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性别和社会分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市场论文,性别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2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10)05-0012-08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然带来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城市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的变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全球生产链式的劳动分工深刻地影响了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引入性别概念，分析市场力量对女性社会分层的作用与女性内部发生的分化，是理解劳动力市场中性别问题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理解性别分化与阶级分化的重要内容。
一、社会分层理论：劳动力市场与性别分化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劳动力市场因素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内容，如果再将性别变量加入其中，社会分层就变得更为复杂。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指出：“性别本身是分层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范例。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所有社会的男性都比女性拥有更多的财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现代社会中，由有关性别与分层的研究提出的这一重大问题，听起来简单，但解决起来却十分困难。这就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据阶级分化来理解性别的不平等。”[1](P376)同时，还应当包括通过性别分化来理解阶级的不平等。
传统社会分层的理论有三条主要脉络：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阶级概念，用社会分工和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分层标准。二是韦伯主义的分析方法，使用市场地位(收入)、市场机会(职业)和职业声望分析社会分层。三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强调不同的职业位置和专业分工呈现的社会分化。进入21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呈现出新的综合，它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理论，美国社会学家E·O·赖特(Wright)强调阶级不能简单地依靠职业来定义，还应当从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进行分析，以个人与资本、决策、他人工作等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定义阶级。上述种种研究皆缺少性别视角，只有赖特强调了将家庭纳入分析中，特别要分析性别分工的作用。[2]
女权主义学者注意到性别视角在分层理论中的缺失，并力求将其纳入分析视野。具有共识性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性别分层是社会分层中重要的部分，性别差异是产生性别分层的前提，这种差异以性别意识形态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将女性归入母亲——孩子间的联系中，并将这种联系自然化，使女性承担了提供服务的社会角色，而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费尔斯通(Firestone)指出，“性别之间差异的自然再生产，直接导致了在阶级产生之初的第一次劳动分工，并且提供了一种以生物特征为基础的社会等级的范例。”[3](P589)这样的性别不平等不会随着生理基础的改变而变化，新的技术，特别是生育控制技术可能会强化这种根深蒂固的剥削制度。第二种观点认为，阶级或许是一个比性别更重要的社会分层的原则，但是社会分层体现了更为复杂的性别、阶级、种族以及城乡间差异的重叠关系。这意味着要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将阶级、性别、种族等要素共同加入，分析相互重叠的要素共同产生的累加效应。第三种观点认为，将性别变量加入分层研究时，要关注家庭要素，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其丈夫和父亲相关联，同时丈夫在家庭内部的分工体制中从妻子的无偿劳动获得了更多的好处。
对社会分层理论中有关女性是否具有自身独立的分层位置的讨论是非常复杂的。因为篇幅有限，本文对此不做深入讨论。笔者相信，中国女性的社会分层的确会受到其父亲和丈夫的影响，但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使中国女性成为了“社会人”，她们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社会位置。
转型社会的中国，市场的出现成为了引发社会分化的力量，当要通过竞争进入职场并获得发展时，性别、阶级、年龄和城乡要素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在理论上有必要深化理解，建构理解转型社会中国性别分化的理论框架，由此理解性别间和女性间的分化。下面将试图通过三个方面来建立转型社会中性别分化的理论框架：一是重新评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性别分层；二是在理解中国特色的市场化的基础上，评估劳动力市场产生对性别间分层和女性内部分层产生的影响；三是着重理解新型的社会分层机制，对分化的女性，特别是女性精英的生产展开讨论。
二、比较研究：认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性别分层
本部分重点讨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如何作用于性别分层。已有的研究多是基于比较框架建立的，有三大比较研究框架，一是将毛泽东时代(或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与建立新中国之前的社会进行比较；二是将毛泽东时代与市场经济进行比较；三是将毛泽东时代与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比较。
通过比较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性别分层有了基本判断，即：第一，毛泽东时代使妇女从传统社会中的“家庭人”变成了“社会人”，并在法律上取得了与男性一样的地位。[4]相对于传统社会，毛泽东时代的女性们一直努力“去性别化”，努力像男人一样工作。这意味着在社会分层的体系中，等级化的性别关系被抹去，形成了无性别差异的社会分层。
然而，带有女权主义批判意识的中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观点之一认为，依然存在性别分层，国家的作用对性别分层具有双重影响，即使女性走出家庭迈向社会，但其本质依然是性别不平等的。高小贤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以妇女为主体的劳动竞赛——“银花赛”的口述访谈和文献档案研究，指出国家的经济政策与妇女解放的策略结果一起，既推动了妇女走向社会，但也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5]观点之二认为，在国家赋予两性平等地位的同时，女性获得了其自身的主体性，她们可能通过抗争获得自身的发展。有学者指出，“中国女工的命运被国家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整合进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利益、单位利益和家庭利益皆塑造着她们的职业活动。异化显示了女工工作被各种非自身力量所左右的状况，抗争表达了她们的自主性和能动性。”[6]这意味着存在着双向的作用，即作为社会人的女性依然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当女性具有了成为社会人的机会时，她们的自主性就具有了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可能。观点之三认为，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被计划经济时代的妇女解放所改变，并成为市场化条件下女性从业的社会文化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计划时期的社会动员和赋予妇女就业政治意义，不仅使城市妇女的职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有了坚实的基础，对城市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很多男性留恋“男主女从”的优越感，但他们已经不再愿意独自承担家庭赡养责任，这就形成了市场竞争和劳动力供过于求双重挤压下，妇女继续就业的最广泛的人文基础。[7]
第二，将毛泽东时代与市场经济下的性别分层进行比较。共识性的观点普遍认为，随着国家强力推进妇女就业并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待遇的计划经济政治的消失，妇女利益受损严重，并处于边缘状态。[7]或者说，曾经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失去了原有地位，曾经的边缘女性变得更加边缘。而这正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8]职业的性别不平等的加深主要与国家政治目标的转变、国家现实男女平等的资源控制力减弱、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执法不利相关；同时，市场在性别不平等总体加深的前提和一定条件下，对性别不平等有约束作用。[9]这暗示着毛泽东时代的性别分层或女性边缘化的状态是好于市场化改革的。
第三，将毛泽东时代的性别分层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分层相比较。有研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性别分层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性别分层结构正好相反，中国计划体制下，通过“社会主义的再分配过程”实现了两性平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平等主义政策理论上应涵盖整个社会，但由于再分配制度自上而下、逐级推进的特征，使得在国家政权监管不到的基层，区隔主义的官僚行为可以扭曲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出现了女性内部的分化。它更多的是保护了处于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而对处于再分配过程边缘的基层女性影响甚微。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性别歧视是父权主义借助区隔主义的官僚政治扭曲再分配过程，在平等主义国家无法监控的基层生成的，它构建了一个特征鲜明的性别分层结构：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越远，受到的性别歧视就越严重。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原来受到再分配体系保护的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受到的歧视也将逐渐加重。即国家一直都在实践性别平等的理想。但是，国家的监控能力在再分配制度安排下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这样的局限性给了基层官僚扭曲再分配过程的机会。事实上，在保护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显然实现了自己男女平等的诺言。在转型过程中，国家的保护或是监管功能逐渐减弱，导致等级地位较低的女性受歧视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善，而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则开始承受以前在再分配制度中不曾经历的性别不平等。数据说明，在远离国家监控的市场机制中，女性受到了更多的歧视。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推行平等主义的道义和政策。但现代福利国家通常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的福利政策。这样的政策为处于底层的女性提供了帮助，使她们可以依靠国家资源继续生存。[8]
毛泽东时代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打破传统的性别等级观念，使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人的地位。虽然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男性权力并没有被本质性地改变，但女性作为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动者的实践活动重新定位了女性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即女性是具有独立社会位置的人，这是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
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与性别分化
何为中国特色的市场化？30年来，对此没有统一答案。众说纷纭中，笔者认为至少有一点共识。就是中国的市场化是以国家力量主导的，政府出台的各类政策直接作用于市场化的进程。如果说计划经济是一种由国家主导的有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话，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力量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转型的状况下，国家主导的力量使以计划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并没有完全退出，还有很强的制度路径依赖。对后共产主义中欧的阶级形成的研究认为，在中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无须资本家打造的资本主义”。[10]引用这一概念是想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亦有类似的现象，是一种强国家意义上的市场化过程。那么，这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性别分层的影响亦是多重和多方面的。
(一)市场化下的性别间分化
首先，因市场竞争，两性在工资收入上出现了结构性的分化。1990年第一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发现，城市男女职工平均月收入分别为193.15元和149.60元，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收入的77.4％；农村男女年平均收入分别为1518元和1235元，女性年均收入是男性的81.4％。[11](P84-89)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表明，城镇在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年均收入为7409.7元，是男性收入的70.1％，男女两性的收入差异比19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女性，其前一年的年均收入为2368.7元，仅是男性收入的59.6％，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19.4个百分点。[12]性收入差的迅速扩大更多地归因于市场因素：一是女性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更多地被排斥到了没有社会保障、充满弹性、低工资的非正规就业领域。或者说，女性更多地退出了正规劳动力市场。二是市场化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职业性别隔离，出现了以职业间收入差为基础的两性收入差别。
第二，出现了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在对教育水平、工作年限、职业、单位类型、单位规模、党员身份以及地区等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即排除了上述这些因素对性别差异的影响，1988年女性就业者的平均收入与男性就业者平均收入之比为0.9039，即女性平均收入为男性的90％；1995年两性平均收入之比下降为0.8869，即女性平均收入为男性的89％；2002年女性就业者的平均收入与男性就业者平均收入之比为0.8737，即女性平均收入为男性的87％。1988至1995年期间，女性就业者平均收入占男性就业者平均收入的绝对百分比下降了3.44％；相对百分比则下降了1.7％。1995至2002年期间，女性就业者平均收入占男性就业者平均收入的绝对百分比下降了1.03％；相对百分比则下降1.32％。这些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改革最初的10年里，市场机制是导致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在最近的10年里，性别歧视因素成为影响性别收入差异的更重要因素。[13]
第三，市场化提高了性别隔离的状况。对7省11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显示，1985年至2000年44-51种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有所提高，职业种类有所增加，对女性隔离的职业数目远多于对男性隔离的职业数目，白领职业对女性的隔离程度大于蓝领职业，体制外单位对女性的隔离大于体制内，沿海省份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高于内陆省份。[14]
第四，女性化职业贬值。有资料显示，以女性为主的企业其工资水平较低，即性别本身是重要的分层要素，中国存在女性职业“贬值”状况。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的销售和服务业同时存在女性化和收入下降的趋势；同时还发现企业的女性比例与其员工的平均工资成反比。[15]
从性别比较的视角，两性间的分化是明显的，市场带来了更大的性别隔离、性别收入差和女性化职业的贬值。
(二)市场化下的女性间分化
毫无疑问，几乎所有学者都看到市场化为女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只有较少的研究看到了变化的复杂性，这就是市场化不仅带来性别间的分化，也带来了女性间的分化，妇女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第一，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性别隔离状况存在差异。研究认为，职业的性别隔离确实是当前中国城镇职工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其作用仅限于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的职业性别隔离对收入差异的作用并不显著。这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层机制在体制内外存在重要区别。在国有部门，男女收入差异来源于结构性的因素——职业的性别隔离，它以职业的性别构成为依据拉开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导致了收入的性别不平等。在非国有部门，决定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男女个体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由此该研究置疑了有关非国有部门的性别歧视程度高于国有部门的观点以及市场化会增加性别歧视的观点。[16]
第二，白领和蓝领的性别隔离存在差别。女性在不断向白领职业领域扩张，而蓝领和半白领职业的性别隔离状况却在继续维持，性别隔离仍然存在。[17]白领工作场所的工作压力是泛化的，无性别差异，这使女性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接受独立奋斗的观念。这种看似“去性别化”的工作状态，既是资本主义工作过程对女性的异化，也是女性在异化中获得独立的过程。[18]
第三，时代变迁上存在差异。比较1982至2000年的职业性别隔离，可以看出，2000年的职业性别隔离指数D为0.407，意味着超过40％的男性或女性在职人员需要转换他们的工作才能达到职业的性别整合。在时间上，20世纪80年代的性别隔离程度有所上升，进入90年代，则开始呈现下降趋势。[19]
第四，在市场背景下，女性是作为可供满足资本需求的不同劳动力被纳入到市场中的，女性自身的人力资本特点成为分化的主轴。加入年龄要求的性别分层或女性分化是出现了有关青春女性、生育女性和成熟女性的新分类；加入性化想象力的分类要素，又有了有关与相貌、身材相联的女性分化。
事实上，市场化的出现给女性带来的并非全部是负面作用，市场对两性的作用是依赖于传统的性别等级秩序，一旦进行性别比较，不平等就变得显而易见。然而，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个统一的市场，它本身就是分层的，各类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性别、阶级和城乡身份的多种重叠，性别分化是明显的，而性别内的分化更是市场化的重要结果。
四、性别的社会流动、女性能动性和精英女性
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劳动力市场中涌现出两大类引人关注的女性群体，一是女性低端劳动力群体，二是精英女性，皆具有市场条件下女性社会流动的结果，表现出了女性社会流动的能动性。市场化确实给两性向上流动带来了机会，女性亦可以借助其他身份来实现社会流动，只是其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和可能达到的高度会有性别差异。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成为低端劳动力的主体，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女性获得了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从事一些低端的女性职业，如家政工、护理工、服务员，等等。相对于乡村，这些女性获得了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并能够依靠自身劳动获得报酬；同时，她们又处于劳动力市场的低端，难以继续向上流动。面对这种复杂的流动状况，多数研究带有性别批判的色彩，强调工业化进程中的性别不平等。对打工妹的研究，展示出现代性对其生活的全方位影响，同时城市化进程中依然是性别分化的。[20]以打工妹来说，她们因为深陷三重压迫中，作为主体她们有阶级的经验，同时又要努力抵抗国家与市场力量的侵蚀，这些个体经验要求她们实现自我定位，是主体权利的掌控。她们的社会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21]有也学者指出，在市场化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女工数量减少，但在制造业中的女工比例反而增加了，这意味着以打工妹为主体的中国女工正在以一个阶层的面貌出现。[22]
对流动农村妇女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流动劳动力的结构还是流动的模式，均呈现性别化特点：(1)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男性优势，在很长时期内流动民工中男女比例都保持着男6成多、女3成多的相对稳定比例，男性劳动力一直保持着转移优势。(2)在外出和回乡上，男女农民有不同生涯特点，虽然同为候鸟式流动，男女农民在流动模式上仍表现出性别差异，女性外出务工者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女性20岁以前外出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即女性外出务工年龄比男性低，回流率比男性高，婚姻对男女两性回流的影响不同。男性外出打工具有持续、长期、婚姻状况影响较小等特点；女性外出打工具有间断性、不稳定性和受婚姻状况影响较大等特点。[23]
对集聚了大量外来工的小型餐饮业的调查发现，其劳动关系与性别分层紧密相关，在拟家庭化的劳动关系中，阶级身份、性别身份和年龄身份重叠在一起，它为男性提供了更大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并把女性固化在底层的阶级地位上，并进一步削弱了群体的团结。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充斥着剥削但却极少公开反抗的原因，因为借助劳动的性别分工，社会给予了男性更多的好处，其结果是弱化了边缘劳动力的团结。这些劳动力不会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相同的结构位置而结合起来共同抗争，因为由于有劳动的性别分工和年龄分工，在生产过程中两性具有了不同的结构位置。[24]
笔者对家政工的调查发现，低端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既表现出市场需求，同时，其较低的进入门坎为底层妇女的经济独立或摆脱丈夫家暴等提供了可能。在全球生产链的背景下，为了在世界体系中维持中国的经济竞争能力，保持大量的体力充沛的廉价工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女工群体的更替依然要不断演变下去。[22]
女性低端劳动力同样在工作经历中发展出自己的能动性。打工妹对老板的看法，对不平等的敏感度，对工业生活和自身(包括身体)的感受，都因她自身在企业层级架构中的位置而变化；在“像条狗”的处境中，“命定论”被明确的阶级对立的立场所代替。[25]打工妹作为劳动主体预示着社会抗争的新蜕体以及来自社会底层的“沉默的社会革命”的到来。这是新型劳动主体的形成过程，阶级的形成与解体过程同时存在。打工妹这个特殊的打工主体不仅体现了生产关系，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与文化论述、消费关系、社会网络、家庭关系、性别比喻以及社会抗争。如果说，传统的阶级主体是一个将自己外化于他人之外的他者化的结果，那么，这个新的打工主体则是“行动者的回归”。打工妹是女性的打工主体，她们的社会抗争不应该被简化为传统的“阶级斗争”，她们的社会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21]
值得注意的是，当主体性与城市化进程以及消费社会的产生相遇时，解释上存在诸多困境。有研究指出，进城的打工妹在视觉上，其社会身体呈现出显著的社会等级差异，如何打扮得像城里人，是打工妹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的身体城市化历程；城市话语不仅是打工妹与城市世界和城里人进行沟通的媒介，同时也是她适应新的社会身份或扮演新的社会角色的基础；城市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获得与积累，是打工妹与城市社会互动的基础，是她们城市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对“都市中的打工妹”以及相关组织的研究展示了等级化的多种复杂关系，打工妹自身、具有一定体制背景的打工妹组织、城市中的精英等等组成了复杂的社会等级关系，打工妹的主体性以及被再次叙述的女性主体性等在城市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中，有新的发展潜力，同时也存在着多元的、特别是城乡关系加剧的性别等级化。[26]这表明，低端女性劳动力作为主体既有其自身能动的一面，也受到性别文化、消费主义和生产关系的多重制约。
第二，在市场化条件下，一批女性精英得以涌现，包括女性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2007年，中国地(厅)级女干部的比例为13.7％，比2005年的12.9％提高了0.8个百分点；县(处)级女干部的比例为17.7％，比2005年的17.2％提高了0.5个百分点。[27][28]截至2008年，全国女干部的比例达到39％。[29]2008年，全国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占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为44.92％。[30](P50)同时，女企业家的比例也在增加，在16％-20％左右。这些女性精英的成长之路可能是艰难的，但女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虽然精英多数依然是男性，女性成为精英的成长之旅中充斥着各种性别排斥，但是女性通过能动性的发挥，还是有不少女性可能进入到精英行列中。
女性进入高等学府是其改变身份和进一步职业发展的关键。相关研究表明，需要对高等教育改变性别分层的作用做全面评估。对北京大学近30年(1978-2005年)本科招生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女性进入北京大学经历了从性别排斥到性别均衡的过程。这是一种进步，但是是有限的进步。其局限之一在于，北京大学录取的新生中男女生人数比例均衡的事实背后是明显的阶层分离与城乡壁垒，性别维度的公平是一个跛足的公平。其局限之二在于，女性在专业选择中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现象，因此，在男女生入学机会接近均值的情形下，更需谨慎面对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对于女性个体而言，专业选择与专业训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接受男性主导知识训诫的过程，这同样是一个有限且有疑问的发展过程。[31]对高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即使女性能够进入以男性为主导的领域，她们依然处于被歧视的状况。例如，男性在主要的社会职业领域，包括科学领域一直占有绝对的特权地位。他们作为多数者群体，无形地压制着占少数的妇女群体的参与；妇女处于边际地位，处于“外圈”，难以跻身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圈子之中。[32]
对乡村女性管理者的研究发现，女性“顶破”土层的方式多种多样，有通过传统的“做积极分子”的方式、有通过“亲属关系相助”的方式，但更多的新路径是“以能力胜出”、“新的家族路线”、“掌握机缘”等等，而“出人头地”和因性别不平等的切身体验构成的“争气”成为其成功的动力源。这表明，中国农村改革虽然没有彻底改变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和在价值观念上的等级序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男女两性在这两个领域的分布，妇女对农村公共生活的影响力在加大。[33]
对女性进入网络和建立自己网站的研究表明，网络满足了女性摆脱性别身份的负面体验的需求，并为女性提供了自行建设心理家园的可能。网络作为社会情境为人们提供了性别建构的心理空间。个体的自主性被网络这一特性激发出来，个体的需要被重新性别化了，对网络的评价也重新性别化了。网络屏蔽掉的性别被捡拾起来，由女性自己进行再建构。这一反性别刻板印象、性别社会态度的建构，使这些女性离不开自己的网站，网站成为这些女性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保护带。[34]
精英女性在争取向上流动机会方面显示出比其他类女性更多的经验和能动性。与男性相比，女性面临更明显的社会性别因素的限制，女性个体反限制的努力使个人付出高昂“代价”；不同阶层女性的上升流动经验差异明显，女性行政管理人员、教科文卫专业人员和经理人员在最近的职业变化中，均有半数以上的人有向上流动经验，但其他阶层女性向上流动的经验缺乏。[35]
总之，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劳动力市场成为形塑性别分层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市场借助社会性别等级秩序继续维持和再生产劳动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使两性的收入差加大、职业的性别隔离增强和女性化职业贬值；另一方面，女性作为社会人的实践，使其主体性在不断增加，女性无论是作为低端劳动力，还是新型的女性精英，都展示出其独立和多元的状态，并成为中国经济和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