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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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西域,自古以来就有广义和狭义之称。本文所指称的西域,乃是取其狭义,即现 在的新疆地区。季羡林先生在《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在中国范围内 ,新疆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具备许多别的地区没有的条件。在古代很长的时间内,新疆是 东西各国文化交流的枢纽,许多国家的文化,包括世界上几个文化发源地的文化,都在 这里汇流,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新疆。尽管有许多古代民族今天已经不再存在 ,然而他们留下的文化痕迹一直到今天还到处可见。80多年以来考古发掘工作使许多已 经不存在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学重见天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今天研究比 较文学的最有用的资料。”(注:季羡林:《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收入《比较文 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40-141页。)季先生还用吐火罗语A(焉耆 语)中的《木师与画师的故事》,与汉译佛经《杂譬喻经》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 药事》引述的相应故事作比较,来强调说明新疆对比较文学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 一类型的故事“正代表从梵文佛经到中国小说间的一个过桥”,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也 有意义。固然如此,然就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类型来说,对其“源”之研究恐怕 比对其“流”之关注更多一些。纵观百年来西域的出土文献,其中的印度古典文学作品 不在少数,这也是印度古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源,不便轻易扬弃。惟国内学界对此留 意不多,本文略作申述,意在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新的成果来。

一、从马鸣的《舍利弗剧》谈起

上个世纪初,在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勒柯克(A.von Le Coq)发现大批写在棕榈叶上的梵文佛教写经。随后,德国著名的梵文学家吕德斯教授( Heinrich Lüders)对这批写经进行了研究,并于1911年校刊出版了《佛教戏剧残本》( 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注:H.Lüders,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Kleinere Sanskrit-Texte I,Berlin,1911.idem.,“Das

SPAW,17,1911,pp.388-411.)。吕德斯教授指出,这批梵文写经中有三部佛教戏曲 剧本残卷,其抄写字体为贵霜体婆罗谜

注释:

容主要讲述佛世尊的大弟子舍利弗(āriputra)和目犍连(Maudgalyāyana)放弃婆 罗门教而皈依佛教的故事。另外两个梵剧写卷虽然剧名残缺,但学界也多推断为马鸣的 作品。吕德斯认为,

年代的大致下限(注:林海村:《于阗乐舞与梵剧东渐》,《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 所见中西文化交流》,2000年,三联书店,232页。)。

这一发现可谓改写了印度梵文戏剧的历史。单就《舍利弗剧》而言,“这个剧本虽然 有许多残缺,但是仍然显示出完全是古典戏剧的形式,人物、语言、格式等都符合传统 规定。这证明古典戏剧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 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60、253、370、175页。)1910年前后,南 印度寺庙藏书中,相继发现了13个古代戏剧写本,即《仲儿》、《五夜》、《黑天出师 》、《使者瓶首》、《迦尔纳出任》、《断股》、《雕像》、《灌顶》、《神童传》、 《负轭氏的传说》、《惊梦记》、《善施》和《宰羊》。它们均未标明作者,梵文学界 一般统称之为“跋娑(Bhāsa)十三剧”(注: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9年,16-18页。)。其成书年代,后来更是引起了激烈讨论,但得出的结论差 距甚远。金克木先生认为,“看来,纵然这些是跋娑的作品,也未必在马鸣之前。”( 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60、2 53、370、175页。)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跋娑要早于迦梨陀娑,而晚于马鸣。因此,马 鸣的剧本就是印度现存最早的戏剧,既为我们了解印度戏剧的早期形态提供了最具体的 例证,同时,也成了探讨中印戏剧渊源关系的最早样本。早在1925年,许地山就利用吕 德斯的研究成果,在《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一文中,对梵剧《舍利弗传 》和中国古代戏剧起源的关系,作了至今看来仍具重要参考价值的细致探讨。以后,凡 论及中国戏剧起源者,无人不提马鸣之作(注:陈明:《印度古典戏剧研究的学术史考 察》,《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一期(待刊)。)。

解放后,新疆又陆续出土了一些西域剧本,其中最主要也是尤为重要的发现有:1959 年在新疆哈密县天山公社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1974年,新疆 焉耆县七星千佛洞附近发现的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这两个语 种的剧本与印度梵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前者的主要研究论文有:耿世民《古代维吾 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注: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 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12辑,1982年。又,多鲁坤·阚 白尔:《<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19 89年第1期。),以及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人整理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等(注: 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整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 而后者的主要工作是由季羡林先生完成的,其专著有英文本《中国新疆博物馆的吐火罗 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片》(Fragments.of the Tocharian A of the Xinjiang Museum,China)(注: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of the Xinjiang Museum,China.Transliterated,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Mouton de Gruyter,1998.)和中文本《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注:季羡林:《吐火罗文<弥 勒会见记>译释》,《季羡林文集》第十一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这些新材 料的阐释,为印度文学在新疆的传播史实,做出了最有力的说明。

西域出土的这些戏剧史料,对讨论中国戏剧的外来影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季羡 林先生对此已有多次申述,最近在《新日知录》一文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指出,印 度最早剧本的产生时间(及其与中国、希腊剧本产生时间有较大差异的原因)、古典戏曲 的文体特色(韵散结合)、剧本中的丑角问题等,都有待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注:季羡林:《新日知录》,《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7-9页。)。这 为我们指明了好几个研究课题。

二、西域所见的印度佛教文学作品

金克木《梵语文学史》第五章“佛教和耆那教文献中的文学成分”,已指出庞大的印 度佛教文献中含有丰富的文学成分。深浦正文的《佛教文学概论》则将佛教文学体裁分 为譬喻、本生、佛传、理想、赞颂等十种,山田龙城的《梵语佛典导论》将原始佛教的 典籍,分为阿含类、毘奈耶类、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颂文学五大类(注:山田龙城 :《梵语佛典の诸文献》,京都:平乐寺书店,1959年。中译本名为《梵语佛典导论》 (许洋主译),收入《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79册),华宇出版社,1984年。)。后三者 即为文学类。下面试以譬喻文学、佛传文学、赞颂文学为例,略作说明。

(一)譬喻文学

郭良鋆的《佛教譬喻经文学》一文,对佛藏(特别是巴利文三藏)中的譬喻经一类作品 ,作了总体的文学价值描述(注:郭良鋆:《佛教譬喻经文学》,《南亚研究》1989年 第2期,62-66、73页。)。丁敏的《佛教譬喻文学研究》,是第一部以譬喻文学这一种 佛教文学体裁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注: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中华佛学研究所 论丛8,台北:东初出版社,1996年。陈明书评,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增刊,154 -156页。其修改稿载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编《东方文学研究通讯》,2002年第1 期,57-59页。)。不过,该书仅仅研究现存的汉译佛经中的譬喻文学作品,而没有涉及 梵文、巴利文的相关作品,更没有注意到在西域出土的梵语文书中也有数量不等的“譬 喻”类文献资料。

德国所藏吐鲁番的梵文写本中,有不少的佛教文学作品。诗歌

注释:

(17)杨富学:《德藏西域梵文写本:整理与研究回顾》,原载《西域研究》1994年第2 期,127-138页;收入《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此见该书155 -156页。

的文书(编号SI P/38)和一件无标题的譬喻文书(编号SI P/63)(注:

G.M.Bongard-Levin and M.I.Vorobyova-Desyatovskaya,Indi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Leningrad Manuscript Collection),Tokyo: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1986.)。阿富汗近年出土的佉卢文佛经写卷,“根据邵瑞祺

(Richard Salomon)的研究,从这批佉卢文的写卷中,目前可以辨认出的经典,大致有 经、注疏、偈颂以及譬喻几类。在譬喻类的经典中,提到了公元一世纪初乾陀罗地区的 两位大月氏‘总督’或者说国王Jihonika和Apavarman。邵瑞祺的看法,这些譬喻故 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释迦牟尼时代那些为人熟知的传说人物有关,另一类则 似乎是以当时由月氏人统治的乾陀罗作为背景。这两种类型的譬喻故事,虽然抄写在不 同的卷子上,但却混编在了一块。”(注:Richard Salomon,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Seattle:

University Washington Press,1999.王邦维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49页。)对邵瑞琪的分辨出的譬喻及其相关文献的研究价值, 王邦维先生在此书的书评中业已指出,“这些‘譬喻’类的文献,本身还可以与其他语 言或部派传承的‘譬喻’作对比,大大帮助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这类文献最初形成的情 形和后来发展的过程。”(注:王邦维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1年,346-347页。)在西域出土的于阗语文书中也有一些“譬喻”类资料, 详见下文。这些譬喻故事不仅为印度譬喻文学的宝库增添了数块宝石,更重要的意义也 许在于研究譬喻故事的整体形态的演变,以及研究印度原生的故事在西域的本土化过程 中所出现的融合与变异。

(二)佛传文学

佛传文学是印度古代传记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古代东方传记文学园地 中的奇葩。佛传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马鸣的《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周一良《 汉译马鸣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考察了该作品的原名和汉文翻译者(注:周一良:《汉 译马鸣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原载《申报·文史副刊》第十九期,1948年。附录于氏 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00-206页。)。孙昌武《艺术 性与宗教性的成功结合——佛传:<佛所行赞>》一文,指出《佛所行赞》堪称佛典翻译 文学作品的精心之作,具有宗教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双重文学价值(注:孙昌武:《艺术 性与宗教性的成功结合——佛传:<佛所行赞>》,觉醒主编《觉群·学术论文集》,商 务印书馆,2001年,288-293页。)。《佛所行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早由饶宗颐先 生指出(注:饶宗颐:《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原载日本京都大学《中国 文学报》第十册,收入《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313-317页。又,参见 袁书会《谈唐<佛所行赞>的艺术性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玉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报》,2000年第2期。袁书会《<佛所行赞>与中国文学》,《吉首大学学报》,2000 年第3期。)。对《佛所行赞》的梵汉诸本的对勘与研究,国外学者的成果甚多,比如, E.B.Cowell、E.H.Johnston、平等通昭等学者都做了重要的工作(注:E.B.Cowell,Buddhacarita,editio princeps,Anecdota Oxoniensia,Aryan Series,vol.1,part 7,1 894.E.H.Johnston,The Buddhacarita:or Acts of the Buddha,Calcutta,1935-1936。 平等通昭《印度佛教文学の研究》,第一卷:《梵文佛所行赞の研究》,日本印度研究 所,1981年,336页以下。)。钱文忠则以汉译本为参照,首次将《佛所行赞》(实名为 《佛所行经》)现存的梵本进行了系统归类,对比研究了梵汉专名的对应情况,并考察 了汉译本的来源(注:钱文忠:《试论马鸣<佛所行经>》,《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 第1期,135-146页。)。他在《试论马鸣<佛所行经>》一文中,提到的西域出土残本有 四种,即:

(1)斯坦因(M.A.Stain)在和阗附近的卡达里克(khadālika)所获kha.I,183号残卷。 题记为“此即名曰‘入苦行林品’之第九品”。

(2)列维刊布的法藏梵本残卷。

(3)德国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在硕尔楚克(oruk)发现的残本,现藏柏林德国科学 院,编号分别为S.843和N.N.S.1049。

(4)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在森尼木(Sngim)发现的残本,编号为Nr.2054a和

Nr.2054b。另一件Nr.2250的出土地已不明,可能是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在硕尔楚克所 获。

这些梵文残卷的价值不仅仅是提供了佛陀生平故事的“异本”,可供语言学家比较其 语言的演变之用,也在于提供了一部文学作品的诸种流传形态,对考察诸本内容之间的 变化关系以及该作品的传播史,都很有意义。

佛传文学不只局限于释迦牟尼一人的传记而已,广义而言,还可包括诸佛、菩萨、护 法王、甚至高僧(尼)等的传记。阿育王是佛教史最有名的护法大王之一。他的事迹既见 于阿育王的石刻铭文,也保存在汉译的《阿育王经》(僧伽婆罗译)和《阿育王传》(安 法钦译)之中。法藏敦煌于阗语文献中有阿育王的故事(注:H.W.Bailey,“A Tale of

Aoka”,Bulletin of Tibetology Ⅲ.3,1966,pp.5-11.)。1996年,阿富汗内战中出 土的一批佛教写经,大部分被挪威的一位富商Martin 购得,目前由国际学者 合力进行研究。据首批的研究成果揭示,这批藏品中就有一些阿育王的传奇故事的残片 (Fragments from the Aoka legend),共有47个残片。Klaus Wille利用《天神譬喻 经》(Divyāvadana)中与阿育王相关的四个譬喻故事,对这些残片作了辨认和初步的研 究,还从中找出了Aokamukhanāgavinayapariccheda的开头部分(注:Klaus Wille,“Fragments from the Asoka legend”,in Jeans Braarvig ed.,I.Buddhist

Manuscripts.Manuscripts in thé Collection,Volume I.Oslo:Hermes

Publishing,2000,pp.219-232.)。有关阿育王的这些残片兼有譬喻和传记文学的特点, 很值得传记文学研究者做更细致的探索。

(三)赞颂文学

在印度古代宗教文学中,赞颂(Stotra)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文体。义净《南海寄归内法 传》卷四“赞咏之礼”指出,“然而西国礼敬,盛传赞叹。但有才人,莫不于所敬之尊 而为称说。”(注: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 年,178页。)金克木先生在《梵语文学史》中,亦指出“类似一种经咒而有文学意味的 是对神的赞颂。”(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 社,1999年,260、253、370、175页。)赞在内典中往往与颂并用,以颂扬佛陀的般若 甚深、德相庄严、境界殊圣,亦是启请佛陀演说经教的方式之一(注:湛如:《敦煌净 土教赞文考辨》,《华林》第一卷,中华书局,2001年,183页。)。赞颂文体不仅在印 度本土盛行,而且影响到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语言文学。吐火罗文A、吐火罗文B、 于阗语、景教等文献中均有这类文学作品。敦煌藏经洞不仅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梵语等胡 语赞颂文学作品,而且还有大量的汉语赞文,后者更是中印文学交流史的实证材料。因 此,赞颂文体不仅于文学史上具有意义,而且在宗教史发展进程中,亦起到相当的作用 。此文体的成熟与大乘佛教的兴起基本同期,此点尤堪注意。对西域出土的赞颂文学作 品,若从文体学、文学发生学、比较文学、宗教学等多角度切入,必将取得突破性的进 展。

译)。对摩咥里制吒的事迹及其两部代表作在西域的传译情况,笔者已有专文论之(注 :陈明:《摩咥里制吒及其<一百五十赞佛颂>的传译》,《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 ,108-113页。),此不赘述。在前引邵瑞祺《来自乾陀罗的古代佛教写卷——英国图书 馆所藏佉卢文残片》一书中提到的“其他文体及杂类文献”,内有一种“佛赞”

(stotra),内容与现在知道的惟一一段写在佉卢文木牍上的“佛赞”很相似。后者是 本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尼雅附近发现的,其意义在于它提供了赞颂文体的新材料。

根据井口泰淳(Taijun Inokuchi)等编写的《伯希和所获中亚梵文写本目录》 (A Catalogue of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 brought from Central Asia by Paul

Pelliot),可以得知伯希和从敦煌掠走的梵文写本中,属于赞颂文学一类的作品主要有 :《无伤颂》

赞》、《一百五十赞佛颂》,还有一首对释迦牟尼的颂诗以及一些佚名的赞颂残片(注 :Taijun Inokuchi (ed.),A Catalogue of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Brought from Central Asia by Paul Pelliot Preserved in the Bibliothéque Nationale),

Kyoto,Pyukoku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Buddhist Cultural Studeis,1989.)。这些 都是我们研究印度佛教赞颂诗歌作品的重要资料。

除以上几类文学作品外,西域出土佛教经文中还夹杂有一些文学色彩较强的片断。林 梅村《犍陀罗语文学与中印文化交流》一文指出,“鄯善出土犍陀罗语文书中还有若干 佛教文学残片。比如,第647号文书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学描述。文中说:‘所闻为导 者(船筏)回避。耆婆啊!你的美德无量。让我们用满足之心来听斋戒沐浴之课。’可惜 我们尚不知这段文字出自哪部佛经。”(注:林梅村:《犍陀罗语文学与中印文化交流 》,收入《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363页。)耆婆是印度古代的 名医,有医王和药王之雅号。专门记载耆婆故事的佛经有三部,《佛说柰女耆婆经》、 《佛说奈女祇域因缘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特别是最后一部在我国影 响较大,隋代(或北周)慧远的《温室经义记》和唐代慧净的《温室经疏》是其注疏。金 克木先生认为“耆婆的故事大概是个流行的故事,佛教徒把它吸收到自己的文献中保存 下来。”(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梵竺庐集》甲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260、253、370、175页。)笔者曾撰《耆婆的形象演变及其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影 响》一文来讨论耆婆从人间一般名医到天之医王的形象转化过程,以及他的事迹在敦煌 吐鲁番地区的流传和影响(注:陈明:《耆婆的形象演变及其在敦煌吐鲁番地区的影响 》,《文津》第一卷(待刊)。)。林梅村先生则新近考订出,上引的第647号文书中和另 一件犍陀罗语文书,乃是《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其残存内容的三分之二与托名后汉 安世高的汉译本相吻合。其不同之处可能表现了佛教典籍在不同部派之间传播所产生的 差异性(注:林海村:《佉卢文<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考》(待刊稿)。蒙作者见告,特 此致谢!)。

另外,新疆、甘肃等地的石窟壁画保存了大量的印度佛教文学形象的“图像”。对于 这些非文字的图像的珍贵遗存,艺术史家极为看重,考古学界对此论述不少(注:略举 几例。马世长:《莫高窟第323窟佛教感应故事画》,《敦煌研究》,1982年第2期,80 -96页。同作者,《敦煌莫高窟北朝本生因缘故事画》,《佛雕之美》(台湾《史物丛刊 》19),台湾历史博物馆,1997年12月,187-228页。樊锦诗、马世长:《莫高窟北朝洞 窟本生因缘故事画补考》,《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赵秀荣:《试论莫高窟第275 窟北壁故事画的佛经依据》,《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吴荭、魏文斌:《甘肃中 东部石窟早期经变及佛教故事题材考述》,《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19-25页。) ,而文学研究者以往多“视而不见”。学界新近渐有“图像史学”一说,那么,“图像 文学”的提法如果不算是无中生有的话,也应该是值得探索的一条新路。Ratan

Parimoo以Vidhura Pandita的本生故事为个案,从叙事、记号和格式等方面,讨论其从 Barhut到阿旃陀石窟的演变过程。Dieter Schlingloff在《印度故事画的传统在中亚》 (Tradition in Indian narrative painting in Central Asia)一文中,也是讨论中亚 壁画中的印度故事(注:Ratan Parimoo,“Vidhura Pandita Jataka-from Barhut to

Ajanta:A Study of narrative,semiological and stylistic aspects”;Dieter

Schlingloff,“Tradition in Indian narrative painting in Central Asia”,

Aksayanīvī;Essays Presented to Dr.Debala Mitra in Admiration of her

Contributions,edited by Gouriswar Bhattacharya.Delhi,Satguru,1991.)。释依 淳《本生经的起源及其开展》一书,第三章“本生经最初的兴起”的第三节“由各地的 壁画、浮雕看本生经的发展”,讨论了印度六个地方(Bharhut、、Amavavatī 、Mathurā、Gandhāra、Ajantā)的艺术图像中所保存的本生故事,从而判定“本生 谈”为佛教艺术浮 雕提供了最好、最恰当的艺术题材(注:释依淳:《本生经的起源及其开展》(中国佛学 研究论文大系3),佛光出版社,1987年,50-58页。)。作者也指出,新疆的吐鲁番、库 车、喀什干等地窟院的藻井、壁画中,尚有数量不少的本生画,对之进行精细的分主题 、分期研究,必将使我们对印度佛教文学的传播有更深入的认识(注:另见真如:《本 生经传——一部被忽视的经典巨著》,《博览群书》,2000年6月。)。

三、西域所见印度世俗文学因素

众所周知,印度的古典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异常密切。除去那些以宗教经典的形式出现 ,或者是以宣扬宗教教义为主旨的作品,其余的大致可以看做是世俗文学。即便如此, 西域所见的印度世俗文学作品仍然与佛教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林梅村《犍陀罗语文学与中印文化交流》一文指出,“除佛教文学外,印度世俗文学 也通过犍陀罗语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影响。……塔里木盆地诸国出土犍陀罗语文书 中未见《罗摩衍那》,而印度两大史诗中的另一部《摩诃婆罗多》却见于尼雅古城出土 犍陀罗语文学残片,也即斯坦因收集品第523号文书。其文曰:

就像行路人感到疲惫而在这里或那里歇息,而后精力逐渐得到恢复。

人之初精力旺盛,而后精力枯槁;人之初受到赞美,而后受到责骂;人之初心中悲伤 ,而后喜悦;人之初乐善好施,而后向人乞讨。

有人因为悭吝,既不舍弃他们的财产,又不能正当地享用他们的财产,已经失去种种 愉快,正刺痛着他们的心。犹如贪婪者不断地将其所有的谷物堆放在谷仓而在饥馑发生 时全被焚为灰烬一样。

穷人的命运呀!那些不知享受和分配(自己财产)的富人的命运呀!

据英国语言学家巴罗考证,这个文学残片中的第2段出自《摩诃婆罗多》浦那版第36· 44颂。”(注:林海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365-367页。 )

犍陀罗语文书中没有《罗摩衍那》,但罗摩的故事在西域其他语种的文献中时有所见 。贝利(H.W.Bailey)讨论过于阗语的罗摩故事(注:H.W.Bailey,“The Rāma story in Khotanese”,JAOS,LIX.4,1939,pp.460-468.H.W.Bailey,“Story-telling in

Buddhist Central Asia”,Acta Asiatica,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23,Tokyo 1972,pp.63-77(许章真译《中亚佛教时期的说讲故事》,《西域与 佛教文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3-33页)。),而恩默瑞克(R.E.Emmerick)不 仅论述过《罗摩衍那》的于阗语写本(注:R.E.Emmerick,“Two Problems in the

Khotanese Rāmāyana”,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European Seminar on

Central Asian ,7-10.April 1987,London,4pp.;Language and Scripts of

Central Asia,eds.Sh.Akiner and N.Sims-William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ondon,1997,25-28.),而且还对作品中的“一夫多妻”制作了全面 阐述(注:R.E.Emmerick,“Polyandry in the Khotanese Rāmāyana”,

Vividharatrakarandka:Festgabe für Adelheid Mette/hrsg.von Christine ,

JensUwe Hartmann und Volker M.Tschannelrl(Indica et Tibetica,ⅩⅩⅩⅦ),

Swisttal-Odendorf: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2000.pp.233-238.关于《罗摩衍那》 的婚姻观,另请参见刘安武《罗摩和悉多——一夫一妻制的典范》,《印度两大史诗研 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8-69页。)。此罗摩故事不是蚁垤原文的翻译,但二 者的故事情节基本相同。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学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首推印度著名长篇诗史 《罗摩衍那》的译本。敦煌发现的写卷有6份,王尧、陈践将其拼接、整理与汉译。任 远将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本与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进行对照,发现无论从内容,还是 从篇幅上,作为精校本的梵文本恐怕要迟于藏文本,从而揭示出敦煌藏文本重要的文献 学价值。近期,供职于澳州国立大学的柳存仁教授又撰文对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注:杨富学:《吐蕃对敦煌的统治:百年研究述评》,收入《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 稿》,2001年,80页。相关的研究论文有: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 绍》,《西藏研究》,1983年第1期。任远《<罗摩衍那>敦煌古藏文本与梵文精校本》 ,《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 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柳 存仁《藏文本罗摩衍那本事私笺》,《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 ,文津出版社,1996年。)季羡林先生《<罗摩衍那>在中国》对我国境内各语种的《罗 摩衍那》文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注:季羡林:《<罗摩衍那>在中国》,《比较文学与 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205-239页。)。Santosh N.Desai在《<罗摩衍 那>——印度与亚洲各地的历史接触、文化传递工具》一文中,则探讨了《罗摩衍那》 在亚洲范围内所产生的文化影响(注:Santosh N.Desai原著,许章真译《<罗摩衍那>— —印度与亚洲各地的历史接触、文化传递工具》,载《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157-20 1页。)。

吐火罗文A(焉耆语)出土文献中也收有罗摩故事的缩影,仅

事中的一段插话。西克和西灵克的《吐火罗文残卷》(10-11)中叙述了该故事的大致情 节。总体看来,吐火罗语出土文献中不仅有佛教赞颂文学、譬喻文学、本生故事等,其 突出的特色则是“戏剧多”。季羡林先生指出,“我在本书的另几个地方曾经说到过, 《弥勒会见记剧本》,既然自称是‘剧本’,当然是戏剧无疑。有一些表面上看上去不 像是戏剧的佛经,因为其中有丑角等戏剧特有的标志,事实上也是戏剧。再加上马鸣的 梵剧,这可以充分证明,当时在新疆戏剧是非常流行的。这一点自来没有人提到过,对 中国戏剧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注:季羡林:《吐火罗文研究》,《季羡 林文集》第十二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83页。)

从民间文学的层面而言,印度有许多世俗的寓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被宗教作品 采用,而赖以流传后世。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鹿角仙人的故事,在汉地的流传,白 化文先生已经撰文论述(注:白化文:《从一角仙人到月明和尚》,《中国文化》第六 期,1992年,81-87页。敦煌莫高窟第428窟东壁,画有“独角仙人本生”。)。类似的 故事在西域出土文书中多有所见。《罗摩衍那》中的睒子的故事,就可以 作为另一个例证。

四、受印度文学影响下的西域地方文学

——以于阗语文学为例

于阗位于新疆丝路南道,是佛教东传的重要据点之一。于阗语属于东伊朗语的一支, 丰富的出土文献向现代人展示了古代于阗文化与文学的盛况(注:H.W.Bailey,“

Khotanese Saka Literature”,i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ume 3(2) The Seleucid,Parthian and Sasnian periods,ed.E.Yarshater.Cambridge.1983.pp.1230 -1243.)。总体而言,由于受到材料的局限,于阗语文学中的伊朗因素之探讨,问津者 稀;而现存的写本则偏重于佛教较多一些,其中有一部译自梵文的《本生赞》(

Jatāka-stava),赞颂的是佛陀的本生故事,其于阗文本的序言中,将朝廷、国王、王 妃、太子、公主、百官们都盛赞了一番,其序言还表明当时的尉迟王族赞助文学活动。 贝利在《古代于阗的塞人文化》一书(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的第4章《于阗文学纵览》中,介绍了现存的于阗语文献的内容与价值,涉及 到相关的文学作品(注:H.W.Bailey,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New York:Caravan Books,1982,pp.63-78.)。据恩默瑞克的《于阗语文献导论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一书(注:R.E.Emmerick,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Second Edition,Tokyo,1992.),于阗语文书中现存的文学类作 品,可以将其初步分为五类。其一,譬喻经类,有《阿育王譬喻经》(Aokāvadāna )、《善财童子譬喻经》(Sudhanāvadāna)、《难陀譬喻经》(Nandāvadāna)等。其 二,史诗作品,即上文提及的《罗摩衍那》。其三,抒情诗类,有多个写本(注:

M.J.Dresden,“Notes on Khotanese Poetry”,Indological Studies in Honor of

W.Norman Brown,New Haven,1962,pp.42-50.H.W.Bailey,“Lyrical poems of the

Sakas”,Dr.J.M.Unvala memorial volume.Bombay,1964,pp.1-5.)。钢和泰藏卷(

Baron A.von Stal-Holstein roll)中也有抒情诗(注:钟兴麒:《<钢和泰藏卷> 中的一首抒情诗》,《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74-76页。)。最长的于阗 语佛教诗歌作品是《赞巴斯塔书》(注:R.E.Emmerick,The Book of Zambasta:A

Khotanese Poem on Buddhis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其四,佛教 故事类,《本生赞》中就包含有大光明王本生故事、龙王本生故事、帝释天马王故事、 月光本生故事等。本生故事是于阗佛教故事中文学色彩最丰富的一部分(注:

H.W.Bailey,“An Indo-Scythian Version of the Kusa Jātaka”,Sarūpabhāratī ,or The Homage of Indology;being The Dr.Lakshman Sarup Memorial Volume,eds.

J.N.Agrawal & B.D.Shastri,Hoshiarpur,1954,pp.101-105.)。其五,世俗故事类,即 讲述爱情故事的P.2928号背面文书等(注:R.E.Emmerick,“Notes on the‘Tale of

Khotanese’”,BSOASXXX.1,1967,pp.83-94.)。

单就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于阗语写卷而言,其中就有不少的文学作品。兹据 张广达、荣新江《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于阗语写卷目录初稿》,按号条列如下(注 :张广达、荣新江:《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于阗语写卷目录初稿》,《于阗史丛考 》,上海书店,1993年。):

P.2022:抒情诗,存41行,4行一个诗节。与此卷一些诗节相同的抒情诗,见于P.2025 ,7-9行;P.2895,1-41行;P.2896,49-55行;P.2965,1-77行;Ch.00266,01-42行 。

P.2025的第二部分(7-79行)为抒情诗。第三部分(80-267行)内容为神威的《 善财童子譬喻经》,此为佛教传说中的善财童子故事,用韵文诗体写成。善财童子是《 华严经》<入法界品>里的主要人物,也是以“五十三参”事迹为人所知的佛教青年。善 财童子的参访事例,为后世佛教徒提供了一个学佛的最佳典范。善财与紧那罗神女悦意 的故事,曲折动人,是于阗文学中最长的故事之一。

P.2026的第三部分(64-89行)为礼佛赞文。

P.2027的第一部分(1-66行)也是诗歌,其中包括一位游方僧的诗和一位于阗公主在沙 州的思亲诗。

P.2739的第二部分(38-57行)是一位诗人赞扬其兄长的诗篇。

P.2801 + P.2781 + P.2783:罗摩故事,共93行。季羡林先生《<罗摩衍那>在中国》 一文介绍了其故事梗概。

P.2787的第一部分(1-154行)为尉迟僧伽罗摩王颂词。第二部分(55-195行)是迦腻色迦 王传说。

P.2798的第一部分(123-212行)为阿育王传说,后有题记。

P.2834的第二部分(6-58行)为商人难陀的故事。

P.2891:游方僧人诗,共43行。

P.2895:抒情诗,共41行。

P.2896的第二部分(2-15行)为《善财童子譬喻经》,第三部分(49-55行)为抒情诗。

P.2928:凡夫俗子和贵臣之女的爱情故事。

P.2933为佛陀弟子大劫宾那的故事诗,共10行。

P.2936:抒情诗,共12行。

P.2956:抒情诗,共77行。

P.2957的第二部分(14-160行)、第四部分(164-171行)为《善财童子譬喻经》,但抄本 不同。

P.2958第一部分(1-120行)也是阿育王传说。

P.3513第三部分(43-58叶)为普贤行愿赞。

P.4089正面为《善财童子譬喻经》,共21行,上接P.2025。

P.5536 bis背面的1-8行,为《善财童子譬喻经》。

伯希和所获汉文写本P.2928背面的于阗语文书,可以说是早期于阗的浪漫主义文学的 代表性作品(注:H.W.Bailey,“Romantic literature in early Khotan”,Méangesd' orientalisme offerts Henri Massél'occasion de son 75ème anniversaire,

Téhéan,1963,pp.17-20.)。该文书共存41行,首标年

Maggi的新著《P.2928于阗语爱情故事》,对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注:Mauro Maggi,

Pelliot Chinois 2928.A Khotanese Love Story (Serie Orientale Roma LXXX),Roma ,1997.)。该书作了转写、英译和注释,后附词汇和图版。据荣新江先生介绍,“这件 写本的前3行是一封书信的开头,没有写完。空一行后,接着写一篇譬喻故事(avadāna ),用的是佛典的开头套语‘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云云,但内容是讲一个普通 民户的儿子与一个大臣之女的爱情故事,可惜这个故事也没有抄完,抄者就搁笔了,写 本还余有空白。目前还没有从其他任何语言文献中找到对应的文本,因此作者就把它叫 做‘爱情故事’。从写本形态和粗俗的草体于阗文字体来看,这个写本可能是学生的练 习本,所以没有抄完就停笔了。”(注:荣新江:《近年于阗语及其文献研究论著评介 》,潘悟云主编《东方语言与文化》,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369页。)

诚如许章真所言,“于阗民族翻译印度佛教文学作品,往往擅加增益,另附枝节,甚 至还有创作的情事,既不失佛教文学的特色,又平添了许多文学情趣。想到中国早期的 佛教经典,有不少还是从于阗文翻译过来的,不觉令人赞叹文化影响之远、之微妙,实 在可观。”(注:H.W.Bailey原著,许章真译《中亚佛教时期的说讲故事》,“译者弁 言”,《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3页。)著名的《贤愚经》是一部收集了种种譬喻因缘 的经典,乃元

近在《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中提出,“深究《法句经》、《贤愚经》、《 杂宝藏经》等的形成的来龙去脉,可能导致写成东亚中世文化史。”(注:张广达:《 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中国学术》,2001年第4辑(总第八辑),商务印书 馆,287页。对《杂宝藏经》的研究主要有:梁丽玲《<杂宝藏经>及其故事研究》(中华 佛学研究所论丛,XV),台北法鼓文化,1998年。)对《贤愚经》的源与流,学界的讨论 正逐渐增多(注:陈寅恪先生早已指出,“《贤愚经》者,本当时昙学等八僧听讲之笔 记,今检其内容,乃一杂印度故事之书,以此推之,可知当日中央亚细亚说经,例引故 事以阐经义。此风盖导源于天竺,后渐及于东方。”《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2年,192页。新近的研究参见:梁丽玲《<贤愚经>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国 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2001年5月。梁丽玲《新疆与敦煌石窟中<贤愚经>故 事画之比较》,《敦煌学》第23辑,2001年9月,87-110页。)。学界对于阗的历史文化 较为热衷,然而即使就文学层面而言,于阗文学在中印文学之间(乃至中国、印度、伊 朗三大文明圈之间)所担当的角色和意义,也还有待进一步的解明。

印度古典文学传入新疆,对当地多民族的语言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出土新 资料的不断公布,我们不仅要重新考虑诸如内地汉语戏剧起源、中印民间故事的传播与 变异等等这一类的问题,而且对印度古典文学自身也会产生许多新的认识。对印度文学 、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方面的研究者来说,西域出土文献中的文学资料的重要性是值 得再三强调的(注:刘介民:《从民间文学到比较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 书第二章“中国与印度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就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的途径等问题进 行了探讨,也强调了那些描写西域诸国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汇入了中国民间文学宝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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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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