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183;后发展#183;人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66 （2000）05—0064—05
一、理解知识经济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创造经济，正像有科学技术才有生产力一样，本来不过是指认了人类历史、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的人类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事实。但是，“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 ）却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高度密集的现代化水平之上的经济形式。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在一份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1996）的报告中所作的定义，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在知识经济中，网络技术的迅速扩展促进了知识与技术的开发创新，高技术成为首要的生产力并且影响和渗透到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方方面面，知识的生产、交换与消费成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中枢，知识、技术与经济之间的关联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人类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日益步入知识化和智能化，相应地，整个社会资本也加速流向高新技术与相应的服务行业，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并且日益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据支配地位。
怎样看待知识经济？如何评价知识经济的历史意义？学术界存在着很大争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正面临着全球性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德鲁克在其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1994）一书中主张将知识经济称为“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 他认为知识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市场经济的经营模式已从资本性的经营转变为知识性的经营，相应的阶级冲突关系也从古典时期的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转向知识阶级与无知识阶级的冲突。马克思曾认为工人之所以与私有财产无缘，就在于他们并不拥有不变资本及其生产工具。从现象上看，在知识经济时代，不变资本及其生产工具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似乎已不再是主要的，代之而起的是劳动者的知识能力这一马克思还没有作出足够估计的要素。问题在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本身就已经成为了资本，且是具有直接生产力效应的资本。从表面上看，知识似乎不是物态形式的资本，是无形的，但知识经济却赋予了知识以巨大的有形价值。知识与资本的结合以及直接伴随的财富效应确实导致了一些新型的富裕阶层的产生，但这一阶层对当代社会发展无疑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对社会其他阶层的关系也主要是榜样示范与文化影响，而不是阶级对立。而且，马克思认为，依赖于科学技术、刺激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转向知识经济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可见，知识经济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根本变化，而只是其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就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刺激的科学技术发展出现了一次巨大突破，而科学技术也借助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呈现出强烈的全球化态势。
知识经济确实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以及市场经济形式的新的变化。知识经济将从根本上改变西方近几百年来所形成的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模式。这在当代发达国家、特别是“经合组织”国家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传统农业的比重逐渐下降，建筑业和以汽车、钢铁为支柱的现代工业体系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统治地位也正在发生动摇，代之而起的是以计算机、新材料、新能源以及生物工程为支柱的知识性产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在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最近几十年，其知识产业的发展一直呈现迅猛发展态势。以美国为例，其知识产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1958年是30%，1969年则飙升至60.4%。[1](p72)现在，至少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这一比例都已超过60%，而如果将与知识经济相关的服务业算在内的话，这一比例将更大。
二、知识经济对后发展国家的严峻挑战
与传统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具有特别明显的优势。传统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都属于一种受资源稀缺限制的经济形式，而知识经济因为知识发展的无限性以及使用的非消耗性从而摆脱了资源稀缺的限制，呈现出一种持续递增甚至加速发展的态势。而且，相对于传统农业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往往是建立在剥夺自然资源因而直接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言，知识经济因为其运作过程不必依赖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并且本身还可以开发出新的可利用的资源，从而与人类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相一致。但知识经济的实施实际上也对人的状况、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制度背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使是在知识高度密集、经济发展程度相当发达的美国硅谷，知识经济也仍然属于一种风险经济，因而对于经济风险承受能力脆弱的后发展国家来说，盲目发展知识经济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知识经济作为智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凭靠人的素养作保证，但无疑后发展国家的国民素养还难以提供这一保证。如果说后发展国家在有的技术项目与路径上还可以通过利用准确的决策、投入以及政策保证等等途径，从而降低甚至克服掉经济风险的话，那么，其普遍低下的国民素质状况恐怕是难以逾越的难题。这也是后发展国家在面对全球性知识经济的挑战时必须特别注意的问题。
后发展国家尚缺乏实施知识经济的条件，盲目地认同、并且急切地实施所谓知识经济，本身也不符合后发展国家的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发展国家就有理由拒斥知识经济，这就像不能、也无法拒绝全球化一样。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实际上也是全球化资本主义以及跨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表现形式，它就摆在所有人类面前。知识经济的铭言是：“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在这方面，如何解放整个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包括提高国民的素质，等等，都是后发展国家在面临知识经济挑战时必须认真考虑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后发展国家既要充分地意识到实施知识经济的不利的以及不公正的内外部条件，更要高度重视知识经济的进步意义。因特网确实是西方经济现代化的产物，但作为一项知识及信息密集程度甚高的便利技术，确实又直接满足了人类求知及沟通的需要。知识经济确实属于高技术经济，但正因为它对高技术的依赖从而弱化了它与工业化基础的联系，这其实也给后发展国家寻求一种摆脱和克服工业化的限制及其弊端、并以较快的步伐进入现代化行列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后发展国家完全可以跳过相对落后的工业化水平，确定一些高技术起点的项目，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另外，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知识经济本身就属于一种并未成熟的经济形态。如果说成熟的知识经济应当是各种有利于提高利润并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高科技行业都有恰当的发展机会与空间的话，那么，整个知识经济并不就仅仅只是以信息产业为主，而应是多个高科技产业多样互补、齐头并进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扬长避短，有所得有所不得，通过扎实努力，后发展国家完全可以异军突起，发展出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识经济来。可见，挑战与机遇并存，主动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并由此深入反思后发展的现实，那么，后发展国家也完全有可能抓住这一机遇，步入知识经济行列。
三、“知识”即对知识的创造与创新
知识经济就其内在要求而言，尤其取决于人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形成。所有的经济形式都对人提出了一定的知识要求，但只有知识经济是直接建立在人的知识能力之上的。农业社会的人只需掌握一定的种植技术，工业社会也只需一定的专业生产技术，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人的知识的要求空前提高，知识经济是“社会把力量集中在系统性地在前所未有的水平上收集、综合和传播知识”[2](p49)。而且，不管是在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知识主体的知识能力并不意味着能够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条件，个人的财产占有关系仍然支配着知识与人格的关联，与此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个人的发展。科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源自于科学趣味而不是来自于经济利益上的刺激与鼓励，人的创新要么处于被压制状态，要么处于某种片面发展状态。知识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当代形式，则通过把知识纳入首要的经济要素，唤发起人们极大的积累知识、运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积极性。如果说知识经济在内涵上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有着某种质的区别，恐怕也就在于知识经济直接取决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
当然，知识经济也要求改变人们对知识的既定理解并在此意义上确定着作为知识经济主体的人的知识活动。
在人们已经形成的关于知识的理解中，大概有两种类型的知识观。一种知识观大体属于工业社会的知识观，它把知识看成是一种对象性的、具有客观内容的、可以学科化的知识形式。《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所给出的基本上就属于这样一种知识观：“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科学研究中获得的对事物的了解，其中可靠的成分就是知识。”[3](p1169)按照这一定义，第一，“知识”必然是某种成形了的东西，至于人们那些难以表达出来的主观想象、体验等等，就不能叫做知识了；第二，这种“知识”主要是属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基本理论，它也可以成为技术并运用于工商业，成为“经济”，但总是需要一定的中介条件，一般来说，在“知识”与“经济”及“技术”之间总是存在着一段距离的；第三“知识”总是一种已经确定了的知识，是建立在既定原理体系之上的客观知识，人们只须尽可能去掌握其知识理论，至于形成这一客观知识的道理及条件则往往被排除于“知识”范畴之外，而正处于科学研究与探索阶段的东西也是不应该看成是“知识”的。
第二种传统的知识观是属于农业社会的知识观。如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为“知识”的东西，虽然潜存着一种人的力量，如王充所谓“人有知则有力”，但这种力量主要源自于某种政治社会所赋予的教养与身份。这种“知识”，乃是对道德伦理传统的习得与内化，与实用技术之类东西是绝不相“类聚”的。对中国文化传统而言，说“知识”是“经济”，是几乎所有的“知识人”都不会答应的。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知”主要是伦理之知，所谓知书识礼，明仁义之道、中庸之道、性理之道，至于向外求诸的“自然之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即使有，也不过被纳入了诸如“助人君顺阴阳教化”之类并不被看好的巫术妖道、雕虫小技之列，绝无独立性。因此，在实现对知识与经济的整合性理解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摆脱那种重情感伦理、轻客体自然的传统观念的限制。
但是，相对于知识经济中的“知识”而言，上述两种知识都显得“不够用”。首先，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相匹配的伦理之知，实际上早已被工业社会的知识观所超越，并不在“知识”的范围之内。它即使发挥着某种作用，也已经转化成了与法治社会及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理意识。在法治社会，对于知识主体来说，一旦超越规则，自有他律式的法治干预，勿需将某种仅只具有自律性的道德意识看成是一种他律式的规范。当然，伦理也可以干预知识经济，但这种干预只是属于一种外部的、评价式的干预，是对于知识经济合法性的前提批判，而不可能影响到知识经济的具体操作。知识经济所要直接超越的还是工业社会中的知识观。50年代，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鉴于已初现端倪的知识社会，提出应当将知识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编篡性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另一类是“意会的知识”（tacit knowledge）。前者是可以通过数据、语言及图形处理的知识，工业社会所认可的知识大体就属于这一类。后一类知识则无法实行系统化和语言化处理，但是，这类知识关涉着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文化无意识的经验、体验、潜能以及想象力，同样也是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知识性力量。按照这一分类，事实上在工业社会所认可的那些“知识”都可以成为知识经济的数据与语言，它将占据整个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的绝大部分。而“意会的知识”则仅仅在知识经济中占据极小部分。单是这种分类就已经说明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已经突破了以往那种客观性的知识。如果说先前那种“知识”与技术之间还存在着很大间距的话，那么，知识经济则直接将这种知识技术性地处理了，因此也市场化了。从前，“知识就是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句鼓舞人心的思想召唤，在知识经济时代则变成了现成的事实。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只有与一定的经济形式相结合并释放出尽可能大的市场效应时，才是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且，知识的技术化也打破了先前的某种知识归属于某一专业的状况。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变成了“复数的知识”（knowledges），仅仅属于某一个知识领域的专家并不是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英雄”的充分条件。与通过数据与语言就可以处理掉的所有工业社会的“知识”相比，实际上，知识经济更为看重的倒是那个在整个知识经济生产中占有极少比例（一般不超过3 %）的“意会的知识”。这些难以数据化、语言化和图形化的“知识”，是传统的“知识”所没有包含的内容，但恐怕因此也是具有更大的创造性与知识生产力的知识。
四、如何实现人的创新
知识经济所要求的“知识”实际上是对当代人的创新能力的要求。首先是要敢于创新，善于发挥自身的潜能。如果循规蹈矩、亦步亦趋，将知识看成是现成的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一步，是不可能实现知识创新的。在知识经济中取得成功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现有知识体系的反叛者，这些人往往在一般人都容易忽视或轻视的地方发现机会并创造机会。试想，如果按照正常的学业进程，比尔·盖茨今日也可能成为一位受学界认可的博士或教授，当他放弃学业，一头扎入在当时看来形如儿童游戏一样的软件开发时，他也许并没有想到过去成为今日网络行业的领军人物。问题在于，或许比尔·盖茨一开始就不自觉地悟到了知识经济的奥秘，而恰恰是这一点一开始就注定了他日后的成功。有人说知识经济是奇才怪才的天下，这话听起来似乎并不顺耳，但确实道出了知识经济对于创造性人才的依赖。造化使然，人总是具有许多方面潜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正开发出了这些潜能。近现代科学总是强调学科分治，但做出杰出成就的往往是那些从一个学科跨入另一个学科的人。从一个学科向另一个学科的转移，实际上就是通过知识的对话与融合从而实现着知识的再创造，是知识量与质的同步增长。
其次，创新的前提往往需要必要的综合，没有勤奋努力，就难以实现创新。总指望一点灵感、一点火花就可以干出惊天动地的业绩来，表面上看是在表达某种热情，实际上常常是属于懒惰浮躁、好高骛远且异想天开的表现。创造性工作当然需要灵感与火花，但更需要勤奋踏实、扎实工作。一个观念、一个想法经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但之所以形成一个观念或想法，却是长期积累与思考的结果。知识的创新从形式上看往往是对既有知识形式的超越甚至抛弃，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知识形式与旧的知识形式无任何联系。要实现知识的创新，首先就需要我们对既有的知识有一种全面的理解和洞悉。我们平常总把综合与创新联系在一起，是确有道理的。其实，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对既有知识的利用与整合，是通过高技术将现有知识推向市场、推向公众的过程。缺乏相关的知识背景，也不可能成为知识经济的专家。对既往知识的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与通晓，实际上是知识经济的一个内在要求。
再次，应当在实践与市场中实现创新。这是知识经济的必然要求。按照知识经济，一种知识假若缺乏与实践、市场联系的通道，本身就不属于知识经济中的“知识”。知识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成果，本身也应当回报于对世界的主动的实践变革活动。知识经济的特点就在于将一切都能称之为知识的东西技术化、市场化，从而使知识真正成为有用的东西。市场的需求是知识创新的契机与前提，市场本身也激活了知识的价值。实际上，如果不与实践活动相关联，仅靠知识的自身创新，往往只是一种体系性创新并且只能形成一个新的自我封闭的体系。其实，所谓“新的体系”往往只不过是概念的变换，而不是真正的创新。
最后，除了以上的要求外，我们觉得知识经济对人的更重要的要求在于：绝不能走向知识崇拜，人作为知识及知识经济的主体，一定要把自身看成为主体。“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似乎可以看成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响亮口号。然而，通过知识或者仅仅通过知识是否真正就能获得解放？恐怕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反省的问题。知识可以使我们获得解放，但同样也可能使我们陷入新的束缚与异化。我们前面赋予了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以不同于传统知识观的内涵与理解，但即使如此，知识恐怕仍然只是人能够获得解放的手段。就目前情形看，知识经济对人类的意义恐怕仍然只能是：“通过知识获得生存！”知识远没有、也不可能直接赋予一种全面的人性力量。我们之所以要将知识的理解与人的创新结合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强化知识的合人性的层面，这同时也是对知识的一种期待与规范，是实践活动着的人对知识的一种要求。如果说知识的本质仍然在于资本，而且本身就已经取得了全球性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权力资格，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仍然存在着异化，而且是一种被表面的知识繁荣现象所遮蔽着的异化。知识本身确实只是手段，但问题在于究竟谁拥有这一手段。知识即力量，同时也意味着知识即权力，这一权力既意味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外在物对人的生存的宰治，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对非西方以及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与排斥，当然还意味着一个新的权贵阶层对普通平民生存利益的剥削。知识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至今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同时也是中立性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掌握着知识经济主动权的人本身就是中立的。如果说知识分子始终应该是推动社会公正和进步的肯定性力量，这也绝不意味着所有掌握着知识的人都有理由被称为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知识经济的道德批判与阶级分析仍然是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对人类发展的当下状况有一个基本的识别，从而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种物化活动都不可能真正代替人自身的全面解放。
收稿日期：2000-08-17