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原因论文,中国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20多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① 一直处于低位水平并保持持续走低态势，最终消费率从1952年的78.6％下降到1978年的62.1％，“六五”时期平均为66.5％，“七五”时期平均为63.4％，“八五”时期平均为58.7％，“九五”期间平均为59.4％，2000年到2004年这5年里，中国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2％、55.5％、53.0％，从图1可以看到，“十五”时期中国最终消费率急剧下降，2004年降到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最低点。
图1 1984—2004年中国最终消费率
（数据来源：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
过去10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这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20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稳定在77％～79％，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低于70％。以1995年为例，印度的最终消费率为77.3％，俄罗斯为73.2％，美国为83.8％，以高储蓄率闻名的日本略低，但也有70％，而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从1980年的66％持续下降到1995年的58％，其后虽缓慢回升，到2000年也才勉强达到61.1％，随后又持续下跌。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5.3％，其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分别为77％、74％和78％。2002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80.1％，其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为80.7％，中等收入国家为74.3％（其中，上中等国家为75.2％，下中等国家为72.4％），高收入国家为81.0％，2002年，中国当年的消费率为58.2％，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消费率分别为81.2％、78.8％和68.9％。
图2 2002年最终消费率国别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消费率的逐年下降，投资率自然连年走高。2000—2004年间，中国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42.3％和43.9％。与此对应，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在20％～30％，消费率一般在70％～80％。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数据，1970—2002年间，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由25.6％下降到19.9％；消费率由74.2％上升到79.6％。由图3所示，2001—200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高达22.5％，而消费平均增长10.7％；从1998年到2004年，消费平均增长率为9.7％。虽然出口稳定增长，但真正影响经济增长的是净出口而非出口，并且中国的净出口增长极不稳定，很难保证持续增长。② 关于投资和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33.3％，投资是48.8％，进出口是17.9％，这还是经济普查调整之后的数据。总之，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过分依赖的事实勿容置疑。
图3 1999—2004年中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商务部）
总的来说，中国消费率明显偏低，并且其中五分之一左右是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率异常低下。中国的消费与储蓄（以至投资）比例明显失衡。消费率过低（与此相对应的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银行存贷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过低的消费率以及与之相伴的高储蓄率使得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低效率的投资的增长，畸形运行，在净出口不能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必定受消费增长制约，投资波动直接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机会成本极大。毫无疑问，消费率过低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协调、健康和可持续高速发展。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于寻找中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真正主因。
一、相关研究回顾
无论是家庭还是整个社会，其收入除极少量用于捐赠之外，要么用于储蓄要么用于消费，消费与储蓄是此消彼涨的互补关系，消费的另一面就是储蓄，因此，研究消费必须研究储蓄以及与储蓄紧密相连的投资。
国际经验方面，S.Kuznets（1946）针对美国1869—1938年的国民收入和个人消费数据分析美国长期消费函数，发现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大致等于（长期）平均消费倾向而并不呈现出递减趋势。这容易理解。如果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居民消费会随其长期恒久收入水平的增长而相应调整，一般不可能出现长期边际消费持续倾向递减，进而导致平均消费倾向长期持续降低的。这实际上为分析中国过去20年消费率持续走低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即“中国消费异常”一定相应有异常的原因隐藏其后。
研究者通常认为，收入流一定的情况下，（即期或短期）消费减少可能存在两个重要原因：预防性储蓄和因金融抑制等原因而存在的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理论（Precautionary Saving Theory）认为，指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而进行储蓄将导致当前消费水平的相对下降。这一理论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经验支持。例如，Zeldes（1989）对预防性储蓄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结果显示，如果没有收入不确定性因素，不同收入阶层的美国人将会不同程度地减少谨慎储蓄的比例（相应增加消费），Zeldes的验证结果是，在没有收入不确定性情况下，收入为200美元的个人消费将比存在不确定性提高20％，而收入达到500美元的个人消费提升的幅度仅为7％。这即说，如果消减收入的不确定性，低收入群体将比高收入群体体现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一经验规律反过来说就是，如果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增加，同时社会财富分布不均匀程度增加，则整个社会的整体消费率水平会相对下降。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似乎正是过去20年来中国的经历。此外，Dardanoni（1991）检验跨地区英国农户的数据时发现，60％以上储蓄是出于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预防。其它如Carroll、Samwick （1992），Guiso （1992）的经验分析也支持预防性储蓄理论，包括Dardanoni （1991），Carroll （1993,1994），Kazarosian （1994），Jappelli and Terlizzese （1994）等将收入不确定性和影响储蓄的其它因素一起检验。显然，预防性储蓄理论是一个针对即期消费的“中短期理论”，长期看，作为延期消费的储蓄最终总会变成消费。对于家庭而言，20年属于中期，预防性储蓄理论对中国过去20多年消费率连年下降应该具有一定解释力。
针对中国多年来消费相对不足，袁志刚和宋铮（1999）、孙凤和王玉华（2001）、臧旭恒等（2001,2004）、万广华等（2001）、罗楚亮（2004）等的相关研究均有比较一致的结论：不确定性对中国居民即期消费有负影响，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存在着预防性储蓄动机，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减少消费。另外，这些研究也大多认为，中国流动性约束型消费（典型如住房、汽车、教育培训等）比重逐年上升，但因金融抑制，潜在消费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从逻辑分析，预防性储蓄理论显然使用了收入流（及其不确定性特征）既定这一隐含假定，从支出结构出发，仅考虑影响储蓄的一个因素——不确定性预期来分析即期消费及其变动；流动型约束理论也同样是从收入流既定这一隐含假设出发，仅仅考虑由于金融工具欠缺消费所受到的延期抑制。事实上，在收入流（及其不确定性特征）既定的情况下，储蓄确定则消费确定。影响储蓄的因素是复杂的，包括影响消费的因素（如流动型约束）也会间接影响储蓄，结构性梳理这些影响因素的逻辑关系，并做计量检验是必要的（但相关关系并不能直接延伸为因果关系），但是，针对“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率为什么持续下降”这一相对宏观的问题，如果研究回避研究城乡家庭收入在广义国民收入（GDP或GNP）中的分享份额，仅仅局限于研究收入流（及其不确定性特征）既定下的支出结构（消费和储蓄），然后计量验证诸如预防性储蓄或流动型约束等因素对消费或储蓄如何影响（更严格地说是如何相关），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它回避了更重要、更基本的逻辑。最近几年虽然有孙居涛和熊友华（1999）、刘文斌（2000）、朱国林等（2002）、李军（2003）、臧旭恒等（2005）等学者对“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问题有过研究，但它们大多局限于收入分配均匀程度（诸如基尼系数等）对于消费的影响，对宏观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消费的影响）这一更基本的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
二、中国消费率连续下降的主要原因：猜测与验证
一个非常直观的逻辑是，由于不同主体（包括组织）往往对应着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同样的国民收入、居民以及外部环境，对国民收入不同的分享结构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消费率（以及储蓄率）的高低，并由此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
更进一步，如果在某一经济体中家庭是最重要的消费主体，在国民收入流一定的情况下，政府税收收入相对于居民收入增长过快，企业利润相对居民收入增长过快，（假定不同收入人群在同一时间截面上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水平增加而递减这一经验规律成立）居民收入不平均程度升高，都会直接构成消费率下降的有力因素。我们猜测，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多层面的相对失衡，是中国消费率连年下降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并且中国消费率连续走低主要在于私人消费率（而非政府消费率）连续走低。
从图4可以看到，从1979年到2004年， 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的增长率均分别与其消费支出增长率高度正相关，过去15年尤甚。这也就是说，只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上去了，中国的消费自然上去，由于私人消费占据社会总消费的绝对比重，中国的消费（和消费率）也自然上去，因此，要找到中国消费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连年下滑的原因，应当主要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不足方面去寻找原因。
图4 1979—200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与消费支出增长率的对应关系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求得）
1.财政收入增长过快，政府消费增长过快。Landau（1986）使用1960—1980年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分析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Barro（1991）以98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5—1985年的数据，发现相同结果。Futagami,morita和shibata（1995）、greiner和hanusch（1998）的研究也均支持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在这些国家中，消费对经济增长有最重要、最直接的贡献。）此外，Barro和Lee（1993）分析1965—1985年116个国家的情况还发现，有5个重要因素可以将增长缓慢国家与增长迅速国家区别开来，政府消费对GDP的比例就是其中之一（其他有市场扭曲和政治不稳定等）。
在中国，由于政府经营性行为相对较多，经常发生类似财政向国有银行注资这类的特殊支出行为，加之政党财政与国家财政密切连接，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④ 之间存在相对其他国家更大的差额，非消费性支出比例相对较高；另外，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GDP＝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购买与消费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而政府购买又直接受制于政府财政收入并且（长期地）与之紧密正相关，这就是说，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往往会直接导致社会消费的下降。
从表1、图5、图6可以看到，从1995年到2004年中国税收收入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7.7％，其中，国税年平均增长率为17.1％，地税年平均增长率则高达19.6％，二者均远高于同期GDP增长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另据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数据，2005年全国税收总收入高达3086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比2004年增长20％，增收5148亿元。
表1 1995—2004年中国税收收入及增长情况一览表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总税收(亿元)
5973.7
7050.6
8225.5
9093
10315
12665.8 15165.5 16996.6 20466.1 25718
税收总增长率
18.03%
16.66%
10.55%
13.44%
22.79%
19.74%
12.07%
20.41%
25.66%
国税(亿元)
4376.9
4956.6
5628.2
6142.2
7002.9
8932.1
10194.3 11324.3 13688.2 17854.3
国税增长率13.24%
13.55%
9.13%
14.01%
27.55%
14.13%
11.08%
20.87%
30.44%
地税(亿元)
1596.8
2094
2597.3
2950.8
3312.1
3733.7
4716.3
5308.7
6303.6
7863.7
地税增长率31.14%
24.04%
13.61%
12.24%
12.73%
26.32%
12.56%
18.74%
24.75%
数据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图5 1978—2005年中国国家财政年税收收入
（数据来源：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图6 1999—2005年中国税收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及税务总局公开发布数据计算而得）
伴随着税收收入的连年高速增长，加上年国债发行规模的不断增加（如表2），中国的财政支出、政府消费和政府消费率自然持续上升，私人消费率持续下降，私人消费增速逐年减缓，私人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政府消费增速则逐年加快，占总消费的比重不断提高。仅以2001—2004年为例，政府消费在整个消费中占的比重即由20.6％上升到22％，居民消费比重则由79.4％下降到78％。这一现象与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和制约，以及由此必然发生的行政管理费用高速增长密切相关。2000—2003年，中国行政管理费由1787.59亿元高速增长到3437.68亿元，占政府消费的比重由15.2％上升到23.2％。
表2 2000—2005年中国国债发行总量（单位：亿元）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国债发行规模
4657 4884 5934 6280 6876 6940
数据来源：国家财政部
伴随财政支出经过连年高速增长，中国的政府消费率已经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但私人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2001年为例，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为13.2％，美国为15.1％，相差约2个百分点，差距较小（目前已经超越之）； 但中国的私人消费率为47.6％，美国为69.3％，则相差约23个百分点，这是两国的总消费率差异巨大的主要原因。
在财政支出结构方面，根据周天勇（2005）的分析，美国州和市县镇政府2002财年的总支出中，用于教育卫生、各种社保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比例高达70％多，政府本身行政公务费用只占16％；美国联邦政府2004财年支出的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用于行政公务的费用只占总支出的10％；2003年，美国在行政公务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2.5％，而中国这一数字高达37.6％。根据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苏明的研究，“近些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增幅较大，但同期财政供养人口每年增加100多万人，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资性支出就占国家新增财力的60％以上，在不少地区新增财政收入约有80％以上用于人员经费。”财政供养人员（包括党务人员）规模庞大，管理失控，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经济管理体制中急待改革的一大痼疾。
2000年中国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4年之间国家财政收入整整增长了一倍，2005年已经接近3.1万亿元。在财政蛋糕飞速做大过程中，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2.6％提高到2004年的19.3％。与此对应的是，美国贵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2003财年联邦政府税收收入为1.78万亿美元，占GDP的16.6％；2004年美国财政收入总计为1.88万亿美元，相当于其11.67万亿美元GDP的16.1％。目前，这一占比中国已经稳稳地超过美国。
总之，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私人消费率连年下降，政府消费率节节上升，政府消费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私人消费，社会消费率总体逐年下降，这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GDP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密切相关⑤。
2.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非均衡增长。根據國民收入恆等式GDP＝工資及薪金＋利潤＋利息＋租金＋間接稅＋折舊－國外要素收入淨額，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实现的利润与家庭獲得的工資、薪金以及分享的利息和租金等收入，是此消彼涨的关系，同时我们在前面图4中也已经看到，中国居民的家庭消费水平（及变动）与其收入水平（及变动）高度正相关，城乡居民的收入直接决定了占据社会总消费绝对份额的私人消费的大小和增速。在中国，由于仍然有相当多的企业属于国有企业，并且一千多家上市公司历年分派的红利总和尚不抵国家征收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企业实现的利润很难转化为居民的消费，因此，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从国民收入中分享的利润的比例越高，消费（尤其是私人消费）占GDP 的比重必然就越低。
过去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企业实现利润的总体水平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表3所显示的1998年到2005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及年增长率情况，也可以验证这一点。
表3 1998—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及年增长率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利润总量(亿元)
1458
2288
4393
4733
5620
8152
11342
14362
年增长率 56.93% 92.00% 7.74%
18.74% 45.05% 39.13% 26.6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并计算求得
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企业利润总水平的高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远低于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如图7。极端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有调查表明，该地区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的工资在过去的12年里只上涨了68元。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2005）援引一份调查报告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区进城务工者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收入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⑥
图7 1999—2005中国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增长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年报整理求得）
如果说强制性课税所对应的财政收入还可以一定程度地转化为社会消费的话，由于中国企业的绝对主体是依旧占据中国经济近半壁江山的国有企业和一千多家分红派现意愿和能力都极其有限的上市公司，中国企业获取的利润转换为消费的能力和比例实际上非常之低。企业赚取利润之后大多或再继续进行效率低下的投资游戏，或留作企业储蓄。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企业以至资本所有者分享越来越高比例的广义国民收入，但它们所连接的相关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总体上却相对非常低，有些甚至大比例地向国外转移财产。这样，随着企业从国民收入大蛋糕中分享越来越大的比例，其后果必然是全社会消费率的持续下降。
3.财富及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过高。由于不同群体往往对应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除了与政府财政收入、政府消费以及企业利润（及其分享）密切相关，还与财富及国民收入在居民中的分配结构（尤其社会贫富差距）紧密相关。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2004）根据中国1985—2003年的收入与消费支出数据回归计算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利用1988—2003年数据回归计算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当期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2和0.85，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城镇居民，并且城镇不同收入组居民的消费行为呈现不同的特征：高收入居民（最高10％）、中等收入居民（中间10％）与低收入居民（最低10％）三者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明显差异，分别为0.66、0.89和0.90。
刘文斌（2000）的研究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造成中国总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朱国林等（2002）的研究认为，中国的消费与收入分配（均匀程度）有密切关系，如果收入分配不均现象严重，社会总消费就会不振。权衡（2002）的计量分析再次验证，基尼系数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具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基尼系数逐年上升，边际消费倾向则逐年下降。
中国财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达到危险水平是不争的事实。据世界银行相关报告，中国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为0.28，2000年达到0.458。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1996年的基尼系数是0.424，1997年是0.425，1998年是0.456。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所进行的城镇居民财产调查，2003年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困难户的10倍。在城镇人口中，占总数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1.4％，占总数10％的最高收入的富裕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45％，另外80％的家庭仅占有全部城镇居民财产总额的53.6％。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基尼系数达到0.51，远超过国际警戒线。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05年12月发布的调研报告，中国“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即使在这些富有的群体内部，也有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美元的家庭手中。”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12月发布《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可能已经达到0.45，不同群体之间发展差距过大，该报告提出一揽子的政策建议，建议缩小存在于中国不同收入阶层、不同性别、城市和农村以及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发展差距，建议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等。
总之，综合各方面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认定，中国国民收入和财富分享不平均程度已经达到高危险状态。
表4 1993—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年内增加额及其增长率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年末总余额(亿元)
15204
21519
29662
38521
46280
53407
59622
64332
73762
86911
103618 126196 141051
年内增加额(亿元)
3444
6315
8144
8859
7759
7128
6214
4710
9430
13149
16707
22578
14855
年内增加额增长率
36.8%
83.4%
29.0%
8.8%
-12.4% -8.1%
-12.8% -24.2% 100.2% 39.4%
27.1%
35.1%
-34.2%
数据来源：年末余额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年内增加额及增长率经计算求得
在中国财富分布越来越不均衡以及消费率逐年下滑的同时，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每年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例如，1998—2002年5年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率达62.7％，平均每年递增17.1％，而同一时期GDP年均增长7.7％，二者相比，相差9.4％。综合上述相关实证研究结果可以推断，过去十多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高速增长，绝大部分是高收入人群的贡献。
更深入一步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是导致社会整体收入差距扩大进而导致中国消费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2003—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分别达到3.231∶1、3.209∶1和3.224∶1。导致城乡收入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速的持续差异。在农民收入基数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基础上，在1986年到2005年的绝大多时间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增长速度。如图8所示，1999～2003年这五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尤其显著，五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分别低于城镇居民5.67、5.33、4.21、7.66、4.09个百分点。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为8.5％，到2000年仅为1.95％。整个“九五”时期，农民收入年均增速为5.0％，低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7.2％增速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大趋势在“十五”期间进一步恶化。
图8 1986—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5 1998—200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对比（单位：元）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162
2210
2253
2366
2476
2622
2936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590
1577
1670
1741
1834
1943
218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425
5854
6280
6860
7703
8472
9422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4332
4616
4998
5309
6030
6511
718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研究者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同核算口径，计算得到“城市居民消费倾向高于农村居民”的“佯谬”（刘建国，1999）。虽然有农村居民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货币收入比重相对更低，收入不确定性更大，流动性约束更大，农民被迫进行强制性储蓄以及传统观念制约等诸多因素，但事实上，并没有证据支持中国“城市居民消费倾向高于农村居民”这一命题。相反，如前文所述，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4）提供了相对更具说服力的反向证据。即，不同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水平增加而递减这一经验规律在中国是成立的。并且，通过对表5的简单换算还可进一步看到，中国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则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呈逐年小幅下滑态势。⑦
在支出结构方面，过去十多年来，伴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同步的高速增长，社会恩格尔系数也逐年下降，但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显着高于城市家庭，如表6。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差异也侧面说明，合宜地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和社会保障对于中国消费恶化状况的扭转和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表6 1994年—2004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较（单位：％）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农村
58.9
58.6
56.3
55.1
53.4
52.6
49.1
47.7
46.2
45.6
47.2
城镇
49.89 49.92 48.6
46.4
44.5
41.9
39.2
37.9
37.7
37.1
37.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此外，我们还可以用“人均消费剩余”⑧ 指标来考察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的差距。从1978年到2002年的24年间，中国农民人均累计的消费剩余仅为5464元，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累计的消费剩余达到12346元，二者差距为1∶2.3。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并且增速缓慢，显然也是造成我国消费率整体不高并且连年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顺带指出，虽然仅仅从消费支出结构方面来分析中国消费率下降这一问题难有好的效果，但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硬性支出超高速增长，出于谨慎考虑以及中国人一贯先储蓄后消费的行为惯性，城乡居民被迫强制储蓄，这应该是造成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一个原因。这方面的研究颇多，由于篇幅及本文主题之限，不在此赘言。
综上分析，中国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的不利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享结构（包括居民与政府之间、居民与企业之间以及居民之间的收入分享结构）造成。
三、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及逻辑分析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看到，对于中国国民收入的分享，相对于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如GDP）的增长速度而言，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相对过快，企业的利润增速相对过快，少数人的财富增长速度相对过快，这种国民收入分配的相对失衡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这种不利状况已经直接牵制中国内需的有效扩张，进而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本文谨提供以下几点相应的政策建议：
1.参照国际合宜标准，将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增长速度限制在经济增长速度附近，并民主和科学地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预决算，尤其是财政支出的预决算。
2.强化劳动者权益保护，不断优化和改善最低工资法、劳动法、个人所得税等相关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稳步提高工资收入（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压减以低工资为代价的暴利行业。
3.采取切实而合宜的措施，稳步提高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强化个人所得税法的执行（尤其对于超高收入阶层），增加转移支付的力度和范围，改善和强化社会救济（尤其是规范并促进民间慈善救济），有效缩减社会贫富差距。
注释：
①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定义，“最终消费”是指常住单位从本国经济领土和国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它不包括非常住单位在本国经济领土内的消费支出。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最终消费率由此可进一步分解为“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两部分，即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② 刘树成等（2002）的研究也有相同结论：1999年以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消费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出口呈负贡献或微贡献，而投资的贡献在逐年上升。
③ 虽然本图由国家权威部门公开数据生成，但年度GDP数据内部潜藏矛盾，这与中国一些年份“由地方经济增长速度综合不出国家公布的全国数据”类同，但根据本图大致定性地把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各个构成部分的增长速度的相对大小关系，应该有效。
④ 政府消费一般被定义为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支出加上政府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提供消费货物和服务所承担的净支出。
⑤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相对于经济增长和家庭收入过快增长，尤其是财政支出管理失当，也可以从该期间各地政府办公楼宇的营造速度、相对奢华程度，公务员收入及其增长速度远高于社会一般职业，以及民众（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渴望挤进公务员队伍等诸多现象得到有力的旁证。
⑥ 葛丰，“中国造”等待浴火重生，《国际金融报》2005年05月25日第1版。
⑦ 段庆林（2000）以1979—1997年间中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检验了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持久消费、暂时消费之间的关系，得到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761610，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0.979380，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为0.905158，暂时收入弹性为0.095253，持久收入的耐用品消费弹性系数为1.147905。
⑧ 城乡人均消费剩余一般被分别定义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后的余额，农村居民年人均现金收入减去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支出之后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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