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局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局限性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过渡经济学对改革过程的解释
中国过渡经济学是在90年之后，对中国与前苏东国家不同的改革方式及其后果的不断比较中形成的。1994年，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出版，对过渡经济学以及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内涵作了规范和说明。所谓的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而所谓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则是指中国学者结合中国的改革实践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文献和思想。该书收集了当代中国优秀中青年学者有关中国改革过程的分析文章，以及将这一过程同前苏东国家改革进行比较的分析。书中看不出过渡经济学有什么系统的理论体系。如果说是“中国过渡经济学”的话，只能说这些学者分析问题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看问题所站的角度有很大相似性。就连盛洪自己也说：“究竟是谁首先提出过渡经济学这一名称，目前似乎还没有一致的认同，可以说，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只是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但我们很难说，谁是过渡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盛洪，1994）。
目前，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一般来说都有这样的共识，把中国的改革称为渐进式改革，把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改革称为激进式改革。由于从经济增长的意义上，中国的改革方式明显是成功的，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改革方式明显是失败的（据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1989—1996年中国经济每年以近9%的速度增长，而1990—1996年， 俄罗斯经济则衰退了50%），因此，中国过渡经济学一直在试图对渐进式改革成功作出理论上的解释。
人们对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界定仍有许多不同意见，但在实质性方面则有统一认识。如果把经济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经济主体独立化作为变革的制度目标，则激进式改革体现在对上述目标的一步到位， “较快地创造稳定、 创造市场体系、 创造游戏规则”（萨克斯， 1994），其特征是从体制内直接实施上述措施（樊纲，1996）；而渐进式改革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改革之初并无具体战略规划与时间表，但从客观过程与效果上也是要最终达到上述目标的，其过程的特点是在旧体制存量改不动时，先在其旁边发展起新体制或新经济成份，随着这部分经济成份的发展壮大、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和体制环境的不断变化，再返回来逐步改变旧体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渐进式改革的基本含义就是“增量改革”。因此，渐进与激进首先不是时间意义的快慢，但目标的实现又反映到了时间的快慢上。
中国过渡经济学在分析以制度变迁为实质内容的改革过程时，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将利益分配、利益冲突及对利益冲突的解决作为这一过程的中心问题。学者们提出了改革成本概念，即一个人会赞成导致自己的收益大于成本的他人行动或社会变动，反对导致自己的成本大于收益的他人行动或社会变动。因此，当一项改革方案在带来资源配置的改善和一部分人收益增加的同时，引起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损失，后者就会反对这一方案的实施。反对的方式多种多样，从抱怨，消极怠工到社会动乱乃至战争，这些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于是，在中国过渡经济学那里，对改革的分析过程便转化成为一个人们十分熟悉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过渡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念作了中肯的批评。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人们关注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利益分配问题被认为是一个可以自动获得解决的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理想环境中，一个资源配置的改善，必然是在任何一个经济当事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的。对于不同制度的优劣，新古典经济学自然是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加以评判的。制度变迁既然是一个用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来替代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既然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只要简单地“替代”或“转变”就够了。改革者的任务不过是要证明新的制度安排比旧的制度安排要好。这就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无关论”。中国过渡经济学认为，萨克斯教授为俄罗斯、波兰等国设计“休克疗法”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但是，在现实中，利益分配是相关的。首先，静态地看，完全竞争的市场制度并不是经济社会的唯一制度，甚至不是主要制度，程度不同的垄断组织、政府、家庭和宗教等等，与前者共同构成了现实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制度架构下，资源配置的改善未必会自动地解决利益分配问题。其次，动态地看，在制度变迁中更有可能出现利益冲突。一个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改善的新的制度安排，未必能使每个当事人的收益都有所增长。更何况制度变迁在更多的时候意味着法律制度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会强制性地改变产权界线或利益格局，而且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选择规则，从而在本质上具有利益冲突的内涵。因此，过渡经济学者认为，当新旧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孰优孰劣已经被确认的前提下，利益分配及冲突便决定与主宰着制度变迁的过程和命运（盛洪，1994）。
根据这一逻辑，过渡经济学对改革的过程有如下两个认识：第一，用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旧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改善，是这一改革的收益，这是新古典经济学也承认的。但不同的是，过渡经济学认为，由于改革触及利益的变动与分配，新旧制度的替代过程不可能在零交易费用的条件下“瞬间”完成，而是一个不断克服阻力的过程，为了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必须不断保持支持改革的力量（从改革中获得利益者）大于反对改革的力量（改革后可能失去既得利益者）。如果两种力量相等，则改革处于疆持阶段，如后者占上风，则可导致改革的失败（樊纲，1990）。而改革者的任务在于寻求一条成本最低的改革路径。由此自然得出的逻辑结论就是，第二，俄罗斯激进式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改革造成既得利益者迅速失去其利益，从而导致反对改革的势力远远大于主张改革的势力，使改革阻力过大，成本过大，最终导致改革失败。
二、中国过渡经济学解释能力的局限性
必须承认，中国过渡经济学关于改革过程的假设对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有较强的理论解释能力。但用它来解释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改革是否也具说服力，还有待商榷。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改革的不成功是不是象中国过渡经济学所称的是由于反对改革的势力的强大造成的，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阻力强大，就应体现在变化之前对变革的阻碍而使之不能发生，而不是体现在发生之后其效果的优劣。如果说俄罗斯在改革的实施之前，既得利益者还可以被看做是潜在的或公开的反改革势力的话，那么改革政策得以实施完毕说明，在改革实施的过程中，赞成改革的力量是大于反对改革的力量的，更不用说改革之后的力量对比了。实际上，由于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实现了对原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反动，潜在的反改革势力根本无法将其能量释放出来。
中国过渡经济学无法解释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在改革之中及主要改革政策实施之后仍然存在的经济滑坡，因为按他们的说法，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应当增长才对。实际效果是俄罗斯经济不仅在放开物价和大规模实行私有化期间衰退，在此之后也一直在衰退，以至1996年的GDP 仅相当于1990年的不到一半，而且这种衰退直到1996年度才见止步。在这期间，虽然俄罗斯存在大量的失业，普通百姓的生活十分艰难，但并不存在中国过渡经济学所预想的战争、冲突、抵制的发生。
显然，过渡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改革现实。我们必须对这一说明改革过程的理论重新加以反思。笔者认为，改革的成功与否主要在于是否解决了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协调问题。
哈耶克在其经典性的论文“社会中知识的作用”（The use ofknowlege in society ）中曾指出：没有人（包括政府在内）是全知的，他只拥有与自身紧密相关的人或事物的不完全的知识。哈耶克的这话表明了三个意思：1.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要求政府知道社会任何时刻的全部信息；2.新古典经济学的充分信息与完全竞争的假定也是不现实的；3.市场的协调成为一个问题。哈耶克是新奥地利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到了本世纪70年代，代表奥地利经济学现代发展的主要代表人之一柯兹纳（Isreal Kirzner），在哈耶克思想的启发与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过程”理论，这一理论为我们理解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效果的巨大差异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发。
市场过程理论认为，由于信息的分散、零碎而导致的交换主体的互相无知，使得市场协调的确成为一个问题。但由于市场中存在一批十分敏锐的企业家（这里的“企业家”是一个广义概念，它不仅指从事商业活动寻求利润的企业家，而且指一切在经济或社会活动中善于寻觅机会，通过冒险、预期或投机行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有个人），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企业家的天然使命在于发现利润机会，而每一个新机会的发现实际上就是对一个信息盲点（information gap）的弥补， 是对市场协调过程中不同障碍的克服，于是，市场的协调得以在企业家对利润的寻求过程中实现。虽然经济从未实现过新古典意义上的均衡，但市场不断处于趋向均衡的运动过程之中。人类在作决策时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以便对未来做可靠的预期。但由于信息的不全面，世界的恒变特性，必然有一部分人的预期是错误的，而这失败的预期又构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利润机会。发现这种“错误”，需要一种企业家式的敏锐。（柯兹纳，1975）
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知，即使在制度环境比较稳定的条件下，由于信息的不足与分散、世界的恒变性，人们在做出有关未来的预期或决策时，仍有可能犯偏离均衡的错误。那么处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改革条件下，人们借以作出预期的环境更为动荡，经济体系更容易出现对均衡的偏离。出现了偏离，信息盲点可能更多，从而更难以校正。反之由于存在一个稳定、共知的制度，每个人在制定自己的计划时有一个对他人行为的稳定预期，同时也为机敏的企业家提供了发现他人错误的背景尺度，从而可能使整个经济不断向均衡靠近。
三、对渐进式改革成功的重新解释
显然，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过程能否继续提供人们赖以作出预期的相对稳定而且连续的环境。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做出有关未来的分析、判断、预期或决策时，本可以指望保持不变的游戏规则也在变化，这显然加大了市场协调的难度。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是，在某一历史阶段上，只改革整体经济制度中某一部分甚至是某一环节，而且往往是操作上比较可行，后果可以预料，效果比较明显的部分或环节（如我国首先对农业的改革），使这一部分制度更加有效率。同时在整个宏观上，经济中的不同利益主体仍然能将已存的制度作为决策参照，不致失去可靠信号而陷于无措状态。显然，这种改革方式满足了人们对未来作出预期时，对整体环境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要求。在渐进式改革的整个过程中，经济制度的整体效率不断提高，据世界银行估计，从1985年到1994年间，中国每年总体（总和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超过3%。以国际标准来衡量，这是罕见的， 它意味着中国1985年来产量增长的1／3可以归功于效率的提高（世行《世界发展报告》，1996）。可以想见，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利润机会更多，更有挑战性，这对中国这个不乏具有高度企业家禀赋人才的民族来说，经济每年增长9%是并不奇怪的。
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激进式改革，使得整个经济在短期内与过去的制度断裂、脱节和错位，导致经济利益主体突然失去稳定制度的基本参照，对新的制度到底是个什么特点也无从想象，因而出现了行为盲点，对未来无法作出预期与判断，在新的制度条件下表现出行为上的不知所措。生产者不知道该为谁生产，生产多少，生产什么，如何定价。经济利益主体对其所控制资源的唯一本能是尽可能地涨价，价格失去正确配制资源的功能。消费者由于对未来缺乏一个根本的预测与推断，悲观情绪占据主导，对手中持有的货币不知应如何支配，于是尽量控制非必需开支，减少需求便成为其第一反应。再加上经济市场化后，产品能否满足消费者需求成为决定企业生存的关键，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品没有销路。于是，从生产者与消费者两方面讲，生产的大幅度下降是必然的。
有意思的是，在实施激进式改革的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中，情况也各不相同。匈牙利和波兰的GDP下降幅度最小，而且恢复的最快。 波兰经济1991年停止下跌，匈牙利则在1993年停止下跌，而俄罗斯到1996年才见谷底。这又作何解释呢？实际上，这一现象更证实了改革环境的相对稳定性的重要。我们知道，匈牙利和波兰在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是较早实行改革的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其改革步伐最大，也最具实质性。匈牙利经济在剧变前几乎进行了除所有制之外的所有改革，市场化程度与剧变后相差并不大，因此，人们对剧变后的制度形式并不陌生，从而适应性很强，发生剧变后的恢复也很快。
中国过渡经济学用新制度学派中交易成本的概念（这里的交易成本相当于重新签约所造成的改革成本，包括所谓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将整个改革过程看作是一个成本——收益分配的比较过程，即当制度与产权的重新安排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实施这种新制度安排造成的成本时，改革便可能进行下去，这比较成功地解释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原因。但当它置身于世界范围的改革环境下时，是缺乏说服力的。对理论的普解性（Comprehensiveness）要求， 使得我们必须对这一经济思想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