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的改革控制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试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改革的这种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改革不是盲目自发地进行的，而是由我们党有意识地实施控制、引导的自觉过程。社会主义改革并无现成经验可循，对改革施以科学有效的控制，保证改革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其成果构成了邓小平改革方法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提出改革的战略目标，引导和促进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控制，广义地说，就是掌握事物的发展及进程。对于控制过程来说，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标是主体活动所要达到的结果。明确的目标有利于社会成员认识活动的方向和意义，从而起到引导、制约和促进主体活动过程的作用。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实施决策的主要负责人，在领导改革的过程中，总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从改革的任务和要求出发，明确提出改革的各项战略目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他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他提出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发展其他经济成分的所有制结构。在分配制度方面，他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体制。这种体制是要通过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和地区，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他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手段，要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他提出：“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具体地讲，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领导干部要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为我国的体制改革确立了完整的目标体系，规划了总的蓝图，这对于全党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保证改革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确立改革的评价标准，排除“左”、右两方面的干扰
任何控制必须以一定的评价标准为依据。只有有了标准，才能据此衡量计划执行的情况，以便发现偏差，予以纠正。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每前进一步，都是在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下取得的。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企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左”的干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为了同这两种错误倾向做斗争，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改革是非的标准。
一是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同上，第138 页）为了防止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出现偏差，他又对社会主义的原则做了进一步的具体化。他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同上，第142页）原则也就是标准， 只要我们在改革中始终坚持这两条根本原则，就能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反之，违背这两条原则，就会偏离方向。正如他所指出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同上，第111页）
另一个是判断改革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看，妨碍我们加快改革步伐的，主要是“左”的倾向。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受到“左”的思想纠缠。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中国反倾向要着重反“左”。“左”的倾向，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有些人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动辄给改革扣上“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严重阻碍改革的步伐。改革的实践要求必须从理论上阐明判断改革应当依据什么标准。邓小平对这一问题曾发表过许多重要论述，随着改革的深入，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91年，正当改革受“左”的干扰，处于徘徊状态的时候，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其中对这一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上，第 372页）“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为我们正确评价改革提供了科学标准，也为我们批判“姓社姓资”的“左”倾顽症提供了锐利武器。
提出加强中央权威，保证改革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
控制活动必须依托一定的组织机构进行。组织机构的效能越高，控制工作也就可能越有效果。而要保证组织机构具有高效能，就必须使组织机构具有权威性。我国的改革是在中央领导下统一进行的，为了保证改革能够有序进行并顺利发展，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央要有权威，强调中央不仅要管，而且管得有效。邓小平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性。第一，这是改革深化的需要。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放权让利起步的，随着改革的深化，这种方式在取得巨大的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基建规模过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又不损害改革开放的政策，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同上，第278页）如果“党中央、 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同上，第277 页）就会引起经济震荡，造成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影响改革的正常进行。第二，这是正确处理地区之间关系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各地区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为了正确处理这些关系，解决这些矛盾，必须要有中央的权威。邓小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同上，第278页）第三， 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人们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党和政府可以集中全国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大事，进行有关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项目的建设。这对于我们这个经济落后的大国来说，是加快发展速度，赶超发达国家所必须的有效手段。如果中央没有权威，就无法保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整体优势，就无法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在新形势下中央行使权力在任务和方法上同过去应有所不同。主要“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同上）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它对于保证党和政府对改革的领导，推动改革的顺利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确定改革的发展时序，使改革的各个方面有步骤地展开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一场全面性的社会变迁，但在改革的实际进程中，却往往不可能将改革的各个方面同时推进。这样，在改革的不同方面、不同领域之间，在时间上就形成了一种先后不同的序列关系。改革的这种整体性和异步性，要求改革的推进者进行明智的抉择，既要明白自己面临的是一种全面性的改革任务，又能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将整体性的改革任务逐项展开。这里的难点在于，如何设计解决问题的顺序，确定不同任务展开的具体时间和步骤，这往往成为领导者能否有效控制改革过程的关键。
我国改革的时序，是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体制后政治体制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改革为什么选择农村经济改革为突破口，邓小平做了这样的论述：“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同上，第237页）由此可见， 邓小平是根据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农民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改革的战略步署，选择了农村改革作为改革实践的第一步。改革的现实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农村改革的顺利进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特别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对农业及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党的十二大以后，特别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改革开放进入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阶段。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同上，第160页）其原因他后来说过， 政治体制改革要更复杂，“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同上，第176 页）实践证明这一决策也是非常正确的。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传统习惯势力很大，政治体制改革过早启动，将会因触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使改革不得不面对过大的阻力。反之，经济改革率先突破，有助于克服转型时期的阵痛和危机，减轻社会震荡的程度，从而较平稳地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国家经济生活的深刻变革对政治体制提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同时也创造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环境和条件，邓小平密切把握改革发展的进程和契机，及时地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他在论证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时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同上，第176页）为了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 他还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目标做了系统的论述，规划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蓝图。他还强调要有秩序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同上，第177 页）这些论述无疑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及时进行微调，加强预防较大风险的对策研究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既无经验可以借鉴，又不可能照搬某种现成的模式，它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探索，去创新。既然是探索，就不可能预先设计出一个全面配套的、具体详尽的规划或方案，然后按部就班地铺开。这就给改革的控制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一方面，在大的方向上，要有目标，有计划，不然就会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在实际改革中，又要勇于探索，不断总结经验，随时调整步署。正如邓小平指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同上，第267页）他说， 在改革中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同上，第118页）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 邓小平总是从改革的实际出发，密切关注每项决策、政策的实践效果，及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凡属重大决策，他都要求在试点上取得经验之后，才加以推广。邓小平是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和倡导者，为特区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84年初，他亲自到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视察，充分肯定了特区建设的成就。在经济特区建设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战略构想。实践证明，这样一条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路子是正确的。 1992年，他在去南方视察时，针对当时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种种顾虑，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同上，第373页）邓小平的这些讲话， 在当时对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推动我国的改革进程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对改革进程实施微调，纠正偏差，是非常必要的，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因为，从接受发生偏差的信息到采取纠偏措施，有一个时间上的延滞，往往会造成事后控制。只有当人们能够对于即将出现的偏差有所觉察并及时采取措施时，才能进行有效的控制。改革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会有风险。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而产生畏难情绪，放不开手脚，也不能疏忽大意，掉以轻心。为此，就必须对改革的进程做好中长期预测，防患于未然。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同上，第267 页）这就是要求我们，面向未来，加强预测研究。这对于改革的控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邓小平关于改革控制方法论的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以便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