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的体育空间研究与体育地理学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育论文,地理学论文,学界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修订日期：2013-01-15
1 体育空间
体育的发展与空间的关联十分显著。空间是建构我们是谁，是什么，所在何处等观念时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更确切地说，各种空间和地点的观念就是我们得以存在和沟通的基本条件[20]。
从约瑟夫·马奎尔(Joseph Maguire)的研究开始梳理，他在《体育、地方和空间》(Sport，Place and Space)中指出，时间和空间是人为建构的产物，他们很少是人们一般所认定为自然发生且必然存在的概念。人们生活在特定的空间中，并持续地通过时间概念来理解自己，而这些都有助于建构人们对自身的观感、人们身处何地和所处的时空向度[24]。在这样的立场下，体育在不同的时空就具备了不同的功能。纵观其发展历程，体育虽然总是保留若干特征(像娱乐、竞技以及艺术形式)，但这些特征却在不同空间范围内承载了不同的意义。犹如奥运赛场上中国女排以“国族荣耀”之名的竞技，之于学校排球场上女孩们追求欢愉的游戏。当女排运动员踏上奥运会赛场时，国族竞争的空间就被抽离呈现出来，运动员们就无法单纯地作为“游戏的女孩”了。
马奎尔是以足球在英国的发展为例，来探讨体育与空间和地方的关系。他认为，足球发展成为现今我们所熟知的体育项目或运动形态，是因为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这种转变所需要的各种条件[26]。马奎尔引用埃利亚斯(Elias)的概念指出，过去在本质上不受约束的足球，如今已受制于各种限制、规则之下，并在本质上产生转变。这种转变的动力来自于“相互导向且相互依赖的群体”[18]的出现，因为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和政治利益必须在一个更加高度控制和规律化的社会形态中，才能获得较佳的保障和发展。由此可知，当一个空间因为回应文化变迁而消失时，另一个空间将会因体育自身的改变而被创造出来。因此，足球运动若要继续生存下去唯有进行改变。换句话说，在既有条件和对以往环境的认知下它无法继续存在。因为新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都已经被工业革命、城市化以及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追求的新目标所形塑，这意味着就足球而言，空间的概念已开始改变。这一点对我国民俗、民间传统体育项目颇有启示，且不论民俗、民间体育规则化、市场化或国际化的价值判断，单就其自身的存续而言，运动项目的文化代理人可以直接修订章程，或是间接地将民俗、民间体育活动法典化、程序化，进而帮助民俗、民间体育由一种发散结构形态，转型成为较严谨、较守秩序的体育运动。更重要的是，“运动化”的过程能够将民俗、民间体育活动重新描绘为复制、控制社会文化的空间，强调具有现代性的价值。这么一来，人们的感觉、激情、情绪，都能在这种民俗、民间体育运动项目所限定的空间内，通过参与与观赏的模式获得疏解，项目才能在现代的文化空间内继续存在，甚至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马奎尔认为，体育在人类历史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且，体育的意义也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和变迁而改变。应了科克利(Coakley，2004)的话，即“体育从未像它在现今许多社会中一样，对人类生活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从未使各种体能活动和体育比赛与营利活动、人格塑造、爱国主义以及个人健康之间产生如此紧密的结合。在美国，组织化的体育已经成为商业、娱乐、教育、道德训练、男性特质仪式、技术转移、认同展现等多种元素的复合体，也是对国家或企业赞助者忠诚度的背书”[14]。在当代中国，体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马奎尔还指出，现代体育的意识形态层面也在20世纪历史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他分析说，虽然各种条件和环境脉络已经有所改变，然而，若能掌握该社会的体育领域中所存在的空间概念，人类的体育史仍可以反映出一套具有显著价值的常理[25]。在其看来，体育可作为一种文化展现的空间，因为，体育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某些方面和属性而展现与发展的。倘若体育对于运动员及体育爱好者来说具有某些意义，那体育与文化的联系就必然存在。体育与文化是不能被分离的，且体育通过文化才得以被建构起来。马奎尔将美国梦(American Dream)的观念作为体育与文化间存在联结关系的一个绝佳例证。他认为，美国梦的思想基调主要是纪律、竞争、爱国主义、追求卓越等。这些支配性的美国价值观通过与体育的联结，是非常的紧密且较少受到质疑。他进一步分析到，在美国，体育与美国梦的主要基调都有“追求胜利”的观念。然而，过度强调胜利会曲解了努力的过程，破坏参与的价值，产生了堕落或是作弊的可能性，且建构一条实际上仅供极少数人的社会流动途[24]。用艾岑(Eitzen，2001)的观点来评论：“竞争性和对胜利的渴求并非人类社会中的自然状态或者普遍状态。相对的，这些行为态度受到文化学习的形塑，并受到社会结构所影响。”[17]换句话说，体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展现的场域(field)。
马奎尔可以被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体育全球化论者，他的论述也启发我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发问：中国的体育全球化(尤其是美国化)是怎样的一个发生逻辑？关于这一问题，学界是有争论的。这个争论中占优势或主流的一方将其归因为西方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带来的体育消费文化，如NBA、NIKE乃至可口可乐……他们认为，正是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急先锋”利用跨国资本，打破了文化、国界的限制和障碍，与中国的体育消费者发生了直接接触。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作体育消费文化的一种“去疆域化”。这种取向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西方中心论”，从西方这个体育消费文化的中心，把体育服装、器材、运动项目规则、精彩的比赛(及画面)等传播到中国这样一个“边缘地带”。与其说“传播”，不如说是“扩张”或“扩散”。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上层”的体育消费文化制造者，创造着并向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消费者施加着其体育文化的影响力。与此观点相对的解释是，体育消费文化的推动固然有西方跨国力量的参与，但是，其终极的推动力量还是当地的每一个具体的体育消费者。这种观点认为，每一个个体的体育消费者都会有他对体育服装品牌、对运动项目、对体育比赛的独特理解。当这些体育商品和服务渗入到整个社会中时，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体育消费者都会将这些体育商品和服务加以转化，成为本地之物。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作是一种“体育在地化”的解释。其假设是消费者具有符号生产能力，他们能够生产和制造他们自己对于体育产品和服务的象征意义。这里，关键词是“符号生产”或“象征意义的生产”。通过体育消费者自己的解码过程，他们将体育服装、运动项目以及体育比赛等概念本土化、在地化。
以上两种观点貌似截然相反，一方认为，体育全球化正是西方资本主义把单一的、结构性的体育消费文化推向世界(包括中国)，造成了对其他国家体育消费者主体性的冲击，体育消费文化正在变得越来越同质化；而另一方则是把个体消费者视为世界的“核心”，正是他们创造着新的体育消费文化，回应着体育全球化对其造成的冲击，也使得世界体育消费文化越来越多样化。然而，本质上，两种观点都是关于体育空间的再造。本文认为，我们也应该关注位于两者之间的所有层次上的文化代理人，包括中国的体育企业、中国的“国际明星”、中国的民间体育协会等。体育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发挥作用，同时，还有某些体育“代理人”在这两者中间发挥作用。
从上述有关马奎尔的理论梳理中，可以归纳出体育与空间之间的关系。首先，空间是体育得以存在的基础，体育受限于空间的脉络中；其次，当一个空间因为回应文化变迁而消失时，另一个空间将会因体育自身的改变而被创造出来，换句话说，空间概念提供我们观看体育发展的一个基点；第三，体育是一个文化展现的场域，通过这个场域(空间或地方)，我们得以探究不同地区的体育发展。然而，在马奎尔的论述中，虽然提及却并没有注意到的是，对“空间”、“地方”、“场域”等概念的深入区辨。事实上，“场域”和“地方”(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景”)等概念，是当代西方学界探讨体育空间，乃至体育问题十分重要的概念基础。
2 体育场域
2.1 空间与场域的区别与联系
哈里森和多瑞什[19](1996)将空间定义为真实生活世界中的物理结构，事件和活动发生在这样一个三维环境中且彼此间有相对位置方向的关系；而场域则是一个包含行为适切性、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空间”。他们认为，在日常生活行动中，个人的“调节行为框架”依据来自于对“场域”的诠释，而非对“空间”的感知。个人虽然身处空间中，却是依照其对场域的感知而行动的。举例来说，空间与场域的关系就如同房子与家的差异。房子可能是一个挡风遮雨的地方，然而，家才是个人真正生活的所在。个人的行动依据来自于对“家”这一场域的诠释，而非来自于对房子这一空间的理解。据此，他们认为，空间只是提供社会互动的机会，而场域才能真正提供社会互动所需的现实。
在当代西方学界，场域理论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基本理论，在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2.2 布迪厄的“体育场域”论说
布迪厄一生至少发表了343种作品，还有大量论文至今未曾问世。其中，《论电视》、《世界的贫困》、《继承者》、《区别》、《社会学诸问题》、《再生产》的影响超出了学术范畴，引起了全球性的广泛关注与争议。特别是《区别》、《再生产》、《继承人》等著作中都有论及体育的问题。另外，20世纪70年代末，布迪厄在《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发表的“Sport and Social Class”一文，以及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Program for a Sociology of Sport”，都对体育场域、体育实践的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
2.2.1 体育是部分反映社会阶层的文化活动
布迪厄眼中的体育是什么？在其看来，体育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实践[13]。首先，布迪厄的主要兴趣之一是分析象征性的实践形成和再生产。在布迪厄的论著中，体育被当做生活方式的一种映像进行分析。除了体育中体现出来的社会不平等，体育还是肯定族群和阶层价值观的一种手段。体育象征性地促成了社会群体的存在。梳理布迪厄的论著会发现，“社会阶层”是必不可少的元素。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以及他们的“社会阶层”的差异，部分是受生活方式的再生产影响的。这些生活方式就包含了体育，因为体育具有特殊的可视性，也因为使用身体可以作为社会形态的表达。通过选择一个特定的体育活动，或者通过与体育有关的价值判断，生活方式重新诠释了“社会阶层”的存在。这与使用其他象征性的系统来生产社会区隔、复制阶层是一致的。
布迪厄还特别侧重于那些涉及斗争的社会逻辑的实践，即通过斗争来保持社会区隔或改变社会地位的做法。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群体的斗争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一些斗争(特别是政治的)，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其他的斗争是比较有限的，只涉及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体育则是被考量最多的这样的文化活动之一。研究者可以观察到反映在体育中的“客观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的客观结构”。比如，我国职工体育中存在一种“和领导打球”的困惑，恰恰反映了我国“单位制”的某些特征。虽然我国“单位制”的社会形态正逐步解体，走向一种“社区制”形态，但“单位制”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依然存在。比较突出的就在于单位型社会资本具有纵向性。所谓纵向性的社会资本，就是单位内部上级与下级、领导与成员形成的一种纵向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能够发生，原因在于一切的社会资源都由国家控制和垄断，国家通过单位对资源进行分配，这就使得单位领导拥有很大的稀缺资源配置权。所以，人们在追逐自己的利益、获取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稀缺资源时，就必须同单位领导搞好关系，而这种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换：上级通过对下级的保护和资源优先配置交换到下级对自己的忠诚和服从，以使自己的意图能够顺利贯彻；下级则通过对上级的效忠和服从获得资源分配的优先机会，在这种分配体制下，与上级的关系是唯一获得资源利己分配的途径[1]。此外，在单位制的影响下，每个单位人们彼此之间联系却不多，社会整体没有形成一个相互交叉的“网络”，所谓的“群众体育”更像是一种“蜂窝状”的形态。
总之，从布迪厄的论著中我们可以读到：体育不单单是一项文化活动，体育还像其他生活方式的元素一样，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阶级的部分反映。在布迪厄眼中，品味、阶级与文化资本不过是探讨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此外，布迪厄也提出了一套公式来说明日常生活实践是如何进行的，而所谓的实践在布迪厄的理论中解释成“人的实际活动”，绝非是马克思所用“praxis”来解释实践的意涵。
(惯习×资本)+场域=象征性的实践
这个公式是布迪厄观察西方社会文化演变的重要框架，也是他一向分析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所采取的方式。
2.2.2 部分自主的体育场域
布迪厄关于“社会空间的构建”的论说，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分析，来揭示客观的阶级现象。他使用场域理论来分析社会空间。场域是社会空间的一部分，有相对的自主权。场域不是单一的，它们彼此关联。场域以委婉的方式，提供资本相互竞争、互相比较、让资本得以转换的场所。布迪厄认为，贯穿场域的是“权力”，权力的类型则是由组成特定关系的各个在场域中占有不同社会地位的行动者所掌握的实际资本类型与资本力量综合决定的。
布迪厄认为，场域的基本构成因素在于特定空间中各个行动者的相互关系网络。在“Sport and Social Class”这篇专门论述体育的文章中，布迪厄明确提到了一个体育场域的存在。但体育场域的自主权(autonomy)并不像其他场域(如文学、艺术或政治领域)那样明显。首先，由于具备自己的历史，体育的场域是自主的。但与此同时，体育的场域与社会地位和社会斗争的其他场域是同源的，并且相互交错的。因此，体育场域只是部分自主的场域。这种部分自主性，也让从事体育和体育研究的人对“体育场域”模棱两可，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偏向谈论“体育空间”，而非“体育场域”。
布迪厄建议，在研究体育伊始，可以先画出关于各项体育运动的空间(the space of sports)，而体育的空间，首先联系于那个通过体育表现其自身的社会空间。体育场域中个体与项目的相对位置，虽不必然直接联系于从事该体育的行动者的阶级位置，但布迪厄仍强调，在体育实践和社会空间之间，存在实际上的同构对应。即使是同样一种体育运动，如果从事的人以不同的态度或社会方式从事时，就会取得学理上截然不同的意义。体育的社会意义会因为主导的社会使用者采取不同的操作方式，而改变其主要的意义[12]。这个“主导意义”往往便是官方、民间、各阶级与各族群团体争夺的对象。
2.2.3 场域内的资本与阶级轨迹
布迪厄指出，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它需要通过实践的积累，并且，需要具体化及身体化的方式进行积累。在探讨体育与社会阶层问题时，布迪厄不仅考虑到经济资本，同时，也考虑到了文化资本，这有助于解释社会群体的分布[7]。
他提到一个“阶层轨迹”[11]的概念，即历史地解释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通过个人生活史限定阶层代理人的个体变化。“阶层轨迹”导致“嗜好”。例如在法国，中产阶级年轻男子，选择壁球而不是网球，是因为壁球与经济成功和向上层社会发展的阶层轨迹有关联，他们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参与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发展轨迹或资本积累过程。由于轨迹不同，相同的社会地位可以有非常不同的行为，长辈与后辈轨迹的不同也影响着个体的抉择，因为，出身以及对未来的愿望都影响着阶层[2]。再比如，我国的中产阶级近年来也开始流行户外运动休闲之类的体育消费形态。但我们必须先了解的是，我国的中产阶级在面对带有休闲享乐意味的运动时，却仍然无法直接且坦率地彰显其中的享乐特质，而必须不断地以挑战自我、磨炼身体等工作伦理中受到称赞的价值来作为运动休闲的包装，这也说明了我国中产阶级在“劳动人”和“消费人”之间摇摆挣扎的阶级性格，由此也反映了中国消费社会中的“享乐”价值尚不具备绝对的正当性。而我国中产阶级的第二个阶级性格则是一方面作为消费社会中的消费主力，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引领运动休闲潮流的主要承载者；另一方面，却又没能从父辈承继关于休闲娱乐的品位，使其多半必须仰赖于对外来体育流行风尚的效仿，而有着快餐式的品位养成与生活风格转换特色，即出现了一个“嫁接起来的消费社会”现象。
布迪厄认为，阶级轨迹的构成与关键场域(如政治、经济、教育或文化)中的资本数量和结构有关。所以，体育并没有直接反映社会阶级斗争，主要的社会冲突没有真正表现在体育的场域之中，主要的社会斗争也不会发生在体育的场域。因此，我们还不能机械地使用体育来表达社会阶层、代表社会阶层。性别、年龄或特定的体育资本都可以决定体育中的对立和控制。
2.2.4 体育惯习
惯习(habitus，也称习性或生存心态)也是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一套秉性系统，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下，个人内化社会结构影响的结果。惯习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社会结构是如何体现的，社会结构如何决定和限制了各群体的实践机会，包括体育。
体育惯习的作用在于为社会和个体之间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系，在此概念中，布迪厄强调切身化的意义，并认为权力会通过身体被不断的再造。他更认为，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个人会无意识地将这种关系内化到社会结构之中。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一个“正在结构化的结构”和“被结构化的结构”[4]，两者是一体两面。惯习的“被结构化的结构”是说明惯习是被内在化和被心态化的生活结构，但是惯习另一面却是具备社会分类能力的客观性区别系统。
举例来说，对体育的品玩表面看起来好像跳出了社会的规范，是个人的一种选择。但事实上，拥有相同社会条件的人，通常有着相似的生存心态和生活方式，因此，品位或嗜好不过是社会教化系统通过文化资本在阶级间再造的一种产物。进一步说，体育消费需求是由社会教化生产出来的，社会行动者的“体育才能”或是“体育惯习”是社会培养出来的。其形成主要来自三方面影响，包括社会化机构(如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客观条件、个体的历史经验。布迪厄认为，体育惯习是行动主体在日常生活的实际行为中持续形成的，是一种隐形的规则，支撑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参与和对待体育。
梳理以上三个方面发现，体育对社会阶层的“部分反映”，主要是源于体育与社会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体育场域”与“社会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同形异构”的关系，因而，当特定体育活动在体育场域中的定位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便能发现某个特殊社会阶层的人较为偏爱某种体育活动，同时，其他阶层的人却不得而入[3]。拥有不同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的人，会在互动层面和象征层面上受到彼此之间在体育场域中相对关系的客观约束，从而在长时间的社会化历程中获得体现于身体之上的“惯习”[5]。根据与生活必需品距离的远近关系，不同阶级在认知评价、体育消费偏好与身体姿态上都会呈现出相异的“体育生活风格”。而对布迪厄来说，体育空间坐落在整个消费空间之中，无法置外独立，所以，我们能够发现，偏爱从事高尚体育活动的社会群体，通常在其他消费行为上也有着精致、奢华的倾向。因此，一般而言，下层阶层在迫于求取温饱的情况下，倾向于将身体视为维生的“工具”，体育对这群人来说，不带有超乎利益的特质，更像是一条寻求向上流动的捷径，追求的是体育效益的最大化。而上层阶级则将身体视为“目的”本身，他们反而不会把体育看得很严肃，可能偏爱不是十分激烈的活动，如爬山、高尔夫。
社会的变化，已使得一些学者尝试对传统的确定性解释进行突破。在他们看来，体育或其他类型的消费不只是反映社会阶层，还是形成新的群体的基础。体育、服装、音乐，就足以定义一种生活风格，通过外观的短暂链接将人们汇集在一起[23]。消费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特别是通过对社会(阶级、工作、冲突等)的解构。对于这些社会群体的新形式，体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体育文化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运动服装蔓延至生活与休闲领域；在几乎所有国家，体育赛事的收视率都排在电视收视率的前茅；此外，对体育的迷狂也正成为一种生活遐想。体育，特别是体育赛事，参与创造一个虚构的社会，超越了社会阶级划分。作为象征性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体育往往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社会不再被划分阶层，一个有效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接近没有阶级的社会。旧的传统的社会区隔看上去是旧时代的特征，而在后现代社会则是不合时宜的[16]。
布迪厄的论著对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示。当代中国既不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后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似乎更像是一个具备了“消费主义”的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虽然有着更加深层次的文化差异，但布迪厄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分析社会转型中的体育。他的观点是一种批判性的结构主义。我们不能武断认定随着阶级的作用、定义和感知的改变，体育与阶级的研究就结束了。在中国这片土壤，在特殊的社会文化结构下，体育是何样貌、体育与社会阶层是何关系还值得更加深入地探讨。
布迪厄的理论给予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几个独特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布迪厄的研究视角，不仅有利于阐明传统社会分层和体育之间的关系，理解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也是一种了解社会变化的方式。研读布迪厄的著作还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分类的转变。当以布迪厄的研究视角来考察体育时，或许会发现，在体育社会问题研究中现在经常使用的社会分类标准，如从儿童、青年到中年、老年人的分类，男女的分类，学历的分类，职业的分类等，其效能本身就是个问题。这些分类往往已经嵌入了既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反而使科学的分析变得模糊。布迪厄的理论与方法提醒我们，对体育的观察，不能单纯地只分析体育行为主体主观内在的心智结构，还必须探讨其与客观外在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开展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时，可注意以动态的视角、在社会观察的基础上反思体育所呈现的社会位置和结构，而不是仅仅在既定的、约定俗成的社会位置和结构中观察体育现象。
3 体育地景
如前所述，在马奎尔的论述中，并没有严格区分“空间”(sport)与“地方”(place)。首先要指出的是，“地方”(place)是西方学者研究体育问题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关于“地方”的概念也不甚明朗：区域取向上，主要是界定地方与其紧邻的区域；空间科学认为“地方”只是一个区位，不是具体只是描述的；人文主义则视“地方”为主体性、经验性的一种观念。综合各项说法，本文认为，“地方”乃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在体育研究中，是体育参与者将体育空间意义化的一种表现。换句话说，只要曾发生“体育事件”的场地、场景，便是“体育”的“地方”。
运用“地方”作为认识体育场域的基础概念，能补充对各地、各层面体育历史事件零散的诠释。体育被放置于“人”实际参与的意义和经验上，才能在权力脉络中被赋予空间意义。体育历史事件则发生在地域、区域、国家等各个空间度上。因此，理解“地方”，也是相关学科运用在体育领域上的重要任务。蒂姆·克雷斯韦尔(2004)认为，将人类创造的有意义空间改造成地方，投注意义于其中，以某种方式依附其上，“空间”就成为“地方”[15]。约翰·贝尔(1994)以“体育地景作为地方”的概念，进一步将发展一项体育运动的空间范围，视为一个地域性，有特殊细微差异或独特的地方感，其中，体育展演或观赏便是一种地方经验[10]。
随着研究的深入，地景(landscape)这一概念逐渐成为西方学者进行体育空间研究的又一焦点。皮尔斯·刘易斯曾说，地景是我们无心写成的传记，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反映了我们的价值、激情、甚至忧虑[22]。约翰·贝尔则认为，马拉松跑者、自行车爱好者或是足球观众的多样性和混杂性，短暂地恢复了地景。
以上两段引言说明了“地景”的本质对于整体社会或个人的价值与意义，而体育活动则是地景中颇具活力的呈现方式。但学术领域中对地景(landscape，或称景观)一词的使用，历来都未加以明确定义或规范，因此，一直都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地景(landscape)，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都可谓是一个美好的、却又难以明说的概念。哪怕是同一景象，不同的人也会有很不同的理解。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所处不同时空环境，受当时的典范影响，而有各自的见解和操作性定义。所以，在此本文并不打算涉入到这么一个无法判别是非的案件中，而直接由对于体育地景的讨论展开。
体育地景的多样与变化是现代日常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于纷繁的体育地景的相关阐释一直是少之又少、屈指可数的。直到晚近的“体育地理学”发展，关于体育地景的论述才成为极重要的一支。在宏观的地理学领域中，体育相关现象与文化地理学的关联更加密切，而在刚刚发展起来的体育地理学中，研究者们开展了更加敏锐和具有批判性的研究。迈尼希(D.W.Meinig，1979)曾撰写“The Beholding Eye:The Visions of the Same Scene” 一文，提出阐释地景时应该注意的要点。正如迈尼希所说“同一景象的十个版本”：地景是人所向往的自然，地景是人类的栖居地，地景是人造的工艺品，地景是需要科学分析方能被理解的物质系统，地景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地景是可以带来财富的资源，地景是反映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地景是历史，地景是美[6]。
约翰·贝尔1994承袭了他的主张，在其《Landscapes of Modern Sport》中套用(sport)Landscape as Ideology和(sport)Landscape as Wealth等概念，以现今文化地理学对于地景的处理方式，将体育地景视为是一种人类体育化(sportize)的文本，叙述人与体育的集体记忆，它牵涉到社会认同与信仰层面，并以体育地景中的记号、符号、影像或图像加以解读。比如，贝尔提出：1)体育地景可以被视为多种意识形态的反映。在某些国家，体育地景可能贴切地反映了国族主义。谁能造访1936年兴建好的柏林奥运会体育设施而不被它的纳粹标志所震撼呢？此外，体育地景可能也反映了社会中的男性宰制。体育地景因此可能被解读为充满男子气概的地景。再有，体育地景中的理性与量化也被许多女权主义者关联到宰制的男子气概。2)体育地景带来财富资源。除了高尔夫及富含田园迷思的板球和棒球运动外，要接受地景作为对资本主义抵抗的观点是困难的。体育地景常被展现为物质的、生产的经济因素之一。城市、区域和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体育为了吸引投资而吹捧、提高地方价值的形式。球场地景常被政府或企业以租金获利的借口加以发展。体育地景常和广告看板和企业营销有关。体育地景不只产生财富本身，它还能够以正面或负面方式影响其他财富，如相似的房屋，邻近高尔夫球场的房屋价值会高于邻近足球场的。
笔者认为，体育地景的概念，是对当代体育全新表现形式的一个全面概括。埃利亚斯曾认为，现代体育是一种新兴的现象，而非仅是人类早期体育的延伸或复苏。他特别强调“文明化过程”，并将现代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建立、高度稳定和中央集权国家政体不断控制暴力的现象联结在一起。这意味着，前现代的体育较不受正式条约规范，也显得更加暴力[18]。现代体育或后现代的体育则不然。体育地景的概念，对我们理解中国体育也有重要的意义。相对而言，现代体育发展成为地景之时，中国社会还沉浸在传统遗留下来的体育文化传统中，延续着从在地原生文化脉络所创造出来的身体活动(如武术、龙舟)。而且，严格来说，中国社会并未在自身的土地上经历西方社会中种种体育文化逐渐转型为“文明化”的过程，而是在列强挟带现代性的巨大力量强烈冲击中国后，才让现代体育的特质借助不同的文化模式与传播途径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到中国社会，进而成为具有主导霸权地位的“全球性体育文化”。当代中国体育并非由任何单一的团体如跨国企业或第一世界等所决定，而是由包括劳工、科技、资本、媒体文本以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流动与网络所造成的结果，体育地景则意味着当代中国体育发展的速度、强度、规模，深入且复杂地交织在科技、人员、金融、图像和意识形态等广阔的全球潮流中。
4 体育地理学：关于体育空间的学科发展
梳理了当代西方学界关于体育空间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脉络，我们不禁要问，有没有一门学科专门研究体育空间问题？体育地理学倡导者奥贾拉(Carl F.Ojala)曾在1994年述说道：“地理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体育地理学不是。它可能是地理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相信我，如果某些人愿意听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地理概念存在着。”[21]但有一些地理学者曾认为，体育地理学没有发展前途，不会足以构成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如后现代地理学的著名学者迈克尔·迪尔(1988)就主张，经济、社会和政治地理才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他认为关于体育的地理不是这个结构的核心，也不是地理知识该阐释的。约翰·贝尔则反驳说，迪尔似乎是忽略了体育既是政治的，也是社会和经济的这个事实，斯科特和辛普森-豪斯利也挑战了迪尔的观点，认为在研究领域内占有优势者总是想要指挥分支学科[8]。而奥贾拉则一直强调体育地理学是如何地具有吸引力，并且有相当的应用价值。
4.1 早期地理领域对体育现象的关注
据约翰·贝尔的考证，人文地理学者劳卢斯(Elisee Reclus)早在1876就在其《Universal Geography》中论述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英国板球运动；另外，在1919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发表过一篇由希尔德布兰德所撰写的文章，解释人们所从事的游戏和体育运动如何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这是一篇环境决定论范式下的文章。这是目前所知地理学领域中，针对体育现象的最早的论述[10]。
4.2 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主要是在北美及英国地理学界，地理学者出于对体育浓厚的兴趣，开始尝试以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体育问题。
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世界是个革新、爆发的年代。计量革命、空间科学等声音喊的震天，充斥在地理学领域的各个角落。学界对于承接自康德赫特纳、哈特向等绝对空间观点的传统区域地理论述产生强烈的不满，加上电子计算机的发明、统计学方法的盛行，于是强调空间数据验证，痴迷科学方法，采用相对空间观点的“新地理”，在地理学的舞台上抢占了一席之地。而正如约翰斯顿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地理学经历了一连串的哲学转变，许多附属地理学和专业地理学萌发，体育地理就是其中之一，体育地理早期的著作就是在探索体育特性的区域变异[10]。一般来说，体育赛事都有相当完整的记录，从一个长时段到年资料、月资料，甚至是日资料，都是完整不缺的，一些细节如球员的出生地、当天球场的湿度、温度、风向等，也都有记载。因而，有地理学者提出这些资料具有相当大的研究价值，也由此产生了许多有应用价值的体育地理学研究。
4.3 体育地理学地位的确立
1981年，美国《人文地理学辞典》在第三版中首度增列了The Geography of Sport条目，而在第四版(2000)中则持续列入，这象征着体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中的分支学科，根基已经打好，脚步已经站稳。先后两个版本的《人文地理学辞典》都强调体育地理研究的主题是“体育地景的研究”、“体育活动中变革的空间形态”以及“描述体育组织和体育地景变动”。
约翰·贝尔回顾体育地理学发展时总会提及约翰·鲁尼(John Rooney)，他是俄克拉荷马州州立大学的地理学者，一般认为他是现代体育地理学之父。他的学术声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早在1975年时提出的体育地理学分析框架。
图1 鲁尼关于体育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示意图
Figure 1.Analysis Frame on Sport Geography of Rooney
鲁尼认为，首先要采用主题式的研究方法。确认体育的原型区位、起源点、空间扩散、空间组织和区域化。其次，要采用区域的方法。描绘一个地域体育的详细情况；分析空间组织、投资以及收益的空间变量及区域化、与体育相关的空间内外交互作用，以及评估体育对地景的影响和对空间再结构的指示。再者，要特别把注意力放在体育地景的变化以及体育科技改变的冲击。而鲁尼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是将其研究结果以地理学的最重要工具——地图来表达，进而促成了体育地图集的问世，这已经在许多国家(如美国、法国、加拿大)产生了影响[8]。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体育地理学学者，约翰·贝尔原本的专业是地理教育和工业地理，后来方向转变为体育地理学研究。约翰·贝尔可以说是当代体育地理学的旗手，已经著有多部专著，论文也见于各大地理学术期刊。综观约翰·贝尔的论著，早期的作品目的在于确立体育地理学的定位，近期则努力传播体育地理学。他开拓多元的维度，甚至走出地理学之外，与更广泛的科学领域人士对话，鲜明地显示体育地理学的应用价值。
前面提到的奥贾拉则是地理学、体育的狂热分子，他从地理教学的观点来主张体育地理的存在必要。奥贾拉所学专业原本是气象学、气候学，在思索如何让地理学概念更加被学生接受时，他认为结合地理学与体育两者的课程与教学实践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另外，普莱德虽然不被归类为体育地理学者，但是，在其1981年和1995年的两本主要著作中，都将体育纳入了他的框架中。此外，还有世界著名的地理学者哈维(David Harvey)在其作品中也花费了相当的篇幅来着墨当代体育。某些优良的体育地理学作品则不是由地理学者完成的，而是由如历史学、社会学或是人类学领域的学者所完成。最好的例子就是文化社会学者艾希贝格，他关于体育空间和自然环境的作品已经被公认是最具有参考性的著作。人类学者斯普林伍德对于棒球地景的挖掘及所提供的见解，也是相当有趣的。更进一步的例子则是耶鲁大学前任校长吉亚玛提，他作品中对棒球地景的分析对于文化地理来说是有所贡献的[9]。
体育地理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顺应地理学的思潮，已经从原来偏重空间科学、计量、实证主义的方向，转到了注重文化、地景的部分。虽然体育地理学至今在人文地理学中仍然属边缘、小众，但发展至今也已经积累有一定质量的文献，并且，已有关于体育地理学的模式框架浮现。
4.4 关于中国的体育地理学研究
从体育地理学的国际发展现状看，体育地理学更多的是被作为地理学中的分支学科，并且已经站稳脚。中国的体育地理学研究也已经历了界定学科的特性和学科体系的阶段。而参考先后两个版本《人文地理学辞典》中体育地理学的研究主题，未来我国体育地理学研究的主题也应更偏重在地体育活动演变的空间形态、体育地景的研究、对体育组织和体育地景变动的描述等方面，类似研究如史兵对体育文化空间传播类型的研究及其从文化区域差异的角度对体育竞赛项目中的艺术表现力问题进行的探讨，再如谢燕妮等分析的羌族传统体育项目所处的、由独特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生产、生活、宗教、军事、娱乐等人文地理环境。体育地理学的研究中，核心概念应该是“文化区”和“在地化”，即在一个“场域”而非单纯的物理空间内，着重研究本土体育现象。虽然体育地理学仍然，乃至很长时间内都是一个边缘学科，但其学科交叉性、独特的分析视角仍然不失为解释许多当代中国体育问题的“良方”。
5 结语
在目前的体育文献中，体育空间、体育场域、体育地景、体育地方等概念的出现频率是颇高的，但众多使用者并没有十分在意其中的区别与联系。本文梳理了当代西方学界关于体育空间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脉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马奎尔是个不折不扣的体育全球化论者；布迪厄在20世纪80年代的体育社会学界几乎处于半垄断的状况；而约翰·贝尔可以认为是当代体育地理学的旗手。以他们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学者，对体育空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果说“空间”是一个基础的、宽泛的概念，阐明了体育存有(sport being)对时空的依赖，那么，“场域”就将“空间”内一个看不见的“社会关系”呈现在读者面前，“地方”及“地景”则是对当代体育全新形态的一个全面概括。这些概念虽然不是来自同一学科背景，但共同的指向其实都是体育存有(sport being)的空间问题。无论采用空间、场域，还是地方、地景的概念，研究者的焦点实际上都是关注体育空间里的“人”。
一直以来，人们始终不忘追问体育是什么，也似乎一直没有一个定论(事实上，也很难有定论)。体育就是这样，随着时空的变化，它的形态乃至本质也在不断改变着。换言之，体育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归入社会现实的。体育的含义和意义源于社会群体放置在体育实践中的价值观，即外部利益。在个人层面，外部利益主要是个人(如教练员、运动员)通过成功的表现获得地位、声望、权力和财富回报。在超出个人的层面，体育由学校、企业、地方政府、国家政策得到促进和发展，因为，体育被认为有助于传播更大的社会所认可的社会价值，诸如成就、纪律、团队精神、身心健康和良好的品格。所以，正如丘·弗兰克所言，体育是一种社会“制序”。体育的构成是人为的结果，是社会建构的。或许，解决了体育存有(sport being)的空间问题，不仅有助于体育地理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也有助于我们从更新的视角理解当代中国的体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