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震惊与“文化恋母”——从异国文化视角重读郁达夫的《沉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异国论文,视角论文,达夫论文,恋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2)02-0059-06
《沉沦》作为郁达夫的代表作，一直被视为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但笔者在现代文 学教学中却发现，长期以来我们对这部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的认识与体察，是存在着不 少偏差的。例如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作品中的“原欲”倾向，硬性地拔高其中的“ 爱国主义思想”，笔者认为这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本文试图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背 景这一角度，来重新解读郁达夫的《沉沦》，以还作品的“本来面目”。不当之处敬请 大方之家指教。
一、青春期的“沉沦”及其情感焦虑
在现代文坛上，像《沉沦》那样刚一问世就引起激烈争论的作品是不多见的。其中争 议最多的应该是小说中的“原欲”倾向。郁达夫曾自称它是一部表现“灵肉冲突”的作 品，周作人似乎颇为赞同，但他又强调这是一部“受戒者的文学”，并说“在已经受过 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书里得到稀有的力；但是对于正 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确实极不合适的。”(注：仲密(周作人)：《沉沦》，转引自王 自立、陈子善所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P304，天 津人民出版社，1982。)可见周作人更关注着《沉沦》里原欲的意味。苏雪林则指斥郁 达夫说：“不意郁达夫的《沉沦》只充满了‘肉’的臭味，丝毫嗅不见‘灵’的馨香。 说这部书表现灵肉冲突，也太辱没这个好名词了!”(注：苏雪林：《郁达夫论》，转引 自《郁达夫研究资料》，P381。)这明显地带有恶意攻击的味道了。即使是和郁达夫站 到同一战壕里的成仿吾，也不同意郁达夫“灵肉冲突”的观点，他认为《沉沦》的主要 色彩，“可以用爱的要求或求爱的心来表示”(注：成仿吾：《<沉沦>的评论》，转引 自《郁达夫研究资料》，P309。)。这种说法似乎“动听”一些，但也更显得模糊不清 ，什么是“爱的要求”和“求爱的心”呢?是原始的性的苦闷还是情感上的“饥渴”， 恐怕二者兼而有之。笔者以为，之所以造成以上的意见分歧，关键在于对主人公处于日 本那样一个陌生而异质的特定文化中所产生的“文化震惊”感和由此导致的心理失衡缺 乏具体考察。而要准确地解读《沉沦》的情感意蕴，首先要了解中日两国文化观念方面 的差异和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感受到的“文化震惊”。
中国封建社会是“男女之大防”森严的社会，上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已别无选择地处于 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但在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浸染熏陶下，视性为不齿、为洪水猛兽的 陈腐观念依然在社会思潮和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在郁达夫的整个小说创作 中就可明显地看出来。而当时郁达夫独身一人所在的日本，正是性文化极为发达乃至泛 滥、各种消极颓废的厌世情绪和非理性思潮特别流行的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郁达 夫东渡日本的时候还不满17周岁。即使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17岁仍然还没有脱离“ 孩子”的阶段，还需要呆在父母身边接受“呵护”，但17岁的郁达夫已经远涉重洋，独 立闯荡于异国他乡了。(注：郁达夫初到日本，虽然和兄长郁曼陀及夫人陈碧岑住在一 起，但不久郁曼陀就离开日本，郁达夫一直到1922年才留学毕业回国。)17岁，按照人 的发展阶段来划分，应该属于“青年前期”或青春期。心理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时期是 一个人成长历程中“大动荡”和“角色混乱”的特殊阶段。美国心理学家爱里克森指出 ：“青年期有一个暂时延缓的时期——一个‘不和拍’的时期。在一个社会所允许的从 儿童到成人的中间阶段，他们自由地体验着各种角色，但到了青年末期还不能成功地确 立同一性，就会陷入角色的混乱。”另一位心理学家，心理动力学理论的创始人缪斯则 警告说：“如果青年不能成功地达到同一，他将会自我怀疑，会体验到角色的混乱，以 及可能任其自我毁灭，或有某种偏见与偏差行为；会继续病态地认为别人对他有某种看 法，甚至是认为他比较坏”；而“当他们长久地处在这种状态时，自我分散和个性的混 乱可能会导致犯罪和精神症状或人格分裂”。(注：转引自祝蓓里《青年期心理学》，P 186～18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不幸得很，郁达夫的青春期却是在日本这样一个 异国文化环境里度过的，那么，郁达夫那瘦弱的肩膀就要同时承受由两种文化震惊所带 来的“生存不适”感：一种是人生征途上的从儿童、未成年的世界突进到成人世界中， 由此招致的种种“震惊与不适”；一种是远离祖国，闯入到一个“改变了生活起居的方 式、语言不通”的陌生文化环境里所带来的文化震惊和文化不适感。这两种“震惊与不 适”交织在一起，再加上他那多愁善感的个性，给郁达夫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压力和心灵 冲突。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里还有一个“刺激阀限”的问题。一个生活于现代都市里的美 国青年也许会对耸立在街心公园里的裸体塑像和霓虹灯下的美女广告熟视无睹，但如果 把中国的一位从小生活于穷乡僻壤的农村青年置身于同样的环境中，他或许会“备受心 灵的煎熬”。这就说明“刺激阀限”值的高低决定了对性刺激接受能力的强弱，而“刺 激阀限”值又和一个人的文化观念、文化教养密切相关。郁达夫和《沉沦》中的“他” 从中国来到日本，满目可触的是各种各样娇艳的半裸体照片，以及霓虹灯下摩登女郎的 搔首弄姿等，这对从小就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教育，特别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说 教的他来说，自然是难以忍受的“强刺激”。
《沉沦》中“他”的所有精神压力和神经紧张，几乎都与这种文化震惊感相关。“他 ”在东京处处感受到性的诱惑，在这些诱惑面前他实在是无能为力，但他在中国从小所 受的教育都无时不在告诫他：这是可耻的、不道德的，应该是“正人君子所不为”的。 “他”的“堕落”可分为三部曲：其一是手淫阶段。如果稍具一些心理学常识和性知识 ，他就应该清楚手淫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可耻”与“堕落”，性常识匮乏的他却认定 那是一种“犯罪”：“他每次犯罪之后，每到图书馆里去翻出医书来看，医书上都千篇 一律的说，于身体最有害的就是这一种犯罪。从此之后，他的恐惧心也一天一天的增加 起来。”可是，原始情欲的诱惑毕竟太强大了，“他犯了罪之后，每深自痛悔，切齿的 说，下次总不再犯了，然而到了第二天的那个时候，种种幻想，又活泼泼到他的眼前， 他平时所见的‘伊扶’的遗类，都赤裸裸的来引诱他”。这是一种典型的“恶性循环” 的心理过程，越是想用道德感来约束、控制自己，原始本能的反抗力量就愈是强大。“ 他”过于自责自悔的后果只是“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并且进一步发展到窥浴、听 淫等变态行为；“沉沦”的最后一步则是他“失身”于日本妓女的怀抱中。于是，“他 ”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也被攻破了，当所有的自悔自责都压在他心头，使他再也无法面 对和逃避时，摆在他面前的就只有自杀以求解脱这条路了：“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 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无及，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吧。”— —从这里我们看出传统的性丑恶观念和性罪感意识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美国学者李欧梵先生曾经疑惑郁达夫何以对自己的“性过错”如此耿耿于怀：“即使 根据儒教的理论，学者闲时在妓院里消磨时光也始终是一种可为人们所接受的传统习惯 。”(注：(美)李欧梵：《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的一代》，转引自《郁达夫研究资 料》(下)，P527。)李欧梵恰恰忽略了像郁达夫这样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往往有一种“ 性洁癖”心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沉沦》中的“他”虽然被作者标明已经有了20岁 ，但作品文本所显示出来的实际心理年龄至多不过十六七岁)。郁达夫后来的小说也有 不少描写主人公逛妓院的情节，但都没有出现像《沉沦》中的“他”那样的道德焦虑， 因为他们早已度过了青春期的“性洁癖”心理阶段，越来越具备儒教所驯化出来的“名 士风度”了。查阅一下郁达夫自传，不难发现郁达夫本人的经历与《沉沦》中的“他” “失身于日本妓院”的情节有着惊人的相似：
是在这一年的寒假考考了之后，关西的一带，接连下了两天大雪。我一个人住在被厚 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了东 海道线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 淫妇，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竟把我的童贞破了。
“破身”之后的郁达夫自悔自责的心情也和《沉沦》中的“他”如出一辙：“太不值 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志向，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 还有些什么呢?”由此可见，作者通过《沉沦》宣泄的心灵痛苦，很重要的一方面便是 因为自身“沉沦”而导致的精神压力与神经紧张。
在这里，还有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与真实的自我形象”之间的冲突与反差。一般说 来，步入青春期的人们往往会出现自我意识迅猛增长与社会成熟相对迟缓的矛盾，自我 意识的初步觉醒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幻想与向往，总觉得将来能成为一位“大人 物”，能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这就自觉不自觉地在心中营造了一个过分美好 的虚幻的自我形象，并常常为此而陶醉和骄傲。但是，一旦真实的自我形象无情地撞碎 了这一心造的自我幻影，又往往会陷入震惊和沮丧的心境中不能自拔。郁达夫和《沉沦 》中的“他”对自己“堕落”行为的过分自责、过分沮丧乃至绝望的心情，完全可以由 此得到解释。郁达夫东渡日本留学，也和当时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怀着一腔报国热血 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到日本后竟然摆脱不了色相的诱惑和各种无名烦恼的搅缠； 在郁达夫本人和《沉沦》中的“他”的潜意识里，始终有一种“我决不是这样子的”坚 定信念，但无情的事实偏偏告诉他们：“你就是这样子的”，在这种“从天堂堕入地狱 ”般的强烈反差中，其心灵的震荡可想而知。《沉沦》中的“他”决绝地走向自我毁灭 之路，不能不说与此没有关系。
二、“爱国主义”，还是“文化恋母”?
正像笔者前文指出的那样，《沉沦》中的“他”虽然被标明为20岁，但作品文本暗示 给我们的实际的心理年龄，大约只在十六七岁左右。也就是说，作者通过“他”宣泄的 主要是初到日本时的心灵苦闷。但是，他那强烈的本能欲求与心理渴望，又和弱国子民 的屈辱地位形成了强烈反差。郁达夫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 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 爱神毒箭的一刹那。”而在郁达夫眼里，那些日本人似乎时时处处地要对他痛斥说：“ 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这就涉及 到了一个长期以来人们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如何理解《沉沦》中的爱国情结?(请 注意我在这里用的是“爱国情结”一词，而没有用人们通常所说的“爱国主义思想”。 )郁达夫曾自述道，他在日本感受到的最大的痛苦，一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 一是“国际间的大悲哀”；而恰恰是在日本，他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 所处的地位”。这两种痛苦交织在一起，可以说构成了《沉沦》最基本的情感色彩。但 如果据此把《沉沦》的主题概括为“爱国主义”，未免就太失之偏颇了。不错，作者在 这部作品的结尾，让主人公真诚地发出了“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 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心灵呼唤，但这并不能说明整部《沉沦》表现的都是 这一情感意蕴。鲁迅的《狂人日记》在结尾处也让那位“狂人”发出了“救救孩子”的 呐喊，但我们能据此认定《狂人日记》是表现了“拯救孩子”、“关心下一代”的主题 吗?
我们发现，《沉沦》涉及的民族歧视问题，主要是主人公“他”自己感受到的和主观 上想象着的。小说用了大量细节与文字尽情渲染了主人公“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近乎病 态的敏感，和他因处于异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而导致的各种“心理不适症”：他和整 个周围环境的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孤独感、漂泊感等。
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就直入主题，为作品定下了感情 基调。紧接着又特意说明：“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 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与主人公“ 对立”的绝不仅仅是日本人，而是整个周围的环境，“所有的世人”。造成如此紧张关 系的原因，又与他“早熟的性情”也即青春期的角色混乱不无关系。这可以说是《沉沦 》精神内涵的总括，此后展开的情绪渲染和细节刻画，都没有脱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 在的那一道屏障”这一主线。而一个人如果长期被孤冷的情绪所包围，又很容易导致神 经质般的病态心理。“他”甚至觉得：“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射在他脊 背上的样子。”日本同学之间发自天性的说笑与亲热，都会导致他病态的嫉恨：“他们 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如果批评 家们能够从这里发掘出什么“微言大义”，认为这些文字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 恐怕是要贻笑大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仅仅是主人公“他”病态心理的一种折射 而已。通过“民族意识”这一敏感的话题，“他”宣泄的只不过是与自己所处的整个环 境的对立情绪，或者换句话说，“民族歧视”不过是“他”宣泄对立情绪的一个借口。 当一个人处于孤苦无依和极度苦闷的时候，他在潜意识里总想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说明自己所受的身心伤害有多么严重，这个理由越是神圣得不可侵犯，就越能唤起读者 或听众的同情。
事实上与“他”“对立”的，绝不仅是他所要“复仇”的日本同学，还有他的中国同 学。因为他每次找自己的同胞倾诉苦恼，总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些心灵的慰藉，于是把 “内外的生活都讲了出来”，想不到他的那几个中国朋友，“因此都说他是染了神经病 了”，“他听了这话之后，对了那几个中国同学，也同对日本学生一样，起了一种复仇 的心……因此他同他的几个同胞，竟宛然成了两家仇敌”。他甚至与自己兄长的关系也 越来越紧张：“为了一些儿细事，竟生起龌龊来”，“同室操戈，事更甚于他姓之相争 ，自此之后，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相反，他的日本同学中间，“有时候也有 人来向他说笑的，他心理虽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然而口中说不 出什么话来；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应该说，这是一 种典型的“社交恐怖症”，一方面他在孤独痛苦中，强烈地渴望与别人交往和建立美好 的友谊，另一方面却又过分担心受到别人的拒绝和孤立，因而又尽量避免跟别人建立密 切的关系，越是这样，就越是缺少朋友，对他人抱有恶意和戒备心理，然后又产生一种 被遗弃感与怨愤情绪。于是，“要求他人尊重与自己尊重他人”的矛盾便突现了出来， 这是处于青春期的人们很容易出现的“心理失常”现象。而且，由于过分的虚荣，“他 ”对自己弱国子民的真实身份简直有点儿“讳莫如深”，甚至连日本酒店里的侍女随便 地问他“你府上是什么地方”时，竟然“一听了这一句话，他那清瘦苍白的面上，又起 了一层红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声，他呐呐的总说不出话来。可怜他又站在断头台上 了”。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沉沦》就是一曲“神经质患者的悲歌”，是一位处 于青春期的年轻人突然置身到陌生而异己的环境里所引起的心理骚动的真实写照，是他 的病态心境的记录。郁达夫本人在《<沉沦>自序》一文中曾明确地说明它是“描写着一 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只不过长期以来我们总认为，神 经质、忧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没有多少社会意义，于是有意无意地 忽略作者的这段自白和《沉沦》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同时为了突出郁达夫及《沉沦》 的政治地位，不适当地把《沉沦》的思想内涵抽象概括为“爱国主义”。
笔者以为，“他”在孤苦无依的处境中萌发了对祖国强烈的依恋与怀念之情，是非常 自然朴实的，绝不像苏雪林所指责的那样显得“极度的滑稽与不和谐”(注：苏雪林在 她的《郁达夫论》中曾这样地激烈抨击《沉沦》：“我们实不知道那堕落青年的自杀到 底受了祖国什么害?他这样自杀与中国的不富不强有什么关系?作者必自以为以爱国思想 作结，给了全书一个有力的收束。而不知爱国思想和这样自杀放在一起实为极度的滑稽 与不和谐。”苏雪林显然没有理解郁达夫这一类寄居海外的男性软弱者们的心理状态和 《沉沦》这部小说的抒情性特征。实际上，《沉沦》中的“他”自杀前的一声呼唤：“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既表达了期待祖国强盛的善良愿望，又在潜意识里含 有对自己“堕落”辩解的成分。而不自觉地把自身“堕落”的责任推卸给虚幻的祖国形 象，在客观上减轻了自己的道德焦虑与精神压力。)，但又不能把这种情感简单地概括 为“爱国主义思想”，它倒更像是一种“文化恋母”现象。弗洛伊德认为，人在挫折的 时候很容易产生一种回归母体的强烈渴望。因为人生首次遭遇到的重大打击，乃是婴孩 脱离母胎的一瞬。从出生开始，人便告别了温暖、和平的母体，独自来到充满凶险、恐 惧、饥饿与寒冷的大千世界，踏上了生老病死的“苦难历程”。因而人类在潜意识里， 无时无刻不萌现出重回母体的愿望。然而，这种幼年时的梦想与渴望，随着年龄的增长 与阅历的增加，会不断地被人的理性道德、文明修养所压制和升华着，只有在遭受挫折 和病态的状况下，人才会产生这种近似儿童的心理。在郁达夫和《沉沦》中“他”的心 目中，祖国更像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形象，他们在异国他乡备受挫折和打击，也就更加渴 望回归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了。
我们发现，《沉沦》中有三类意象在作品里起到的作用基本相似：大自然、怀有母性 情感的女性和祖国母亲的形象，它(她)们都是主人公“他”的心灵避难所。“他”因为 感受着周围人们的冷遇与歧视，只好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找自己的心灵避难所，而它( 她)们都具有“母亲”般的性质：“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嫉妒你，轻笑你，愚弄你 ；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 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这种心态与“他”在人生失意之余梦想着回归 祖国母亲怀抱的心态十分一致，而我们从“他”那一段发自肺腑的“知识我也不要，名 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 生出来的同情!……”的呼声中不难发现，“我”虽然口口声声地呼唤“异性的爱情” ，但他实际所要求的，与其说是男女双方平等地相互占有和给予的现代意义上的爱情， 不如说是母爱的抚慰与体贴。也许异域生活的孤独与屈辱，更加剧了他对这种包含母爱 成分的性爱的渴望。
当大自然、怀有母性情感的女性和祖国母亲形象这三种“心灵避难所”都无法平息他 心灵的苦闷与冲突时，他便决绝地走向了自我毁灭。因此“他”的跳海自杀，一方面是 自悔自责发展到极致的结果，一方面也是他走出人生困境，寻求心灵彻底解脱的唯一方 法。
收稿日期：2001-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