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国秘密社会与农民阶级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阶级论文,命运论文,农民论文,秘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The 18th century saw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feudal society ofChina when the natural economy was still dominant the society.Thedevelopmen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was hinder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policy which valued farming above commerce.An advanced class that could contend with the power of the feudal government had never been formed at that time.Without the leadership of an advanced class,peasants could only rebel the government spontaneously through the secrete society,an under-developed organization in a primitive stru-cture.They had no clear guiding principles of antifeudalism.The mov-ements under the appeal of "Against Qing whilst restore Ming"were all doomed to fail.Being righteous and progressive,those movements had inflicted heavy blows on the Qing dynasty.However,since the basis of the feudal economy was still considerably stable,the peasants'str-uggle could not push the Chinese history into a higher stage.
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变革的时期。当时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已经完成或正经历着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中国那时虽也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面临着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但由于条件尚未成熟，却未能实现社会制度的巨变，依然在封建主义的发展道路上缓慢地前进。当时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依然稳固，且处于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强大的封建政权，在竭力维护着封建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仍处于统治地位，一些先进地区的商品经济虽有所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在缓慢地滋长，但却未能突破自然经济的束缚与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阻滞，自然妨碍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广大农民仍然是耕织结合，未能产生专业的手工业者队伍，商人的活动仍仅限于流通领域，未能发展成为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的新兴资产阶级。农民阶级虽然人数众多，但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情况下，只能结成秘密社会，对封建统治进行自发的斗争。这种斗争具有正义性和进步性，也能对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产生一定的冲击，却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变，进入更高一级的社会发展阶级。这便是十八世纪中国农民阶级的历史命运。
一、秘密社会兴起与发展的社会经济原因
秘密社会是我国封建社会下层群众为了某种政治的、经济的或其它方面原因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一般分为秘密会党与秘密教门两大系统。前者是以歃血为盟、结拜异姓弟兄的方式结成，以江湖义气和封建的伦理道路来维护其内部团结，其兴起同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却又受到阻滞有关；后者以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以封建迷信和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来维护内部的团结，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产物。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状况，恰好为秘密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不过，秘密会党的兴起与秘密教门的兴盛，其具体原因有所不同。
首先，关于秘密会党兴起的原因。
秘密会党的兴起，同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却又受到钳制这一状况密切相关。
十八世纪，我国一些先进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的杭嘉湖一带及东南沿海的闽、粤地区，商品经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康熙中叶开始，清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已经发生作用，清初受到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不但得到了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其程度甚至已超过了明代的最高水平。在这些先进地区，封建的经济基础虽然依旧稳固，但毕竟出现了某些新的变化。如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产生“永佃制”，佃农在不欠地主地租的条件下，对所耕土地可以长期使用，而且这种使用权还可以继承、转让、出卖。地租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地区分成制已经为定额租制所取代，佃农若投入更多的劳力与工本，增产部分可以归自己所有。上述变化提高了广大佃农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提高了，从而为经济作物的种植创造了条件，出现了商业性农业，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权所推行的“强本抑末”政策，大大钳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仍然处于封建性小商品生产的范畴，只能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城市工商业也基本上是为官僚、地主阶级的生活服务，其规模和经营范围均受到限制。十八世纪是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闽粤一带本来人多田少的矛盾就很突出，人口的增长更加剧了这种矛盾。而狭小的城市工商业又难以容纳、消化来自农村的过剩人口。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不是被用于城市工商业，而是在城镇市圩中充当小商小贩、雇佣劳动者，或成为无业游民。史料记载，清代前期，福建农村人口“十五游食于外”，“壮者往往佣于四方”。在广东东莞的中、小商人中，也是“侨寓者多而土著者寡。”新安县的小商人亦多系“异邑之人”。在新宁县（台山），“异乡寄食于宁者，数以万计”。这些人生活十分贫困，“终日拮据，不供口食”。至于大批流入城镇的游民，则流落街头或充当乞丐，或铤而走险，靠偷盗、强劫为生。还有些人则背井离乡，以寻求谋生之路。所有这些下层群众，都处于饥饿线上，谋生维艰。他们离开农村家乡，举目无亲，亟需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于是采用歃血结盟，结拜异姓弟兄的办法，把各自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各种异姓结拜团体并进而发展为秘密会党。当然，十八世纪闽粤一带农村中械斗之风盛行，大族欺压小族，也都是秘密会党兴起的重要原因。
其次，秘密教门兴盛的原因。
秘密教门是封建社会农民和其它下层群众以宗教迷信为纽带自发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它根植于封建的小农经济，其兴衰枯荣，几乎与小农经济的发展同步。
清初战争频仍，小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些则参加了抗清义师或农民起义军。在小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秘密教门赖以生存的条件受到影响，因而呈现萎缩状态，只有明季便在民间流传的几个教门组织，继续存在。
经过康熙年间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到十八世纪初期，大量被抛荒的耕地重新得到开垦。流离在外的农民，又被重新安置在土地上。以往明藩王土地上的佃农，也因“更名田”的实施而成了自耕农。经过赋役制度的整顿和治河、蠲免、兴修水利等措施，小农经济获得了恢复与发展，在此情况下，秘密教门也开始复苏，在十八世纪更呈现出兴盛的状态。
我们所说的小农经济，主要是指自耕农和佃农，即“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他们拥有的土地，既不大于以其全家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自耕农虽略有薄产，但通过全家人终日辛勤耕耘，也只是勉强维持温饱。佃农则更不如自耕农，他们只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主要靠租佃地主的土地，大部分收获要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往往“今日完租，明日乞贷”。
小农经济十分脆弱，经不起任何天灾人祸的袭击，很容易失去仅有的土地和微薄的财产。加之他们缺乏文化科学知识，相信天命，崇拜鬼神。既希望保有仅有的一小块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又希望能够使之扩大，得到更多的财产。他们身受地主的剥削或豪绅的压迫，还要遭受官吏的勒索，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因而又渴望得到权力，盼望“做官”。但是，对他们来说，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均无任何保障，因而只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神鬼的庇佑。中国民众又“于圣贤仙佛各种偶像，不分彼此，一例崇拜”。①常常有这种情况：刚刚拜过观音菩萨，又去吕祖庙焚香，并不知道谁为佛教，谁属道教，只要“有求必应”，便去顶礼膜拜。不过，在有清一代，对广大农民有吸引力的倒不是清政府提倡的佛、道二教，而是被严加禁止的“邪教”即秘密教门。其中既有信仰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秘密教门利用小农们求福惧祸的心理，向人们宣扬“红阳劫尽，白阳当兴”。红阳劫乃是最后一个“大劫”，将有水火刀兵之厄降临，届时会“血流成河，白骨成堆”，给人们造成一种恐怖心理。又说，只要入教，便可以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回归到“真空家乡”，不但可以免于劫难之苦，而且能得到永生，不再堕于四生六道的轮回。当然，广大下层群众其所以受秘密教门的吸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入教可以得到经济上的利益，这一点不同于正统的佛、道二教。人们进入佛教寺庙或道教宫观，在对菩萨、神仙焚香叩拜时，不仅要有供品还要有香资等奉献。而加入秘密教门则不同，虽然教徒入教之初也要向师傅交纳“根基钱”，平时也要交纳“线路钱”等。但是，一旦自己开始传教之后，照样可以得到回报，向徒众们敛钱。许多教首藉传徒敛钱而发财致富的事例，对一般贫苦人民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所以，广大贫苦人民冒着杀头、坐牢、流放等危险加入秘密教门。入教对于下层群众来说与其说出于信仰，不如说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十八世纪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广大自耕农与佃农期望得到神灵庇佑以保平安的愿望更加强烈，那些通过传徒敛钱而发财致富的世袭传教家族的出现，更激起了人们加入秘密教门的狂热，从而出现了秘密教门十分兴旺与昌盛的局面。
二、秘密会党兴起的状况
十八世纪是秘密会党兴起与初步发展的时期。这时，产生了著名的洪门（天地会）及其分支，出现了青帮的早期组织－－粮船水手行帮及哥老会的前身——四川的啯噜。
秘密会党的兴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它是由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结拜异姓弟兄，在我国由来已久，在元末明初，已在民间广为流行。产生于那时的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有关异姓结拜弟兄的描写，便反映了民间的这种习俗。到了清初，汉族人民常常利用结拜弟兄这种方式，组织力量，进行反清武装斗争，因而早在顺治初年便遭到清政府禁止。“国初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②其后，利用结拜弟兄的形式进行反清武装斗争的活动，愈演愈烈，清政府便加重了对违犯者的惩处。顺治十八年规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③康熙年间，又进而把结拜弟兄的活动，列入政治性案件。但是，异姓结拜的活动愈演愈烈。如康熙三十五年吴球、朱佑龙等在台湾结盟，“约期起反”。康熙四十年刘却等人“歃血为盟”，起兵反清。康熙四十六年浙江嵊县张念一弟兄纠人结拜，以朱三太子相号召反清。康熙六十一年台湾朱一贵等人歃血结盟，聚有千人反清，一度占据台湾全岛。有的结拜组织，人数众多，甚至达三、五百人，规模相当可观。不过，整个康熙年间的异姓结拜组织，尚未出现会名，直到雍正年间，才开始“立有会名”，出现了“父母会”、“一钱会”、“铁鞭会”、“铁尺会”等会名。乾隆初年，又出现了关圣会、子龙会、小刀会、边钱会等名目。也就是说，已经从一般的结拜弟兄，发展成“树党结会”的会党了。乾隆二十六年，福建漳浦高溪（今属云霄）僧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创立的天地会，则把异姓结拜弟兄组织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天地会不但立有会名，而且出现了隐语，如以“五点二十一暗隐洪字”；暗号为“三指诀”，即“大指为天，小指为地，接递烟茶俱用三指”，使同会之人一见便知。天地会的出现，标志着秘密会党已发展成熟。
青帮早期组织——粮船水手行帮的形成，也是清代秘密会党兴起的重要标志。粮船水手行帮的形成，同清代漕运的发展和秘密教门罗教在水手中的流传，密切相关。
明清两朝政府，为了满足皇帝和京城各级官员俸禄的需要，每年把从浙江、江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广、山东、河南等省以田赋形式征收的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来北京。清代前期运河畅通之时，每年往来于运河上的粮船，多达六、七千艘，运到北京的粮米，达百万余石。运输如此大量的粮食，需要众多的水手和纤夫。清初沿用明制，仍由运粮军人承运。康熙中叶以降，改为民运，主要招收山东、直隶等省的破产农民充当水手和纤夫。清政府为了便于对漕运的控制和管理，设有专门的机构，由专人负责，并且把粮船按省分帮，每一省之内又分为若干个分帮。不过，最初“帮”仅仅是一种劳动组织，并不具有帮会或秘密会党的性质。
由于粮船水手的劳动带有集体性质，不仅驾船航行如此，通过闸口更需要各船纤夫们通力合作，遇到狂风恶浪和危险时，也需要互相帮助与救援。水手的经济利益，也要求他们彼此团结互助。按照清政府规定，一旦因翻船等原因造成粮米损失，要由运丁、水手们共同赔偿。另外，水手们按政府规定在船上所带“土宜”，即夹带的私盐、私货，其购入与销售，均非个人所能进行。总之，水手、纤夫们劳动的集体性与共同的经济利益，要求他们团结互助。这就使水手的船帮，具有互助性。而粮船水手帮向秘密会党转化，则同罗教在水手中的流传有关。
罗教是明代山东即墨人罗梦鸿所倡立。罗梦鸿世代隶军籍，曾充任运粮军人，深悉水手、纤夫们的艰辛。在“重运”季节，水手们漂泊在将近两千公里的大运河上，随时都有遇风浪而翻船的危险。水手们的劳动，又带季节性，只有“重运”或“回空”时可以得到微薄的“工价”，在返回杭州之后，便只能靠外出“佣趁”即做临时工藉以糊口，若无工可做，则陷于饥饿之中。总之，水手、纤夫们终年生活在生死不定，命运未卜的生活之中，亟需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慰藉。而罗教所宣扬的人生在世充满苦难，只要加入罗教，便可在劫难降临之时，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免遭劫难，并且可以回归“真空家乡”，得到“永生”，不再受四生六道轮回之苦。这种宣传，对于苦难中的水手、纤夫们，自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更主要的，则是入教之后，生活上可以有一定的保障。史载：早在明季，便有密云人钱姓、翁姓和松江人潘姓，在杭州北新关外拱震桥一带“共兴罗教”，修建罗教庵堂。这里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和粮船的启航之处，有大量水手、纤夫们云集。罗教庵堂多由老弱残疾水手管理，往往成为回空水手或老病残疾水手、纤夫们驻足之处，水手、纤夫们不仅可以免费寓居其内，且可由管庵人垫给饭食，待来年重运重开，得有工价，再行偿还。水手病故之后，还可以在庵堂附近的义冢得到一块最后的安息之处。这样，罗教庵堂便成了水手们的互助中心与活动场所。随着漕运的发展，水手人数剧增，以前几个罗教庵堂早已不敷使用，于是在拱震桥一带又陆续修建了一批罗教庵堂。到雍正初年，罗教庵堂已增加到七十余处。清政府担心罗教庵堂中集聚大量水手会滋生事端，遂对罗教庵堂进行清理。雍正五年，浙江巡抚李卫派人对杭州拱震桥一带罗教庵堂加以搜查，发现水手们虽多信罗教，但“尚无别项不轨之处”，因而拆毁了其中四十余处，其余则改为“会所”，作为水手们临时居住之所，但不许再信罗教。过后不久，“会所”中聚居之水手，又“故智复萌”，照常诵罗经，拜罗祖像，信奉罗教。乾隆三十三年，浙江巡抚永德再次对杭州拱震桥一带罗教庵堂进行查禁，并按照乾隆皇帝的谕旨，将所有庵堂“概行拆毁”，拆下之木料、地基，造册报部，“留充地方公用”。④
罗教庵堂被摧毁之后，水手中的罗教徒众们并未就此甘休，而是把活动中心从陆地转移至水上，在粮船上设立活动据点，在每一分帮的粮船中，设“老堂船”一只，船舱内设佛堂，悬挂罗祖画像并设一供桌。由一人专门管理香火及本帮水手公用银钱之帐目，称为“当家”。各分帮的当家共同组成一大帮的领导集团，管理日常之事务。这种情况，在粮船水手帮性质的变化上，具有重大意义。以往粮船水手帮，仅仅是劳动组织和互助组织，是水手松散的结合。而这时水手的行帮，则以罗教为纽带，具有了秘密结社的性质。以后，罗教的宗教内容逐渐淡化，这种水手行帮也就变成了秘密会党即青帮的早期组织。十八世纪，这种青帮的早期组织，在粮船水手中，具有很大的作用。所有水手，都必须拜师入帮，在师傅的严密控制之下，若违背其意，则被施以种种酷刑，甚至被处死。
哥老会的前身即川江上木帆船水手中的啯噜子，也是在十八世纪出现的。四川的啯噜子乃是外省移民中的武装集团，大约在雍正年间已经出现，乾隆初年其活动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乾隆三年李厚望在调任重庆地方官时，已经发现啯噜的活动。“四川有啯噜者，皆流民恶少，强悍嗜斗，动成大狱，而重庆为甚，各案几当通省之半。厚望至，阅其牍叹曰：此皆无知犯法者也”。⑤《清高宗实录》中则进一步提到啯噜乃外省移民所组成。“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⑥乾隆九年，御史柴潮生也奏称：“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流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著。后则累百盈千，漫成游手。其中有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凡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⑦
四川的啯噜大部分活跃在川楚陕老林地区，这支啯噜一直以武装集团的形式，从事劫掠活动，一直到晚清，其活动仍史不绝书。而同哥老会有关的则是活跃在川江中下游木帆船水手、纤夫中的啯噜，哥老会正是这些啯噜模仿天地会而建立的秘密会党。哥老会出现较晚，十八世纪的啯噜乃是其前身，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曾对川江上木帆船上水手、纤夫的艰辛劳动及如何变为啯噜，有详尽的描述。他说：川江之上，“大船用纤五、六十人，小亦二三十人。船头仍有桡楫，上拉下推，逆流而上。遇难则合三、四船之纤夫百余人共拉一船上滩，再拉一船，名为并纤。纤道忽上山巅，忽落岩脚，石壁横铁索，便扒换，或凿小石孔，仅能容趾，人如猿猱蹩躠，负纤而行。间有无纤道处，则全赖桡楫。”当时，川江上的木帆船，由湖北荆、宜上水至四川重庆者，所需水手，纤夫较多。由重庆下水至荆宜之船，则需水手，纤夫为少，因而往往有大批水手、纤夫滞留于上游的重庆一带，他们迫于生计，便纷纷加入啯噜。严如煜写道：“川东之可虞，时宜防范者，在大江之水手。川江大船载客货，由汉阳、荆宜而上，水愈急，则拉把手（纤夫——原注）愈多。每大船一只，载货数百石，纤夫必雇至七、八十人。夔门不过经过之地，至重庆府即卸载，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西南、其嘉陵、渠、潼板主（船主）另雇而行。荆宜所来拉把手，在重庆府河岸各棚待下水重载之雇募。下水船需水手较上水为少，每只多只三、四百十人。计重庆所至上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是水手来七、八百人，所开下水船，每日亦十船为率，是水手去三、四百人。以十日计，河岸之逗留不能行者，常三、四千人，月计万余矣。此辈初至，尚存有上水身价，渐次食完，则卖所穿履物。久之，即成精膊溜矣（山中恶少无衣履赤身者，谓之精膊溜——原注）。弱则为乞丐，强则入啯噜匪伙党。”⑧
在档案史料中，也颇多有关水手因贫困无法为生而加入啯噜的记载。如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松滋人李维高，靠当水手推桡来到四川巴县，因贫困而与魏老虎等共五十人结为啯噜。⑨湖北监利人彭老三，原在川江上靠推桡（当水手）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在梁山、垫江一带被黄大年邀入啯噜。⑩乾隆四十七年，四川总督福康安奏称：“川省为荆、楚上游，帆樯络绎。自蜀顺流而下，推桡多用人夫。自楚溯江而上，拉纤又需水手。往来杂沓，人数繁多。每于解维之际，随意招呼，一时蝟集。”“川省人多类杂，棍徒抢劫行凶，遂有啯噜之称。”(11)。
这些滞留在川江上游的失业水手、纤夫们，在加入啯噜的行列之后，主要靠抢劫为生。据湖南巡抚刘墉奏：“川省重庆、夔州二府，与湖广等省毗连，结党为匪者，每起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每起必有头人，名‘掌年儿’，带有凶器，沿途抢夺拒捕”。(12)嘉庆年间，啯噜的活动已遍及川北、川东一带，“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忽东忽西。”(13)以后，啯噜又顺江而下，来到湖广、江西，同沿江各地的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相接触。道光末年，四川人郭永泰以天地会内部秘笈为蓝本，编成《海底》作为会内秘笈，形成了哥老会这一秘密会党。
洪门（天地会）的创立，青帮早期组织的形成及哥老会前身－－啯噜的出现，反映了十八世纪秘密会党兴起的情况。十八世纪除了以上三大秘密会党及其前身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秘密会党，如手工业者的会党“小车会”，乞丐的会党边钱会、担子会、丫叉会等。
三、秘密教门的兴盛
十八世纪秘密教门的兴盛，主要表现为世袭传教大家族的出现，叛逆思想的滋长和政治野心的膨胀，武风的盛行及教派的繁衍与在各地的蔓延。
第一，世袭传教大家族的出现
秘密教门的教主地位，一般都是世代相传的，这同秘密教门教主们藉传教敛钱致富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明清时期许多秘密教门的创始人（教主），都曾藉传教收徒而发财致富。明代罗教创始人罗梦鸿以教徒们“馈送颇多，因而致富”。(14)闻香教创始人王森本来是个贫苦的皮匠，也因传徒敛钱而“家成巨富”。其住宅“周围墙垣用石垒砌，屹然如城”。(15)王森之子王好贤不仅继承了其父的巨额财富，而且还娶有一妻四妾，家中家丁、仆役数十人，过起贵族式生活，其子孙还用敛得之钱，捐官进入仕途。
秘密教门规定，凡拜师入教时，须向师父奉献“根基钱”、“种福钱”，声言赠送给师父的钱越多，则将来得到好处的根基就越深，福气越大。徒众们平时焚香礼佛时，也要以银钱上供，徒师父来时取走。师父来到徒弟家中，徒弟要供给食宿，临行时还要送给路费，称为“线路钱”。逢年过节，徒弟们向师父的奉献，更是不可缺少。这样，收徒越多，便获利越大。徒弟们把钱送给自己的师父，师父把其中一部分留为己用，其余赠送给自己的师父。这样，层层奉献，汇集到教主手里，便成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刘佐臣的后裔刘省过在犯案被抄家时，清政府官员从他家中搜出的白银竟达一万二千四百余两。(16)嘉庆年间直隶巨鹿县大乘教教首孙维俭，于短短的数年之内，竟从教徒手中敛得白银四万二千余两。(17)
教首们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自然不让“肥水外流”，一般都把教主地位传与子孙后代，久之，便形成了许多传教大家族。
十八世纪秘密教门的大家族，著名的有直隶滦州石佛口与卢隆县安家楼的王姓，山东单县刘姓及浙江庆元县的姚姓。
直隶滦州石佛口与卢隆县安家楼王姓家族，是闻香教（东大乘教）主王森的子孙。王森于明万历年间创立闻香教，因传教敛钱而成巨富。他生有三子，长子王好礼，次子王好义，三子王好贤。入清以后，王森的子孙们继续以传教为职业，分为三支，各自发展。称清茶门教。
王好礼一支。
王好礼生子王图新，因无嗣，过继其兄王可新之子王焕。王焕生子王敏迪。王敏迪于康熙年间因犯案被捕，雍正三年遇赦释回。王敏迪生有三子，长子王永泽，次子王永德，三子王永福。王永泽因子夭亡，又过继其弟王永福之子王度为嗣。王度即王如青，曾在河南滑县及直隶邯郸、磁州等地传教。
王度生有三子，长子王逢太、次子王交太、三子王履太。王逢太也在直隶邯郸、磁州一带传教，并有“青山主人”称号。
王敏迪之次子王永德生子王炜即王恺邦，曾在河南滑县传徒，其弟子王献忠又把清茶门教传到山西凤台县。王炜无子，过继王好义之七世孙王汝谐为嗣。王汝谐即王景益，于乾隆末年来到江南，以行医为掩护，秘密传徒。
王敏迪之三子王永福也来到江南传徒。
王好义一支。
王好义之子王可新曾任清军参将，其次王应豸因无子，过继王代为嗣。王代又无嗣，过继其叔王应麟之子王永年为嗣。王永年之子王烈也来到江南传教。
王好贤一支。
王好贤之子王如纶，王如纶之子王盬时，举家迁往卢隆县安家楼。王盬生有四子。长子王通遹修一支，曾在河南新野一带传教。乾隆年间，这一支把清茶门教传至湖北。王盬之次子王逊修一支，把清茶门教传到山西。王逊修之子王怿时，又把清茶门教改称“清净无为教”。
王怿之长子王亨恭即王忠顺后因清净无为教无人信从，又于乾隆二十九年自称“弥勒佛转世”，改称“白阳斋教”，对外称“清茶会”。乾隆三十六年王亨恭犯案被处死，其子王殿魁年仅七岁。王姓家族为了使传教世家延续下去，于王殿魁年满二十岁时，由其祖母李氏向他传授清茶门教教义、教规。乾隆五十九年，李氏又令王殿魁赴江南，收其父、祖之徒为徒。(18)
王怿之次子王苞，也曾到湖北传徒。其子王秉衡后来在江苏仪征收柳有贤为徒，柳有贤后又以收圆教、无为教的名目，在江苏、安徽传徒。
王姓传教家族从明末兴起到清嘉庆二十一年被破获，存在了近三个世纪。
十八世纪北方另一著名的传教家族是刘佐臣子孙构成的山东单县刘姓家族。
刘佐臣于康熙初年创立五荤道、收元教，因分八卦收徒而称八卦教。刘佐臣生有四子：长子刘如（儒）汉，次子刘如浩，三子刘如维，四子刘如清。
刘佐臣故去，由其长子刘儒汉接任教主，使八卦教得到较大发展。“所收之徒分八卦，每卦以一人为卦长，二人为左干右支，以下俱为散徒。每卦各自收徒，各出银钱送于卦长，卦长汇送于教主”。(19)在刘儒汉掌教期间，八卦教已由山东发展到直隶、河南、山西等省。
乾隆三年，刘儒汉故后，由其子刘恪继任教主。他捐有州同职衔，热衷于仕途。但是，乾隆十三年仍因同教韩德荣案发而受到牵连，被押到山西受审，后因传教证据不足而获释。
继刘恪任教主的，是其子刘省过，在刘省过掌教期间，八卦教除坤卦未曾立教外，其余七卦俱与配齐，各卦均有教主。这些教主也模仿刘姓家族，由子孙世代相传其教主地位，如掌离卦的郜姓家族，掌震卦的天姓、侯姓、布姓家族，掌坎卦的张姓、孔姓家族等。
乾隆三十七年刘省过因教内李孟炳等人犯案受到牵连被捕。经审讯，刘省过被处以“斩立决”，其弟刘省愆于秋后处斩。刘省过之长子刘铨即刘大洪判以“斩监候”，次子刘二洪当时不在家中，闻讯逃往河南。刘省过之妻李氏及刘把即刘三洪与刘永庆、刘五子等，皆被判给功臣之家为奴。乾隆五十一年，直隶大名八卦教首段文经因攻打衙署，杀官劫狱一案，再次使刘姓家族受到牵连。段文经原为大名府皂头，他利用刘铨即刘大洪的名义，传徒敛钱，其势力逐渐发展以后，便萌发了登基称帝的政治野心，以营救山东单县狱中的刘大洪等号召，攻打大名府。事败之后，刘铨虽不知情，也与其弟刘二洪、刘四洪等皆被处决，被发配到福建为奴的刘三洪，也被闽浙总督常青处决。刘姓家族从此才告衰落。
十八世纪浙江庆元县的姓姚家族，是明代姚门教创始人姚文宇的子孙们。姚文宇为了把自己神化，自称系“天上弥勒”，号“无极圣祖”，以龙华会的名目传教收徒，教内之人亦自称姚门教。其传入福建建安、瓯宁的一支，称“老官斋教”。雍正末、乾隆初，姚文宇的子孙姚正益、姚普益每年从浙江庆元、温州来福建，为建安、瓯宁一带教徒授取法名，向每人收取银三钱三分，携回浙江。当地老官斋教教徒对姚姓家族的子孙，“奉若神明”，姚家子孙也以此作为“世业”。(20)
第二，叛逆思想滋长，政治野心膨胀
随着秘密教门的发展，逐渐变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教首们在拥有众多的徒众与巨额资产之后，往往不再满足于在教内的地位，而进一步渴望得到世俗权力，或跻身于上层社会之中。八卦教刘姓家族中的刘儒汉，曾捐得山东单县知县，后因其父刘佐臣传教事发而被革职。后来，他又隐瞒了教首身份，又捐得山西荣河县知县，做了十年县官。刘姓家族的刘如清也捐得候选教谕的职衔。他们都希望通过捐官以跻身于上层社会，获得世俗权力。
但是，教首们通过捐官跻身上层社会的道路并不顺利，一旦被揭露，后果不堪设想。许多教首便萌发了政治野心，企图通过造反夺取政权，以达到荣华富贵的目的。为此，他们大造反对清政权的舆论。乾隆三十七年(1772)八卦教的一支清水教教首李孟炳，在传徒时所用“邪书”内，便有“平胡不出周刘户，进（近）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有着明显反对清政权的含义。而“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钩周朝八百秋”(21)则表明刘姓家族有要学周公与姜太公，自立为帝的思想。在八卦教骨干孔兴己所藏经典中，其内容“尤为悖逆”。如书中有“火焚幽燕”，和“朝廷离幽燕，建康城里排筵宴”之句。意指北京城内将出现战火，清廷将被迫离开北京，明王朝将在南京复辟。
在清茶门教的经卷、教义中，也有不少反清的叛逆思想。该教诵习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中，有“清朝以（已）尽，四文正佛落在王门。胡人尽，何人登基？日月复来属大明，牛八原来是土星”。(22)这句话既包含着反清复明的政治含义，也隐藏着王姓家族登基称帝的政治野心。“日月复来属大明”，含义十分明确。而“四文正佛落在王门”之句，四文正佛即弥勒佛或未来佛，将降生在石佛口王姓家内。在《三佛应劫总观通书》中，有所谓“天盘三副”说，即“过去系燃灯佛掌教，每年六个月，每日六个时。现在是释迦佛掌教，每年十二个月，每日十二个时；将来系未来佛掌教，未来佛即弥勒佛，每年十八个月，每日十个时。”(23)秘密教门中一再宣扬，天上换盘，人间也要换世界，王姓家族关于“四文正佛落在王门”的说法，暗示弥勒佛将降生在石佛口王家，天上由弥勒佛掌盘，人间也将由王姓家族成为统治者。所以要求教徒们称王姓传教之人为“青山主人”，徒弟见了王姓之人，要“磕头礼拜”，“居然有主臣之分”。(24)
混元教的教义中，也出现了反对清政权的内容。乾隆十年，直隶沙河县人王会拜该县冯进京为师入混元教，不久，他因徒弟众多而萌发了政治野心，称其师冯进京乃“未来佛爷”，“看乾坤如反掌，只用佛爷金光一点，就能翻转乾坤，复换世界”，并称“将来要立中京”，由他“坐天下”。所传经书内有“鸡叫一声天下明，狗咬一声天下乱”之句，声称，“明年立狗年”，他便要“立中京”和“坐天下”了。(25)
乾隆三十九年，河南鹿邑人樊明德的混元教经卷内，有“换乾坤，换世界”，及“末结（劫）年，刀兵现”，及“龙花（华）会，立新春，丙子年，防备底下反乱年”等句。(26)造反的思想十分明显。
乾隆五十三年，混元教教首刘松与刘之协将混元教改为“三阳教”，向徒众们宣称，刘松之子刘四儿乃“弥勒佛转世”，他们又寻找一幼童王双喜儿，捏名牛八，系“明朝嫡派”，弥勒佛降生之后，将“保辅牛八”。(27)牛八即朱姓，具有“反清复明”之寓意，为嘉庆元年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做了准备。
第三，习武之风盛行
秘密教门为了对付清政府的镇压，从乾隆初年起，便开始习武，教练拳棒，或与武术团体相互渗透。
乾隆初年，河南巡抚雅尔图提到“豫省少壮之民，习于强悍、多学拳棒”，而“邪教之人专意诱骗此等之人入伙，以张羽翼。”(28)乾隆中期，教门开始同拳会等组织相融合，在山东临清一带出现了“义和拳”。乾隆三十九年清吏奏：“李萃曾以临清人李浩然为师，使授白莲教，改名义和拳。”(29)李萃乃清水教教首，同时又是义和拳拳会首领。清水教另一首领王伦，“以教拳棒往来兖东诸邑，阴以白莲教诱人炼气。”他还把徒众分为文弟子与武弟子。“炼气曰文弟子，拳棒为武弟子。”(30)所以，清政府官员对教门盛行习武一事，颇为忧虑，认为他们“始则念经聚会，敛钱哄骗，渐则散布邪言，学习拳棒，”必然会“流为叛逆。”(31)
第四，秘密教门在各地的蔓延
十八世纪秘密教门在各地广为流传。东起山东、浙江，西到陕西、甘肃、四川，南到广东、贵州、云南，北到直隶、热河，到处都有秘密教门的足迹。比较重要的教门，有罗教、大乘教。大乘教中，有的属罗教分支，有的则与闻香教有关，如滦州石佛口王森子孙所传清茶门教，亦称“东大乘”。云南大理府鸡足山张保太（张宝泰）所传无为教，亦称“大乘教”。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流传的八卦教，又分为震卦、离卦、坎卦、艮卦、巽卦、乾卦、兑卦等，又从中分出清水教。在浙江流传着黄天教的支流长生教，和殷继南、姚文宇假冒的罗教，传入福建一支又称“老官斋教”。在河南流传着混元教、收元教、青阳教。张保太所传大乘教在传入四川后，又称铁船教、瘟船教，传入江苏的称燃灯教。在京畿一带流传着红阳教，在陕西、甘肃流传着圆顿教即悄悄会。此外，还有上述教门的分支别流及众多的小教门。
四，十八世纪中国农民阶级的历史命运
十八世纪的中国，仍然处于完整的封建制社会。商品经济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尚不足以瓦解自然经济，从全国范围来看，仍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尚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比起上几个世纪并没有多大变化。有学者根据对元代王祯《农书》、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和清代乾隆朝《授时通考》三部农书的比较，指出从元代到清乾隆年间，生产工具和动力均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动力仍然主要依靠畜力，生产工具也无明显变化，仍然是犁、锄等工具。虽然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铁制农具在锋利与耐用方面较前有所进步，但农具的样式与结构，仍无变化。(32)从社会分工的发展来看，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生产力的低下。农村中，农民们仍然过着耕织结合的生活，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手工业生产，农业与手工业牢固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例如开垦新土地。）(33)
社会分工的发展受到限制，自然阻碍了新阶级的出现。农业与手工业牢固的结合，当然无法产生专业的手工业者队伍，手工业得不到发展，商业的发展也受到影响，很难出现工商业资产阶级。十八世纪商人虽然不乏拥有巨资者，然而由于受到政府强本抑末政策与传统观念的影响，商人们把所赚之钱，并不用于发展工商业。他们或者到农村购买土地，成为封建地主；或者用来捐官，变成封建官僚；或者干脆挥霍掉。所以，十八世纪的中国，还未出现一个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的新兴资产阶级。再从农民阶级的情况来看，他们仍然属于封建农民而未发展为农民小资产者，即仍然是自然经济下的小生产者。这样的阶级结构，决定了当时社会生产关系必然是封建主义的，还不存在新的、更高一级生产关系产生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死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4)
十八世纪的中国，由于生产力低下，还未出现新的更高一级社会形态产生的物质条件，只能在封建主义的道路上缓慢地前进，这就决定了当时中国农民阶级的历史命运，不是在新的先进阶级领导下，推翻旧的封建统治，而只能利用秘密社会这种原始形式的落后组织，进行自发的造反。纵观十八世纪中国汉族农民的反抗斗争，几乎都是在秘密社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康熙六十一年台湾朱一贵起义，是以异姓结拜弟兄的形式进行的。乾隆十三年福建建安、瓯宁的老官斋教起义，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清水教起义，乾隆四十二年甘肃河州王伏林领导的悄悄会即圆顿教起义，嘉庆元年川楚陕豫甘五省白莲起义等，都是秘密教门所组织、领导的。乾隆三十三年福建漳浦县卢茂起义，乾隆三十五年福建漳浦县李少敏起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台湾陈周全起义及嘉庆初年台湾小刀会起义，嘉庆七年广东博罗、归善、永安天地会起义均属秘密会党起义。
这些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不可能提出进步的纲领口号，大多沿袭以往中国历史上打着前朝旗号以反对现政权的传统做法，以“反清复明”相号召。在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领导的起义中，多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秘密教门领导的起义，则以“弥勒佛降生，保辅牛八”相号召，或以“兴汉灭满”为口号。这些口号虽然反映了有清一代存在的满汉民族矛盾，但是，到了十八世纪后，满汉矛盾已大大缓和。“反满”在汉族人民中间，虽然仍然有一定号召力，但已难持久。所以，秘密社会在起义过程中，便不得不依靠江湖义气或宗教迷信，来鼓舞士气。而对于当时广大农民所迫切要求得到或增加的土地问题，却几乎从未提起，因此，起义很难得到广大农民持久的支持。加上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力量强大，秘密社会发动的武装起义，最后都只能以失败告终。
从这些起义的后果来看，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大的起义，尤其如此。林爽文起义坚持了一年有余，一度控制了台湾全岛平原地带的大部分城镇，清政府为了镇压这次起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先后从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浙江、贵州、湖广等七省，调集了大批满汉兵丁，总数达六万余人，耗费军饷达白银一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清军被起义军击毙的将弁达一百四十八人之多。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历时将近十年，波及到川、楚、陕、豫、甘等五省，清政府从十六个省调集了大批军队，耗费军饷达二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四年的全部开支。起义军击毙了清军提督、总兵以下官员四百余人。
这些农民起义无疑具有正义性和进步意义，不过，若说起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或视之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则未免言过其实。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是指那种造成社会形态发生变革时期的阶级斗争，而不是指人民群众每一次具体的反抗斗争，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十八世纪中国农民阶级举行的武装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对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如果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瓦解，新的阶级已经产生，那么这种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在新阶级的领导下，无疑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成为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的巨大力量。而十八世纪的中国，毕竟还是封建社会，新的更高一级社会形态产生的物质基础还未出现，所以，农民的武装斗争，不可能把中国历史的发展，推上更高的阶段。这既是十八世纪中国农民阶级的悲剧，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注释：
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69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
②《大清会典》，卷194，“奸徒结盟”。
③徐珂：《清稗类钞》，会党类，中华出局，1986年。
④《史料旬刊》第12期，浙江巡抚永德折，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十日。
⑤民国《巴具志》，卷九。
⑥《清高宗实录》，卷203，乾隆八年十月己卯。
⑦《军录》御史柴潮生折，乾隆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⑧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五，“水道”。
⑨《朱折》湖广总督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六日。
⑩《朱折》湖广总督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11)《朱折》四川总督福康安折，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12)《上谕档》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上谕”。
(13)韩晋鼎：《奏陈四川应除弊六条疏》转引自胡昭曦等：《啯噜考析》，载《四川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14)《军录》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15)岳和声：《飱微子集》卷四，《擒妖始末》，附：《妖首王好贤父王森旧招节略》。
(16)《朱折》山东按察使国泰折，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17)《朱折》直隶总督温承惠折，嘉庆十六年六月（日缺）。
(18)《朱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9)《朱折》山东巡抚国泰折，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六日。
(20)《史料旬刊》第二十八期，福建陆路提督武进升折，乾隆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21)《上谕档》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三日“上谕”。
(22)《军机处上谕档》，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奉上谕”。
(23)(24)《朱折》直隶总督那彦成折，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25)《朱折》直隶总督方观承成折，乾隆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26)《朱折》安徽巡抚裴宗锡折，乾隆四十年三月三十日。
(27)《朱折》大学士阿桂等折，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二日。
(28)《朱折》河南巡抚雅尔图折，乾隆四年十月十九日。
(29)《朱折》山东布政使国泰折，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四日。
(30)潘相《邪教戒》，载《■文书屋集略》。
(31)《朱折》山东巡抚杨景素折，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32)魏金枝：《关于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第25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3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
(3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