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1年满剌加沦陷对中华帝国的冲击——兼论中国近代史的起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中华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7—0073—08
一、文艺复兴后华夏文明面临挑战
文艺复兴为西方文明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欧洲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科学和技术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与桎梏，蓬勃发展。此前，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一直受到传统物理学、医学、天文学、基督教神学的支配，直至以哥白尼、哈维、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解释自然现象的新理论出现后，这一情况才出现巨变。
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间的革命”，沟通东、西半球，联系新、旧大陆，古代有关大地球形的猜想得到了证实，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有了扩展，人类进一步发现了其生存的地球，也更加认识了自己。“15世纪至17世纪之间，开始形成一个世界规模的生活方式的结构，产生了将影响其他经济的世界贸易的初始元素及一种世界文化的轮廓。它使东西、南北之间的思想、书籍及其食物和风俗习惯得到了交流。”（注：鲁伊斯·费利帕·巴雷多（Luís Filipe Barreto）《葡萄牙向世界扩展的意义》，《行政》，第36期，第367页。）技术领域内， 文艺复兴亦成就灿烂。15世纪中叶发明了古登堡活字印刷并迅速广泛传播到欧洲各地。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西两国航海家在欧洲本身科技长足发展的基础之上，吸收了各国、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商业知识及航海技术，（注：“14世纪之前，关于地球的知识、航线及商业网相当于地球实际面积的四分之一，但大部分掌握在伊斯兰文明手中。但至16世纪中叶，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已首次基本接近现实。此时的人类航海知识、航线及商业网络已为基督教欧洲所有。”参见鲁伊斯·费利帕·巴雷多，《葡萄牙向世界扩展的意义》，《行政》，第36期，第367—368页。）推进了一系列跨洋洲际航海活动，成为“新世界”的寻路人，将欧洲文艺复兴的新智播扬全球。
“新世界”的发现及印度海路的开通为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世界史的分期而言，地理大发现推动了全球范围的海陆考察研究，新的地质、地理、人文资料迅速积累，引发了地球科学的飞跃，由古代阶段上升至近代阶段。这一发现，亦促进了天文学、航海学、造船技术、气象学等学科的近代化进程。
“15至17世纪的欧洲海外扩张，首先意味着这场巨大的空间革命，同时意味着全球经济、政治及文化国际权力的中心已从伊斯兰世界移向基督教世界。”（注：鲁伊斯·费利帕·巴雷多，《葡萄牙向世界扩展的意义》，《行政》，第36期，第368页。）但在“15世纪， 全球科技、军事及经济大权仍掌握在伊斯兰及华夏文明手中。15世纪起，尤其是16及17世纪，是欧洲向世界及上述霸主挑战的世纪。”（注：鲁伊斯·费利帕·巴雷多《澳门：多元文化中心》，《澳门》，1996年9 月号，第33页。）在文明的竞争中超过伊斯兰文化后，基督教文化开始向东方文明、主要是华夏文明推进。古老的中国面临一种复兴、新兴文化的挑战。
二、中葡两大航海活动的比较
可以说，在人类发展漫长的历史上，15世纪是属于海洋的世纪。在这百年中，欧亚板块的东西两端出现了三项历史上空前的伟大航海活动：1405—1433年间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新世界的发现及1498年印度海路的开通。尤其是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深刻影响了各国历史发展的性质。早于伊比利亚航海民族半个多世纪的郑和航海壮举，为何未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要分析的是中西航海活动各自的动因。地理发现是一种洲际规模的远航，这意味着需有同等规模的人力、物力及国家的支持，因此地理大发现需要强大而持续的动因。冲破土耳其控制的欧洲传统商道的封锁，寻找一条替代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的地中海—红海—印度洋通往东方的海路，寻找香料与传说中的海外基督徒，成为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的强大动因。葡萄牙王室顺应时势，采取了支持、鼓励和奖励远洋航海的国策。而郑和航海的真正动因至今尚不完全明晰，但史学家一般认为，郑和航海的政治目的高于经济目的。政治目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1.海外各藩属是否会对明成祖这个篡位者俯首称臣，成为主要问题。郑和出使西洋以颁“正朔”，说明中国主政权的变化，要求诸藩接受新的“正朔”，永为藩辅，借以恢复和发展明政府同海外国家的政治关系，继续推行怀柔政策，“造成‘万国顺服’的盛况，标榜正统，有利于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注：张深《试论郑和下西洋终止的原因》，《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19页。）
2.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朱棣是以庶篡嫡夺权登基的，在当时宗法制度下，在名分上是冒天下大不韪的事，永乐极欲借国外内向，标榜正统，以安国内人心。”（注：杨禧《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及其被停航的原因》，前引《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27页。）
3.“‘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是为巩固明朝的统治地位服务的。被明朝取代的元朝是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国际影响较大，派遣郑和下西洋，有利于在西洋树立明朝声威，消除元朝影响；同时，盘踞在中亚的蒙古帖木儿帝国，仍威胁明朝的安全，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可以从侧翼牵制他们，创造东南安谧的局面，有利于集中力量对付西北方面时常进扰的蒙古贵族。”（注：张深《试论郑和下西洋终止的原因》，《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19页。）
而就其经济目的而言，郑和七下西洋破费浩繁，致使“库藏为虚”。而他带来的是仅供皇室、贵族、官僚享用的奇珍异宝、香料补药。郑和下西洋的经济实质，是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与葡萄牙介兴航海、拓展海外事业的政策相反，明朝仍采取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工、商业的发展。朱明抑商政策在对外贸易上的反应便是海禁。倭寇之乱虽为海禁政策形成的直接原因，但远非其根本原因。国家垄断及海禁极大地打击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自然经济。总之，政治目的可成为强大的动因，但它远不如经济动因持续稳定。事过境迁，政治目的一旦消失，远航便失去了动因。正统之后，郑和的航海遂让位与东来的葡人。郑和船队停航后，朝廷失去了获得舶来品的官方渠道，海禁仍未消除，国际贸易完全绝禁。这为葡萄牙人提供了贸易契机。他们开始担任中国皇室、贵族、官僚所需海外奢侈品及大众消费香药、胡椒等香料的提供者。
其次，当时中国对地球仍持传统的地平大地观，而欧洲已冲破中世纪黑暗时期教会根据圣经所捍卫的观念的束缚，确信大地是球形的。这一学术观念的进步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地理大发现的实践又证实了球形大地观理论的正确性。中国古代的盖天说及浑天说的宇宙观，不会引导人们去讨论西行东达、东行西达或环球航行的问题，只会得出这样的航行是徒劳无功的结论，因而放弃此种努力。这亦部分解释了郑和七下西洋虽堪称世界壮举，但到达非洲东南边而未能继续西进。故欲寻找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学术理论观念的陈旧应为主要因素之一。
最后，仅有大地是球形的概念仍然无法完成地理大发现，需要有航海实践，航行需制作世界地图及航海图。在此方面，葡萄牙吸收了不同文化的精髓，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不鼓励海外贸易，因此从未积极发展世界地图与航海图的绘制。中国古代似乎从未科学论证未知世界的存在，所以未提出横跨太平洋到西欧去的设想或论证其可行性。而这一切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已进行了实践。葡、西两国的海外活动根植于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郑和的船队取决于中国封建帝国国势的兴衰、皇权的膨胀及皇戚贵族的奢侈需求。西方新航路的开辟，奏响了近代世界的序曲；而郑和的远航，却成为了中国明代王朝及中国古代航海史的绝唱。
三、欧亚海路的开通与葡萄牙东方帝国的建立
地处欧洲西南角、濒临大西洋的葡萄牙，是最早稳定政治疆界的欧洲国家之一。这为葡萄牙航海事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前提与制度的保障。葡萄牙经过几个世纪的独立政治生活，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民族社会，但是，国内社会矛盾重重，平民起义和贵族政争此起彼落，经济财政也入不敷出，向外扩张，拓展新资源，安定社会局势，便变得理所当然且势在必行。正如葡萄牙史学家萨拉依瓦（J·H·Saraiva）所说， “扩张运动是由于国内找不到有理想报酬的就业机会而引起的一场向外迁移的运动”，（注：萨拉依瓦《葡萄牙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 122—123页。）此一运动既有助于解决国内种种矛盾， 又在客观上符合各个社会阶级的利益。（注：萨拉依瓦《葡萄牙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123页。）
弱小的葡萄牙往东占领邻国领土的可能性微之又微，因此，很早就有利用天然地理优势往海洋扩张贸易的倾向。事实上，葡萄牙在1336年前后就向加纳利（Canárias）群岛进行了一次类似性质的海外扩张， 1415年远征攻占北非重要城市休达（Ceuta ）则被认为是推行海上扩张政策的正式起点。这与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1405—1432年）相比较，可以说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现，与郑和下西洋或多或少有相似的政治原因，然而，且不论宗教动机，其经济目的已截然不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葡萄牙航海大发现虽有直接的政治原因，但其最终的根本目的是经济和宗教的，符合举国上下的利益。所以，郑和开辟的航道和建立的商业网络没有受到本国重视而加以利用，反而为多半世纪后远航东来的葡萄牙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从当时所绘制的地图可以看出，在1400年，欧洲对其本身边界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概念模糊，且经常是错误的。1406年，才将托勒密公元二世纪撰写的《地理学》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出版，提高对世界的认识，而其时的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也难以跟中国比拟，因此，远航大西洋是创举，更是冒险行为。然而，正是文艺复兴所激发的好奇冒险精神，驱使他们拓展大西洋航路，寻找13世纪末之后欧洲需求甚殷的黄金。 1453年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切断欧洲连接亚洲的香料航路后， 更加速了其进程。葡萄牙穷80年努力，终于开通了摩洛哥至好望角的航道，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船队于1497年底绕过风暴角，进入印度洋，然后利用郑和的航道，1498年到达驶入印度的古里（Calicute），再过十几年抵达中国珠江口。
葡萄牙人在非洲西岸探险的80年里，基本上可以顺利与非洲部落酋长联合，和平地进行黄金、象牙和胡椒贸易，并令土著居民基督教化和欧洲化。抵达印度洋之后，他们面对组织严密的商业网络和具有高度文明的穆斯林人，非但不似以往那样轻易地可以挤进去，还受到公开挑战，于是便发扬复国时期习染上的十字军精神的好斗性，使用武力征服，左拉右打，逐个击破，将阿拉伯人的政权和商业网摧毁。当葡萄牙人试图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中国的时候，则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达伽马的船队抵达古里后,葡萄牙人便大规模系统地搜集有关亚洲的地理和人文资料,主要目标是远东的中国。葡萄牙占据果阿后,更加关注中国。根据曾在印度生活半个世纪的历史学家戈雷亚（Gaspar Correia）在其《印度传奇（Lendas da India）》卷一中的记载，达伽马从印度带回给王室的礼物中，多件在古里购买的中国瓷器深得王后赏识。这刺激了唐·曼努埃尔一世（D·Manuel I ）国王从海路发现中国的强烈愿望。 戈雷亚还称当时遇到Chinacota ， 意即“中国人的保垒（fortaleza dos Chins ）”，因为“黑长头发的白种”华人在印度一带也曾有过许多“官厂”。另一位供职果阿的葡萄牙人加尔西亚·达·奥尔塔（Garcia da Orta）在其著作《天堂及印度香药谈（OsCol óquios dos Simples）》中，也提到中国人在印度洋的航海活动： “华人很早便在这一带航行了”，“来航的中国船只是那么多，根据霍尔木兹人的记载，有时一次涨潮便有4000只船进入哲朗（Jeru，今称霍尔木兹）港口”。（注：参见加尔西亚·达·奥尔塔（Garcia da orta）《天堂及印度香药谈》，里斯本，官印局—铸币局，1987年，卷1，第204页。）1502年9 月在里斯本绘制的第一次标明赤道线和热带回归线的一张地图上，有关满剌加的说明如下：“这个城市所有的物产，如丁香、芦荟、檀香、安息香、大黄、象牙、名贵宝石、珍珠、麝香、细瓷及其他各种货物，绝大部分从外面进来，从唐土（terra dos Chins ）运来。”（注：《澳门：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交汇》，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第29页。）此乃葡萄牙文献上有关中国的最早明确记载。
1504年，意大利人佐治（Alessandro Zorzi）在其《印度游记》中称葡萄牙船队与来自中国的白人相遇。一年后，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向西班牙天主教国王写信时声称收到确切消息，在交趾（Cochim）一带有许多天主教徒，众多王国只服从一个叫做大中国的国王。
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得到达伽马的情报后，对远东地区的发现极为关注。 1505 年， 葡王派遣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de Almeida）出任葡印舰队司令时，便嘱咐他“……对满剌加及尚未十分了解的地区”（注：布扬·帕托（R·A de Bulhāo pato）及洛佩斯·德·门多萨（H·Lopes de Mendoca ）《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信函及其说明文件（Cartas de Affonso de Albuquerque, seguidas de documentos que as elucidam）》，里斯本社会科学院—官印局，1884—1935，第2册，第323页。）进行开发。但他出于政治及战略原因，未完全执行国王的嘱托。翌年，唐·曼努埃尔一世再令其开发南洋群岛，设法在满剌加或其附近设立一城堡。他未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只是派遣了些间谍打听情况。因被沿海居民察觉，他们退回原地，致使唐·曼努埃尔一世于1508 年派遣一舰队再航满剌加。
舰队司令塞格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从国王处获得的指令是：
“你必须探明有关秦人的情况，他们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他们何时到满剌加或他们进行贸易的其他地方？带来些什么货物？他们的船每年来多少艘？他们的船只的形式和大小如何？他们是否在来的当年就回国？他们在满剌加或其他任何国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们是富商吗？他们是懦弱的还是强悍的？他们有无武器或火炮？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他们的身体是否高大？还有其他一切有关他们的情况。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吗？国内是否不止一个国王？是否有不遵奉他们的法律和信仰的摩尔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们一道居住？还有，倘若他们不是基督徒，那么他们信奉的是什么？崇拜的是什么？他们遵守的是什么样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国土扩展到什么地方？与哪些国家为邻？”（注：此文原件仍存葡萄牙国立档案馆。参见编年部，第1部分，第6札，第82号文件。）
塞格拉的船队于1509年驶抵满剌加后，马上展开与在当地经商华人的交往。华人运销满剌加的主要货物为麝香、丝绸、樟脑、大黄等，以换取胡椒和丁香。（注：拉莫斯·科埃略（Ramos Coelho）辑《国立档案馆中庋藏的有关葡萄牙航海及征服的数则文献（Alguns documentos da Torre do Tombo acerca das navegac ō es e
conquistas portuguezas）》，里斯本社会科学院，1892，第219—225页。）华商一般趁3、4月的季风前来满剌加，于5、6月又赶风返回中国。葡萄牙人千方百计向华人打探中国的情况，企图挤入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网中。他的舰队在满剌加逗留了数月，后因无法补充给养而撤退，但与华人有了初步接触。
1510年2月6日， 当时身陷囹圄的代理商卢伊·德·阿拉乌热（Ruide Araújo）从满剌加狱中偷偷发出一封致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Afonso de Albuquerque）的信件，详细向其汇报了满剌加的贸易、 航行及防卫情况。（注：拉莫斯·科埃略（Ramos Coelho）辑《国立档案馆中庋藏的有关葡萄牙航海及征服的数则文献（Alguns documentos da Torre do Tombo acerca das navegac ō es e
conquistas portuguezas）》，里斯本社会科学院，1892，第219—225页。）
同年，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挥师占领果阿。此后，开始向满剌加挺进。这是其扩张计划的重要部分，以致他亲自出征。满剌加是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交通要冲，又是向中国沿海进军的基地。
四、满剌加在中葡接触中的作用
1511年5月，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率领19艘大船、1400 士兵进攻满剌加。控制了满剌加这一交通要津后，往远东的航道也畅通了。1512年他曾与一名穆斯林商人洽商，由他带一批以若昂·维加斯（Jo
o Vegas）为首的葡萄牙人前往中国沿海，但未成行。
1512年4月1日，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致信唐·曼努埃尔国王，汇报如下：“从一爪哇领航员的一张大地图上复制了一部分。该图上已标有好望角、葡萄牙、巴西、红海、波斯海和香料群岛。还有华人及琉球人的航行，标明了大船的航线及直线路程、腹地及何国与何国交界。我主，我窃以为是我有生以来所见的最佳作品，想必殿下也一定愿一睹为快。地名都是爪哇文写的。我携带的爪哇人识字。我将此图敬呈殿下，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已复制一份。 （注：此件今存法国巴黎国会图书馆。）从图上，陛下您可以看到华人及琉球人究竟从何而来，殿下的大船前往香料群岛的航线，金矿，盛产肉豆蔻和肉豆蔻皮的爪哇岛与班达岛，暹罗国王的国土，华人航行的地峡。它向何处转向及从哪里无法再向前航行的情况……。”（注：布扬·帕托（R·A·de Bulhāo Pato ）及洛佩斯·德·门多萨（（ H ·Lopes de Mendoca ），《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信函及其说明文件（Cartas de Affonso de Albuquerque,seguidas de documentosque as elucidam）》，里斯本社会科学院—官印局，1884—1935，第1册，第64—65页。）
1513年4月， 根据满剌加首任城防司令卢伊·德·布里托·帕塔林（Rui de Brito Batalha）写给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的一信声称，回来的华人名叫Cheilata（汉名待考）。尽管他未带来声称的那些货物，葡萄牙人出于探听中国的目的还是好生招待了他。葡萄牙人选了一条停泊在满剌加的来自勃固的中国式帆船，由葡萄牙国王及满剌加港务官各出资一半，满载胡椒于1513年5月前往中国。大概于1513年6月抵达Tumon，即贸易岛。欧维士（Jorge Alves）于1514年3、4月间返回满剌加。从中国带来的丰富货物畅销一空，这更加激发了葡萄牙人进一步入华的欲望。1515年，拉法尔·佩雷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再次扬帆广州。这两次航行只是在广东建立了一些非正式的贸易关系，因此需要建立正式关系，以利进一步发展葡中贸易关系。1515年3月底， 国王派遣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mo Peres de Andrade）率领一舰队从里斯本出发，远航中国，试图与华建立政治、外交关系。“他的使命是发现孟加拉湾及中国。”（注：参见《印度之家登记簿（Registo da Casa da índia）》，第十号，（里斯本，1515年3月26日），卷一，第3页。 ）葡印总督洛伯·苏亚雷斯·德·阿尔贝尔卡里亚（Lobo Soares de Albergaria ）未执行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携带的国王命令，任命托梅·皮雷斯（ToméPires）为首任赴华大使，以便他能以合法身份入华。1516年，拉法尔·佩雷斯特罗返回满剌加，所携带中国货物利润高达20倍。
1517年6月17日， 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护送托梅·皮雷斯出使中国。同年8月15日抵达中国沿海。1518年9月，托梅·皮雷斯获准入京，他才返回满剌加。在广州逗留的一年中，他曾派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Jorge Mascarenhas）前往漳州月港打探情况。1519 年，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德·安德拉德（Sim āode Andrade）率另一舰队离开马拉巴尔，前往中国，到达珠江口。他在中国近两年时间里，由于对中国缺乏足够认识，沿用在印度和满剌加一带对付当地土著使用的传统手法，经商时不遵守中国法律和风俗，胡作非为，令广东官员改变了对葡人的印象。恰好此时武宗驾崩，满剌加王又遣使北京控诉葡人恶行，托梅·皮雷斯之行功败垂成，被逐出京城，囚于广州，中葡早期交往遂陷入敌对状态，引发了同中国当局的冲突。（注：详见《重建汪公生祠记》，嘉庆《新安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172号，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第581—583页。 ）1521年末儿丁甫思多减儿（Martim Afonso de Mello）受命来中国沿海设立一堡垒（注：此种堡垒的作用是进一步渗透对华贸易，并以其为基地支援葡萄牙在中国沿海的航海活动。）并出任司令，1522年与中国水师发生激战，败走。从此葡萄牙人销声匿迹于广海。1540—1548年间经营双屿。1549年被逐闽界，1550—1553年间完成了上川—浪白滘—澳门的过渡。（注：详见吴志良《澳门政治发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2—43页。）
总而言之，1511年满剌加的陷落为葡萄牙人打开了进入中国势力范围与水域的大门，开始实施阿丰索·德·阿尔布科尔科葡萄牙东方帝国的构思。 （注：参见若阿金·罗梅罗·马加良思（ Joaquim
Romero Magalhāes）《16世纪世界的葡萄牙人（Portugueses no Mundo do Século XVI）》，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委员会，里斯本，1998年，第74—75页。）“从历史上的事实证明麻六甲的失陷固然是满剌加国的大不幸，但也是中国悲剧的开始。”（注：张奕善《明代中国与马来亚的关系》，台北，精华印书馆有限公司，1964年，第3页。）
葡萄牙攻占满剌加，控制了这一交通要冲，为向远东扩张准备了条件。在葡萄牙这咄咄逼人的攻势前，“明人不自强，不造浮海大舶，与佛朗机荷兰等国争锋于海上，而独欲以一纸敕谕令佛朗机还满剌加地，令暹罗诸国出兵，明人谬甚！”（注：梁嘉彬《明史稿佛朗机传考证》，载王锡易等著《明代国际关系》，台北，学生书局，1968年，第14页。）“葡国人攻占满剌加之后，破坏了中国对该地区所期望之平衡，并威胁到中国在该地区数世纪以来无可争论之主宰地位。”（注：彭慕治（Jorge Morbey）《中葡关系之双向探讨》，载吴志良主编《东西方文化交流》，澳门基金会，1994年，第151页。）葡人的突然进入， 将中国、东南亚地域政治的平衡破坏殆尽，几千年来中国以“朝贡贸易”保持的“主宰地位”开始动摇，“天朝”受到来自朝贡贸易圈外的挑战，但明朝仍未意识到葡人在东南亚出现的严重性，无充分的政治触觉，似乎亦已无足够的国力来应付此种局面。“从成宣时代积极经营南洋，南洋已成为中国之一部，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均为中国之附庸。南洋之开拓与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如政府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合为一大帝国。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样子。可是政府放弃了这一责任，并且不愿继承前人的伟绩，退婴自守，听其自然。”（注：吴晗《明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89页。）西方势力的冲击与随之而来的西方学术思想的传播，对中国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我国自明季以还，海航大通，欧美文明，骤然东来，国际问题因之丛生，所有活动，几无不与世界各国发生关系者。”（注：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自序》第4页。）鸦片战争之前，满剌加沦陷对中国政治、 文化、经济的冲击力不十分凸显，“而中国文化优越，不易受外界文化的侵蚀，且国势强大，又绝非当时欧洲人的武力所可能击败，因此，商人只能在完全服从中国政府的条件下，作小规模的贸易，传教士也只有尊重中国固有的习俗与文化，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取信于国人。传布宗教事业，反而置于传布科学知识之后。故明末清初来中国的传教士，对于东西文化的交流，贡献甚大。”（注：李定一，《中国近代史》，台湾中华书局，1962年，第2页。）
五、中国近代史起始再探
历史科学的研究，总以分期为基础。科学的历史分期，应该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即其上限与下限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关系极为密切，因此需要认真研究，以期确实或更新现有结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对人类历史作出过巨大贡献，而近代中国却大大落伍世界民族之林，炎黄子孙无不痛心疾首。改革开放使中国再次获得与世界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历史契机，而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要了解现在，不可不了解过去。距我们最近的便是近代史。只有充分了解近代中国的国情，从中国近代史中汲取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从实地评估目前中国的国力，确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才能制定中国跨世纪的整体经济发展目标。这无疑是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探讨。
按照学术界的习惯说法，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肇端，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上限或起点。其下限或终点一般划在1949年。因此1840年至1949年这110年为中国近代史。我们在此仅对上限问题做些初步分析。
科学地划分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的不同历史阶段和科学地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分期同样重要。我们认为，葡人东进造成西风压倒东风之势，带来了尚不为时人所警觉的华夏千年未有的变局，因此，1511年满剌加沦陷至鸦片战争这一历史过程应被视作中国的近代初期史（注：张存武《中国初期近代史要义，1511—1839》，《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8年，上册，第473 —489页。）或近代早期史。（注：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 澳门基金会，1996，《邓正来序言》，第Ⅳ—Ⅴ页。）鸦片战争只是贸易冲突的军事解决方式，但东西文明间的较量才是一切冲突的渊源。显而易见， 东西文明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几百年便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在碰撞， 至1840年才迸发了火星。
直至明初，中国的造船技术及航海能力仍遥遥领先世界。郑和下西洋，将中国的威望及影响推向极点。正统之后，国力衰退，加之民间禁造航海大舶，中国渐失对南洋及印度洋的控制权。葡人乘此机会，迅速将其势力范围扩至印度洋。从郑和船队停航的15世纪30年代至葡人扬帆东来的16世纪初，这80年决定了中国今后几百年的历史走向。中国之衰，衰于文化之颓势及航海能力之萎缩；葡人之盛，盛于文艺复兴之新智及其坚船利炮。西方的坚船与利炮（注：“大舶突入广州澳口，铳声如雷……”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蜀南桐华书屋本，卷一二○，第一三页。）早在鸦片战争前数百年便由葡人传入中国。中国曾仿造佛朗机或据之改良原有的火炮，广泛用于国内外战争。明朝末期，澳门葡萄牙人曾派人携炮参加明、南明军队对满清的作战。鸦片战争之前，欧洲四个航海先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之间在亚洲的贸易、政治及军事冲突已将中国卷入世界性的旋涡之中了，鸦片战争的阴影已在1840年前几百年投向中国，但朱明、满清时代的中国不曾对此有足够的认识。“道光间鸦片战役失败，逼着割让香港，五口通商。咸丰间英法联军陷京师，烧圆明园，皇帝出走，客死于外。经这次痛苦，虽以麻木自大的中国人，也不能不受点刺激。”（注：梁嘉彬《明史稿佛朗机传考证》，载王锡易等著《明代国际关系》，台北，学生书局，1968年，第26页。）这一刺激便刺激出了咸同间中国人发奋自强的“洋务运动”。江南机器制造局、马尾船政局、同文馆、广方言馆的设立，童子留美、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籍编译出版，亦随之而兴。“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之后的学问。”（注：梁嘉彬《明史稿佛朗机传考证》，载王锡易等著《明代国际关系》， 台北， 学生书局，1968年，第27页。）无可否认，从1583年至1840年两个半世纪中由耶稣会会士所引进的欧洲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不会不对中国社会、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产生影响。
我们在探讨中国近代史的起迄问题时，不应忽视中国近代史形成的本因。诚然，我们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时，首先要考虑到中国本身历史、政治及经济的发展过程，但驱动中国历史步入近代阶段的外部因素也必须加以分析，这便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角力。大部分史家认为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但我们以为，中国近代史的成因与16世纪的中西海上交通有很大关系。葡人东渡之前，中国的思想、科技已具有欧洲文艺复兴初期的变痕，但充当欧洲文艺复兴思潮传播者角色的葡人之东来，为中国社会的巨变带来了慢性催化剂。鸦片战争则是一剂猛烈得国人无法接受的催醒药。因此，中西交通、西方势力的冲击、学术思想的传播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概念与标志。传教士东来对中国学术思想，尤其科技领域冲击至大。
1583年属于葡萄牙保教会（注：葡萄牙人于1493年从罗马教皇处获得了非洲及亚洲的保教权，因此任何国籍的传教士前往亚非均在葡王的管辖之下。葡王亦乐意赞助传教事业，藉此获得对上述地区人民的精神管辖权。葡王保教权之下的传教，也意味着推广葡萄牙文化。）的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罗明坚叩开“停滞的中华帝国”的大门，实施科技传教政策，通过译书立说，将欧洲文艺复兴的科技引入中国。传教士东渡前后，中国本身的发展已具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呈现欧洲文艺复兴的迹象，但不够强烈。中国近代史的形成是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外部文艺复兴时代学术思想的传播碰撞的结果。葡人是此种传播的携带者；满剌加是此种传播辐射中国的起点。“正统（1436—1449年）以后，对南洋取放任政策。结果在商业方面由国营恢复到以前的私人经营。在政治方面，南洋诸国复由向心力而恢复到以前的离心力。80年后，欧洲人为了找寻香料群岛陆续东来。他们不但拥有武力，作有组织的经营，并且有国家的力量作后盾，得以进步，不到几十年，便使南洋改了一个样子。自然而然地替代了以前中国人的地位，瓜分豆剖，南洋成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华侨寄居篱下，备受虐待和残杀，中国政府不能过问。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大转变，也是世界史上一个大关键。”（注：吴晗《明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89—90页。）1511年若不被接受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话，至少应是近代初期史或近代早期史的起点。“故葡人之东来才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由此而论，治鸦片战争而后之中国近代史者，实不宜忽略1511 年至鸦片战争间这段近代中国初期（TheInitial Period of Modem China）历史。 ”（注：张存武《中国初期近代史要义，1511—1839》，《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8年，上册，第489页。 ）梁启超更精辟地总结道：“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9页。 ）东西文化的碰撞刺激了古老中国社会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蠕动，这便是中国近代史所面对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文明挑战。沦丧面前，国人麻木失措，昏睡百年；鸦片战争硝烟起，伤累累、血斑斑，千年长梦方惊醒。
自迷梦中猛醒的中国在西方文明强大而野蛮冲击的阴影下，屈辱地生活了一个多世纪。中国人看待西方文明的心情甜酸苦辣，态度也反复无常，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全盘反西化，彻底否认西方文明，很多时候感情代替了理性。在亚洲再度崛起、西方优势渐弱的当今世界，在中国国力日盛的今天，在澳门回归中国、结束西方在中国、在亚洲的殖民历史的时刻，我们是否可以更冷静、客观地处理和思考中西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东西文明是否可以平等相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换言之，在新的背景下，中西文化能否再借澳门为接口、为榜样，以新的态度、新的视野、新的节奏，挖掘澳门的传统优势，掀起交流的浪潮，令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互动力，协助我们寻找通往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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