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求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期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
毛泽东晚年错误主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现在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科学的，对阶级斗争的处理是得当的，慎重的，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反倒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主要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确实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阶级关系、阶级斗争问题上，犯过“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但是，毛泽东一直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与“左”的和右的错误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对国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处理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路线。比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充分考虑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两面性，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对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当作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1956年党的“八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后来认为这个表述不准确〉。《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十大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简称《正处》），提出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向自然界开战，同时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明确规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了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党内和社会各团体内部的矛盾，提出并阐明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来解决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中的矛盾，以繁荣科学文化艺术。所有这些都说明，一直到《正处》的发表，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处置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到了全党中心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却出了问题。这是值得深深地思考的。
应该说，我国的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是有所讨论的。有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所以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因为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夸大了“敌”情，因而搞了扩大化。但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夸大“敌”情呢？为什么在“敌”情严重时，他并没有夸大，相对来说，“敌”情不严重时他倒反而夸大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在人从国际背景找原因，说苏联变修了引起毛泽东的警惕，他要安内防变，导致了扩大化。这似乎有些道理，但只是外因不可能引起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如此浓厚的兴趣，肯定还存在某种内因，使毛泽东“念念不忘”。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只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要巩固、发展，还主要靠搞阶级斗争。这也是一种答案。但这里也会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只是重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讲的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阶级斗争，是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同压迫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谁也没有讲过，要在无产阶级内部，在共产党内部划分阶级，搞党内的阶级斗争，以此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前进，看来，这个答案也解决不了问题。
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因此，答案一定要联系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大背景来寻找。我认为，问题主要发生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既包含正确又包含错误，既有科学的部分又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当毛泽东把他的理想模式付诸实施时，或者因为有些人对这个模式不理解而实施不力，或者因为这个模式本身的问题而不可能完全变成现实，或者因为有人不完全同意这个模式而加以抵制，这种种原因使毛泽东的理想在实现过程中遇到了困难、阻力、障碍。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毛泽东往往不是检讨自己的理想模式存在的问题，而是把阻力、困难看成是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反抗、破坏。谁如果被怀疑为社会主义的“阻力”，谁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当毛泽东将寻找“阻力”的视线从党外转到党内以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就由党外发展到党内。1957年以后，毛泽东违背党的“八大”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就是这样产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从一般扩大化到严重扩大化，从党外的扩大化到党内的扩大化，原因概出于此。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可以写成这样的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阶级斗争。粗看起来，构成这个模式的各个要素并没有问题，这就说明这个模式具有科学成分。但结合实践具体分析一下各个要素，就会发现这个模式存在问题。就所有制来说，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要搞公有制，这是合理的。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求建立纯粹的公有制，取消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曾经表示过：尽管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了，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设地下工厂私营工厂、投资公司等，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些思想并未贯彻），并急于将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经济，急于将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坚持以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同时还需要个体经济以及其它经济成分来补充。毛泽东只要“主体”，不要“补充”，把对社会主义有益的“补充”，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实践已经明这不仅是有害的，而且是行不通的，行不通还得行，这就势必把一些人人为地推到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上去，当作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来打击。这种情况在50年代后期就已经出现，到了60年代前半期又有了发展（特别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极端。
再看计划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而毛泽东的计划经济（这是改革开放前我国通常的理解）是排斥市场经济的，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他虽然讲过要保护和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但实际实行的却是扩大产品分配，缩小商品交换，窒息市场调节。“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三自一包” （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 （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生产自由）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搞好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但却被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谬论”来批判的。毛泽东甚至把等价交换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认为应加以限制。实践已经证明，传统模式的计划经济，由于排斥市场的机制，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谁也不能怀疑这样的计划经济，否则就会被认为反对社会主义（曾经认为，传统模式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搞资本主义的。
关于“按劳分配”。应该说，就总体来看，毛泽东晚年还是承认“按劳分配”的，虽然他在一段时间内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改薪金制为供给制，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文革”中还把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当作资产阶级权利来对待，但他毕竟没有取消按劳分配政策。但是，毛泽东晚年的按劳分配是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实行的是不拉开距离的“按劳分配”。他担心，拉开分配的距离会造成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反对搞“奖金”一类的物质刺激，主张政治挂帅，精神鼓励。应该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中有许多是合理的，比如强调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重视精神鼓励，反对金钱挂帅；提倡对社会主义的奉献精神，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但由于他把“按劳分配”不是看作是社会主义特征的分配制度，而把它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权利”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在实行这项分配制度的过程中，加上许多限制，特别是害怕拉开距离，不重视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原则。这一方面会损害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也会把积极贯彻按劳分配制度看作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表现。按照当时通行的逻辑，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一定突出资产阶级政治，自然又同资产阶级挂上了钩。
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要有高尚的道德，标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者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亲自树立的雷锋就是这样的典型。毫无疑问，这个要求是积极的，特别是对于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共产党员来说，是应该争取做到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千千万万的青年，都在努力实践成为毛泽东所要求的社会主义新人。但是，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人人都象雷锋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是不可能的。作为社会的一员，每一个人应该关心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同时也应该关心自己的正当的利益；每一个人除了应该完成国家和集体规定的任务之外，应该允许各人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在那“左”的年代，往往把考虑个人利益当作个人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白专道路”的帽子到处乱飞，当然，特别容易飞到知识分子头上。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正确的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站得住脚的。但是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自始至终存在阶级斗争，并且是各项工作的“纲”，这就成问题了。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提出阶级斗争还是“纲”，这本身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同时，时时处处坚持这个“纲”，这就势必会影响以至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党内外和各种形式的抵制，出现种种阻力。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人，他终生都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当他抱定一个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时，任何人都是阻挡不了的。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心中只有社会主义。他决不允许谁对社会主义说三道四。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对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动摇，如果成了阻挡社会主义前进步伐的障碍，那么不管他过去功劳多大，地位多高，资格多老，不管他是昔日亲密的战友还是曾信任过的下级，毛泽东就不再视他为同志，而视他为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的敌人，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的根本原因应该从这里去寻找。
这就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一方面他主观上始终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一个又一个方面，一个又一个运动，耗尽了他晚年的全部心血；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他采用的措施和方法的不当，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从中作祟，他晚年为社会主义的许多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也留给我们许多的教训——需要进一步总结消化的教训。
二、毛泽东晚期思想中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特征
毛泽东晚年之所以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从思想路线上看，是因为他背离了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为一种主观主义思想路线所支配。对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分歧的。现在应该探讨的，主要是什么因素使毛泽东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倒退到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倒退到唯意志论、主观唯心主义？有的同志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晚年转向了教条主义，因此，他的主观主义是以教条主义特征的主观主义。我认为，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应该说，毛泽东晚年坚持的主观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式的主观主义，犯的是经验主义的错误。
可以说，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是十分痛恨的，是有过深刻批判的，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主要是在同教条主义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然，毛泽东过去也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对经验主义也作过深刻的批判。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却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建国以后，从战争年代武装斗争转到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上来，党和毛泽东面临着比过去更加繁重、更加复杂的任务，这是一个全新的任务。社会主义怎么搞，开始自己没有经验，只有学习（照搬）苏联经验。到了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吸取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在思想理论上做了一些准备。这本来是一个好的开始，但由于毛泽东后来转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又没有长期地深入地研究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特点，社会主义怎么搞，对他（也是对整个党）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空白。他既不愿搬抄苏联的经验，马列的“本本”对社会主义建设又说得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过去的经验，加上自己的理想和设想，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长期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使得他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他晚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同他错误地认识这个经验不是没有关系的。长期的战争生活经验，使得他习惯于用指导战争的办法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革命战争时代，由于物资供应的不足，革命队伍内部实行了相对平均的供给制，这种分配制度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还非常留恋供给制，批评薪金制，要取消八级工资制，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毛泽东甚至把革命时代的“越穷越革命”的经验也搬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穷比富好，富则要变修，要出坏事，穷则比好比一张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非常担心中国富了会出现许多问题。
经验是宝贵的，但任何经验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形成的，也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才有价值。毛泽东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不问条件照搬自己过去的某些旧经验和旧方法，这怎么能不犯错误呢？毛泽东自己说过：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跟上变化发展的形势，就得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晚年恰恰违背了这一条，而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这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主要认识论根源。
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晚年没有照搬马列的著作。比如，他引用过列宁关于小生产随时随地大量地在产生资产阶级的说法，引用过（实际曲解了）马列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一些说法，来为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作辩护。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如果说这是毛泽东晚年的教条主义倾向，那么，第一，这是次要的；第二，这种教条主义倾向是为他的经验主义服务的。毛泽东引证马列，不过是从马列著作中找点根据来为自己已经形成的观点和已经进行的实践作证明的。同是主观主义，毛泽东晚年的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经验主义，而民主革命时期“左”倾代表人物王明等人的主观主义，则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两者的不同特征。当然，由于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泛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鼓吹，在我们党内对毛泽东的言论和著作，在一段时间内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毛泽东本人也是接受的。毛泽东的“接受”有两种情况：一是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一种是不正确的，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崇拜就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代表了真理，毛泽东也是真理的代表，对他的崇拜也是可以接受的。二是为了斗争的需要，为了支持左派，为了打“鬼”，他也甘愿被人奉为“钟馗”。这点在1966年7月8日他给江青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尽管他对林彪的过头说法和过分吹捧是不满意的，但他猜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即用毛泽东和毛泽东著作来反对“牛鬼蛇神”、“走资派”。因此，毛也就作了20世纪60年代的钟馗。这是一种斗争的需要。“文革”中，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斯诺时，也讲过，人都希望别人崇拜，如果没有人崇拜就不会有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了。应该说，毛泽东晚年赞成个人崇拜既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又有出于斗争策略上的考虑，而且更主要的是后者。
毛泽东晚年的经验主义同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主义也是有不同的。过去的经验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土”经验主义，纯粹从狭隘的经验出发，而没有多少理论论证。而毛泽东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所依据的经验，是党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不能简单说成是个人狭隘的经验；而且他引用了马列的理论来论证依据这些经验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可靠性，使之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这样就会使人相信，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既来源于实践，又符合马列主义理论，而不会怀疑，这种依靠教条主义帮助的经验主义比“土”经验主义更具有迷人的力量、威慑的力量。这也是毛泽东晚年错误难以纠正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晚年为什么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主要原因有两条：第一条是毛泽东（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夸大了民主革命经验的普遍意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党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胜利面前，人们不但歌颂胜利的成果，而且歌颂胜利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谦虚谨慎，就不仅会陶醉于胜利的成功，而且会夸大成功的经验，就会犯大的错误。毛泽东晚年就是由于夸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经验而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的。
第二条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没有把握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可能提供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很容易发生偏差的。由于我们党长期从事阶级斗争的历史特点，使我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列著作中的一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而获得了“理论根据”。这是毛泽东晚年时期以经验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产生、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源头
在《正处》中有一段跟《正处》基调很不协调的论述：“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在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这段论述的最大问题，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还存在，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正处》中的这个论断，也是与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结论相违背的。在《正处》发表以后不久，毛泽东就公开否定“八人”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主要的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所以《正处》中的这一段话，潜伏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基，据了解，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并没有讲这一段话，在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有了这段话。显然，毛泽东总结了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改变了“八大”的结论，并在《正处》中加了这一段话。
《正处》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论述，与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呢？能否认为《正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源头呢？我国理论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认为《正处》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供理论根据的，最早见之于“文化大革命”中。例如，1957年，张春桥在其《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就说：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中，仍然坚持了这种观点，例如，1977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说明”中指出，从1949年到1957年这段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就是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一基本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显然，还是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理论界还是普遍认为毛泽东在《正处》中萌发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源头。
这一流行观点是值得研究的。要真正弄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源头”问题，就要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质有正确的看法，要对《正处》的思想以及我们党从1957年到1966年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有全面正确的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质是什么呢？这就是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种危险主要来自党内，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因此，必须经常开展“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把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领导权，再夺回来。“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过程正是这个理论的完整体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是一般的阶级斗争扩大的理论，而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的理论。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要是搞党内的阶级斗争，在党内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所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践的“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都是围绕同“走资派”的斗争这个主题展开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质，也是它的特定的涵义。
那么，《正处》是否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呢？回答是否定的， 《正处》的中心思想就是用对立统一观点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它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之间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指出解决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本文的重点是放在对我国社会主义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阐述上，目的在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向自然开放。《正处》的主题不是论述阶级斗争的。当然，在《正处》的形成过程中，由于作者对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因此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分析有不当之处，种下了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种子。但是，毛泽东在《正处》里讲的只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涉及党内阶级斗争的问题；因此，不能由此断定，毛泽东在这里已经提出了具有特定涵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列宁也有过许多论述。例如，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相反地，这种斗争会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6页）“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列宁选集》第4卷第189页）不难看出，列宁的这些观点与毛泽东在《正处》中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论述是十分相似的。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而列宁则指出，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后，阶级斗争会变得更尖锐、更复杂、更残酷。列宁的观点说明，无产阶级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还要进行继续革命，而不能使革命停顿下来。毛泽东的观点同样也说明，无产阶级在取得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也不能把革命停顿下来，而必须坚持继续革命。但这个“继续革命”不是后来毛泽东新赋予特定的涵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说，从毛泽东《正处》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中，只能引出继续革命的结论来，却引不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源头在哪里呢？考察一下从1957年到1966年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就可以发现，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讲话，才是真正的源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坚持正确认识的彭德怀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庐山这场斗争上纲为党内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毛泽东认为，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这种进攻带有猖狂的性质，形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尖锐矛盾”。这里毛泽东是把彭德怀等同志当成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第一次提出了党内的阶级斗争问题。从此以后，他就把阶级斗争的视线转向了党内，萌发了具有特定涵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当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形态。庐山会议只是开始萌发，后来有个初步明确，逐步完善的过程。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总结了苏联所谓“党变修”、“国变质”的教训，形成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以后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更明确地指出：“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自治区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又强调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号召广大群众用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揭露、大鸣大放的方法向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攻，并要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至此，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开展了以整党内走资派为重点，以夺权为中心的“文化大革命”。
标签：继续革命论文; 经验主义论文; 按劳分配论文; 毛泽东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矛盾处理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教条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