昭示了理性与人文性的“阈值”：一个重科学理性，一个重人本自我；一个重事实，一个重价值；一个强调规律的森严，一个强调意志的绝对自由。这就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为理论的创新开出了制胜的药方，即从全球性的角度着眼，把科学理性置于世界大背景下予以审视，在宏观坐标系中对其现状加以定位，以寻求科学理性最终的德性归宿。
首先，在人类学本体论层面上，科学理性对“善”的价值缺失，决定了科学理性倘若离开了价值对它的意义赋予，其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就无从呈现出自身的意义。科学理性的价值一元，使它不具有目的的规定，而仅仅具有手段的规定。我们知道，理性和价值体现着“是”与“应当”的划界与分野。英国近代哲学家休谟就认为从“是”无法推出“应当”，波普尔也肯定地认为人类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目标”是“人造的”，规范无法从事实推出。赖欣巴赫更直接地说：“科学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应是什么。”[5](P222)因而在一定意义上，科学理性无法为自己的一切社会后果和实践效应承担任何责任。科学理性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价值范导的必要性，离开了与价值的整合，单纯的理性无法被纳入人们的实践结构之中。
其次，在认识论意义上，人们所追求的最确切目标，便是理性与价值的直接统一。当人们具备对客体对象的理性把握时，对象的可能性范围在主体的主观层面上固然是已知的和确定的，但人们的认知判断暂且尚无法指导此在状态下主体究竟选择哪一种可能性来付诸实践。这种选择的终极尺度只能来自于主体的价值理想，由价值观念来提供。因此，离开了价值判断的范导，离开了理性与价值的直接整合，人们所揭示的客观可能性就无法转化为现实，无法以实证的方式获得实现。如此看来，理性价值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仅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成为人类由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转变的绝对前提。[12](P170-179)
再次，在历史观层面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通过“分工→异化劳动→私有制→消灭私有制→消灭分工”，实证地描述了人的存在的二重化结构由历史生成到历史消解的过程，为理性寻求德行归宿的最后完成和彻底实现，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把“恶”作为历史进步的动力，他们认为，在历史中，与“善”相对的“恶”归根到底是构成人类社会走向至善目标这一绝对价值的中介环节。历史总是在片面中为自己开辟道路，总是通过对“恶”的实证超越展开自身，因而“恶”就构成这种表征的重要前提和形式。对于历史来说，“恶”并不是外在的，不是人类历史能够和应当绝对拒斥的。相反，它充当着通往至善目标（绝对价值）的无法绕开的桥梁。正如经典所述：“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日所遵循的规律。”[13](P173)“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么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14](P68)从最终意义上说，只有作为理性与价值冲突彻底消解的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15](P175)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科学理性成果的科学技术，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内核和基础，它是人类获得物质福利的源泉。但是，在科学技术高度膨胀化的当代社会，人们依然感受到战争、灾荒、金融混乱、失业的威胁，许多事实还表明，就连现代科学的中心也可能受到迷信和野蛮行为的冲击。无数令人震惊的事实所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对科学理性的估价发生了对理性的背叛。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涌现以及现在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邪教组织的嚣张就是对科学理性的误解从而丧失信心的反观。所以，对科学理性的解蔽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亟待重视的问题，这是缘于科学理性不仅具有一般理性的内涵，还有其独特的神韵，主要表现在科学理性在寻求普遍性、必然性和因果性的规律时，还具有直指现实的“实在性”、“澄明性”和“可操作性”；在完成自身的逻辑体系时，又呈现出手段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它像一把垂悬的利剑，一面指向“理性的自由王国”，一面指向“世俗的现实世界”，只有这两面同时闪耀，才能展现科学理性妖娆的丰姿。实际上，科学理性在探索真理和不断创新中与反映人们对人际关系的合理性，以及对社会理想状态的追求的人文关怀和道德意识有着本质的一致性。
总之，实现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整合，达成科学理性与价值的统一，乃是科学理性最终的德性归宿。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在发展科学技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还是在尝试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都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历史进步与道德完善的统一，坚持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根本方向。这不仅是逻辑上的内在要求，而且更重要地也是当代人类实践的迫切需要。
收稿日期：2003-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